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一種是站在歷史角度的客觀評價，一種是站在個人立場的主觀評價。新中國成立之后，土地國有化和農村合作社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歷史事件，但對這個事件的評價，站在了不同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目的，脫離了歷史背景，其評價必然背離客觀性和真實性。來自新浪財經專欄作家所寫的《毛澤東如何將土地私有變國有》一文，不僅主觀臆斷，而且與事實嚴重不符。(http://finance.sina.com.cn/zl/lifestyle/20131226/095817758118.shtml )

　　文中說：“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農民是一個被背叛和剝奪的階層。他們失去了土地，被褫奪了進入城市的權利，他們創造的財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轉化為國家投資，而他們的生活和生產質量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此話實質是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給計劃經濟抹黑，縱看全文，其目的就是要美化私有化。在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時期，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農民不僅作為土地所有權的主體，并在集體中擁有話語權，而且農民還獲得一定的自留地，怎么能說成是“失去了土地”?土地是農民最根本的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且土地是不動產，它不能帶進城市，農民進入城市意味著要離開生產資料，農民在城市的生存基礎靠什么?再退一步講，當時的城市有沒有吸納能力接受農民進城?今天私有化的發展，社會經濟水平也是前所未有的提高，甚至還是在京城，不是還存在進城農民住枯井內達十年之久，難道這樣的生活質量一定比在農村好嗎?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數以億計的農民遠走他鄉，背井離鄉離開農村，都是因為失去了土地嗎?恰恰是因為私有化。這樣的生活是生活的無奈，還是幸福的開始?這是不是算生活的提高?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窮二白，連鐵釘、火柴都姓“洋”，沒有國家的工業基礎怎樣發展?沒有國家的投資何以建起繁榮的國家?在中國的很多家庭，他們靠省吃儉用住進的新房，事否子女們就該責備父母搞“剪刀差”?中華民族歷來就是在艱苦奮斗中發展起來的，那些借公平自由之名，行紈绔奢靡之風的人只能是坐吃山空，一事無成。到1976年，中國農村已初步實現機械化，農村水利設施建設的大量投入形成樊規模體系;培養了大批“赤腳醫生”，把藥品送到田間家中，滿足了基本的醫療需要，怎能睜睛說瞎話，說成“生活和生產質量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呢?農民是“被背叛的階層”更是無稽之談!

　　“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亦即承認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質，這一土地政策在爭取民心上起到了決勝的效應。然而，建國之后，共產黨在土地和農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場，展開了系統性的集體化改造。”這就是作者認為農民土地被剝奪的依據。這顯然是用機械主義和刻舟求劍的方法看問題。“打土豪，分田地”是把土地從地主私人手中剝奪過來，變剝削階級所有為勞動者所有。社會主義是全體勞動者當家主，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土地國有化并不改變所有者主體的性質，只是所有權形式的不同。在新中國實行“一化三改”的政策，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它更符合全體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倒是在私有化的包產到戶過程中，出現了耕地拋荒，耕牛替代了拖拉機，這又是怎樣的提高生產質量?這里又有沒有“剪刀差”?

　　“自明清以來所形成的、基礎于小農經濟的宗族社會模式被徹底的破壞，從此，中國人再無‘故鄉’。因為農民失去了對土地交易的處置權，實質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權，因此所謂的集體化便是國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明清時期有“公有制”嗎?故鄉是用土地交易的處置權換來的嗎?這種故鄉情的邏輯存在的話，作者的祖國情是否也有交易的成分?“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這是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來衡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評判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兩種價值觀和生產方式，必然產生兩種不同的評判標準，也必然產生不同的結論。必須清楚，今天在城鎮化過程中因土地引發的問題，恰恰不是因為公有制和土地國有化的問題，而是在摧毀了公有制和全面私有化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矛盾問題。“土地經濟”的背后不是因為公有制，而是因為資本在背后興風作浪。

　　關于“票據經濟”，票據是產品分配的憑證，在社會生產國水平低下，物質極其匱乏的情況下，票據能滿足人們的基本保障需要。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有利于當時合理調配統籌安排有限的物資，票據經濟在保證物價長期穩定中功不可沒，物價的穩定能保障人們的生活穩定，也確保了社會的安定，票據經濟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也是人們在物質分配中得到相對平等、公平的保障。說“政府得以在低生產效率的狀態下，保證全國物價維持長期的超級平穩”不僅是嚴重的污蔑，而且還存在嚴重的思維錯誤。生產效率低不是保障物價長期穩定的結果，而是有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造成的。在社會主義精神的激勵和鼓舞下，人們多快好省地建設熱情高漲不斷，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得到充分發揮，并創造了一個個奇跡。必須明白，在當時缺技術、缺設備、缺資金的歷史條件下，一切生產進步和發展成果都是來之不易的。借貶低票據經濟的作用，真實的目的還是為了宣揚私有制，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唱贊歌。

　　另有兩個問題也得澄清，用“停課停工鬧革命”概括當時的社會生活是不正確的。因為不論外面這樣的鬧革命，當時絕大多數的工廠企業的機器一直不停地運轉著，工人還在加班加點生產著。說“停課”還有認識上的差異，因為上課不只是在教室和課堂上，同樣在社會實踐和生產勞動中，也包括在階級斗爭中。教育家陶行知就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學工、學農、學軍，到工廠去、到農村去，那兒都是課堂，都是教學。可見，社會主義教育目的與資本主義教育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城市里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學生”的說法更是謊言，當年基礎教育是低收費(學雜費5元一學期)，技校、中專、大學不僅免收學雜費，學生還享有生活費。當年還十分重視掃盲工作，掃盲班還開到工廠，工農兵大學和職工學校遍地開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是符合教育方針和教育目的的，即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要為經濟建設和生產建設服務。這就是“上山下鄉”，一方面化解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也為農村輸送了知識勞動力，為農民送去了新的思想觀念，對促進農村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確實，知青為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的奉獻和犧牲，但他們在新的勞動崗位實現人生價值，書寫人生輝煌。把“上山下鄉”說成是“極殘酷的方式”是言過其實的夸張。獲得工作崗位是生存的基礎，與今天大批人員失業和下崗，哪個更殘酷?

　　更有問題的話在這兒，文中說：“共產黨以“工人黨”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1927年國共決裂后轉入農村，日漸演變為一個“農民黨”。其最高決策層大多是農家子弟出身，他們對農民心理和利益訴求之掌握乃同時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只能說作者對共產黨的無知，共產黨為什么不早出現也不晚出現，她就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不斷發展的特定社會歷史背景條件下產生。雖然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出現左傾與右傾的錯誤，但是以工農聯盟的基礎始終堅持和沒有動搖過。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是在革命的實踐與探索中適應中國國情所做出的，并不是也沒有放棄城市的工作。把共產黨分割為“工人黨”和“農民黨”是完全錯誤的。終于從中發現，用“農民黨”偷換“共產黨”的概念，就是要證明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的局限性，通過混淆視聽進而否定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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