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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之路(七)

唐青釗 · 2014-01-2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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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當五億中國農民剛剛獲得他們夢寐以求、視若生命的土地的時候,當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正在憧憬著“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民式的幸福生活的時候,當相當一部分的中國 農民正在做著生產自由、發家致富的美夢的時候,毛澤東卻已成竹在胸,建議在省委以上領導機關建立農村工作部。規定農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與領導廣大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以 便配合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

  這是毛澤東頭腦發熱,決意與五億中國農民、甚至與黨內部分領導的意愿和要求做對嗎?

  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這是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要求。

  這是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時代要求。

  二

  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早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就草創了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更是創立了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糧食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縣的統計,共有各種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余萬元。發展得 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

  抗戰時期,毛澤東的農民合作思想更臻成熟。1943年10月,毛澤東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性質,就是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11月底,毛澤東在他的著名演講《組織起來》中指出:“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 動組織”,“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 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合 作社為什么有這樣的能量?因為合作社經濟實質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 服這種狀態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 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931-932頁)1945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 作》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勞動互助提高了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如果不是采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 的方針,那么,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里面。”(同上 第1016-1017頁)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對貧苦農民給予低息貸款, 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生產”。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仍然關注著農民合作的問題。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你們的任務,是在于細心地保存和發展那些為人民群眾所擁護的變工隊、合作社和其 他必要的經濟組織,并推廣這樣的組織于各地。”“在任何地區,一經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黨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將農村中的一切可 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農業技術,提倡選種,興辦水利,務使增產成為可能。”(同上 第四卷 第1312、1316頁)1949年6月,毛澤東為紀念中國 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寫的名著《論人民民主專政》更是指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 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訪蘇途中,與聶榮臻談話時說:“中國要想發展,必須首先重視農業。”“我這次就是要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蘇聯在農村辦集體農莊的情況……”“中國農業也要走 集體發展的道路”。

  隨著全國除臺灣、西藏外土地改革任務的全面完成,毛澤東自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將全國農民合作化運動的任務提上了議事日程。1952年11月,中央成立農村工作部,以加強對合作化運 動的領導。1953年1月,毛澤東欽定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進京向毛澤東報到。毛澤東對鄧子恢說:“你們農村工作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 而不要挫傷它。”“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任務,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完成農村合作化,配合國家工業化,實現農業集體化,即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互助合作,提高勞動生產率, 過渡到農業上的大生產。完成這個任務,需要一個過程,現在就應開始”。(《鄧子恢傳》第453頁)

  1953年10月15日,毛澤東毛澤東同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談話強調了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社看做極為重要的事,要積極領導,穩步發展,把農民組織起來,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 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辦好農業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做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 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 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泛濫起來”。至此,毛澤東明確肯定了農民合作社,一場半社會主義的農民合作社運動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了。

  三

  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農民的意愿,反映了農業生產力的基本要求。

  首先,農民互助合作是農民自我救助的生產生活方式。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就有互助合作的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農民為了抵御天災人禍、生產生活,就不得不親幫親、鄰幫鄰 抱團取火、互助合作,從而互助合作就成了“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中國又是一個災害頻發的國度,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史書寫的幾乎無年不災。這客觀上又要求政府和鄉紳組 織農民興建農業水利等基礎工程,從而客觀上又完成了農民的組織化的過程,以至馬克思認為:正是政府這種組織農民興修農業水利等基礎工程的責任,才使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政權走向 極權成為必要。

  其次,農民互助合作是中國革命根據地農民的自我創造。中國革命進行了長期的革命戰爭。在這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一方面由于耕牛等生產資料的嚴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青壯在前線勞力極 缺;一方面由于農民自我組織,另一方面由于根據地政府和組織的提倡,因而從井岡山時期的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組織,到抗戰時期的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和手工業合作社,再到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安平縣南王莊帶有土地集體性質的合作社就自然而然產生了。因此農民互助合作不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意志,實實在在是農民自己 生產生活的需要。

  再次,農民互助合作,確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這就像毛澤東指出的那樣,農民互助合作,“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1079頁)“陜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毛澤東:《論合作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民互助合作反映了時代的要求。這正像毛澤東在《黨在過渡嗎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闡述的那樣:一是小農經濟不能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不 能大幅增產,“這種建立在勞動農民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上面的小農經濟,限制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和工業化事業對糧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長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產的分散性 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二是小農經濟不穩定,會導致“兩極分化”,小農經濟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極分化,有的人因天災人禍而窮困破產,有的人卻利用做投機買賣、放債 、雇工的辦法來剝削旁人;如果不對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中少數人就會發展成為富農剝削者,而多數人就不得不忍受貧困甚至破產的痛苦“。三是小農經濟與社會主義和工業化的矛盾 。毛澤東贊同斯大林的觀點: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巨大的高度集中的工業化基礎之上,而小農經濟不僅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向矛盾,也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矛盾,因此”同樣,社會主義的道路 也是我國農業唯一的出路“。

  四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其實并不一帆風順。阻力不僅來自黨外,而且來自黨內,而且最大的阻力就來源于黨內,絕對權威的毛澤東其實并不權威。這正像毛澤東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革命 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合作化就有人反對”。

  這個“有人反對”的代表人物就是劉少奇。

  1951年1月,劉少奇對安子文說:“東北土改后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組是建立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現在的變工互助組 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 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上卷 第197頁)

  1951年7月,劉少奇在山西省委的報告《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上寫下了如下的批語:“在土地改革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 有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和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 逐步地動搖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建 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 第42頁)

  針對劉少奇等黨內反對派的意見,毛澤東不得不從正面加以說服:“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形成生產力的階段 ,則這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性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 上卷 第191頁)毛澤東又不得不從正面嚴正駁斥:“‘確立 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確 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確立新民 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 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 向就是沒有走到。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所謂 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個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 。要反‘左’反右,最后全部過渡完”。“‘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81 -82頁)

  五

  農業合作化的阻力也來自中國社會,這集中體現在士大夫的代表、民主黨派人士梁漱溟先生身上。

  梁漱溟先生是新鄉村建設運動的代表人物,這是因為梁先生不僅有行動,而且有理論,而且這個理論在他自己看來似乎完美無缺。其實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如同梁先生的“身在問題中 ”的一生一樣,都是一個矛盾的東西:他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又看到中華文化的積弊,但骨子里卻又崇尚中華文化;他看到了中國農村的種種問題,并大加韃伐,但對封建制度卻又真 誠地贊美;他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卻在實驗的鄉村農民幾乎”不動“而毫無成效;他欲獨立于官府之外開展鄉村建設,卻又不得不仰仗軍閥的鼻息來開展運動。

  其實,毛澤東早在1938年1月就對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展開了批評。梁先生在他的書中認為,中國社會的經濟,是”倫理本位的經濟“;”其經濟結構隱然有似一種共產“。毛澤東 批評道”地主與農民不共財、不相恤、不互相負責,貧民生計問題并無保障,僅有殘酷的剝削關系存在。“因此,所謂”倫理本位經濟“,實際上是一種”封建經濟“;所謂”共產“的特征 ,”只是一種建立在封建剝削關系上的家庭共產主義“。(陳晉:《1938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因此,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實施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即將開始的關鍵時刻,梁漱溟 先生從他的改良主義理論出發,對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攻擊并對工農關系發出”九天九地“的喧囂,以為”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 、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毛澤東不由悖然大怒:”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的建議, 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108頁)

  顯然,毛澤東與梁漱溟先生的爭議不是什么意氣之爭,而是真真切切的”主義“之爭——是如何鞏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對此,晚年的梁漱溟先生其實已有深刻而又真誠的反思,說:“毛澤東是對的”。梁漱溟先生近年很是吃香,以為是中國最后和最大的公知,是中國最后也是最 大的良心。其實,這股勢力是“醉翁之意”、“項莊舞劍”——不在梁公,而在潑污毛澤東和共產黨罷了。

  六

  毛澤東曾經生動地指出:“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 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常的,也不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 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剛剛露出的時候, 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著作專題摘輯》第341頁)在土地改革完成之時 ,毛澤東就將全黨的“三農”工作中心轉移到農業合作化運動上來,不能不說毛澤東就是這樣高明的領導;建國以來到目前為此的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基本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 —而不是黨內那些貶毛勢力宣稱的那樣,這是一個片面的論斷;更不是那些反毛勢力宣稱的那樣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論斷——更證明了毛澤東是一個高明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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