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樹立先進典型(注意!是先進典型，而不是落后典型)，用先進典型引路來推動工作是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所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重要工作方法。這個方法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對提高廣大黨員和群眾的覺悟，純潔黨風，淳樸民風，團結人民，鼓舞斗志都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究其原因，就是毛主席所樹立的典型，無論是個人如張思德、白求恩、老愚公、雷鋒、王進喜、焦裕祿，還是集體如大慶、大寨、人民解放軍等等，都是從實踐中產生亦即都是“從群眾中來”的，都是在思想、作風、紀律、組織、干部、實績等各個方面都過得硬的，因而都令人信服，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樣的典型一經樹立，便會在實際工作中發揮巨大而長遠的教育、示范、激勵與帶動作用。毛澤東時代黨風正、官風清、世風好，整個社會團結互助、積極向上，與這些先進典型的教育、示范作用有著直接的關系。所謂“一個榜樣一桿旗”就是這個意思。

　　精英掌控黨和國家最高權利后，他也樹立典型，用典型引路。然而，他不是從先進中選先進作典型，而是從落后中選最落后的作典型，結果選了全國最落后的村莊即所謂“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小崗村為全國學習的榜樣。關于小崗村的極端落后，和因選取小崗村為全國學習的榜樣而導致的種種惡劣后果，30年來先后有不少媒體和正義人士作過披露。在這里，我只從中選擇幾個事例加以證明。

　　(一)自然條件優越的村莊，成了連續23年的“三靠村”。

　　所謂“三靠村”，按小崗村“血手印”英雄們的解釋，就是“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無論是從歷史記載，還是“血手印”英雄們的自述，從實行農業合作化的時候起，直到分田搞單干止，在23年中，小崗村一直(所謂“一直”，就是中間不曾有間斷)是這樣的“三靠村”。換句話說，在長達23年的時間里，小崗村不僅沒有向國家作一粒糧、一分錢的貢獻，而且還要別的人來供養它。因為，那些返銷糧、救濟款和貸款(貸款到了小崗村，從來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即只貸不還的)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他人用辛勞和汗水換來的。

　　也許有人要問：在長達23年的時間里持續地保持“三靠村”的狀態，那是不是因為小崗村如同大西北、大西南的某些村莊那樣自然條件太惡劣了，因而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事實上，小崗村地處皖東平原亦即江淮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墑情好，自然條件相當優越。特別是小崗村當時擁有人均耕地4.29畝，這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山地多而平原丘陵少、人平耕地只有一畝多的國度里，是全國都極少有。關于小崗村自然條件的優越，在下面將要引用的，“血手印”英雄之一的，現任村委會主任關友江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反映。以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作基礎，小崗村完全應該像全國絕大多數村莊那樣，不僅自己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溫飽日子，還能為國家多作貢獻。然而，在長達23年中，小崗村不僅沒有給國家作過任何貢獻，反而要國家年年為他們作貢獻。這個反差，實在是太大了。

　　于是有人又要問：這究竟是為什么呢?答案很簡單，是因為小崗村整個村莊從干部(這是主要的)到群眾，思想都太過自私自利，太過落后和狹隘保守。這是它成為“二十三年‘三靠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這從下面幾個部分的分析中將可清楚地看到。

　　(二)簽“血手印協議”源于極端的自私自利，目的是確保不再“吃虧”。

　　在精英們向全國農村的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高調推出小崗村這個“先進”典型時，他們異口同聲地制造了一個神話：“血手印英雄”們之所以簽訂那樣一個協議，是他們都先知先覺地知道了農業集體化的弊端，因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私自分田搞單干;也因為如此，他們才堪稱全國農村的黨員、干部和群眾學習和效仿的榜樣。由于當局控制了所有的宣傳輿論，又眾口一詞，且不厭其煩地進行著重復宣傳，因而許多人都相信了這樣的神話。即使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精英們仍然不改初衷，繼續將神話進行到底;許多不了解真實情況的人也就一直被這樣的欺騙宣傳所迷惑而不知就里。

　　事情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真實情況是，他們18個人，都是當時生產大隊和部分生產小隊的干部，是該村黨員的主要部分。23年的“三靠村”，主要就是由他們極端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所造成的“杰作”。但是，他們并不思悔改，更不思進取，而是頑固不化地要將極端的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進行到底。正是在這樣思想的支配下，他們才背著全村絕大多數社員，也背著上級黨組織，私下里簽訂了那個所謂的“生死協議”。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保今后的農活只為自己干，今后的收成全部都由自己得，不再讓任何人(比如勞動力少的人家、患有疾病需要扶持的人家、五保戶軍烈屬等等)占自己的便宜，不再為他人“吃虧”;同時對外仍然保持“三靠村”的“光輝”形象，不必為國家作什么貢獻。

　　在簽訂那個“協議”時，“英雄”們心中難免有惴惴感。因為他們雖然極端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決不肯做拔一毛而利他人、利國家的事。然而，他們畢竟是黨員和基層干部，多年來參加過一些上邊的會議，了解黨的政策，基本的是非對錯還是知道的。他們那樣背著絕大多數群眾，更背著上級黨組織，公然破壞黨的組織原則，與當時黨的農村政策相對抗，擅自分田搞單干，既沒有經過群眾民主討論，更違背了黨的組織紀律，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是大逆不道的。因而，他們醞釀和簽訂協議的過程，都只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然而，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精英們為了變天，他們要找實際事例作支持，小崗村因為最適合他們的政治需要，于是被發現了，并被充分地利用了起來。就連“血手印英雄”們也意想不到，他們不僅一夜之間從黨的理論和政策的背叛者、黨的組織原則的破壞者變成了名噪全國的“英雄”，他們的那個所謂“生死協議”也成了稀罕物，被精英所控制的國家博物館所收藏。這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事，竟在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里實實在在地發生了，要講“神奇”(關于“神奇”，下面還將說到)，這難道還不“神奇”么?

　　借此機會要說一說“血手印協議”的另外一個版本，即事后偽造的版本。曾經有多家網絡媒體報導，對于那個協議的真實性，有一位叫王東影的人到小崗村的干部群眾中和向上級相關人員進行過深入調查。所得的結果是，當時18人分田搞單干是確有其事的;至于協議，只有口頭協議(互相賭咒發誓)，卻根本沒有什么書面協議，更沒有什么“血手印協議”;那個所謂的“生死協議”，是在小崗村被樹立為全國典型的過程中，一些當事人根據來自高層的授意，出于增強宣傳效果的目的而事后補訂補簽的。因為是事后補訂補簽，由于人事的變化，已經無法將18個“英雄”聚集到一起，上邊又催得急迫，于是多個人的名字是由一人代簽的，手印也是模模糊糊亦即偽造的。對此，不要通過什么專業手段，只要拿出原件用肉眼仔細進行分辨就完全可以辨別出來。據媒體說，當上邊得知有王東影這樣一個人在對“血手印協議”的真相進行調查時，立即慌了神，害怕底細被揭穿，于是立即著人找到王東影對其進行政治威脅，曉以厲害。在此情況下，出于個人和家庭安全的考慮，王東影只好洗手不干，并從此銷聲匿跡了。這個版本說得有根有據、有聲有色。至于其真實性究竟如何，也許只有若干年后才能真相大白，現在則只能存疑了。

　　(三)“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貪污捐助款。

　　事情是這樣的：“自小崗村成為典型以后，社會各界紛紛以資金或技術的方式對小崗伸出援助之手，而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辦理的，沒有人懷疑過。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團無償支援小崗村現金十萬元人民幣，嚴宏昌打了收條收下后卻沒有下文了。做了無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團十分詫異，調查之后才發現這筆款子沒有被用于小崗建設，而是‘落入了嚴宏昌(“大包干”帶頭人，分田單干時小崗村生產隊副隊長，“血手印”協議的執筆人)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頭的北京某集團自然不甘心，便和嚴俊昌(分田單干時小崗村生產隊隊長，18名“血手印”英雄之一)取得聯系，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了他，并要求‘村委會及上級政府給他們一個說法’。

　　“自私自利思想的嚴重程度比任何人都不差的嚴俊昌當然不能容忍從前的搭檔嚴宏昌私吞這筆數目不小的款子。得知情況后，他立即去向嚴宏昌討要。可是，‘魚刺’既然已經進了‘貓兒’口，如何肯吐出來?!在無法讓嚴宏昌歸還援助款的情況下，嚴俊昌轉而向縣檢察院檢舉，可惜檢舉信猶如石沉大海。在縣的上一級檢舉機關也無人受理的情況下，嚴俊昌帶著材料去了省會合肥，希望能在那里的檢察機關討個說法。先后上訪多次，最后他得到了這樣一番勸解：‘老嚴啊，你也不要再折騰了，你和嚴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帶頭人，我哪個都惹不起。他拿了十萬塊，你心里不舒服，如果是你拿了我們也不會去找你的!’嚴俊昌被這樣一個答案噎得說不出話來，他于是灰心了，不再檢舉了，這件事于是就這樣不了了之。”(見2008年10月16日人民網，材料源自2003年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學生陳某某的調查報告《小崗調查手記》。那個調查是該生根據任課老師陳某某布置的《社會學論文寫作》而專程前往小崗村進行的)

　　(四)“人不為已，天誅地來”，“血二代”嚴德友脫口而出的信條。

　　上一代人的基本觀念，常常要通過多種途徑傳遞給下一代。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小崗村也不例外。18個“血手印英雄”極端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的那一套觀念，也必然要傳遞給其后人。情況也確實是這樣。這里舉一個實例。2008年當局大規模地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小崗村原任黨委書記、時任所在小溪河鄉黨委副書記的嚴德友于當年的10月10日下午13時應邀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作嘉賓訪談。他在回答網民關于當時搞分田單干的思想動機的提問時，竟脫口而出地說道：“人不為已，天誅地滅。”雖然那是一句大實話，卻又是一句歷來不受社會道德待見的混帳話。因之，此語一出，網上一片嘩然。在那次訪談中，他還說了許多雷人語。比如，有網民問，你現在流轉了村民的許多土地來搞大棚，你是不是地主啊?他回答說，“就算是地主吧，我認為地主沒有什么不好的。”有網民問，你原來當小崗村的書記，現在又當了鄉黨委副書記，這與你的爸爸過去是村干部有沒有關系呢?他回答說：“應該有關系吧，年輕人要成長進步，難免要靠關系。”那次嘉賓訪談，嚴德友幾乎是語無倫次，笑話百出，因之有網民跟帖評論說他“掉盡了小崗村年輕一代的底子”。為了為小崗村這個“尊者”諱，人民網在訪談結束之后立即對訪談實錄作了整理，刪除了訪談中嚴德友的那些雷人語。網絡是刪除了，可是許多“好事”者卻似乎有先見之明，在人民網“整理”之前對訪談的原始記錄作了保存，致使訪談的原貌被保留了下來。而嚴德友何許人也?他是18個“血手印”英雄之一的嚴俊昌的兒子，是一個正統的“血二代”。說實在話，以嚴德友的德才，連當個合格農民都夠嗆。可是，因了父親的那份“榮光”，他卻先后當上了村、鄉領導干部。從這“一滴水”中，世人也不難看出精英任人唯親的干部路線。

　　(五)“還把恥辱當光榮”，“血手印英雄”們的共同秉性。

　　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時，《人民日報》發表了18個“血手印英雄”之一、現任村委會主任關友江的《小崗村的明天更美好(親歷者說)》的文章(2009年9月24日該報)。該文不長，只有420余字，卻是一篇難得的不打自招的自供狀。其中最精彩最傳神的是第二段，現將其照錄如下——“想想過去，干的不夠吃，夫妻倆和4個孩子住的是兩間破茅草房，家當只有鍋和用棍子和繩子綁成的床。當年干活大呼隆，每天掙十個工分，大家都磨洋工，可就是不準‘單干’。最后大家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議，簽字畫押按手印：隊長要是倒霉了，大家幫照顧家庭。萬一走漏風聲，隊干部為此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奇怪：18個“血手印英雄”私訂分田協議，卻要“全隊社員共同負責”，這算不算侵犯他人的權利呢?)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周歲。一‘單干’，我當年就收了5000多斤稻子、1000來斤花生，還有豆子等雜糧，一下有了很多的余糧，可高興了。”

　　從關友江這180余字的回顧中，人們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三點：一是當年小崗村確實貧窮到了極點。就關友江家而言，“吃不飽”不說，“夫妻倆和4個孩子住的是兩間破茅草房，家當只有鍋和用棍子和繩子綁成的床”——那狀況確實是夠慘的啊。二是小崗村的自然條件很優越。因為關友江說他家“一‘單干’，我當年就”如何如何。如果沒有好的自然條件，這可能嗎?也正因為如此，“一單干的當年”關友江家才能有那樣多的收成。三是小崗村當年的落后和貧困，與集體化(關友江所說的“不準單干”)根本無關。因為當時全國農村都是“不準單干”的，卻沒有一個村莊像小崗村那樣的一副慘狀。小崗村的貧窮落后完全是由他們的極端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所造成的。這從他們“干活大呼隆”，“大家都磨洋工”可以清楚地看出;也可以從關友江“一‘單干’，我當年就”如何如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關友江以為他這是在為農村集體化抹黑，殊不知卻恰恰是在當眾揭自己的丑呢。聽了關友江的這番話，不禁讓人想起來了革命樣板戲《紅燈紀》中李玉和斥責叛徒王連舉的場景：“還把恥辱當光榮。”看過那出戲的人大概都會記得，當王連舉被李玉和嚴厲斥責時，王的臉上顯示出了些許的愧色。而小崗村包括關友江在內的“血手印英雄”及其后代們，30年來，在叨叨嘮嘮地向世人講述他們的那些落后思想和丑惡行徑時，卻從來都是津津樂道、眉飛色舞的，仿佛是在講一個英雄救美人的有趣故事。由此可見，他們的人格操守，連叛徒王連舉都不如。

　　談到“血手印英雄”們“還把恥辱當光榮”的嗜好，另一件事也值得一說。紀念建黨90周年時，《人民日報》組織了“追尋·紀念建黨90周年大型主題活動”，分赴多個紅色紀念地進行追尋。其中有一路“從合肥直奔鳳陽縣，來到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小崗村，參觀大包干紀念館和沈浩同志先進事跡陳列室。”(2011年05月24日《人民日報》)在“‘大包干’紀念館”里，解說員對追尋者們講解道：小崗村在“30多年前是‘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看來，集體化確實是使小崗村陷入貧窮落后的罪魁禍首。然而，且慢，如上所述，當時全國農村都是實行集體化的，如果集體化果真那樣的糟糕透了，那么，全國的村莊就都應該是“三靠村”，那些自然條件不如小崗村的還應該是“四靠村”、“五靠村”……才是。可是事實卻并非如此。

　　這里不說別的，就說那些“返銷糧”又來自何處呢?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或者是城里人在他們住房的樓頂上種出的不成?抑或是美國帝國主義支援的不成?人們都知道，當年國家發展工業、文化、教育、科技、醫療和國防等事業，其糧食的全部和資金的大部都來自農村，而農民繳納稅賦的主要方式是繳公糧，支援國家建設的重要方式是多賣余糧(口糧、種子、飼料之外的部分)。在那個愛國主義精神大發揚的年代，“踴交公糧，多賣余糧，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億萬農村黨員、干部和群眾的共同心聲。然而，小崗村卻是一個例外：它在合作化后長達23年中，不但沒有向國家交一粒公糧、賣一粒余糧，反而年年都要靠國家的反銷糧(國家向遭受災荒的農村返銷的救災糧)來養活。盡管如此，按照他們(如上述關友江回憶文章)的說法，他們當時還經常攜兒帶女地外出要飯。而今他們竟把這些原本十分可恥的思想和行徑當作光榮來炫耀，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六)一根扶不起又不能不扶的“豬大腸”。

　　如上所述，在小崗村群眾特別是干部們心里，他們過去之所以成為連續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全都要怪農業集體化;看來，農業集體化確實是該千刀萬剮、遺臭萬年的。然而，千刀萬剮先慢些剮吧，畢竟，農業集體化早就是過去的事情了。后來小崗村不僅“大包干”了，還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村”，“神奇的小崗村”了，政治上的極度榮耀自不必說，上上下下的關懷、支援(網民將其稱為“輸血”)紛至踏來。據眾多媒體報導，20多年中，外邊和上邊通過多種途徑給小崗村的“輸血”早就超過了億元;僅為迎XXX到村視察，上邊就一次性地給投資了千萬元之多。總之，小崗村這回總該富起來了吧?總該富甲天下了吧?然而，事實卻不然。因為上文所提到的那位講解員向“追尋·紀念建黨90周年大型主題活動”的追尋者們介紹道：分田單干后，小崗村又陷入了“‘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的困境”。看來，就是實行“大包干”了，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村”了，又接受外邊和上邊源源不斷的“輸血”了，小崗村也仍然無法擺脫“20年沒過富裕坎的困境”。無數的事實都證明，這樣一根自己沒有站立能力的豬大腸，光靠別人扶持無論如何是不中用的。

　　(七)省派“扶貧干部”沈浩的被打和因勞累與郁悶過度而亡。

　　是一根扶不起的“豬大腸”也要扶，因為它是精英親自樹立的典型，是理論和政策的一個重大標志。它不僅在全中國有重大影響，還被吹向了世界。因此，是決不能讓它倒掉的;倒掉了，不僅活著的精英們，就連死去的精英的靈魂都將很難堪。

　　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對它的有效扶持呢?看來，小崗村的根本問題是干部問題嗎。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是給它“輸血”那也無濟于事。而鑒于小崗村村民的思想素質普遍低下，要想從他們中產生出能帶領他們致富的干部看來是不可能的。為此，地方當局就以“扶貧”為名，從黨政機關干部中派人去充當村書記，由其帶領“手印英雄”及其后代們改變困境。按照安徽省的文件，只有那些“經濟困難，組織薄弱”又長期無力自已解決問題的村莊，才被列為“扶貧”對象。而小崗村是“改革開放第一村”，是“神奇的村莊”，怎么竟成了扶貧對象了呢?難道“第一”和“神奇”就表現在這里不成?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么?別管笑話不笑話，這不，上邊果然以“扶貧”名義從黨政機關先后給這個“第一”和“神奇”的村莊派去了三任黨的書記。可是，他們皆因所派機關級別較低、財力物力有限的限制，被“手印英雄”及其后代們認定為“不給辦事實”，先后都被轟走了。不得已，省里吸取“教訓”，只得提高所派干部機關和職務的級別，遂從省財政廳(全省的“財神爺”)抽調處級干部沈浩參加全省“扶貧工作隊”，定向地派到小崗村當書記。于是，就有了沈浩與小崗村的聯系。

　　即使是省財政廳派出的沈浩，剛到小崗村時也并不一帆風順。因為小崗村人是最講實際的，無論誰被派到小崗村，他們不看別的，就盯著你跟不跟他們謀實實在在的利益。因而，一開始“手印英雄”們也懷疑沈浩不辦事實，在干部和群眾都有不滿情緒氛圍中，有村民借故狠狠地打了沈浩一頓。可憐，沈浩絲毫不敢有所聲張，只得忍氣吞聲，更加勤勉又更加賣力地利用省財政廳的有利地位，為小崗村不斷地辦著一件又一件的實事。于是，“手印英雄”們感到沈浩身上有油水可撈，在他三年“扶貧”期限屆滿時，又鼓動全體村民再耍按血手印的流氓手段，將他“挽留”了下來。眼看第二個“扶貧”期又快滿了，當“手印英雄”及其二代、三代們正策劃用按血手印的辦法再次將沈浩“挽留”下來時，沈浩卻終因6年的過度勞累加郁悶而孤苦伶仃地，半夜里一個人死在了他的那間清冷的住屋里。直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一個村民找他辦事卻一直不見人影，引起注意，喊人破門而入，發現他已經死在了床上，時間應該是上半夜，即他躺下后不久。而那一天，他先后接待了縣機關和鄉政府的三撥領導和工作人員。身體已經很虛弱，又沒有酒量的他，不得不強打精神圖表現，接連陪了三餐酒，這是他過早死亡的直接原因。

　　家中上有九旬老母，下有尚未成年的愛女，還有正需要與他共同生活的妻子的沈浩，竟于“扶貧”的過程中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按說這是應該追究死因，給家人也給黨組織和群眾一個交待的。然而，大大出人意料的是，當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沈浩死后，立即將他樹立為全國共產黨員學習的“楷模”，又是發文，又是開座談會，號召全國的黨員干部都向他學習。還先后為他制作了一部名為《第一書記》的電影，和一部名為《永遠的忠誠》的30集電視連續劇，對其進行無以復加的頌揚。于是，小崗村又多了一個“全國第一”的光環。當局的良苦用心，當然是要借沈浩的先進事跡為這個名聲狼籍的村莊的臉上貼些金箔，挽回些面子。然而，沈浩是沈浩，小崗村是小崗村，沈浩也并不生長在小崗村——試想，在小崗村這樣一塊充滿著極端自私自利和狹隘保守思想氛圍的惡劣土壤上，何以能夠產生道德模范?因而，縱然他是楷模，又能給小崗村帶去多少光環呢?如果說沈浩是一朵鮮花，又硬要把他和小崗村扯到一起的話，那么，正應了那句名言：一朵鮮花插在了一堆牛糞上。

　　但是，“血手印英雄”及其后代們卻不這樣看。他們的為人處世哲學是，只要有利可圖，就一定要抓住不放。他們從中央對沈浩的高度頌揚中，看到沈浩人雖然死了，其身后仍然有油水。于是，經過策劃，他們再一次(第三次)耍弄全村戶主按血手印的流氓手段，要將沈浩的骨灰留存該村。這也正合了當局的心意。于是，此后在小崗村的村頭，竟高高地聳立起了一座沈浩的墓碑，并“光榮”地成為了爾后前去該村朝圣的人們的一個朝拜景點。當然，以上一切真實情況，無論是在村中的“‘大包干’紀念館”里，還是在“沈浩同志先進事跡陳列室”里，從省會合肥遠道而來的年青幼稚的“追尋”者們，他們都是聽不到講解、看不到陳列的。

　　總之，在沈浩問題上，不管精英怎樣做，都難以擺脫一種難堪和尷尬的局面——把沈浩進小崗村時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估計低了，就證明“分田單干，一分就靈”其實并不靈，盡管關友江吹噓他“一單干的頭一年”就如何如何，也無濟于事，因為經過20多年的分田單干，加上外邊和上邊持續大量地“輸血”，小崗村仍然并不富裕;如果把沈浩進村時該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估計高了，到是可以顯示“分田單干”的靈驗，可是，沈浩離世時小崗村的發展狀況是客觀地擺在那里的，它比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洪林村、韓村河村、周家莊鄉等等眾多先進村莊都差得老遠，沈浩的貢獻和他的“楷模”事跡因此就要大打折扣。請看，是不是無論怎樣說，都難以避免陷入難堪和尷尬的境地呢?

　　(八)一只捧著燙手、棄之不可的“爛山芋”。

　　看了上面關于小崗村全國最落后村莊的事實介紹，有人會問：名為共產黨的執政黨，對于這樣落后至極的村莊，理應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落后，并采取切實措施幫助它改進才是呀，卻為什么還要樹立它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呢?原來，樹立典型不是為樹立而樹立，而是服從和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的。毛主席樹立的那些典型，都是服從和服務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需要的，是服從和服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的，因而那些典型都產生自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都是先進中的先進，榜樣中的榜樣。而精英們樹立典型卻是服從和服務于其復辟資本主義需要的。他們心里清楚，在農村集體化已經持續實行了近30年的情況下，要從根本上否定它，光有已經到手的權力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個來自基層的群眾自發地搞分田單干的事例才有說服力。而這樣的典型在先進村莊的隊伍里是絕對找不到的。于是，精英們就打起燈籠、瞪大了眼睛在全國各地的落后村莊中進行了仔仔細細的搜尋工作。終于，在安徽省當一把手的那位精英的心腹終于把這樣的典型找到了，它就是小崗村。于是，精英如獲至寶，急急忙忙地將它推向了全國，以此為由推動分田搞單干的農村改革。

　　于是，小崗村就這樣“當仁不讓”又莫名其妙地當上了全國農村的典型。但是，由于它嚴重的“先天不足”，因而雖然30年來它被套上“改革開放第一村”、“神奇的小崗村”等等光環，卻像一個燙手的山芋，在往后的日子里著實給精英以太多的難堪和尷尬——將它寶貝似地捧在手心里吧，它確實像一筒扶不起的豬大腸，太不給當局爭氣了;棄置一旁吧，又是萬萬不可的。既然萬萬不可，那就堅持捧著唄，這就難免要為精英改革失去許多的人心。

　　尤其影響惡劣的是，精英在高高地捧起小崗村這個全國農村最落后村莊的同時，卻將農業戰線上世所公認的先進典型大寨村(1964年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周總理在向三屆全國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大寨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打入十八層地獄，羅列種種罪名長期對它進行打擊和迫害，至今也不讓它翻身。眾所周知，大寨人，特別是大寨的貧下中農和共產黨員們，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最自覺地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樣一個村莊，卻如此地地受到迫害和打擊，此種行徑充分地暴露了精英們對農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刻骨仇恨，也暴露了他們封建專制意識(姓“社”姓“資”“不爭論”意識)的濃厚和強烈。這正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那副對聯所說的：“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這樣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惡劣行徑，嚴重地傷害了當時和現在全國農村一切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黨員、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思想感情，也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原則，對整個社會的公道與正義的打擊和挫傷都是無法估量的，是中國共產黨永遠也洗刷不掉的污點和恥辱，也是導致黨心民心渙散，黨風迅速且持續敗壞，社會道德急劇和持續淪喪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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