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界定性定量的方法論之戰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平常看到以此之矛攻彼之盾的文章也不會感到新奇。可來了R大這個學校，還是讓我對這門學科有了一種新的理解。

　　R大社會學的學生都在拼命提高自己的統計能力，整個碩士一年級的課程，只有stata是全班到的最齊的一門課。R大的老師喜歡做的問題集中在階層、地位獲得、教育資源分配如此種種，承辦年度大項目CGSS是R大老師最引以為傲的事情，不涉足這些問題就會被視為非主流，會遭遇許多尷尬的問題，比如：“你做的這個玩意是社會學研究的嗎?”人文取向在這里被視為婆婆媽媽，某老師在課堂上曾放言：“男生畢業論文不做定量怎么對得起全家老少!”

　　我不知道是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非正常”的，抑或這才是這門學科最殘酷的真實?總之，我越來越對“這樣的”社會學感到厭惡。

　　一位留美社會學研究生曾經問我，你覺得中國大陸有真正的社會學嗎?我啞然。也許她所謂“真正”的社會學就是美國風格的、正領銜主流的社會學。可在我看來，這也僅僅是種話語霸權的體現而已(社會學推崇福柯，最后卻自己落入了福柯勾畫的知識——權力之網，著實是個笑話)。沒錯，美國有90%的社會學者在用定量方法做研究，而能寫會算的中國人由于語言、文化的隔閡不得不出于實際的考慮選擇用定量方法做研究，這些學者留美歸國后也都宣揚其在美國所學的看家立命之本領，謂之“正統”。

　　美國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程度非常高的社會，而定量研究是一種高度理性化的方法，以彼之法施于彼地，或許還真有解釋力和有效性。但將此法運用于中國社會時，有太多前提性的東西我們并未思考清楚。首先要問的就是，中國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嗎?這個問題不是用三兩句話可以辨析清楚的。從直觀的印象看，在廣袤的農村，質樸的農民似乎還傾向于用感性化的鄉野俗語來表達他們的生活體驗。當央視記者把話筒端到緊張的老人面前問：“你幸福嗎?”，遭到了社會學家的嘲笑和抨擊。那么社會學研究者們把幸福指數劃分為物質精神價值目標種種維度的時候，就真的能準確測量到別人的幸福感了嗎?

　　最典型的就是，一些人處在階層結構的頂端，衣食無憂，權力在手，名聲在外，似乎可以為所欲為，卻偏偏覺得百無聊賴，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擁有一切對他們來說也意味著無可追求。這難道不是對幸福感、幸福指數這些虛構指標的最大諷刺嗎?于是社會學家說了，我們可以通過增刪變量的方式更準確的劃分維度，那么我們又要追問了，難道這些因素在每個人心中所占的分量是一致的嗎?聰明的社會學家引入了“權重”這個概念，并且驕傲的說，只要我們的樣本量夠大，大多數人的情況是可以被體現的，少數特殊情況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樣我就代表了總體，代表了“社會”。這是定量研究的合法性，也是它最大的問題所在：因為這就意味著，你關注到的，只是“絕大部分人”，一切“特殊”的個案都要被排除在“社會”之外。

　　某節stata課上，老師說，做統計分析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數據，所謂清理數據，就是要按照“合邏輯”原則把不合理的個案剔除出去。一個極端的例子，以戶為單位的問卷中，夫妻雙方的性別變量應該是不同的(通常為0,1)，那么那些同一戶中夫妻雙方性別變量填了相同性別變量的記錄就要被修正，或直接剔除。于是那些碰巧被抽中的同性戀家庭就不在研究者的視野中了，留下的有效數據都是被視為“合理的”“正常的”個案。再如，一些人不好意思填收入或自己的職業，于是在統計分析時，missing的數據都成為“無效的”。有時候我們會驚奇的發現，這些被剔除的個案，都具有“邊緣化”的性質，如果我們不讓處在邊緣地位的人說話、表達他們自己的處境，而僅僅研究那些“合理的”、“正常的”現象，實際上就是讓研究工作失去了探索發現的性質，使其變成了關于研究者“預想”的驗證。

　　定量方法以其客觀性、價值中立著稱，然而，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是在研究過程中不讓學者的價值偏好對研究的分析與結論產生影響，但刻意選取某些數據、剔除另一些數據，在某種程度上講，不也是一種價值介入嗎?學者在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隱含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認為整個社會基本處在秩序化、合理化的狀態，而若是在一個沖突激烈的社會中，社會的復雜面貌還能通過這種理性化的方式來呈現嗎?好吧，或許社會學家們又會跳出來說，在這樣的社會中，“失范”現象已經具有了統計學意義上不可忽視的顯著性，這樣的現象就會因此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和測量的主體。那么，我們又要問：顯著與非顯著的邊界在哪里呢?我們通常默認95%的置信度，但這個邊界的標定，是來自數學邏輯的推演，還是來自經驗事實的概括呢?即便退一步講，我們認可了顯著度的劃分，在主體合理有序的社會中，那些“不正常”“邊緣化”的個案就應該被拋棄嗎?

　　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得不導向學科最基本的范式之爭，實證主義的或解釋主義的。無論怎樣被質疑，每一種方法都會說，我只回答能回答的問題，不回答自己不能回答的問題。反向推導，也許每一種方法論都有其適用的范圍或效度，然而只有在具體的經驗調查中，或許我們才會發現方法與現實的碰撞有多激烈。

　　大三的秋天，我在湖北荊門做調研，拿著問卷逐門逐戶的問最簡單的分家情況，很多老人對分家的問題根本說不清楚，有的家庭子女與老人分開居住、各自營生，子女還保持著與老人的贍養扶助關系，時常吃住在老人家，甚至財務上也沒有明確分開，村里辦紅白喜事，兒子老子給一份隨禮。有的家庭名義上沒分家，可僅借給老人搭個棚子住，伙食財務各自管各自的，只看老人活不下去的時候才接濟一點吃食。生活的復雜性，情感與利益的復雜性，怎么能僅由“是或否”拼湊成的幾張表格完滿呈現出來呢?調查的最后幾天，我們發現剩余任務量太大，就開始自編答案、捏造數據，說實話，做這種事的時候心中不免有小小的愧疚與忐忑，可轉念一想，有多少調查員在做調查的時候是懷抱著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的態度呢?是的，方法課上我們學了很多制度化、程序化的操作方法，要求我們嚴格執行，但在實際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在按照規章程序辦事呢?中國社會不正是一個實用主義哲學橫行、非正式制度遍布的社會嗎?社會學家們會輕松的反駁，我們可以嚴格訓練調查員，并且做一定程度的回訪，以保證調查結果接近真實。

　　其實，用這一大堆的問題來跟定量方法較勁，不過是在炒冷飯。對于能夠預見到的問題，社會學家們總是能做出理直氣壯的反應，他們可以完善指標，可以加入權重，可以嚴格要求調查員，可以仔細檢查數據，可是他們看似有效的解決方案都是在理念中、在頭腦的設想中生產出來的，而經驗研究所面臨的，恰恰是無規律的不可捉摸的社會現實，理念設想當然總能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但方案的有效性，也僅局限在理念中而已。

　　而在現實中，就我的見聞而言，學者們正在做的并不是努力修正方法的漏洞，填補方法的缺陷，而是對既存的問題自動忽略、視而不見，“將而就之”的中庸式態度使得社會學真正嚙合了中國式行為邏輯，這大概是我們吶喊了多年的“本土化”所遭遇的最大諷刺吧。

　　寫了這么多，其實最終要追問的還是一點：社會學家對定量方法的盲目崇拜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我想這也許意味著我們這些走在研究道路上的人正在“為統計而統計，為測量而測量”，正在把我們所預想的變成合理的，進而變成“社會的”“真實的”，意味著我們對真正復雜的人、復雜的現實失去了關懷，把這門學科僅僅當成了制造調查報告的手段、一種謀生的工具，而“事實是怎樣的”、“社會如何才能變得更美好”這種問題，從此淡出了我們的視野。

　　社會學，真正變成了一門冷冰冰的學科。于是，這與學科建立之初前輩學人們的設想，是契合的?還是背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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