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國家化名義上軍隊不屬于任何政治勢力，只服從國家命令，但實際上軍隊本身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在關鍵時候操縱局勢、左右政局，這是埃及動亂的根本原因。

　　軍隊國家化后軍隊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迄今為止這在世界范圍內并非普遍現象。埃及出現這種具體格局，有其特殊原因，那就是美國。

　　穆巴拉克時期的埃及，國家服從美國。美國相對于總公司，埃及本身只是分公司，穆巴拉克是分公司經理，軍方領導人亦分公司高管之一。此時的軍方，名義上只服從國家(分公司)，但實際還要看美國(總公司)臉色行事，這就為其日后左右逢源而謀獨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

　　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當埃及發(fā)生反政府抗議時，按照美國的價值宣傳和民主示范的戰(zhàn)略意圖，政府不能強力打壓，只能聽之任之。鑒于美國總公司的這種態(tài)度，作為分公司領導人，穆巴拉克在局勢動蕩之初是遲疑的。只是當示威越來越嚴重，局勢難以控制時，才請軍方出手。既然當初連穆巴拉克都遲疑、顧忌美方的態(tài)度，此時的軍方領導人也不可能不遲疑。同時，軍方敏銳發(fā)現了自己擺脫國家(分公司)控制、成為獨立政治勢力的天賜良機。名義上是服從總公司美國的意圖，不對民眾出手(而僅僅兩年后，同是這個軍方，卻毫不猶豫地對示威民眾出重手)，實際上是與民怨所指的穆巴拉克切割，將穆巴拉克拋出去，自己脫身而出，并借權力空擋實際掌控國家(分公司)。

　　軍方直接走上執(zhí)政前臺，這既不符合民眾要求，也與美國欲示范的民主價值不符。在總公司和股民的雙重壓力下，埃及重新選舉。沒想到，這一回當選的卻是“遠美”的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勢力，美國面臨丟失埃及這一中東重要根據地的風險。出現這一結果其實并不奇怪。此前民眾對穆巴拉克的抗議，既是對其經濟和治理狀況的不滿(這一點，也與美國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有關)，穆巴拉克執(zhí)國30年，必須以治理的有效性換取執(zhí)政的合法性;也是對穆巴拉克過度重視美國意志、經常為總公司意圖而犧牲分公司利益的不滿。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穆巴拉克已成為“親美”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既然不滿的源頭與美國密不可分，民眾選擇的，就不可能是親美派。

　　穆爾西新政府上臺后，面對的局勢遠比穆巴拉克時更嚴竣：已經被高高吊起胃口、有了很高預期的民眾，強大的反對勢力世俗派，懷有敵意的美國，伺機而動的軍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穆爾西還能改善經濟和治理狀況，他就是天縱之才了。當經濟繼續(xù)惡化、引發(fā)民眾不滿后，世俗派煽風點火，聯合、壯大各種反政府力量，形成“倒穆”之局;美國在后面推波助瀾，軍方亦或明或暗予以配合，穆爾西終于被迫下臺。

　　但是，與穆巴拉克不同，穆爾西的權力基礎不是美國或軍方，而是民眾，他是有民意基礎的。穆爾西的下臺，導致了兩派民意的對峙，從而引發(fā)更大動亂。此時，軍方毫不猶豫地出手了，而且是出重手，將燃燒彈投向民眾;而且是“拉偏架”，定向朝兩派中的其中一派出手。可見，作為獨立的政治勢力，軍方只服從自己利益，任何價值原則都只是借口，就和美國一樣。

　　面對埃及軍方“反民主”、卻符合自己中東戰(zhàn)略利益的行為，美國的反應耐人尋味。除了口頭譴責，只有“取消聯合軍演”之舉，這實在與美國一直以來表現的對各國“民主事業(yè)”的支持力度、與其對特定國家表現的義憤填膺和勢不兩立，差距太大了——一面是民主示范戰(zhàn)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面是中東現實利益;一邊是遠期的預期收益，一邊是眼前的即時損益，美國也確實不易抉擇。

　　埃及動亂，為觀察美國在全球推廣“民主”和“軍隊國家化”的真實意圖，以及這種“民主”和“軍隊國家化”在被推廣國家可能導致的現實后果，提供了一個詳盡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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