從大型國有企業建立的過程來看，這些企業都是舉全國之力，經過艱苦奮斗艱難探索建立起來的，不應該拱手讓給寡頭或者外國勢力。中國的歷史是延續的而不是斷裂的，我國至少從周代就已經建立了國有企業，堅持國有企業是我國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在經濟上的表現。

　　清朝洋務運動中國有企業發展有關情況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指1861年(咸豐十年底開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內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改良運動。洋務派主張利用取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發展新型工業，增強國力，以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對中國邁入現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礎。

　　洋務運動的內容很龐雜，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并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是其主要內容。從60年代開始開辦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國第一個較大的官辦軍事工廠，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全廠約2000余人，主要制造槍炮、彈藥、水雷等軍用品，同時還制造輪船，1867年后開始制造船艦。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創辦，全廠約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戰艦為主。安慶內軍械所是清政府最早開辦的近代兵工廠，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在安慶創建，廠子規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彈、火藥、炮彈等武器。除創辦上述一類工廠外，還派遣留學生學習技術。但是，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

　　于是，洋務派在“求富”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采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唐山胥各莊鐵路、上海機器織布局、蘭州織呢局等民用企業。與此同時，洋務派還開始籌劃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軍。在洋務派控制了海軍衙門以后，又進一步擴建北洋艦隊，修建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

　　關于晚清時期中國出現了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經濟革新自強運動。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嗤之以鼻，他們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進行分析，論證晚清這些國有企業“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沒有按照真正的市場原則”，“最后失敗是必然的”等結論。真所謂“站著說話不腰疼”，按照專家們的意見，一個孩子，如果不是三頭六臂，包打天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那無論如何是到處都存在缺陷的，不按照他們的方式，最好不要生下來。大清帝國最終卻是使失敗了，所以這些專家再怎么分析大清都反駁不了。

　　問題在于：1.晚清這些國有企業所處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環境和歐美企業難道是一樣的嗎?國際競爭比的是綜合國力的競爭，不是單純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從具體的企業來看，我們很難看到晚清的國企到底哪里競爭不過歐美的大企業。但是隨著晚清軍事上的失敗，你企業辦的再好，也維持不下去。是軍事上的失敗帶來企業競爭上的失敗，或許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2.為什么在晚清風雨飄搖之中，是國企而不是民企崛起呢?按照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意見，企業家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這也許是真的。但是為什么晚清崛起的大企業都是國企而不是民企呢?難道政府禁止民企去從事這些行業嗎?回答是否定的，晚清政府并沒有禁止民間從事工商業，相反還積極鼓勵支持。但是辦企業不是靠你一腔熱情就可以的，需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付出驚人的努力才行的。就晚清而言，辦這些大企業至少有這么幾點風險：一是資金的風險，這些大企業都需要極其巨額的資金，這已經超出了民間資金承受的極限;二是市場的風險，民間資本是逐利的，但是辦這些大企業風險很大，但是盈利前景不確定，民間資本不敢輕易進入;三是政治軍事風險，是國家政治、軍事上的失敗會帶來巨大的風險，而這些風險也是單純的民間所承受不起的。那么結論很簡單明了，在晚清當時的情況下，唯有政府才能承擔起承辦這些企業的責任。靠自由派知識分子推銷的什么民營資本，估計這些企業根本就不會出現。

　　抗戰時期國有企業、國家資本規模擴張的路徑、成效及意義抗戰時期國有企業、國家資本規模擴張的路徑、成效及意義(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近代國家資本企業是國有經濟政策的直接產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有著手建立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經濟體系的初步打算。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的十年中，國民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會議、決議、文件，并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管理機構，制定了具體施行國營經濟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資源委員會的設立，標志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有經濟政策，已從意向階段進入具體的組織實施階段。

　　另一方面，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促使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將發展國防經濟，以支持迫在眉睫、一觸即發的戰爭局面，建立有效的國有工業體系作為建設足夠強大的國防經濟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到抗戰前夕，以重化基本工業為中心，建立國家直接經營的重化工業企業、基本工業企業和國防工業企業，作為南京政府最基本的國有經濟政策，已經得到完全的確立和強化。

　　資源委員會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主管國企國資的重要機構。1935年4月，資源委員會由前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而成，其立之初即擬定一個了重工業發展五年計劃，計劃投入2.7億元，開發冶金、燃料、化學、機器、電力五個工業門類，該計劃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支持，1936、1937年資源委員共獲國民政府重工業撥款3000萬元，到抗戰爆發前，資源委員會接收及新建的企業已有23家，盡管其中近一半企業并未開工，但戰前國民政府實質性國防重工業建設，就是資源委員會進行的各項工作。

　　整個抗戰期間，資源委員會采取獨資、合資、國有參股等方式，迅速建起一批重要的工礦企業。資源委員會以及所屬的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規模擴張的路徑及成效，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持續膨脹的最好縮影。

　　其一，在抗戰初期有很大發展。1938年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開始形成真正的生產力，新增企業達37家，企事業單位總數增加到63家，盡管因各種原因開工及者僅為22家。

　　其二，從資源委員會投資企業的數量遞增情況看，1939年到1942年，其企業建設活動發展迅速，累計投資企事業單位數， 1939年78家，1940 111家，1941年126家，1942年134家， 1943年到1945年三年中，新成立的企事業單位僅25家，但如果把資源委員會從成立到抗戰結束，以各種形式存在過的企事業單位全部加起來，其總數竟達到191個，除去事業單位及管理機構15個，投資企業數達176家，由于接收企業部分不一定都追加資本，這個階段隸屬資源委員會企事業單位的總數可能更大。表明整個抗戰期間資源委員會的企業在數量始終保持著持續上升的態勢。

　　其三，從投資方法上看，資源委員會的擴張能力也十分強，191個單位的企事業中，屬于資源委員會獨資并主辦的共112個單位，合資并主辦的36個單位，合資不主辦的18個單位，合資經辦情況不詳者21個單位，除去15個獨資事業單位，資源委員會獨資并主辦的工礦企業大概是97個單位，而各類合資企業相加大致上是75個單位。也就是說，在戰時資源委員會的國有企業擴張中，合資企業大致上占有44%的比重，資源委員會戰時增設和參與的企業。

　　其四，從資本投資以及產權結構上看，是以國有獨資經辦以及與地方政府合辦為主，參股主辦或者參股不主辦(即控股或參股)為輔。這說明，戰時資源委員會國有企業的急劇擴張，除了以有限的國家資力，創辦一些重要的國有獨資企業外，一個相當重要的途徑就是與各省政府、或者是中央其它部門合辦企業的擴張。

　　從路徑上看，資源委員會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規模擴張，不僅達到擴大了國有資本效用的初衷，對于整合戰時條件下的經濟資源、政治資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成效看以資源委員會為主體的戰時工礦業體系的建立，不僅奠定了抗戰時期國防工業的基礎，而且對后方經濟建設整體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其最大意義就在于它所形成的以國有企業、國家資本為中心的國有體制，有效支持了戰時財政，扶植了戰時經濟。因為就當時的中國國情看，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化已經形成了主要危險，后方經濟建設所奠定的物質基礎，對于挽救民族危亡，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具有極大的意義。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

　　在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國家規定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并以此為中心，進行財政、信貸、市場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計劃規定的任務。1953年底，鞍山鋼鐵公司大型軋鋼廠等三大工程建成投產。1956年，中國第一個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生產出第一輛汽車；中國第一個飛機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中國第一個制造機床的工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建成投產。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連接了長江南北的交通。1957年生產鋼 535萬噸，原煤 1.3億噸，糧食1.95億噸。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3%，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1%，農業為4.5%，工業為 19%（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五年中，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52.1%，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11.9%，工業物質消耗降低2.3%，每百元產值提供利潤17.1元；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9%。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增長4.2%，其中，農民3.2%,職工4.9%。同時，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生產力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到1957年底，各項經濟建設指標，一般都大幅度超額完成，特別是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喜報頻傳。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國內地同邊疆的聯系，也便利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從此，我國開始改變了工業落后的面貌，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邁進。

　　1998年國企改革成效

　　國企改革被稱作"最難啃的骨頭"。在最困難的1998年，2/3以上國有企業虧損，全國國有企業加起來的利潤才213.7億元。有學者甚至依據當年的全國基本單位普查數據，得出了"國有企業對于效率具有明顯的負作用"的結論。

　　1998-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帶領國有企業實施了改革脫困3年攻堅，通過債轉股、技改貼息、政策性關閉破產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減輕企業負擔，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促進國有企業的優勝劣汰，實現了國有企業的整體扭虧為盈，為國有企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在"抓大放小"、"有進有退"、"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不斷優化。以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為例，1998-2006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從7.49萬億元增加到13.52萬億元，主營業務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10.14萬億元，利潤總額從525.14億元增加到8485.46億元。2007年，全國國有企業上繳稅金1.77萬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34.5%。與2002年相比，全國國有企業戶數雖然減少了4.36萬戶，但營業收入、實現利潤、上繳稅金分別年均增長18.7%、36%和20.4%。

　　歷史的啟示：

　　一、從清末以來，面臨著西方列強強大的軍事、經濟沖擊，滿清、民國、新中國不約而同的選擇了發展國有企業，以此作為迅速壯大經濟實力、振興國家的主要途徑。事實上，這是唯一的可以選擇的路徑，舍此別無他途。在中國軍事、經濟實力總體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單純依靠民營企業是靠不住的，注定只是天方夜談。事實上，這些國有企業的存在，確實是整合國家力量，迅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為捍衛國家獨立和生存、發展作出了巨大的關鍵的作用。如果不考慮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不考慮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單純的依據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照本宣科什么“自由主義經濟學”，那注定是有害無益的。

　　二、既然這些國有企業是歷經千辛萬苦，經歷種種考驗，甚至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那么，理所當然也繼續由政府掌握，繼續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如果說誰要將其私有化，將國企轉化為私有財產。那么我要問：憑什么?當年先輩歷經千難萬苦、艱苦創業帶來的國有企業，你又付出了什么努力，憑什么將其據為己有?這難道是公平、公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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