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對地主的政策不是“平反”而是“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即后來的縣人民政府）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主原有的土地也不像有些人指責的那樣收歸國有，而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主要是貧農和雇農，同時也分給地主一份作為生活出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各個階級、階層所有的土地，由個人所有轉變為農業合作社集體所有，也并非收歸國家所有。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仍是農民集體所有制。

     二、惡霸與地主概念不同，農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為地主

     說起地主，人們自然容易聯想到小說《高玉寶》中“半夜雞叫”的周扒皮、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準確地說，這四個藝術形象應當稱之為惡霸地主。

    惡霸與地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惡霸是指“依靠或組成一種反動勢力，稱霸一方，為了私人的利益，經常用暴力和權勢去欺壓與掠奪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查有實據者。”全國地主總數中可稱為惡霸地主者一般只占1/10。

    從階級屬性看，地主是剝削階級。但是，作為每一個體的地主，他們的品行是惡還是善，人品是好還是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將其剝削所得的一部分用于社會公益與鄉村慈善事業，做些鋪道路、辦學堂之類的善事。也有的地主為非作歹、欺男霸女、魚肉鄉鄰，成為惡霸地主。農民也并非清一色，當中也有少量好逸惡勞、偷雞摸狗之類的“二流子”。但從階級總體上看，地主和貧雇農之間構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形成了根本的階級對立，土地改革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這種階級矛盾。

    毛澤東1930年進行尋烏調查時做過剖析：地主如果破產，就有可能變成貧農乃至雇農，普通農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業致富”而上升為地主，雖然本人可能仍參加勞動，仍過著勤儉的生活，但其階級屬性根本變化了。

    三、地主集中土地不是為了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

    當下有人認為，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因此，地主階級不應該被打倒，舊的土地制度也沒有必要改變。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尋烏調查中就以切實詳盡的實例作了回答：以“收租坐視”為目的之地主，他們手中的土地并非為了集約經營與規模化生產，而是為出租贏利，自然不必過于關心土地的經營狀況，也不會過于關心土地改良與生產工具改進的情況，對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沒有積極性。

    與此相關聯，當年啟動土地改革運動時，農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時下人們議論較多的另一個話題。如果當年農村自耕農（或中農）占主體，土地并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沒有必要通過土地改革這種方式大規模地調整農村的土地關系。中國地域廣大，農村土地的占有情況自然也是華北與華南不同，西北與江南有異。即使在同一個地區，有的村莊或許一戶地主也沒有，而有的村莊則集中有若干戶地主。就全國而言，當時的土地制度極度不合理，有大量農民無地可耕或耕地不足，恐怕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

    據著名經濟學家陳翰笙在上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農村調查，在河北定縣（現河北定州市）14617戶農戶中，有70%的農戶占有耕地不到總數的30%。江南土地集中的情況也很嚴重。無錫的地主僅占農戶6%以下，卻占耕地的47%，占農戶69%的貧農和雇農，僅占有14.2%的土地。廣東占人口74%的貧農，占有耕地不及1/5，占人口2%的地主卻占有耕地1/2以上。

    陳翰笙在《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開頭就說：“農民需要土地”，“中國經濟結構，建筑在農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殊不知農村中不下65%的農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種，而中國的經濟學者以為自耕農是自給自足的，其實這是遠于事實的見解，黃河及白河兩流域間，自耕農很占優勢，然而大多數和別處的貧農一樣，所有土地，不足耕種。”正如陳翰笙所指出的：“這樣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間的矛盾，正是中國現代土地問題的核心。”既然如此，通過土地改革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土地改革運動是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有效方式

    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要在農村開展革命，就必須動員與組織廣大農民。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參加革命與否，不是靠幾句動人的口號，講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決問題，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其切身利益。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生活貧窮、社會地位低下的根源，正在于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農村根據地之后，就開始“打土豪、分田地”，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解決了糾纏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土地問題，才贏得了億萬農民的真心擁戴。

    進入抗日戰爭之后，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將土地革命時期執行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這是一個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對于廣大農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們的強烈要求，但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給予其一定的物質利益，其抗日的積極性才更得以激發；對于地主富農而言，他們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作為中國人，多數人不愿當亡國奴、賣身求榮去做漢奸，他們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減租減息政策使地主富農的根本利益沒有受損。這一政策的執行，使抗日根據地的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于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八年抗戰，解放區農民付出了巨大犧牲。要進行面對國民黨軍隊的解放戰爭，動員更廣大的農民參軍參戰，僅靠減租減息政策已不足以調動廣大農民支援革命戰爭的積極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明確提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并由此啟動了解放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

    同時，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進行了有效的戰爭動員，將保衛土改勝利果實與打倒蔣介石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參軍、支前成為解放區農民的自覺行動。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個月，全解放區就有30萬名翻身農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為了支援前線，翻身農民踴躍交納公糧，參加戰勤，以各種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戰爭。他們用非常原始的運輸工具——牛車、毛驢、扁擔和背架，以至兩手和雙肩，保證了規模巨大的戰爭供給。單是戰爭最初的8個月中，冀魯豫解放區就出動120萬民工支援前線。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動員58萬人入伍。淮海戰役期間，相關解放區前后方共動員民工500多萬人。

    美國學者易勞逸在他的《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中寫道：“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是由于當局——無能力保證農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極大地削弱了農民對政府所持有的尊敬。這就意味著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經常性的苛捐雜稅、腐敗、絕大部分官員所顯示出來的傾向地主階級反對佃農的偏見，所有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及其合法行動的社會價值。結果，農民們不是非難，就是躲避征稅和征兵官員。”“與之相比，在共產黨地區，可能大多數農民仍然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但他們傾向于與這個政權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則積極地支持共產黨人。”這恰是對土地改革運動意義的一個旁解。

     （摘自《紅旗文稿》2011年第17期） 羅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