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關海庭，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田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生)

　　【摘要】中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直接導致了農村貧窮落后、農民生活極端困苦的悲慘局面;地主階級同廣大農民階級尖銳對立的殘酷現實，構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邏輯起點。國民黨由于歷史原因和自身階級局限，以及中央保守勢力占據統治地位，基層政權被豪紳地主把持，不可能實行有利于農民的土地政策。中國共產黨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動員廣大農民參加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積累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寶貴經驗。

　　中國共產黨從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開始，通過“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代表了中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農民”(《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5頁。) 。具體說來，農民當時占中國人口的90%，封建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殘酷壓迫，導致了農村嚴重的階級對立，這就是中國革命道路的邏輯起點。針對中國農村地主階級和貧苦農民尖銳階級對立的事實，中共實行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中國革命道路的邏輯起點同革命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而國民黨卻極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正如毛澤東所言：國共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來講，實質是在農村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頁。)

　　近年來在一些文藝作品和學術論著中，有人對地主土地所有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提出了懷疑;特別是在海外和國外，這種否定的傾向就更加明顯;甚至提出： “土地革命的理論是建筑在地主‘剝削’貧苦農民的前提之上，這個前提能否成立，當然有爭論的余地”(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第252-253頁。);“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張永東：《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 (臺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64頁。)。中國地主與佃農屬于不同的階層，“但是共產黨的宣傳，卻夸大其代表性，造成仿佛中國的村落里，每天都在進行階級斗爭的假象”(〔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3頁。)。

　　如果考察一下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從其公布的文件上看，似乎也有一些積極的作為。如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通過了《規定最高租額及最低谷價》的決議，對地租作了一定的限制。同年10月舉行的國民黨中央與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國民黨政綱決議案，以“減輕佃農佃租百分之二十五”為本黨政綱，此后“二五減租”就成了國民政府的政策(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194頁。)。1930年國民黨公布了《土地法》，其主要內容有：“第一，限制地主占地的數量。在土地登記、申報地價、征收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項，均作了具體的規定，體現了孫中山關于核定地價、照價納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等平均地權的原則。第二，限租。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體現了‘二五減租’ 的原則。原有約定，地租額超過此數者，應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者，依其約定，不再增加。又規定地主不得預征地租，不得收取押租等。第三，護佃。法令規定，‘地主出賣耕地或將租地收回后，再出租時，原承佃佃農，依同等條件有優先購買、承租之權。承租佃農只要按期交付一部分地租時，地主不得拒絕接受。’” (關海庭主編：《中國近現代政治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44頁。)1932年10月，鄂豫皖“剿匪”總部頒布了《剿匪區內各省農村土地處理條例》，規定：“限制每一業主所有田地面積之最高額自一百畝起至兩百畝止”。“對超過最高額部分之田租，應依累進法征收其所得稅。”(《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公布〈剿匪區內各省農村土地處理條例〉》(1932年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26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帶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改良性質的土地政策為什么沒有執行?

　　針對以上觀點和實際情況，本文著重討論三個問題：一是中國土地的實際占有情況和為什么說中國地主所有制經濟是反動的；二是國民黨為什么沒有真正實施積極意義的土地政策；三是中共土地政策的意義和基本經驗。

　　一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剝削是極其嚴重的，農民的生活是極其貧困的，這是中國農民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實踐基礎。

　　首先，我們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實際情況作一個具體的分析。

　　在贛南,據毛澤東1930年5月和同年10月先后作的尋烏和興國調查統計，尋烏縣土地，地主占30%，公田(實為地主富農把持)占40%，農民只占 30%;而該縣農村人口中，地主、富農僅占人口總數的7.445%，中農和貧農卻占人口總數的88.255%。就是說占人口總數88%以上的貧農中農只占有全縣30%的土地，而占人口總數7.4%的地主、富農卻占有全縣70%的土地。(《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頁。)興國縣第十區(永豐區)地主、富農占人口總數的6%，卻占有全區80%的土地(其中地主占有40%，公堂占有10%，富農占有30%，公堂占有的土地實為地主富農所共有);而中農、貧農占人口總數的80%，他們只占有全區20%的土地。(《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99-200頁。)

　　在閩西地區，1929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記載：“據龍巖、永定、上杭、連城、長汀、武平六縣調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階級手里，農民所有田地平均不過百分之十五”。(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頁。)另據中共閩西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閩西特委工作報告稱：“全閩西的人口統計有二百五十萬，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百分之十幾是做工的。”(《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日刊》(1930年7月8日至20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8頁。)而閩西的土地占有情況是，“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地主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公堂的，農民所有的不過占有全土地的百分之十。”(《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日刊》(1930年7月8日至20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280頁。)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農手里，農民缺少賴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被迫向地主豪紳和公堂租地耕種，承受著地主地租和高利貸的殘酷剝削。

　　在湘鄂西,占農村人口70%至80%的貧農、中農,只占田地的20%至30%;而僅占人口5%至10%左右的地主、富農,卻占田地的70%以上。沔陽縣南區各戶大地主所占土地多在8000余畝以上。曹家嘴一戶地主有田1萬余畝,為該地田地的1/3。鶴峰縣土豪劣紳及富農人口不到總人口的10%,卻占有全縣水田80%、旱地41%,以及幾乎全部的山林;城關大土豪張佐臣即擁有水田、旱地1萬多畝,遍布全縣6個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編寫組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1頁。)

　　在西南重慶地區，據對重慶市郊的 1196戶、6159人的調查統計，其中地主共104戶，495人;富農55戶，426人;中農、貧農、雇農和小商人等1037戶，5238人。地主平均每戶占田地122石4斗余。這就是說，占總人口數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總人口數85%以上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卻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區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況是：地主戶數占總戶數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總畝數的65%至75%;中、貧、雇農占總戶數80%至90%，卻只占有土地總畝數的20%至30%。如成都縣城區鎮七保，當地地主戶數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貧、雇農卻只占有14%的土地。 (金仲葵：《鏟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中華魂》2010年第11期，第50頁。)在川北地區，“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僅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豪紳地主手里，多數農民處于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赤貧地位”。(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261頁。)

　　東北的情況比較復雜，但極不合理的土地占有也是十分明顯的。1947年6月末，松江省土改共分地主土地117萬響，當時全省耕地面積148萬響。這樣計算下來，土改前地主富農占有全省80%的土地。(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99頁。)

　　在華北地區，經濟學家陳瀚笙1930年至1931年在河北定縣調查，“經過調查的 14617農家之中，有70%的農家占有耕地不到全數的30%，其余不到3%的農家，占有耕地，幾當全數五分之一”(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論》，上海黎明書局，1936年，第208頁。)。另據國民政府農村復興委員會1933年調查，在河南西南部的鎮平縣，地主占有土地達66.66%以上，中農和貧農合起來計算也只有20%左右。(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7頁。)另據國外學者對當時中國土地占有狀況的分析(〔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60頁。)：

　　貧農：0.6公頃以下;中農：0.6公頃至1.8公頃之間，偶爾雇工;富農：1.8公頃以上，長期雇工。

　　關于土地狀況，有兩個問題也要引起注意：第一，地區之間的差別，特別是華北和南方各省的區別。有的學者認為，在華北農村“地主與佃農的關系并不那么重要，農業狀況和南方完全不同”，“北方自耕農的比例遠超過佃農”。誠然，各地的土地占有狀況確有差別，比如豫中和豫北，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分別僅占 0.31%和0.68%，其余都是1000畝以下的中小地主;但豫西和豫南則大地主較多，如內鄉西北的蒲塘村的四五家羅姓大地主共擁有土地五六萬畝，而固始東鄉與安徽霍邱縣接壤的地方有一大地主，其擁有土地之多出乎人們想象，從他家里走進城里所經過的120里的路程，可以不踏入人家的土地一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第4頁。)一般來說，北方多中小地主而南方多大地主。“如果說個體地主是華北地區的特點，那么越往華南，就越多團體地主”。(〔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64頁。)可以看出，在中國南方，土地不僅集中在私人地主手里，而且還有一部分集中在團體地主的手里。南北方土地集中程度的差別導致華北地區自耕農較多，而南方的佃農比例要高于北方地區。據當時金陵大學所做的調查，中國北部平均只有 23.5%租佃耕種，在東南部則有51.8%。(陶直夫：《中國地租的本質》，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論》，第248頁。) 但這并不改變農村中基本的剝削關系。第二，當時農村是否存在著土地兼并的趨勢。這個回答是肯定的。從微觀上分析，自耕農轉變為佃農的趨勢一直在發展，河南鎮平縣佃農比例從1928 年的13.73%上升到1934年的23.08%。(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第62頁。)無錫縣(市)11個村，地主占有土地數：1929年是2110.73畝，1936年是2299.13畝，1948年是2348.68畝。雇長工戶數：1929年是23戶，1936年是26 戶，1948年是33戶。(舊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原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無錫縣(市)農村經濟調查報告(1929-1948)》，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3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05、307頁。)從宏觀上分析，根據當時中央農業實驗所發布的《農情報告》，以及學者研究成果，證明了全國佃農比例上升，自耕農比例下降。(見下表秦柳方：《土地改革與農業生產--與董時進先生討論土地分配問題》，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2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625頁。)：

　　這種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極其落后的，造成了嚴重的階級對立，成為中國農村落后和貧窮的總根源。表現是多方面的。

　　1.封建地租剝削嚴重。由于農村土地占有的極不均等，貧苦農民只有租種地主的土地，這導致貧苦農民面臨第一個問題，就是遭受封建地租的剝削和壓迫。中國20世紀30年代，貧苦農民向地主繳納的地租通常要占全年收成的一半。(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96頁。)

　　這種比較通行的50%租額對實際生活在傳統農村的佃農已是相當沉重的負擔。

　　四川北部，軍閥、地主、官吏，對農民的剝削，簡直是公開的或半公開的血腥掠奪。土地分等級，交租有區別。一般是上田佃三主七或佃二主八分成;中田佃四主六分成;下田佃主對半分成。(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61頁。)

　　贛西南和閩西地主富農對農民的地租剝削，包括實物地租和勞役地租兩種。實物地租又有“分租制”和“定租制”。“分租制”是農民和地主當場對土地收獲物進行分成，俗稱“見面分割”。“見面分割”就是禾熟時地主與農民同往禾田，農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對分，雙方各半，地主部分要農民送到其家。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擔，這一擔不在對分數內，這種多半是肥田。這實際是級差地租的體現。“分租制”中也有四六分(農民四、地主六，下同)、三七分、甚至二八分的。這種“分租制”在贛南各縣實行較多，閩西各縣較少。“定租制”是按田畝面積固定租額，一般為五成、六成，有的高過七成、八成。閩西“田租各縣最低百分之六十，長汀百分之七十，連城南鄉高至百分之八十”。“定租制”的租額不少地方是“鐵租”，即使在遭災歉收年景也不能少。地主往往虛報田畝面積出租，以加重對農民的剝削。無論是“分租制”還是“定租制”，農民將土地耕種肥了，地主就要將土地收回租給別人(名曰“起耕”)，以獲取更多的地租。農民交租時，地主用的是大斗大秤，谷子用風車車了又車。沉重的地租，逼得貧苦農民“禾頭根下毛飯吃”。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記載說：“‘禾頭根下毛(沒有)飯吃’，說的是剛打下禾交過租就沒有飯吃了，這種情形在尋烏占百分之四十。為什么禾頭根下毛飯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擔谷田的，量去了十一多擔租，剩下八擔多。去年過年和今年青黃不接毛飯吃時借過地主谷子兩三擔，加上加五利，又要還去三擔多至四擔多。打禾了，要收好東西招扶地主。禾打過了，買上一點油鹽，舂上一點米子，立秋剛到，一切都完。這就叫做‘禾頭根下毛飯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37-138頁。)除實物地租外，農民還要承擔勞役地租，就是無償地幫地主做工。地主家做紅白喜事，農民都要前去幫工，農忙季節農民也要丟下自家的農活為地主干活。

　　贛南的情況：“田地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地主所有，地主霸占大量田地，自己不勞動，農民自己無地或少地,租種地主的土地，一開始就要支付押金，以后年年要繳高額地租，租額高達收獲的百分之六七十。”(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上)，團結出版社，2002年，第178頁。)贛南有個老習慣：婦女出工，男人在家里抱孩子。有個地主不把田租給窮人，而是把窮人家的女兒收為老婆，為自己種田。(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上)，第178頁。)蔣經國后來對人講：“當我們去調查時，他已有21個老婆了。這種一夫多妻怪現象真正駭人聽聞，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和聽到。農村婦女為貧窮所迫，成了大地主的犧牲品!”(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上)，第178頁。)“在地主經濟的中心地區，如江蘇、廣東等較富裕的省份，地租約占一半的收成;三十年代，全國的地租平均值是百分之四十四的收成”。“約四分之一的地租，是采取繳交部分收成的方式;這尤其是在生態不穩定的地區，如華北和西北的干燥區。這種方式，是佃戶與地主共享收成結果(大多是各擁有一半)，也一起承擔風險”;還有一種方式的地租，就是“繳交約定的金額;佃戶賣掉部分收成，以現金繳交地租”。 (〔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62頁。)

　　誠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在不同地域也是有差別的。如在江蘇省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就有差異，“在江蘇省較貧窮的北部地區，……佃戶占總居民數的比例較低，地主則是殘暴無比;他們欺壓農民，不惜毒打拖欠地租的人”，而在發達的蘇州周邊，“大多數的地主都住在上海或其他城市，……收租事宜完全交給專業的管理公司”。而在云南省，“擁有少量地產的地主，他們情愿以微薄的租金，來維持并不奢華的悠閑生活，也不愿透過自己的勞動，從土地上獲取雙倍的收益。” (〔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64頁。)雖然剝削方式有差異，但沒有改變地主占有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的本質。

　　2.高利貸剝削更加劇了農民生活的困苦。地租的沉重，還衍生了另一種剝削，就是高利貸。“借款是農民的另一種常見負擔，特別是那些不用繳租金的自耕農。三十年代初，全國約百分之四十四的農戶欠債。由于缺乏現代化的農業資金制度和債務法規，合作社制度又才開始，農民不得不忍受私人出借者的各種剝削。平均年利率在百分之三十;在經濟落后的地區甚至于更高。”(〔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 167-168頁。) 1934年山西平順負債的農民要占總人口的80%。(趙梅生：《山西平順縣農村經濟概況》，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3輯，第 81頁。)在西南川北地區，“打打錢”(高利貸)盤剝尤重，月息高達10%以上，到期不還，利上加利。(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61頁。) “借來的錢，只有小部分用于生產。一些用來辦理傳統所規定的奢華紅白事宜。其他則是出于急需，如收成不好、生病，或家庭失去一份勞動力。無力償還的債務，是賣地產和隨后的貧富兩極化的普遍原因。而在30年代的華北，到期失效的地產抵押，成為城市生意人致富的主要財源;他們因此累積龐大的地產。負債和高利貸，是中國農村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68頁。)

　　據1933年間所做的一次調查，現代式銀行和錢莊所提供的信貸只占總額的10%，其余是由商人、地主、地方上的放債人和當鋪提供的。債主所索利息的幅度一般在年利20%至40%之間，有時還要多。農民苦不堪言(〔美〕阿瑟·恩·楊格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927至 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335頁。)。

　　3.苛捐雜稅特別是土地稅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田賦是歷代王朝政府的主要收入。1912年后的國民政府，確定田賦應作國家稅收。1913年收益是8200萬元。不過各省獲準在特殊情況下加征30%以上的數額。結果是田賦平添了許許多多數不清的附加。有些地方甚至預征到了60年以后的田賦。中國農村當時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沒有正規而準確的田賦冊籍。經征人員只得到名義上的薪金，制度本身造成了偷漏和橫征暴斂。并非原有稅目就那么多，而是層層加碼使負擔有增無已。這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內戰期間更是節節上升。據統計，田賦有不少于673種各式各樣的附加稅，江蘇有147種，浙江有73種。1933年時，這些附加稅比田賦正額多出81%到173%。雖然 1920年的土地法規定已耕地不超過1%，未耕過的荒地允許稅率稍高，但稅率仍是偏高了。(〔美〕阿瑟·恩·楊格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927至 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75頁。)

　　1928年政府將田賦劃歸地方征收。田賦是各省歲入最重要的來源，還有約占總數35%至 40%的轉讓地契稅。但中央對地方財稅控制的程度有限，1935年，全國1941個縣，僅有半數把預算報到了中央政府。中央對地方的失控，導致隱性農業稅急劇增長。據統計，1934年至1935年間，平均每戶農民的總稅務負擔(按實物計算)比1931年高出30%至35%。(〔英〕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第175頁。)

　　需要說明的是，統計數字顯示的農民稅賦與實際情況還有一定的差距。1936年到1937 年，中國本土每年總歲入，中央政府得8.7億元，加上省的近5.34億元和縣的1.9億元，總計約15.94億元。假定人口以5億計，每人擔負稅款平均為 3元多。可是，還應加上各色軍人、官吏等在正常稅收之外的大量勒索。而各省的數字由于是估計數字，顯然超過實際稅收。以絕對數字而論，平均負擔似乎并不太重。但是，“它過分使那些很少能擔負得起的人，特別是貧農來承擔它，30年代尤其如此。”(〔美〕阿瑟·恩·楊格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927至 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80頁。)川北巧立名目的捐稅，如田賦、青苗捐、煙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不下數十種，一年要征收10多次。封建地租，高利貸，苛捐雜稅，像是套在農民身上的三條追命索。(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61-262頁。)農民由于農產品的價格隨著經濟蕭條而劇烈下跌，早已掙扎在饑餓線上，或者被壓制在這個水平之下。而“富厚之家大多沒有任何直接賦稅負擔，而僅只繳納一些輕微的關稅和貨物稅。” (〔美〕阿瑟·恩·楊格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80-81頁。)在不平衡的稅制下，農民生活愈加困苦。

　　4.匪患猖獗和惡霸橫行也是農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首先，中國土匪的產生反映了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但基本是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走投無路的結果。從土匪的構成來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偶爾為之者”;二是“職業土匪”。有資料統計，到1930年，土匪人數的保守估計，為2000萬左右，一些地方志反映了當時老百姓的抱怨：“國家不像國家，簡直成了土匪世界”。顯然，這 2000萬數字將“偶爾為之者”也包括了進來。1928年，河北的土匪人數最多達500萬，占總人口的20%。到1930年，山東境內的土匪人數超過20 萬。1931年，四川土匪總數至少有150萬。1937年，河南土匪達40萬。(〔英〕貝思飛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4、45、49、83-84頁。)土匪對農業生產破壞極大，同現在文藝作品中的“殺富濟貧”的理想化行為相距甚遠。很多有錢人為了逃避土匪都躲到城里居住，土匪便搶奪窮人的物品。土匪還向村民要求貢品和其他回報，如果得不到回報，就進行嚴厲的報復。(〔英〕貝思飛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第229頁。)其次，地主中還有不少敗類，千方百計增加剝削，“大斗進、小斗出”司空見慣，其他敲骨吸髓的方法固然光怪陸離，也非奇聞罕見。地主不把佃農當人看本極平常，動輒打罵更不時發生。荒年時對農民的困苦無動于衷，不但不減賦，反而囤積居奇。這種地主敗類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惡霸分子。這種惡霸分子雖然在農村人數不多，但很常見。惡霸地主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農民生活的困苦。惡霸帶有黑社會性質，在國民黨統治下，同地方政府的緊密結合，是一大基本特色。這是中國農村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這些黑惡勢力的頭子往往都兼任地方的某一官職，強取豪奪，欺男霸女，民憤極大。冀南永年縣一惡霸宋品忍，曾任日偽時期憲兵隊長，之后又成為地方官員。其對待老百姓極其殘忍，難以用語言描述，1946年夏被抓起來后，開斗爭大會，被老百姓打死，尸首都被分割，骨頭被砸碎。(李新：《流逝的歲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3頁。)彭德懷回憶道：湖南“南縣注磁口是一個有三百戶左右的小鎮，物產甚富”，但當地惡霸歐盛欽，“兼當地的稅務局長及堤工局長，濫增百貨稅收(特別是魚稅)，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為害群眾比土匪還甚”，后來被幾個青壯年殺掉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頁。)

　　此外，自然災害不時加劇農民生活的困苦。1933 年一次旱災，“迫得江、浙、安徽、四川、陜西等處的農民在吃樹根和觀音土，餓死和自殺的不可勝計”(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1卷，第297 頁。) 。冀南1943年四五月間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在重災下人口死亡占總數5%，特重災區更加嚴重。”“人口之整個減少(逃、亡)占70%。牲口之減少重災區占90%以上。餓死、病死、逃荒者最多是貧農，中農次之，地主富農極少”。(宋任窮：《冀南游擊戰爭的堅持與災荒問題》，《宋任窮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第342頁。)

　　綜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前后，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擁有70%至80%的土地，而占有農村人口90%的貧農、下中農、中農，只擁有 20%至30%的土地。這90%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法靠自有的土地維生，于是向地主和富農承租土地或出賣勞力，成為佃農或雇農。由于地主和富農的剝削極重，地租一般超過收獲總量的50%，貧苦農民本來就難以為繼，婚喪喜慶又勢所難免，而自然災害更是接踵而來，只有向有錢的地主、富農借貸，而這又跌入高利貸的陷阱而無法翻身。貧苦農民除了要付地租和利息以外，還要應付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稅，加上匪患猖獗和惡霸橫行，正常的生活根本無法保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幅極其悲慘的畫面。廢除造成這種悲慘狀況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現實基礎和必然要求。

　　二

　　孫中山先生曾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崇高目標，但三四十年代國民黨卻沒有實行過真正革命意義的土地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蔣介石統治集團代表著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通過中央政權和基層政權兩個方面明顯地表現出來。

　　（一）從中央政權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最保守的集團占據著統治地位，同時，為了維護內戰和日常龐大的開銷，更多的是從眼前的財政利益出發。

　　1.國民黨內極其反動保守的勢力占據著主導地位。在20世紀30年代，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國民黨的有識之士和地方實力派，迫于外界壓力和地方利益，主張對地主土地所有制做一些改革，但這些體制內的改革最后也夭折了，僅舉三次土地改革為例：

　　第一，陳誠在湖北搞的以“減租”為主要內容的改革。

　　陳誠于1938年6月14日被任命為湖北省政府主席。當時陳誠估計：“中國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農民，而在這八、九成農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農。佃農就是‘耕者無其田’而以佃種地主土地為生的農民”。所以，他認為，“拯救貧苦的農民大眾，最簡捷的辦法就是減租”。(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4頁。)湖北省在1939年和1940年兩年連遭旱災。時任湖北省主席的陳誠“發動各廳處人員及地方團隊，替人民車水灌田”。不料農民對此舉表現十分冷淡。經過考察才發現，“當地農民的土地，都為地主所有，正糧的收獲，悉數交租，只有雜糧的收獲，才歸佃農”。“農民種稻既然辛苦而無所得，所以寧愿稻子早一點枯死，反可提前播種雜糧”。(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5頁。)陳誠便領導了以“減租”為主要內容的土地改革。

　　1941年4月《湖北省減租實施辦法》出臺。具體內容包括：“農民佃租定為正產物總收獲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總收獲量先提二成五歸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對分;實施減租后，地主不得因減租而撤佃;按年分區推行，其分區推行次序及辦竣期限，由省府以命令規定之，期于五年內，次第完成。各縣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減租糾紛。”(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5-196頁。)這種土地改革從1941年4月起開始實施，到1944年7月陳誠離職，實行了三年多，取得了一定成績，“在最近二年間，恩施、咸豐的佃農已有百分之四十變為自耕農”(重慶《新蜀報》1943年7月27日，轉引自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7頁。)。但總的說來，效果甚微，“減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壞的地方”，主要有：地主“將一部分田畝匿不陳報，以圖拆補減租損失者”;“佃戶在地主積威之下，仍多方維持地主利益，不敢有短失者”;地主“往往假詞威嚇，使佃戶不敢依照規定減租”。“以上情形，均可見地主勢力之大，竟可迫使無知鄉農自動地放棄其應得的利益”。(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6頁。)經過這段“減租”的實踐，陳誠自己也承認：“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勁。有的根本不做，有的做得太少，有的雖做而不徹底，以致等于不做，于是大陸遂不復為我所有”(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201頁。)。更重要的，陳誠的“減租”改革并沒有得到國民黨上層的支持。整個改革，并沒有國民黨的中央文件加以肯定，都是湖北省的行為，結果收效不大。

　　第二，閻錫山在山西搞的“土地村公有”運動。

　　20世紀30年代，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風起云涌。與山西為鄰的陜西，土地革命開展得十分迅速，逐步形成了陜甘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當時統治山西的閻錫山也認為陜北紅軍和土地革命的興起，“其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給共產黨留下了可乘之機”(李茂盛：《閻錫山大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551頁。)。“以中國來說，最要緊的就是土地私有露下的大空隙。我們有了這個空隙，為共黨所乘。”(《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8)，第65頁，轉引自李茂盛：《閻錫山大傳》(上)，第551 頁。)1935年9月18日，閻錫山召集山西沿黃河21縣縣長會議，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張，并在討論的基礎上，于9月20日通過了《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主要內容有：“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為一份，劃為若干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種”; “農民之耕作年齡，定為18歲至58歲。人民滿18歲，即有向村公所呈領份地之權;至58歲，即應將原領之田，交還村公所”。(李茂盛：《閻錫山大傳》 (上)，第553頁。)9月21日，閻錫山將其“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上報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但蔣介石卻以“多事考量，審慎周詳”為托詞，實際上擱置了起來。(李茂盛：《閻錫山大傳》(上)，第557頁。)

　　第三，蔣經國在贛南搞的“土地改革”。1941年冬，蔣經國提出在贛南11縣搞“土地改革”，扶植自耕農。其主要措施，就是用有償購買土地的辦法實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蔣經國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 “設立土地銀行，發行土地債券，用債券支付地價”。1941年，先是在農民銀行中設立土地金融處，開辦扶植自耕農、土地改良、土地收買等放款。然后是進行試點。1941年冬，贛縣的吉埠土改示范區首先開辦，1942年到1943年又先后在南康縣的橫市、坪市、龍田、上猶縣的廣田鄉，信豐縣的游州等處開辦了 5個示范區。以上6個示范區共有耕地10820畝，經過測量、登記，編成單位農場，分配給無地少地的現耕農民耕種。據統計，這次土地改革一共扶植了自耕自田的農民991戶，平均每戶得土地10.92畝左右。蔣經國原計劃全區11縣每年扶植自耕農總面積4.25萬市畝，但到1944年他離開贛南，這些計劃都變成了紙上空談。(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上)，第179-180頁。)

　　2.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更多考慮的是眼前的財政收入，而不是農民土地問題。

　　國民黨性質的變化也是有一個過程的。蔣介石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以后，越來越多的國民黨將領和官員出身于地主和有產階級，因此并不希望開展任何將危及他們利益的土地改革。“中產階級--主要是各種商人、實業家和高利貸者--在這方面也同樣無所用心。他們生活在條約口岸或作為高利貸者在農村活動，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發生任何將激起波濤的改變……國民政府不能采取所宣揚的社會和經濟措施也就不足為怪了。事實上，在許多躊躇滿志的國民黨人中盛行著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農民已經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難，因此要他們再等待一段時間并無所謂--讓他們等到政府解決了更為緊迫的內憂外患問題時再說好了。” (〔美〕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斗(1600-2000)》，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第458頁。)特別需要指出的，財政上的需要使江浙財團占據主導地位，導致了對農民問題的更加忽視。國民政府將地稅這個舊王朝時代最基本的收入來源委托給了各省行政機關辦理，而依靠關稅和商業稅作為自己的財政基礎。國民政府以沿海地區為根基，并啟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養的金融家來確定經濟方針，從來不接近農民和土地，或許壓根就不關心或理解土地問題的嚴峻。在1928年至1935年間，國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關稅，17.13%取自鹽稅，9.16%取自商業稅。這筆總收入能夠支付約80%的開銷，這些開銷主要包括軍費(40.3%至48.4%)和債務(25.18%至37.46%)。 (ShunHsin Chou,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3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p.40-42.) 因此，農民問題在最高統治集團那里是無關緊要的。

　　（二）從基層政權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對基層的失控和基層官吏的出身，更能反映出其代表的階級利益的局限性。

　　1.國民黨統治時期縣以下制度缺失，導致不能實施合理的土地政策。

　　浙江省1927年開始搞“二五減租”，但地主通過“私下簽約”、“背后威脅”、“瞞報土地”等手段對抗，到1932年，浙江的地租基本上都在產量的 50%以上。薛暮橋：《浙江省的二五減租》，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2輯，第266頁。陳誠對二五減租運動失敗原因有深刻的認識：“一般愚昧無知的佃農，久處地主高壓之下，早就養成等于主奴的關系，他們不但聽受地主的撥弄，并且還有口不由衷地表示信仰。政府的法令和地主的意旨，如果聽憑他們的衡鑒，往往認為后者較前者尤為重要。這與政府威信的墮落，自不無關系。而豪紳地主盤踞鄉里，根深蒂固，一般農民只有承望他們的顏色，與之分庭抗禮，簡直不是他們想象得到的事，此種事實關系尤為重大。以故減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壞的地方。諸如：(一)地主有暗地指示佃戶增加田畝數字或正產物的常年收獲量，或將一部分田畝匿不陳報，以圖抵補減租損失者。(二)地主任憑佃戶單獨陳報田畝及正產物收獲量，但佃戶在地主積威之下，仍多方維持地主利益，不敢有所短失者。(三)減租后，地主有不論年成豐歉，迫令佃戶繳足法定租額者。(四)地主于佃戶請示送租地點時，往往假詞威嚇，使佃農不敢依照規定減租，致有寅夜送繳免使人知者。以上情形，均可見地主勢力之大，竟可迫使無知鄉農自動地放棄其應得的權益。”(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196頁。) 當時就有論者明確指出：“租佃制度是否能夠徹底改革，它的主要關鍵到還不在改革辦法是否周密，而在鄉村政權究竟是在誰的手里。如果地主豪紳繼續掌握鄉村政權，那末任何周密辦法都是無法推行。”(益圃：《中國地政學會怎樣改革租佃制度--讀了中國地政學會年會特刊以后》，薛暮橋、馮和法編：《中國農村論文選》(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1頁。)

　　2.國民黨基層官吏的階級局限性導致執行不力。

　　由于國民黨將田賦下放到省、縣來收取，因此基層官吏就成為執行土地政策的關鍵。但國民黨基層官吏多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因此，他們制造借口百般抵賴土地政策的推行。

　　第一，在省級地方政府層面。當時“多數以軍人主持省政，其中若干人對中央政令仍是陽奉陰違。”而“居于高級領導階層的部分同志失去革命精神”，“對平均地權的真實意義能徹底了解者恐怕很少”。自定都南京以后，有的在城市“已買進大批土地建筑大廈，甚至經營房地產生意，因之更牽涉到本身厲害關系”。 “中央及地方的環境如此，所以關于推行革命的土地政策的，往往是推脫了之。十九年通過的土地法，固然本身有疏漏，而最大的原因，還是缺乏實行的決心和能力，以致雖公布卻不能實施。”(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1980年，第72頁。)1930年的《土地法》和1932年的《保障佃農辦法原則》對正產三七五交租也均作了規定。可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僅湘、鄂、粵、桂、蘇、浙等省下過二五減租的命令，“其他各省大都連提都沒有提起，自然更說不到實行了”。在下過減租令的這些省份中，除浙江外，沒過幾月，都以業主權益受侵害、影響稅收為借口，相繼取消了。在實行二五減租的浙江，因實施中糾紛迭起、阻礙重重，隨即也趨于衰落。已經實行過的一些減租辦法，“雖各不同，然其取決之權，多操于地主之手”。(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正中書局，1942年，第87頁。)

　　第二，在直接推行土地政策的基層，由于歷史原因，南京政權建立之初，地方豪紳勢力并未受到多少打擊，舊式鄉董、地主搖身一變，當上了新政權的區長、鄉長，繼續操縱著基層政權。這些舊官僚的參與對新政權的危害是難以估量的。“農村行政，為地主的廣大的勢力所滲透，稅收、警務、司法、教育，統統建筑在地主權力之上。”(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論》，第226頁。)

　　國民政府農村復興委員會在1933年對陜西省22個區長的調查表明，有田畝100畝以下7人;100畝至500畝有 13人;500畝以上2人，擁有100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約占68%。(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陜西省農村調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8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9頁。)據1933年的調查，河南44個區的區長中，有田畝100畝以下12人;100畝至300畝有26人;300畝以上6 人，擁有100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約占72%。(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第76頁。)在南方，農村基層政權也多為中小地主直接掌握：江蘇無錫6個區的鄉鎮長中，地主占78.3%，富農占13.6%，中農占8.1%。(李珩：《中國農村政治結構的研究》，《中國農村》第1卷第10 期，1935年7月。)無錫有518個村長，其中之104個，經調查其經濟情形如下：91.3%為地主，7.7%為富農，1%為小商人。此等地主之中，有 43.27%為中等地主，56.73%為小地主。有59個村長，所有土地不及100畝，平均每家有地44畝;有四五個村長，各有土地100畝以上，平均每家有地224畝。(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論》，第227頁。)1935年山西大同、天鎮、陽高三縣515個擔任村級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433人出身地主和富農。(喬志強主編：《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9頁。)

　　事實上，“中國農村政治帶有濃厚的封建意味，愈在下層的政治層，愈表現得顯明……惟有最下層的政治中心人物如鎮長、鄉長、村長或保長等，才實足地為地方封建勢力所操縱”。(李珩：《中國農村政治結構的研究》，《中國農村》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正是由于廣大紳商官僚盤踞在鄉村政權，注定了南京政府的土改政策收效甚微。“譬如‘減輕田賦，廢除苛雜’，中央雖然三令五申，但到縣政府和區鄉長的手里時候，就會把一部分的田賦變成稅捐，把一部分的稅捐變成攤派，換湯不換藥地敷衍過去。”(益圃：《新土地政策的實施問題》，《中國農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

　　三

　　中共實行了正確的土地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 ‘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05頁。)在民主革命時期,盡管某個局部和某個時期在對待農民和土地問題上犯過錯誤,主要是“左”傾錯誤,但總的來說,實行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取得了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主要是:

　　（一）廣泛發動群眾，進行深入的政治動員，這是打破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措施。中國農村千百年來形成了獨具特點的生活方式,即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的分散化導致一盤散沙,缺少統一的制度化基礎;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濃厚的地域特色的人情關系，這種人情關系因缺少人口流動，帶有明顯的穩固性和地域特征;封建地主和地方基層政權緊密結合以“合法”名義對農民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由于小農經濟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差，長時期形成了以服從地方權威為特色的復雜的生活潛規則。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既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又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文化基礎。盡管這種生活方式是極其不合理的,但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十分困難。從這些生活方式中又導致了政治上的獨特現象:第一,一般情況下,封建地主都是當地的大戶人家,都要尋找自己的靠山;有的是親屬在上面做官,有的是自己有武裝,有的還就兼任一個地方官。(小說《暴風驟雨》中的大地主“韓老六”的靠山，就是大土匪頭子“韓老五”;每當農民要找“韓老六”談土改的時候，“韓老六”或者他的狗腿子就把“韓老五”抬出來，農民就退卻了《暴風驟雨》是周立波的著名小說，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后曾改編成電影，反映的是東北土地改革的情況。)。第二，由于農村中存在著復雜的社會關系，一旦要搞土改，封建地主就會想方設法轉移斗爭的方向;如果封建地主屬于村里的某個大家族，就會千方百計拉攏同族的人們，將土地改革轉變成宗族之間的爭斗;豫東杞縣大李莊東西兩頭歷來有矛盾，地主就拼命挑撥兩頭的矛盾，使土地改革無法進行(李新：《流逝的歲月》，第214頁。)。第三，千百年來農民受著封建地主和貪官污吏的剝削和壓迫，養成了較強的“奴性”心理和生活方式。膽小怕事，唯唯諾諾，是最主要的“做人”原則。第四，由于農民個體力量的弱小。中國農民還有著一種深層次的處事原則，就是從眾心理。只要大家都去做就跟著做。總之，將上述現象概括起來，一方面，就是封建地主依靠政權和各種手段對農民實施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這種剝削和壓迫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靠著一般的手段是無法打破這種剝削和壓迫的;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又人數眾多，內部蘊藏著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有著深厚的革命潛力。因此，只有將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打破封建地主所有制深厚的社會基礎，消除存在了千百年的剝削。廣泛的政治動員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二）將農民的鄉土和族群意識納入到階級意識的體系中去，使農村的土地改革成為階級斗爭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農村破產的根源，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造就了地主階級和農民特別是貧農階級的尖銳對立，其他矛盾都依附于這個矛盾，或者是從這個矛盾中派生出來的。地主階級依靠土地這個基本的生產資料對農民進行剝削，獲取高額的剩余價值，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合法性的基礎。封建地主階級通過強勢、法律，甚至武裝，極力維護這種統治;廣大農民階級為了生存要極力打破這種統治。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對于如何擺脫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有三種代表性主張：一是以金陵大學卜凱教授為代表的大農場經濟論;二是農村復興委員會提倡的“銀行資本遐想”和“農村合作運動”;三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主張。其中第三種主張影響最為深遠。梁漱溟也承認20世紀30年代前后中國“農村經濟日趨崩潰”，要搞“鄉村自救運動”，但這種自救要從改變“文化失調”入手。(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柳春蕊主編：《青年讀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晏陽初則認為：要改變中國農村的命運，“最有效的方法，莫若教育”，要先進行研究實驗，在實驗的過程中，探索適合中國的“農村教育”。(晏陽初：《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現的方法與步驟》，柳春蕊主編：《青年讀本》，第135頁。)實際上，他們也看到了中國農村的殘酷現實，但有兩個問題他們都沒有解決好：一是農村崩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實際上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二是由誰來進行教育和文化改造;顯然他們是想依靠當時的開明人士和政權，這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誠然，中國農村的確有著濃厚的鄉土和族群意識，以這種意識為基礎產生了很多開明紳士，他們重文化，辦教育，幫鄉鄰。但一方面，這種鄉土族群意識和開明紳士并不占主導地位，是依附于封建生產關系的;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注意到了他們的作用。毛澤東明確指出，對開明紳士“必須分別情況予以照顧”， “其為地主富農出身而人民對他們沒有很大惡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財產，但應使其避免受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270頁。)。中國共產黨抓住了問題的本質：階級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國農村已經分裂成地主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只有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消滅地主階級，貧苦農民才能得到解放。同時也注意到了農村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制定了相應的各種政策。

　　（三）實行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即無償沒收地主土地。20世紀50年代初,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一次有償收回部分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并獲得了成功,成為臺灣經濟起飛的起點。有人便思考:大陸的土地改革為什么不能采取有償收回地主土地的辦法,那樣不是可以減少社會沖突嗎?

　　第一，地主對土地的占用是極其不合理的。地主剝奪農民土地的手段主要有:高額地租--由于多數農民開始有很少的土地,便又租種了地主的土地,遇到自然災害交不上地租,就只好賣地;高利貸--借的錢還不上,也只好賣地;巧取豪奪--地主如果相中了農民的某塊地,便暗中勾結官府,迫使農民賣地。所以,中國農村的土地兼并是很快的，也是極其不合理的。

　　第二，當時也不具備有償收取的條件。臺灣有其特定的條件。1949年臺灣土地改革開始時，臺灣當局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現的，強制地主把土地賣給農民。由于農民沒有資金，政府先向地主支付70%的實物土地債券;30%的股票，這些都是由政府墊支的。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逃往臺灣時，帶走了大量資產和國民政府所有的黃金儲備，這為臺灣土改提供了經濟保障。中共領導的大陸土地改革，沒收了大量的地主的土地，根本無法支付這種高額的費用。特別是中國農村地主富農“有剩余可以積累時，或是放高利貸，或是侵取農民的土地”，(吳黎平：《中國土地問題》，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1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365頁。)也不可能通過正常的借貸關系幫助農民獲得土地。

　　第三，廣大農民也不會答應。中共領導廣大農民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前提，就是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這樣才能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投身革命。如果要讓一無所有的廣大農民借錢，當然也包括向政府借錢，來購買地主的土地，農民是不會參加革命的。廣大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再談及有償的條件，是沒有客觀前提的。總之，有償收回地主的土地，既不可能，更不合理。

　　基于上述分析，20世紀上半期，由于國民黨政府的階級局限性，實行地主土地所有制，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導致中國農民的極端困苦和農村經濟的徹底破產，從而形成了中國革命的客觀基礎和邏輯起點。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以階級意識改造鄉土和族群意識、實行無償沒收地主土地等正確的土地政策，解決了農村的根本矛盾，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國農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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