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闡述毛澤東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之路，不能不首先提及和闡述孫中山先生的中國“三農”思想。

　　孫中山先生認為，“農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至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國家對農政的荒廢導致“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近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也。”(《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因此，必須首先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法，一是要國家合理確定地價，改變土地稅率混亂狀況：“各省荒廢未耕之地，或宜種植，或宜放牧 ，或宜造林，或宜開礦，有是可估得其價值，以備使用者租佃，為最合宜之生產。”(同上 第六卷)二是要推廣普及農業機械：“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 也。”(同上 第一卷)其次，要平均地權。孫先生的平均地權，一是“核定地價”。由地主自行報價，“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 政府照地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同上 第九卷)二是“照價收買”。國家有財力，就購買地主土地，“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 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無大礙。”(同上 第四卷)三是漲 價歸公。土地漲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同上)四是照章納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同上)再次，要實行耕者有其田。“至于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 ，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同上 第九卷 第399頁)

　　不必說孫先生帶領國民黨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的偉大功績，但就他提出“平均地權”的方針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就足以成為不朽，就足以當得起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稱號。

　　但是，歷史沒有給孫先生太多的機會。當他重新詮釋“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共產黨的鼎力相助之下，將中國工農革命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 荼之時，卻突然駕鶴西去了，不得不遺憾地留下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

　　但是，歷史卻給過孫先生創立的國民黨和他的后繼者蔣介石有過太多的機會。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孫先生逝去后，曾經有那么一段短暫的時光，在共產黨的幫助下以工農革命為己任，并 且使北伐戰爭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可是，在北伐戰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蔣介石卻舉起屠刀，將他的“友黨”——共產黨、他的“同盟軍”——工農群眾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共產黨率領工農大眾不得不埋下倒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跡，毅然決然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當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又毅然決然地放下十 年血海深仇，奉人民公敵蔣介石為抗戰領袖。抗日戰爭的勝利，再次給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和平建國的要求，悍然發動內戰，以消滅共 產黨和人民軍隊。但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蔣介石也沒有逃脫這一規律，最后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將蔣介石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

　　似乎沒有給過共產黨機會的歷史，卻向中國共產黨敞開了大門：本來應該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實行孫先生“平均地權”的方針和“耕者有其田”口號，他們卻將孫先生的這個思想一腳 踩了下去;與蔣介石和國民黨有著血海深仇的共產黨因自己的最低綱領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基本一致，卻成了孫先生“三農”思想和遺囑的真正執行人：新民主主義的“這個共和國將采 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 。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639頁)“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 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311頁)

　　這大概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在這歷史的辯證法面前，引領歷史向著既定的目標前進的關鍵人物，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在這歷史的辯證法面前，也實在使得毛澤東、共產黨和中國農民，“三位一體”、密不可分。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農民和中國人民的支持下，逐步解決了中國的“三農 ”問題。

　　二

　　毛澤東似乎是應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命運而生的人物，但他似乎是直接應順中國農民命運而生的人物。

　　早在國共合作之初的1924年初秋，當選為共產黨執行委員和國民黨候補執行委員的毛澤東和彭湃、羅綺園等人，就在廣州舉辦了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廣東、廣西、湖南培養了大 批的農民運動骨干，被稱為“農民運動的推進器。”在農講所期間，毛澤東就形成了：農民占中國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若沒有他們參加，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以農 業為主，農民是生產的主力軍;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幾百次農民起義，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如果有共產黨的領導，農民的力量之大是可以預料的，因此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的基本 思想。1926年底的北伐，在湖南境內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就是毛澤東等人培養的農運骨干和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高潮奠定的基礎。

　　三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三農”問題的解決作出的最大的理論貢獻，無疑是對中國農村各階級作出了全面、系統和科學的分析。毛澤東在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中國農民各 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兩篇著作中，把中國農民，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和游民等八種，并對他們進行了深刻的闡述。

　　1、大地主在中國農村人口中，大概占千分之一，約有32萬人。他們是中國農村的真正統治者。代表著中國農村最落后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是帝國主義、軍閥的 社會基礎，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2、小地主大約有200萬人以上。他們的剝削方式是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余勞動三種，是農村中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有右派和左派之分，其右派有跑入反革命陣營的傾向，其左派在 相當的時候可以走向革命。

　　3、自耕農的人口大約有1億至1.2億，屬于農村中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的是小生產經濟。這個階級有三部分：一是有余錢剩米的，約有1200萬人。他們接近中產階級的地位，總想爬 到中產階級，且對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為相信，對革命抱著懷疑的態度，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二是經濟上大體可以自給的，約有7000萬人。他們在小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雖不滿帝國主義、 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但對反帝反軍閥的運動能否成功又持懷疑態度;三是生活逐年下降的，約有4800萬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但由于每下愈況，精神上的痛 苦很大，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這三部分人，對于革命的態度，平時并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漲，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能參加革命，中派也可參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 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裹挾，也只得附和革命。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

　　4、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五種人，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其中，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數量巨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 這兩個階級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經濟，但仍然有上、中、下三種區別。半自耕農每年的糧食約有一半不夠，須租種別人的地，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生活苦于自耕農，但優于貧農 。因為貧農沒有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獲的一半或不足一半。因此，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于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生活及艱苦，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 手工業者、店員和小販的經濟地位，與貧農大致相同，其革命要求也與貧農基本相同。

　　另外，毛澤東對農村游民進行了分析，認為他們很能戰斗，但有破壞性，如果引導得法，可以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

　　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際上明確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朋友的問題。農民運動的任務，就是組織這五種農民向地主階級作斗爭，以取得農民運動的勝利。這實際上 是提出了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農村階級路線。這不僅為黨在北伐戰爭開始后，掀起農民運動的高潮做了思想準備，而且為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認識和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科學的 農民問題理論。

　　四

　　隨著北伐戰爭的開始，以廣東、湖南為代表的農民運動掀起了高潮。毛澤東不僅親自領導了當時的農民運動，而且身體力行，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對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 醴陵、長沙五縣，進行了為期長達32天的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回答了當時存在的種種復雜尖銳的問題，批駁了誣蔑 農民運動的種種不實之詞，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機主義錯誤，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理論和政策。

　　一是嚴厲駁斥了對農民問題的種種誣蔑，充分肯定了農民運動的革命意義。報告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 污吏的墻角。”農民起來“打倒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現在這個農村大變動，是“孫中山先生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國“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 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二是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指出了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重要性。報告認為，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農民要翻身，必須首先“從農村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 打下去，把農民的權力長上來。“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個斗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經濟斗爭，決無勝利之可能。”農民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 農民武裝。”

　　三是科學分析了農民各個階層，提出了依靠貧農的論斷。報告指出;"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由于其各自的經濟地位不同，他們對革命的態度也就各有不同，富農”始終是 消極的“”中農是游移的“，貧農是”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他們占農村人口的70%，”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 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四是宣傳了放手發動農民、相信農民、依靠農民、領導農民前進的革命思想。報告指出：農民要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必須有大的革命熱潮，不存在什么“過分”的問題。 在革命中“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要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一切革命的同志，應該“站 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而不能“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更不能“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

　　五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關注、研究和解決，顯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彭拜、周恩來等黨的領導都提出過自己的真知灼見，黨也形成過幾 個關于農民問題的決議案。但是，就對“三農”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來說，沒有人能出毛澤東之右。毛澤東當時就成了“農民運動大王”不是浪得虛名，毛澤東后來成為共產黨的領袖、中 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領袖，也從此可以看出，這是歷史的選擇和必然。

　　六

　　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在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和汪精衛“七。一五”分共的逼迫下，最終失敗了;與國民革命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農民運動自然也歸于了失敗。但失敗乃成功之母 ，毛澤東很快就成了有槍桿、有人馬、有地盤的名副其實的農民革命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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