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斧頭鐮刀。

　　匡廬一帶不曾留，

　　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云愁，

　　霹靂一聲暴動。

　　毛澤東的這首《西江月。秋收起義》，不僅說明了秋收起義當時的情況，而且更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以農民為主的中國工農革命;不僅忠實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而且真切地標志著中國革命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路;不僅“要向瀟湘(井岡山)直進”闖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新路，而且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僅中國共產黨的“三農”理論和政策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而且將黨的“三農”理論和政策付之于實踐，變成了中華蘇維埃國家內農民的意志和蘇區農民實實在在的利益。

　　這一切，都與毛澤東聯系在一起。

　　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在主導，反映著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著毛澤東的特色。

　　二

　　中國革命的道路，反映著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著毛澤東的特色。

　　中國革命道路的實質是以解決“三農”問題為基礎的關于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三位一體”的土地革命。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98頁)的思想集中反映著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著毛澤東的特色。

　　1、關于根據地建設。中國的紅色根據地為什么能存在并發生發展?毛澤東認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 其存在的發展應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國，因為這種 奇怪現象必定伴隨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 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而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群眾曾經大大起來過的地方。這些省 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爭。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于全國革命形 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 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 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此外，這要有利于作戰的地形和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同上 49-50頁)革命根據地為什么是中國革命的必要，毛澤東也作了明確的回答。毛澤東認為：由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同盟軍長期占據著中國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事實上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占 據著強大的優勢。中國革命要想堅持地奮斗下去，革命隊伍要想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斗爭，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決定勝負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對抗強大的敵人，借以在長期的斗爭中逐步地取得中國革命的全部勝利。因此，中國革命自開辟自己獨特的武裝斗爭道路以來，一直都是具有自己地盤即根據地的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雖然遭受過重大挫折，但最后不僅占領了廣大的農村，也占領了城市，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2、關于武裝斗爭。武裝斗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實現全國勝利是中國革命的根本道路，也是中國革命的最主要的手段。毛澤東認為，由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于外，帝國主義 不但操縱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的命脈，并且操縱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于內，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買辦階級憑借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殘酷的獨裁統治，中國 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敵人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有強大的封建勢力，而且在一定時期由還有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派，因此，在這樣的敵人面 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就發生了。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長期間內，不能聚積和鍛煉成為一個足以最后戰勝敵人的力量，因為，敵人對于中國人民的鎮壓 是異常殘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煉和發揮自己的頑強性，不能堅持自己的陣地和奪取敵人的陣地。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 裝的也就決定了。

　　3、關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早在國民革命時期，黨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實質就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的實質就是土地問題。但是，由于蔣介石國民黨叛賣革命，也由 于陳獨秀的城市中心論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土地革命的內容基本是空中樓閣。只有在我黨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后，土地革命的問題才真正提上議事日程。毛澤東通 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僅形成了土地革命時期的“三農”理論和政策，而且具體推行和實施了這些理論和政策。

　　三

　　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改革理論和方針、政策反映著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著毛澤東的特色。

　　土地改革，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農村生產關系的一場極其深刻的革命。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務是：通過對農村土地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的重新安排，變革地主土地所有制，使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土地，實現土地與生產者的直接結合，發展農業生產。“打土豪，分田地”是這一關系的形象概括。但是，地主、富農、 土豪劣紳等剝削階級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為了維護他們的土地和所得利益，他們必然要表現出十倍的瘋狂、百倍的仇恨。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形成一整套適合中國土地改革的理論以及它 的實現形式即路線、方針、政策等。毛澤東不僅創立了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改革理論，而且形成了比較切合這一時期土地改革綱領和政策。

　　1、科學地劃分了階級成分。土地改革的基礎是正確地劃分農村社會各階級。在毛澤東那里，中國農村社會各階級的劃分是十分簡明而實用的。

　　關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

　　關于富農。富農一般占有土地，都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一部或大部分……

　　關于中農。中農許多都占有土地，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

　　關于貧農。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雇傭勞動的剝削。

　　關于工人。工人(雇工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2、制訂了切合實際的土地沒收政策。毛澤東在領導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十分注重調查研究。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進行了寧岡調查和永興調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贛邊界的土地占用和階級狀況。因此，盡管毛澤東主持制訂的《井岡山土地法》規定了“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但在工作中只是沒收地主土地。到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訂的《興國土地法》，就將“沒收一切土地”的規定，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1929年7月，毛澤東指導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對沒收土地作了更具體的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對大中小地主區別對待;土豪劣紳的家屬不外逃、不反動，可酌量分給土地、給生活出路;中立富農;對自耕農中農，不許任何傷害。

　　3、確定了合符實際的分配土地的原則和辦法。早在井岡山革命政權建立之初，毛澤東就采取了以鄉為單位，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1930年5月，毛澤東開展了著名的“尋烏調查”。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驗證和提出了以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以鄉為單位分配土地的原則、“抽多補少”和“抽肥補搜”的原則和“無代價分青”思想的正確性。1930年6月，毛澤東和朱德頒布的《蘇維埃土地法》規定：推翻地主政權后，立即進行分田斗爭，由蘇維埃政權執行沒收和分田，沒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農民協會也可執行;分田以鄉為單位，按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采勞動力標準分配;在原耕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搜的原則，不準地主富農瞞田不報及把持肥田;田地青苗歸分得該田地之農民收獲，原耕人不得把持;廢除債務;地主土地財產被沒收后，無他種辦法維持生活的，酌量分與田地。這樣的土地分配原則，顯然是符合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對土地的要求的。

　　4、確立了實事求是的土地革命路線。黨的“六大”初步提出了“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路線。但是，對正確的路線認識，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這條路線在實踐中受到了嚴重的“左”的干擾。其關鍵點是對富農的態度。毛澤東在受排擠的情況下，仍反復指出：“把富農當做地主對待是錯誤的，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不容許任何消滅地主的意圖。(《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第299頁)1934年1月，毛澤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與消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線。

　　四

　　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民負擔理論和方針、政策，反映了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了毛澤東的特色。

　　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窮人黨”——為工農大眾為主體的窮人的利益而戰斗，又沒有掌握任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可是，井岡山根據地、中央蘇區根據地仍然星火燎原般地發展起來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合理確立農民負擔。

　　1、確立起“以支持革命戰爭為核心”的農民負擔制度。毛澤東根據戰爭的需要與農民的負擔能力，逐步形成了以財糧負擔、戰勤負擔和社會負擔為內容的農民負擔制度。一是財糧負擔制度。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法》規定了征收土地稅的原則、種類和方法，形成了全國蘇區統一的土地稅征收制度。二是戰勤負擔。土地革命戰爭的戰勤工作，主要由農民負擔。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前，農民自發地組織赤衛隊，擔任運輸、向導、洗衣、救護等勤務;1930年后，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由政府和兵站組織專門擔架隊、運輸隊，運送傷員和物質。三是社會負擔。發揚階級有愛精神，為紅軍公田和烈軍屬代耕代種。紅軍公田，是根據地土地改革中，預留給家住國民黨統治區的紅軍戰士的。這種公田由政府組織農民代耕收成分配采取除償還生產成本外全部交給紅軍戰士和按比例分配的形式。為烈軍屬的代耕代種，也采取兩種形式：一為當地政府向農戶派耕，二是組織耕田隊、割禾隊幫助代耕。這些雖然增加了農民負擔，但他解除了紅軍戰士的后顧之憂，極大地促進了革命戰爭的進程。

　　2、確立起“軍民兼顧，合理負擔，發展生產，節約民力”的原則。土地革命戰爭，必然需要民力的大力支持，不如此，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土地革命戰爭，又需要十分地節約民力，不如此，不足以減輕農民負擔和支持戰爭的需要。毛澤東在土地革命過程中，一方面，嚴格控制稅負限度，規定合理的戰勤標準，另一方面，另行節約，竭力減輕農民負擔。一是組織發展生產，增加民力;二是大力繳獲敵人槍械、給養，武裝工農紅軍、補充部隊給養;三是向封建剝削者籌糧派款，有沒收、罰款、捐款、征調等措施;四是向中小工商業者收稅;五是所有干部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除此而外，在蘇區和紅軍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制度。井岡山時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節約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65頁)同時精打細算、省吃儉用，連以上機關辦公用一盞燈，可點三根燈芯。辦公一結束，即將燈熄滅。毛澤東也經常用一根燈芯辦公。這些制度和政策的實行，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3、確立了依階級原則征收土地稅的政策。1930年5月，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這一政策;1934年，毛澤東對這一政策作出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農業稅依靠于農民的革命熱情，使之自愿的納稅，同樣是累進原則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稅輕，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稅重。貧農中農稅輕，富農稅重，雇農和紅軍家屬免稅，被災區域按災情輕重減稅或免稅。”(《紅色中華》 第三期)通過加重富農稅負，抑制了富農經濟，一定程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五

　　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和方針、政策，更反映著毛澤東的風格和氣派，體現著毛澤東的特色。

　　隨著土地革命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國民黨軍事進攻的加強、經濟封鎖的加緊，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越來越顯露出來。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的發展經濟的理論、方針和政策。

　　1、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將農民組織織起來，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可以說是毛澤東不懈的追求。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開始倡導農民互助合作;1930年6月，毛澤東就要求推廣寧岡和上杭縣的換工、耕牛、農具互助制度，勞動合作社和耕田隊制度;1931年，中華蘇維埃就作出決定：“蘇維埃政府必須極力幫助合作社的組織與發展”，并給以“財政的扶助和稅的豁免。”(《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483頁)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通過了《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規定了合作社的作用、種類、組成及社員的權力等內容。

　　2、以糧為主，多措并舉。毛澤東指出：“目前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衣服、砂糖、 紙張等項目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應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1頁)“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輸出糧食和鎢砂，輸入 食鹽和布匹。”(《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22頁)1933年，中華蘇維埃政府頒布的《發展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布告，確定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是：第一是谷米;第二是雜糧;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子;第六是木材;第七是煙葉;第八是牲畜。突出了糧食生產的中心地位，保證了土地革命戰爭的基本需要。

　　3、改善條件，促進生產。毛澤東鼓勵農民種地、興修水 利、改良土地、推廣技術、培育良種，這一措施的實行，促進了蘇區農業經濟的發展。

　　4、發行貨幣，推行公債。對于蘇區發行貨幣，宋鴻兵先生在他的《貨幣戰爭3》中，有過一段生動的描繪：“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銀行行長是毛澤民。剛上任就碰上了市民擠兌風。當時蘇區銀行既乏銀元儲備，又無物資準備。毛澤民為維護蘇區紙幣信譽，決定敞開兌換現洋。但在現洋即將告罄的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儲備貨幣“空城計”。第二天早上，市民醒來，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裝的都是金銀珠寶，于是擠兌之風漸息。”“過了兩天，國家外貿局長錢之光押運的現洋和物資到位，緊接著敞開平價供應物資，結果不僅維護了蘇區紙幣的信譽，而且收回的銀元比擠兌前還要多。毛澤民用商品物資打贏了一場貨幣戰爭，而之前大筐小筐里的金銀珠寶下面放的不過是石頭瓦礫而已。”這個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論，但蘇區貨幣是依靠政府的信譽，以商品作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尺度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完全脫離了金銀貨幣居然保持了紙幣幣值基本穩定也是不爭的事實;穩定的紙幣幣值為穩定根據地的政權，發展根據地經濟、保障民主政府財政、保障戰爭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種貨幣商品本質制不僅打破了千年的貨幣理論神話，而且超越了馬克思的貨幣信用理論。毛澤東在實踐中開創了現代貨幣信用理論，這是毛澤東對經濟學的一個了不起的貢獻。發行公債，毛澤東也早就有闡述，他說：”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三百萬經濟公債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少部分去發展生產，大部分去發展出入口貿易。“(《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107-108頁)

　　5、調劑余缺，開展貿易。毛澤東指出：”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余的地方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余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 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同上)因而中央蘇區，不僅內部大力開展工商貿易，而且還與國民黨統治區大作生意，基本保證了民生的需要、戰爭的需要。

　　6、履行節約， 增強財政。“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是我們政策的基本方針。但是，財政的支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24 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財政成為毛澤東財政工作一個基本的原則。

　　7、減輕農民負擔，提高人民生活。“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 、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7頁)

　　8、開展勞動競賽，促進經濟發展。毛澤東在1933年8月12日的報告中指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號召”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19-120頁)1934年，通過的《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指出：”農村中由農民自己組織的生產突擊隊、沖鋒勞動隊以及國家企業中的革命競賽等，應該廣泛地散布出去，以提高生產。“提倡家與家、屋與屋、村與村、鄉與鄉之間，比耕耘、比肥料，既比轟轟烈烈，又比扎扎實實。競賽后，進行評比，酌情予以獎勵。

　　通過毛澤東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和方針、政策的指導，也經過農民的努力，戰爭中的蘇區農業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有較大的發展，”1933年的農產，比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在閩浙贛邊區增加了20%。“(《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131頁)”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至少改良了一倍。“(《紅色中華》 第3期)

　　毛澤東的以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為基礎的關于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三位一體”的土地革命戰爭，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一個相當于兩個臺灣大小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使數百萬農民得到翻身和解放，不能不說，毛澤東創造了人間奇跡。

　　毛澤東運用它的”三農“理論，制訂的方針、政策，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不僅沒有造成經濟崩潰、民生凋敝，而且使經濟發展、”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至少改良一倍“，不能不說，毛澤東創造了人間奇跡。

　　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的人物，不僅將毛澤東創下的家底毀于一旦，而且讓得到翻身解放的農民重新套上封建枷鎖，不能不說，他們對不起毛澤東，對不起中國人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歷史的罪人。

　　但是，事物正像馬克思揭示的那樣：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都會出現兩次。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創立的”三農“理論，推行的方針、政策，雖然被”左“傾路線全部毀滅，但15年后，卻將毛澤東更加成熟的”三農“理論，更加成熟的方針、政策，推向了整個全中國。

　　這，大概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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