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對中國民主化的三個理由》一文中，筆者曾提到“現(xiàn)在在官方體制內(nèi)推動民主使勁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腐敗分子”——對這一結論，不但西方民主的粉絲們義憤填膺，即使是筆者本人，當時雖認為“主張民主的是腐敗分子”屬于普遍現(xiàn)象，但同時也認為，凡事應都有例外，體制內(nèi)總還會存在個別真誠的民主派，他們主張民主，并非是為了保護個人的貪腐利益，而是真心實意為國為民。

　　但現(xiàn)實是殘酷無情的，它會不斷擊穿人們的各種幻想和僥幸。近一段時間逐漸曝光的一些事實，足以讓人們認識到：竟然所有在中共黨內(nèi)高喊政治改革、民主憲政、普世價值的，無一不是大貪官，沒有例外;那些原來以為是例外的，只不過是當時隱藏得比較好，一時沒有暴露而已。

　　這樣的事實和結論，或許會令西方民主的粉絲們很詫異、很痛苦，但其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當貪官們貪到一定程度后，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已不再是還能貪多少，而是怎么能夠“安全著陸”，怎么保證“不出事”，保障個人及親友的人身和財產(chǎn)安全，獲得“免于恐懼”的自由。要想“不出事”，最好辦法當然是將把自己貪腐視為犯罪的那種體制掀個底朝天——如果連體制本身都不存在了，對于體制的犯罪當然就不成立了。在從蘇聯(lián)到俄羅斯的改革過程中，經(jīng)濟寡頭們侵吞國產(chǎn)后不但安然無恙，而且還可以指點江山。這種“自由的風采”，無疑令中國那些缺少安全感，懷揣多本護照，時刻準備外逃的貪官們羨慕不已，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成功示范，指明了前進方向。事實上，不僅俄羅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轉型國家的貪官是受到認真清算的。

　　這一結論又會令西方民主的粉絲們感到詫異和陌生：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是制衡權力、治理腐敗的最好工具嗎?為什么在這種民主制度下，貪腐分子還可以逍遙自在?確實，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采用這種民主制，其政治廉潔度至少是較好的。但這種“較好”，并不是單一西方民主制的結果，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效果。國際范圍內(nèi)的多種經(jīng)驗和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在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起飛階段，屬于腐敗高發(fā)期。西方發(fā)達國家早已越過這個階段，進入經(jīng)濟社會結構相對穩(wěn)定、以中產(chǎn)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這才是它們政治表現(xiàn)相對廉潔的原因。在此之前，在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起飛階段，西方政治同樣是污濁不堪，哪怕它那時即已擁有“民主制度”。

　　而在發(fā)展中國家與轉型國家，西方式民主制度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反而往往被強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操縱，成為他們保護和擴張他們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掩體。在亞非拉民主國家層出不窮發(fā)生的動蕩和政變，就是一個顯著例證：凡屬不符合強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政權，都會被推翻;用選票推翻不了的，就會被暴力推翻;只有當政權符合強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要求時，“民主制度”才能真正穩(wěn)定下來。

　　正是因為通過系列事實摸透了所謂民主制度的上述特性，所以中國的大貪官們才如此熱衷于政治改革。他們相信，政治轉型不但能夠幫助他們將前債一把歸零，而且還能進一步保障和擴張他們的特殊利益，使他們在一種沒有“得而復失”的“恐懼”、沒有后顧之憂的理想環(huán)境下，充分享受權力和財富的雙重盛宴。

　　由此似可得出結論：雖然并非所有貪官都熱衷于政治改革，但在今天，那些在中共黨內(nèi)主張政治改革、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基本上都是大貪官。由于中國大規(guī)模的腐敗是從1992年開始的，所以不妨加上一個時間的限定：1992年后，在中共黨內(nèi)大聲高喊政治改革、民主憲政、普世價值的，基本上都是大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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