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建構

　　【內容提要】受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不同地區農村內部的社會關系和結構存在差異。由“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切入中國農村，可劃分出團結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種村莊理想類型，且三種類型村莊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典型的區域性，南方地區以團結型村莊為主，北方地區以分裂型村莊為主，中部地區以分散型村莊為主，形成了中國農村區域差異。“農村區域差異”是基于中國農村經驗事實的中層理論建構，可與其他農村研究的理論觀點形成對話，也可從中推演出更多可被檢驗的理論假設。建構中層理論對于推進中國農村研究和推動農村社會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農村區域差異 村莊社會結構　中層理論　農村研究　農村社會學

　　中層理論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提出的一種社會學的研究策略和理論建構方法，其本質在于將經驗事實與理論抽象結合起來。中國農村研究要借鑒和吸收既有的理論資源來認識農村社會的性質和規律，中層理論能夠在豐富的理論資源和復雜的農村經驗事實之間建立契合，因此，農村研究要重視建構中層理論。“農村區域差異”是我們在多年農村研究中積累形成的一個理論觀點，本文擬論述農村區域差異的理論意義，并嘗試以此為例，討論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中如何由農村經驗上升為理論抽象的方法論層面的問題。

　　一、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的研究

　　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一文中，我們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建構了團結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種村莊理想類型(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除外)，并從自然生態和歷史變遷兩方面搜集資料，解釋了村莊社會結構形態的區域性，最后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南方團結型村莊、北方分裂型村莊與中部分散型村莊。①該文核心價值在于提出了區別于依照經濟發展水平標準將中國農村劃分為東、中、西三部分的劃分方法，為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視角。

　　關于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的認識，產生于我們及所在團隊十多年來的農村調研?！墩撝袊r村的區域差異》一文結合學界既有的農村研究成果，將我們調研中直觀到的“不同地區農村具有差異極大的現象”的樸素認識進行理論抽象，提煉為一種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一般性認識。如果我們所建構的村莊類型是有效的，且地理意義上的區域劃分大致準確的話，那么，農村區域差異就可以算作一種既產生于經驗事實，又高于現象羅列層次的中層理論。

　　我們在做農村政策的實踐基礎研究的過程中，從政策實踐的區域差異現象中發現了農村社會性質的區域差異性。區域差異性是中國農村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十分重要的農村社會學研究對象。農村區域差異有各個層面的表現，如生態環境、村莊外觀、生活方式、生產模式、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等。在這些紛繁復雜的差異現象中，我們逐步清理出“村莊社會結構”這一要素，將它作為解釋村莊構成和性質、區分不同地區村莊性質的基本標準。村莊是中國農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和娛樂單元，在這一“熟人社會”邊界內，各個農戶之間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特征和樣態就是本文所說的村莊社會結構。

　　在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下，中國農村大致存在三種村莊類型，即團結型村莊、分裂型村莊和分散型村莊，并且這三種類型的村莊存在一定的地理分布規律。至此，形成了關于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研究的初步構想和基本假設。之后，我們及所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團隊經過廣泛和深入的調查，獲得了更多的可以驗證上述假設的田野資料。同時，我們回顧了與之相關的中國農村研究，并查閱歷史學、地理學等方面的資料，對上述構想進行了深化和修正，提出了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的觀點。《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一文對此有相對完整的闡述，本文僅在理論層面上對中國農村區域差異進行補充說明。

　　農村區域差異是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理論認識。對于中國不同地區農村存在差異這一客觀事實，不少學者意識到并直接或者間接地涉及了。比如林耀華②、葛學溥(Daniel H. KulpⅡ)③關于南方地區農村的家族、宗族研究，黃宗智④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⑤關于華北農村的研究，以及費孝通⑥、黃宗智⑦關于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的研究。無論他們主觀上是否如同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宗族組織那樣明確地將自己的研究限定在區域內，這些研究成果都客觀地反映了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的巨大差異。盡管如此，不同地區農村的差異性并沒有得到完整系統的解釋。黃宗智曾對華北農村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進行了初步的區域比較研究，有很強的開創性，不過區域比較在他的研究中也僅為次要的工作。總體而言，在既有的研究中，把農村區域差異當做直接研究對象并不常見。⑧

　　我們通過對不同地區農村的社會現象進行分類、總結、提煉、解釋，把農村區域差異當做中國農村基本性質提出來，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南方、北方、中部三種區域類型，細致分析每個地區農村的特性，并將邏輯推演與經驗驗證相結合，試圖將農村區域差異建構為一個從中國農村社會現象中抽象出來，并能夠運用于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現象的中層理論。

　　農村區域差異的理論脈絡最早可以回溯到對村莊“社會關聯”的研究中。我們當時已經關注到了村莊內部社會關系對于村莊社會秩序、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影響;⑨隨后，提出了“認同與行動單位”的概念，認為村莊社會內部形成了“家庭”和“家族或者以家族為基礎”的雙層認同和行動結構，并對其進行了功能性解釋;最后，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一文中提出了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其中，一以貫之的是我們對村莊內部社會關系樣態的關注，這既是對梁漱溟“倫理本位”文化說的社會學化，也是對費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深化。

　　在《村治的邏輯》一書中，我們按照認同與行動單位的標準，從邏輯上建構了一個關于中國村莊結構樣態的模型，其中，我們假設不同地區農村結構差異是由于現代性沖擊程度差異造成的，即假設不同地區農村中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差異皆為“宗族”瓦解的不同殘留形態。⑩然而，由于自然和歷史條件等方面的影響，在遭遇現代性沖擊之前，不同地區的村莊樣態就存在差異，這就是說，《村治的邏輯》的理論框架是與歷史過程相悖的。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中引入了自然生態學與歷史學方面的知識，論述了不同地區村莊的生長過程及性質差序。至此，我們提出南方團結型村莊、北方分裂型村莊和中部分散型村莊，既符合經驗事實，也完成了理論建構。

　　二、作為中層理論的農村區域差異

　　我們認為，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目標是從農村社會現象中提煉、抽象出一套具有解釋力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框架，農村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農村的性質及其變遷規律，即理論建設服務于“認識中國”這個根本目標。在此目標下，農村研究中大致有兩類表述中國農村社會的方式：一是抽象的總體概括方式，包括早期傳教士的描述、文化和國民性的研究，如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許烺光的《宗族·種姓·俱樂部》等;二是具體的細致描述方式，如許烺光的《祖蔭下》、楊懋春的《山東臺頭》、閻云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等。另外，黃宗智對華北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生產和社會變遷的研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對成都平原的基層市場研究、11弗里德曼對廣東、福建地區的宗族組織研究，12偏向某些研究專題，不全然屬于對整體農村社會性質的關注，在表述方式上介于兩者之間。在第一種表述中，被想象為“鐵板一塊”的中國鄉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文化和社會類型，脫離于中國農村實際，忽視和掩蓋了中國鄉村社會內部的復雜性。第二種采用人類學“深描”的書寫方式，以生動的村莊個案展示了中國鄉村社會的某些特性，但是，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尚有不足。

　　費孝通先生在中國農村研究中的貢獻與影響至今無人出其右。他最為流傳的兩本著作《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恰恰為上述兩種表述方式的代表作。我們將結合這兩本著作，來探討農村研究中的理論性質問題。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在國際學術界廣為流傳，開社會人類學研究從“簡單社會”向“文明社會”轉型之先河。正是這一轉型，在方法上為《江村經濟》日后遭到國際學術界的質疑埋下伏筆。社會人類學研究方法與中國研究的張力，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小地方的描述難以反映大社會，功能的整體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長遠歷史的文明大國的特點，社區不是社會的縮影”。13相對于由千千萬萬個“江村”組成的“中國農村”整體，《江村經濟》所描述的僅屬于“地方性知識”，這樣的批評是很難辯駁的。

　　與《江村經濟》相比，由報刊文章匯編而成的《鄉土中國》算不上邏輯嚴密的學術著作，但這本書在國內社會科學界和普通大眾中的流傳度卻非常高?！多l土中國》基于作者的感悟和體會，相關概念和命題皆不具備嚴格的邏輯推理和經驗驗證。盡管如此，《鄉土中國》卻依然構成當前實際經驗缺乏的中國社會科學界想象中國農村社會的來源。費孝通固然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很多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理論認識，然而，高度抽象概括的《鄉土中國》對于農村社會學研究卻是不夠的。我們曾經在《鄉村社會關鍵詞》自序中批評其“將龐大復雜的中國農村當做一個整體，作為一種理想型。這種理想型顯然遠離中國的現實，既無時間概念，又無空間概念”。14農村區域差異研究旨在將中國農村社會的空間性揭示出來。

　　以認識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為目標的農村研究的理論觀點要具備如下特征：能夠對農村中各種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做出解釋，探討其發生的原因和機制;其解釋力能夠超出個別村莊或者個別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符合上述特性的社會理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并沒有脫離中國農村的經驗事實，不屬于一般人類學和普通社會學的抽象理論，不是要“發現人類行為和文化的一般規則”，15而是要對中國農村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因此，在這個層面上，抽象提煉的理論也可以被視為對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只有當我們對農村社會中從農民心理、價值觀念、私人生活、社會生活、社會變遷到政治治理等各個層面的現象都做出合理的解釋，并將這些經驗性認識匯總為關于中國農村整體圖景的經驗性認識后，農村社會學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的目標才算實現。

　　由此，反觀《江村經濟》可以發現，江村不是中國農村，即《江村經濟》描述農村社會經驗僅僅構成中國農村整體圖景的局部，相對于整體中國農村，江村的經驗具有偶然性、片面性，與其他地區農村中的經驗事實存在差異和矛盾。因此，在經驗性認識層面，將江村上升為對于整體中國農村的一般認識是不可行的。當然，在一般人類學與普通社會學理論建構的層面上，從這種偶然現象中抽象出來的理論，可以達到理論反思的目的，也能夠在純粹理論層面上與西方理論對話，但相對于中國農村卻是抽象的，即脫離經驗事實的。

　　對于《鄉土中國》，“鄉土中國”能夠作為一種與“現代社會”相對的理想類型，“熟人社會”也是在“陌生人社會”相比較的層面上具有意義的，就算是差序格局這一被廣泛接受的概念也是相對于西方社會人際關系中的“團體格局”提出來的?！多l土中國》之所以以這種方式進行理論建構，是因為它不是一本經驗研究著作，更類似于用社會學語言表述的文化比較研究著作。因此，《鄉土中國》描述的“鄉土社會”相對于具體時空中的中國農村也過于抽象，不屬于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

　　我們的進路是，將不同地區農村社會現象差異及其原因作為研究對象，將中國農村的差異性陳述出來，不僅抽象出三種村莊類型，將地理性的區域轉化為類型學意義上的區域，而且通過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資料論證了這種關于中國農村區域類型劃分的有效性。“農村區域類型”屬于既異于抽象概括表述也異于具體現象描述的理論建構方式，避免了“個案研究”代表性的問題。盡管也將具體村莊當做調研對象，但是我們既不將“個案”當做抽象理論表述的對象，也不將對于具體村莊的認識推論至對于整體中國農村的認識，而是嘗試在個案與中國農村之間加入“區域”和“類型”，其中，以類型來建構不同地區間的差異性，以區域來概括內部的同質性，對此我們在《個案研究與區域比較》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分析。16本文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論述的中國農村區域差異，可以看做是該方法的運用成果之一。

　　下面結合農村區域差異的內涵來展示其理論層次。

　　村莊內部社會關系一直是我們長期關注的對象之一。社會關系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村莊的社會關系理應成為農村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既有的關于中國農村社會關系最具解釋力的概念當屬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它是對“鄉土社會”中社會關系樣態的描述和抽象。鑒于這個抽象概念與農村經驗事實的張力，我們在《村治的邏輯》中指出，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并不是“愈推愈遠、愈推愈薄”的均質樣態，從而提出了“家庭—宗族村落”的“雙層結構”。全國各地農村社會關系樣態并不是一樣的，差序格局掩蓋了這種空間上的明顯差異性。

　　當比較了不同地區村莊社會關系樣態之后，我們發現了如下規律：華南地區的村莊歷史較長，姓氏單一，宗族組織發達，社會規范完整，村莊內部社會關系緊密，社會結構與社會規范相互強化，形成了團結的村莊社會結構樣態;華北、西北地區的村莊多為宋元明時期移民形成的，少數幾個姓氏雜居，村莊封閉，地方規矩顯著，村莊內部派系林立，生產生活中分門分派現象突出，派系間競爭性強，形成了分裂的社會結構;而長江流域、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農村歷史較短，村莊規范發育不足，多姓雜居，村莊開放程度高，村內通婚多，地緣關系重于血緣關系，造成村莊內部社會關系渙散，形成了分散的社會結構。我們尋找每種村莊社會結構樣態形成的基本原因，通過比較和歸納發現，具有相同條件的村莊一般都會形成相同的村莊社會結構，即自然生態和歷史條件大致相似地區的村莊屬于同一種類型。在此邏輯判斷的基礎上，我們又對全國農村進行了空間劃分，并在進一步的農村調查中進行驗證，才形成了農村區域差異的認識。

　　在村莊社會結構視角下提出的三種類型的村莊社會關系樣態，推進了對中國農村社會關系的描述和概括。與差序格局相比，團結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種類型更加具體，既符合每個地區農村社會關系的特征，也比照出了區域差異性。如果說村莊是組成中國農村的基本單元，那么至少也是由三種不同類型的村莊構成了中國農村這個整體。并且，我們還可以將村莊類型與區域結合起來，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重新描繪出一幅中國農村的圖景，突破了“鄉土中國”這樣的籠統概括。

　　農村區域差異并不是對不同地區、不同村莊中純粹現象及差異的描述和匯總。很多研究在不同層面上關注到了各個地區農村的差異，比如族田數量的南北方差異、廟宇形態區域差異、宗族性質的差異、國家權力對地方滲透能力的差異。但是，這些描述多停留在現象層面，只能強化已經直觀到的“不同地區農村有差異”這樣的樸素認識。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論證區域內部的同質性與區域間的差異性，從而提出農村區域差異，屬于超越現象的普遍性認識，是與上述樸素印象不同的。因此，農村區域差異也就具有了基于現象又超越現象的理論性質。

　　默頓在界定中層理論時說：

　　中層理論既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現的微觀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設，也不是一個包羅一切，用以解釋所有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致性的自成體系的統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17

　　依此默頓總結了三種層次的社會學理論，一種是抽象宏大的“綜合理論體系”，一種是對社會現象的純粹描述性說明，而介于二者之間的則是中層理論。

　　基于這樣的區分，我們可以發現，對于獲取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經驗認識的農村社會學研究而言，《鄉土中國》這樣的作品對于中國農村的描述以及理論概括過于抽象，僅具有泛文化比較的意義，故而我們將這類作品和結論歸屬于綜合理論體系的層次。而《江村經濟》描述的具體現象相對于復雜的中國農村整體過于片面和單薄，拋開它所具有的純粹人類學理論對話的貢獻不講，在認識中國農村的層面上，江村的現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督褰洕繁荛_了統一性的綜合理論體系的弊端，卻在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層面上陷入了特殊性與一般性的矛盾。

　　相較而言，農村區域差異既不是對個案村莊現象的描述，也不是對中國農村整體圖景的抽象想象，而是在具體的農村社會現象中提煉出一般要素，并經過理論抽象與經驗驗證雙向互動后，提煉出的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的某種認識和概括。相對于綜合理論體系，農村區域差異具有經驗基礎;與純粹現象描述相比，它具有一定的理論抽象，因此屬于中層理論。中層理論是經驗與理論的統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又不追求絕對的準確，是可以被經驗檢驗和修正的。

　　三、與其他理論的對話

　　農村區域差異作為一個中層理論，因為包含經驗的成分，所以與其他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理論對話時，就不會陷入單純的概念辨析和邏輯推演。在認識中國農村性質的目標下所提出的理論觀點能否被接受，根本在于同中國農村社會的經驗現實是否相符。因此，農村區域差異所包含的經驗性認識便具有檢驗其他理論觀點的功能。下面我們以理論對話的形式來說明農村區域差異的理論價值。

　　(一)區域差異視角下的“基層市場理論”

　　首先是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理論(區域體系理論)。施堅雅運用經濟空間地理理論，將傳統中國社會體系進行了圖解和分析，但在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分析上，他最大的失誤在于將成都平原的情況推至整個中國。

　　據施堅雅介紹，他最開始是帶著人類學社區研究的目的到四川從事田野調查的，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以“集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而非村落社區才是中國基層社會的基本單元。18施堅雅由之提出了一個帶有革命性的觀點：

　　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著作，由于幾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莊，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實際。如果可以說農民是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中，那么這個社會不是村莊而是基層市場社區。我要論證的是，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的。19

　　如是，施堅雅便以市場為核心來分析作為中國社會層級結構的市場層級結構，并依此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區域劃分，討論了經濟區域與行政區域的關系等諸多問題。在他的描述下，中國農村社會不再是由一個個相對孤立的村莊社區機械疊加構成的，而是呈現出層次鮮明的市場結構圖景。

　　施堅雅的理論也遭到了一系列的批評。有些學者從經驗層面進行批評，比如黃宗智認為華北地區是村莊而非集市構成基層社會基本單元;還有些學者從理論層面進行批評，認為規范的經濟學理論以及經濟理性人的假設不適用于對中國農民的研究20。將施堅雅的理論追溯到其邏輯起點時，我們發現，唯有包括四川農村在內的中部地區，才存在由于村莊歷史較短所造成的村莊結構發育不完善和村莊邊界開放的現象，也只有這些地區的農村生活才符合《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描述的情況。而在南方地區，村莊歷史長，村莊邊界比較封閉，村莊發育程度高，宗族組織明顯，每個農民必須要屬于或者依附于一個血緣性的家族組織，才能夠獲得村莊資格，并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得到援助。對于南方地區的農民而言，村莊遠較基層市場重要。同樣，在北方地區，村莊邊界明晰，地方規范強，且商品化程度較低，街坊鄰居與家族組織組成的功能性單元是每個農民進行生產生活互助的依托。因此，如黃宗智描述的北方農村的街坊鄰居關系、家族關系而非基層市場上的經濟關系才是形成北方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關系，所以黃宗智認為華北農村中村莊才是基本社會單元。21

　　運用我們提出的農村區域差異觀點，很容易就檢視出施堅雅基層市場理論的缺陷。在南方團結型村莊與北方分裂型村莊中，熟人社會關系以及由熟人社會關系構成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很重要，一家一戶在生產生活中無法完成的事務都要求助于特定的村莊社會結構(如宗族、房頭、門分、小親族)，市場在農民的生活中處于次要的地位。以集市為基本社會單元的判斷在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都不適用，但這一判斷卻比較接近包括四川在內的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中部地區農村，因此，基層市場理論僅僅對某些商品化程度較高的中部農村具備解釋力。

　　受到施堅雅的啟發，我們可以抽象出三種基本的農村社會關系：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商品經濟關系。由于自然生態和歷史社會等方面的原因，這三種關系在不同地區農村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在南方村莊中，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重合，形成了明顯的宗族組織和宗族規范;在北方村莊中，血緣關系受到地緣關系的切割，五服范圍內的家族關系凸顯，家族之間高度競爭，街坊鄰居關系也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中部地區農村的血緣關系不發達，且又進一步被普遍的村內通婚所形成的姻緣關系所切割，商品經濟發達造成經濟關系顯著，跨越村莊的基層市場在農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村莊社會結構上來看，南方農村內部的宗族結構便造成了團結型村莊形態，北方村莊內部的派性結構造成了分裂型村莊形態，中部農村商品關系發達，抑制了地緣與血緣關系的發育而造成了分散型村莊結構。

　　(二)區域差異視角下的“宗族范式”

　　弗里德曼提出的宗族范式也同樣關注村莊內部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他以廣東和福建農村二手資料為基礎，建構了一套中國農村社會的宗族結構模式。弗里德曼認為東南宗族發育條件有三：政治上的邊陲性、水稻種植的生產剩余以及與水利合作等功能性需求。22由于以上三個條件都是地方性的，這便注定了宗族范式屬于地方性知識。比如，杜贊奇描述的華北農村的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結合形成的“權力文化網絡”形態，23以及施堅雅描述的市場層級與行政層級交叉的權力形態，都不同于東南社會的“邊陲”形態;而在種植和水利上，南北差異更加明顯。從邏輯上看，宗族范式在東南地區以外并不適用。

　　既有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學界有影響的宗族研究成果多是以南方農村為對象的，早期的研究如林耀華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和《義序的宗族研究》、葛學溥的《華南農村生活——家族主義社會學》。改革開放以后對華南宗族的研究，代表性人物如葉顯恩對珠江三角洲和安徽徽州宗族的研究，24鄭振滿對福建明清家族組織的研究，25錢杭、謝維揚對江西泰和縣農村的研究26。南方農村的宗族組織不僅發達，而且與北方農村的家族組織性質存在差異。馮爾康認為，就清代宗族活動而言，“南北方表現形式頗有不同，南方似乎更規范一些，在一定意義上說南方宗族活動盛于北方”。27王詢曾系統分析了南方農村和北方農村宗族差異的三大原因，即人口遷移、人口定居后的同族集聚和國家政權組織與宗族的關系。28

　　所謂的華南地區，主要包括福建、廣東、江西、廣西、海南等南方省區，以華南為代表的南方農村還包括皖南、浙西南、鄂東南、湘南等區域，宗族組織發達是這些南方農村的突出特征。華南地區的宗族研究與我們的農村區域差異觀點互為印證，即宗族范式適用的范圍是南方團結型村莊，在北方分裂型村莊與中部分散型村莊中很少存在弗里德曼意義上的宗族。

　　(三)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的“區域”

　　區域社會史研究除了能夠發掘一些被屏蔽掉的“史實”之外，還包含著一種相對于傳統史學的新方法論和知識論的純粹理論訴求。區域社會史吸收了年鑒學派的方法，將研究視野轉向“區域”，是為了獲得一種相對于“大傳統”的“小傳統”知識。因此，作為區域社會史對象的區域，表面上看，是一種歷史地理學意義上的區域，但是在本質上，區域僅僅象征著“地方性”，實體區域的真正意義是作為地方性知識的載體而存在的。因此，行龍說“‘區域’可大可小，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29即否定實體性區域的本體性。區域社會史的研究獲得了關于某一地理意義上區域的資料和經驗性認識，其價值在于構成對于傳統歷史學敘述中的大傳統的挑戰。可以說，區域社會史的首要價值在于對傳統史學方法的反叛。

　　與區域社會史研究不同，農村社會學視野下的區域是實體性的，由各類社會現象綜合而成的區域對象是經驗性的本體，即我們的區域差異研究所選擇的區域不是作為理論表述的載體而存在，包含經驗事實的區域本身便是研究對象，區域的經驗事實是社會理論的來源。因此，我們必須按照一定的標準，根據內在同質性和外在異質性來劃定區域，如本文中的村莊社會結構的標準。進行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抽象理論對話和方法反思，我們在區域差異視角下獲得的知識可能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們可以通過區域比較而進行更高層次的抽象，進而產生關于中國農村的普遍性認識，至少研究的目的如此。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目標是獲取地方性知識，并沒有嘗試從區域走向對整個中國社會圖景的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講，區域社會史恰恰是反對這樣的抱負的;而我們做區域差異研究，恰恰是為了通過對作為實體區域農村性質的研究，進而描述一幅整體性的中國農村圖景。這是兩者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四、對農村社會現象的解釋

　　如果農村區域差異能夠成為一個中層理論，那么，我們就能夠運用經驗材料證明其有效性，而且可以運用它去解釋農村其他社會現象，并從中推導出若干具體的可以被進一步驗證的理論假設。提出農村區域差異的構想之后，我們通過更加廣泛的農村調研來對其檢驗和修正(相關成果可參見我們主編的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村治模式”叢書)，并將其運用于具體的農村研究中。下面是我們團隊近年來運用農村區域差異理論對中國農村進行的若干研究。

　　(一)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研究

　　在農村研究中，國家與農民關系可以界定為正式的國家權力(包括法律)與農民和農村社會的互動過程及其產生的實踐后果，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法律下鄉”、農民負擔、農民上訪等具體問題，皆可納入農民與國家關系的研究中。我們提出了如下假設：國家權力進入基層社會時，會遭到村莊社會結構的阻隔，因此，農村區域差異會造成同樣的政策和制度在不同地區農村的不同實踐后果。

　　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一文中，我們以農民負擔為例討論了在不同類型村莊中政府征收稅費與農民反抗行為的關系，以及稅費負擔的區域差異。一個基本結論是，在南方團結型村莊中，國家權力遭到了村莊社會的一致抵抗，從而抑制鄉村干部隨意增加農民負擔的行為;北方村莊派系分裂，不同派系借農民負擔問題輪番“告狀”，導致基層治理混亂;在分散型的中部村莊，農民的原子化程度高，集體抗稅能力弱，從而成為中國農民負擔最重的區域。《論村級負債的區域差異》一文亦可驗證這個推論。30

　　法律下鄉也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法律社會學對法律下鄉的研究，展示了現代法律制度與中國鄉村社會不適的圖景。31實際上，這方面的研究存在經驗的錯位，即將傳統的“鄉土中國”移植到當代農村社會中，縱然作了若干經驗調查，這些調查也大多是片面的和片段的，忽視了農村的區域差異性。我們關注農村糾紛調解時發現，南方村莊糾紛大多數是在村莊內部解決的，中部村莊的矛盾則很容易演變為司法案件，而北方村莊的情況則介于二者之間。運用農村區域差異觀點則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南方團結型村莊的規范至今保持完好，民間長老式人物的權威較高，大多數民間糾紛可以被社會內部力量消化;中部分散型村莊的社會結構渙散，地方規范弱且缺乏民間權威，所以民間糾紛要依靠法律解決;與中部村莊相比，北方分裂型村莊存在一定的化解糾紛的內部力量，但又不如南方村莊強，所以只有部分糾紛被內部化解，還有部分進入了司法渠道。董磊明對華北宋村的研究展示了現代法律制度規范與民間社會調解力量間此長彼消的邏輯關系與歷史變遷，驗證了上述邏輯。32

　　(二)人情的社會基礎研究

　　人情(禮物交換，農民口頭語為“送禮”)是建構和維系人際關系的一種手段，是十分常見的農村社會現象。閻云翔基于東北下岬村“禮物流動”的田野調查，對話西方人類學禮物交換的理論，提出中國禮物流動所具有的社會互動的文化意義和中國禮物中包含的工具性與情感性特征。33與閻云翔理論對話的問題意識不同，我們提出了人情的社會基礎研究，即“以儀式性人情為主要的表述對象，以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為主要的理論旨趣，以區域差異為主要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 ，34提出從村莊社會結構來分析人情現象的研究框架，分析不同地區人情的性質和差異。

　　既然人情與村莊社會關系高度相關，那么，它必然與村莊社會結構關聯，并呈現出區域差異特征。帶著這樣的假說，我們調查了不同地區農村人情現象，發現在南方村莊中，人情關系穩定，且人情活動具有較強的規范性;在北方村莊中，人情主要發揮著界定“自己人”與“外人”邊界的功能，對內具有公共性，對外具有私人性;在中部村莊中，人情關系的自由度高，具有很強的私人性特征。

　　人情的區域差異現象，也可以用農村區域差異來解釋。在南方團結型村莊中，依照血緣關系建構的社會關系，不僅穩固，而且親疏遠近差別很明晰，這套穩固而又明晰的社會關系構成了農民社會交往的基礎，在這樣的社區中，不需要借助人情活動來維系先天形成的血緣關系，也不需要用人情來顯示親疏遠近。因此，在南方農村中，人情頻次低、數量少，并且在不同親疏關系的人情表達方式上也有明確的規定，個人在人情互動中的自由度低，所以具有公共規范性。而北方村莊分裂為數個派系，每個農民都要維持“自己人”的圈子，并要區分競爭性的“外人”關系，人情發揮溝通人際關系和劃分“內外”界限的功能。在中部村莊中，血緣不發達導致人際關系渙散且不穩定，所以每個農民都要主動地通過人情交往建立和維護穩固的社會關系，只有存在人情往來才會建立互助合作，這是中部農村的分散結構決定的。中部農村的“人情圈”與“互助圈”重合，人情關系是社會交往的基礎，所以人情頻次高、人情禮金高，并且人情交往的自由度高，具有高度私人性。

　　(三)面子觀的區域差異研究

　　面子是中國社會中的重要現象，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在西方社會學微觀行動理論以及本土心理學對面子的研究中，面子代表行動者對于角色的認知，面子類似于“印象”，維持面子是為了保障每一次單一的、偶然的社會互動能夠順利完成。對面子現象的分析，側重于其策略性和技巧性。在中國社會生活語境中，面子是在長期生活中形成和積累，建立在行動者之間熟悉感、親密感與相互預期的基礎上的。農村生活中的面子現象，必須放到“熟人社會”中理解，并且，農民的面子觀與村莊社會結構相關聯而具有區域特征。

　　關于面子區域差異的理論假說，也被農村經驗事實所證實了。在南方村莊中，農民的面子觀是建立在村莊道德價值規范意識基礎上的，符合村莊社會中道德規范的行為才會有面子;在北方村莊中，面子與個人的能力直接相關，在村莊社會中的勢力大就能夠“說話算話”，就算得上有面子;在中部村莊中，面子與人情往來高度相關，中部農民眼中的面子既不是北方農民所看重的“地位和尊嚴”，也不是南方農民所看重的“規范和意義”，面子具有很強的工具性，“禮尚往來”就是相互給面子35。

　　農民面子觀的差異與村莊社會結構高度相關。南方團結型村莊的社會結構穩固，社會規范完整，對個體角色和行為的要求較高，道德規范的規制力強，面子是村莊價值規范的派生物，因此，在南方村莊中，僅僅有錢有勢并不一定被其他村民所接納和尊重。在北方農村中，派系結構明顯，派系之間存在明顯的競爭性，派系內部的農戶之間也暗含著競爭性，就是兄弟家庭之間也相互攀比，每個村民都試圖通過競爭躋身于村莊社會上層(有面子的群體)，因此，面子的基礎是社會勢力和社會影響力。中部村莊關系松散，農戶之間的競爭性不強，誰在村莊中的人際關系廣，他的社會影響力就大，就有面子。

　　(四)小結

　　我們還可以從農村區域差異中引申出很多可以被檢驗的研究假設。比如，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一文中，我們提出村莊社會變遷邏輯，認為市場與國家等現代性力量進入村莊以后，村莊不僅被沖擊，而且能夠以自身的結構回應外部力量，并呈現出新的村莊面貌。其實，農村區域差異并不局限于村莊社會結構上的差異，還包括家庭形態、民間文化、基層組織等方面的差異。近些年我們逐步拓展了對農村區域差異的研究，較好地將農村區域差異觀點運用于農村的代際關系、農民分家、農民自殺、宗教傳播等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實踐證明，區域差異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視角。

　　五、中層理論與中國農村研究

　　默頓說：

　　社會學只有(但不是僅僅)側重中層理論的研究，才會有所進展;否則，只注重發展綜合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就會停滯不前。36

　　默頓關于普通社會學發展道路的論述，也可以套用到中國農村研究上來，即中國農村研究要重視發展中層理論。下面，以農村區域差異觀點為例，結合學界某些研究套路，討論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的價值。

　　(一)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

　　首先需要討論什么樣的理論觀點才是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

　　我們提出對于農村中的經驗事實存在三種性質的認識：一是對農村社會現象的純粹描述，二是關于農村的經驗性認識，三是關于農村社會的抽象概括。

　　所謂關于農村現象的純粹描述，是指研究者所獲得的材料不是中國農村中普遍存在的經驗事實，即這些現象是偶然出現的，或者研究者從農村經驗事實中無法提煉出普遍性的認識，僅局限于材料本身而獲取的片面認識。而經驗性認識是指研究者對農村社會現象的描述和分析符合經驗事實，并且超越現象本身而獲得某種具有一定抽象性和普遍性的認識，而不是將紛繁復雜的現象一一羅列。所謂抽象概括，是指研究者脫離經驗事實而直接對中國農村社會整體性質進行高度抽象描述。

　　這種區分是從認識的性質上作出的，而非表述形式上的。比如，以游記、隨筆形式完成的陳述，也有可能是經驗性的認識，或者是抽象的理論概括，而以復雜的理論詞匯包裝出來的學術論文，也可能只是對某種偶然現象的主觀闡述。

　　當然，這種區分具有相對性。比如，施堅雅提出的集市社區而非村莊是中國最基本的基層社會單元的觀點，如果僅僅局限于對四川農村或者某些商品經濟發達的中部農村社會的話，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也就構成了一種經驗性認識。但是，由于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是村莊而非集市社區，那么，對于整體中國農村而言，施堅雅的觀點就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他在成都平原看到的集市社區現象，相對于整體中國農村而言，僅僅是一種偶然性的現象，屬于地方性知識，而非關于整體中國農村有效的經驗性認識。另外，經驗性認識與抽象的理論概括之間并不存在決然區別，比如“鄉土社會”的概念，在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層面上，屬于對中國社會的經驗性認識，而在具體的農村社會學研究層面上，就顯得過于抽象。

　　什么才算得上是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要參照中國農村研究的基本對象——由千千萬萬個村莊組成的整體中國農村來判斷?！多l土中國》、《中國文化要義》以及“國民性”研究一類作品，對中國農村面貌做出了文化類型層面上的描述，遠離農村事實，屬于綜合理論體系。還有一類作品，是在采風式調研或者通過閱讀間接獲得關于農村社會片面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研究的。這樣的作品具有很強的理論色彩，但是，如果拋開其理論思辨的意義不講，對于認識中國農村性質而言，它們可能也只是揭示了某些關于中國農村的偶然現象。這樣的認識同樣不屬于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

　　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既不是對農村社會現象的羅列，也不是脫離農村經驗事實的抽象認識，而是在綜合社會現象之后獲得的經驗性認識。這些經驗性認識是關于整體中國農村普遍性質的認識，通過不斷的研究，可以在紛繁復雜的各類社會現象中提煉出更多的經驗性認識而積累形成整體中國農村越來越豐滿的圖景。由于這些經驗性認識也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理論性，中國農村經驗性認識的豐富過程，可同時積累更多的以中國農村為本體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框架。農村研究的發展也是農村社會理論的發展和農村社會學的發展。

　　歸結起來，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具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研究的根本目標是獲得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而不是獲得關于人類一般行為和規則的理論認識;第二，結論來自經驗研究，接受了經驗檢驗，理論概括包含了對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第三，理論觀點不是關于中國農村性質的高度抽象概括，高度抽象概括的認識是思辨得到的，是不能夠被經驗所檢驗的;第四，具有可積累性，所提出的理論觀點不是一組完美的命題，而是相對準確的，可以在研究中被擴充和修正;第五，理論觀點具有與學界其他理論觀點對話的能力，但不陷入邏輯思辨層面的抽象討論，而是在擴展關于中國農村經驗性認識的層面上進行討論;第六，建構中層理論時并不排斥其他研究所包含的有價值的材料和理論資源，這些都應該成為農村研究的資源。

　　(二)對中國農村研究的若干討論

　　原以“初民社會”為對象的社會人類學被引入中國研究，一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引起諸多質疑，一般是從方法上，如民族志的代表性問題，或者理論適用性上討論的。37而社會人類學與中國農村研究間的張力主要是能否在研究中產生出中層理論，或者說運用社會人類學研究而抽象出的理論觀點與整體中國農村的經驗事實是否錯位。下面借《江村經濟》引發的爭論來說明。

　　利奇(Edmund Leach)認為，如果《江村經濟》有意義的話，“它們的意義在于他們本身……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是有關人類社會行為的一般特點” 。38利奇將《江村經濟》的研究成果視作“有關人類社會行為的一般特點”，而非本文所說的對整體中國農村性質的認識。這表明利奇根本上否定社會人類學的方法能夠認識中國農村。弗里德曼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西方人類學進行中國研究時，存在著理論建構與“認識中國”的矛盾，否定通過《江村經濟》這樣的社區研究來認識中國社會的可能性。39

　　對此，費孝通先生在回應利奇和其他場合多次表明，他做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中國社會”，40而不是如同某些西方人類學者(可能包括利奇)“把它作為表演才華的戲臺，或者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種智力的操練或游戲，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41。費孝通的回應抓住了問題的關鍵，“認識中國”而非抽象理論建設才是他做農村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的關系中，重點是“中國研究”，中國研究是“體”，社會人類學是“用”。

　　假若費孝通接受利奇和弗里德曼的批評，將《江村經濟》研究的意義僅僅局限于江村本身，并放棄了解中國社會的目標的話，那么《江村經濟》只能等同于一部太平洋島嶼上某部落的民族志，江村僅類同于西方人類學視野中的“他者”，目標在于從中進行“人類行為的一般特點”層面上的理論抽象。運用中國農村的經驗事實來反思和修正關于“人類行為與文化一般規則”而得出的理論觀點不是關于中國農村的認識，這樣的研究屬于一般的人類學研究或者普通社會學研究，而不屬于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

　　費孝通對于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的張力是很清楚的，他明白“個案”研究不足以代表整體“中國農村”，因此，他在進行更多的社區研究之后，提出了對中國農村進行類型學建構的設想，并做了初步嘗試。在社會學重建以后，費孝通將研究單元從“社區”上升為“小城鎮”，而他提出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等同樣可以看做類型比較研究。他把研究目標自始至終定位于“了解中國社會”，其研究方法服務于這個目標。受費孝通先生的啟發，我們提出村莊研究的“類型建構”與區域比較的研究方法，最終得出了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的認識。

　　與費孝通堅持農村研究指向“了解中國社會”的學術立場不同，多數國內外從事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者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比如弗里德曼，表面上看“搖椅上”的弗里德曼跳出了人類學社區研究方法的局限，提出了認識中國社會的宗族范式。宗族范式影響巨大，但是卻造成了很多誤解，不少國內學者沒有意識到，在弗里德曼那里，“宗族范式只是他的切入點，而不是他研究的目的”，即他本人并不是想了解中國社會，而是希望借助中國“這個有國家的社會同樣存在宗族”的現象，來反思和對話西方人類學在非洲部落研究中提出的“宗族”理論問題。42忽視這一點，便會錯誤地將弗里德曼對話人類學理論所得出的理論觀點當做關于中國社會的經驗性認識。

　　在以理論對話為目的的研究中，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農村”構成表述理論的載體和工具?？山栌媚硨W者的一句自我評價來表達此研究立場。他說：“我是在農村做研究，而不是做農村研究。”不是做農村研究便是不以認識農村為目的，這樣的研究也就不屬于我們所講的指向認識中國農村的農村研究之列，也不會產生出包含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經驗性認識的中層理論。

　　放棄了解中國社會目標的中國研究是從理論對話中獲得合法性的。個別地看，這樣的研究立場可看做學者個人的自由選擇，而從整體上看，當前中國農村研究中“在農村做研究，而不是做農村研究”的研究是太多了。將農村經驗變成任理論打扮的“小女孩”，實在不利于研究的進步。由于不能堅持對農村廣泛深入而正確的調查，導致研究無法建立在對農村經驗事實的深厚認識基礎上，那么，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只有某些農村偶然現象和國內外學術界龐雜的理論。在此情況下進行的中國農村研究，必然是用復雜的理論對單薄的現象進行包裝和闡釋，這樣的研究結論只具有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智力游戲”的意義了。

　　農村研究需要更多以認識整體中國農村為目的的研究，即我們所倡導的農村經驗研究。這樣說并不是否定農村研究中的理論對話。那么，農村研究該如何進行對話呢?由于中國農村研究目標不是“人類行為和一般規則”層面上的理論問題，農村研究中的對話應該保持在經驗性認識的層面上。下面以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理論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學者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對施堅雅的理論進行批評：一是抽象理論層面的批評，比如討論中國農民是否符合經濟人假設，以及規范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社會的適用性;二是經驗事實層面的批評，比如黃宗智發現華北農村中，村落而非基層市場是基本社會單元。

　　對于認識整體中國農村的性質而言，這兩個層面的批評都不恰當。第一個層面的批評針對施堅雅基層市場理論背后的一般概念和理論假說，這是無法被驗證的，比如，中國農民是否符合理性人假設，這個問題無法在經驗研究中得到確切答案。因此，這個層面的對話，僅僅有益于澄清施堅雅基層市場理論的內涵，對于認識中國農村無直接裨益。第二個層面的批評，僅僅停留在現象層面，假若引用黃宗智在華北農村中發現的現象來反駁基層市場理論，很可能如施堅雅一樣，將地方性知識不恰當地推論到整體中國農村。由于任何理論建構都有一定的抽象性，即剔除偶然因素，任何關于中國農村的理論都不可能將所有的農村現象包含進去，那么，用某些片面現象來反駁理論也是不恰當的。

　　農村研究中的對話應該保持在經驗性認識的層面。比如，我們對施堅雅基礎市場理論的專門討論就屬于經驗性認識層面的對話。我們既不是找到某種偶然現象來反駁施堅雅，也不是在元理論層面抽象地討論其理論的有效性，運用農村區域差異觀點來對話基層市場理論，是在經驗性認識層面解釋和修正了基層市場理論。經驗性認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是對農村某種現象的普遍性因素的總結和提煉，通過對話來不斷增加、擴展和修正某些經驗性認識，能夠提高認識的準確性。

　　堅持中層理論研究，可以避免將中國農村變成思辨抽象理論的“跑馬場”。社會學科是自西方引入中國的，中國農村是社會科學比較成熟之后才成為研究對象的，即有比較完善的研究方法和豐富的理論資源可資利用。相對于抽象理論對話，立足于經驗事實來認識中國農村的難度要大得多。“在農村做研究”式的抽象理論對話，本質上是將關于“人類行為和規則”的抽象理論與中國農村中的片面現象糅合在一起，以此完成的理論抽象，不是具體的抽象，因為這種方式抽象出來的理論不包含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以此得出的結論，表面上高度抽象，內在基礎卻是中國農村社會中的某些偶然現象。

　　當前中國農村研究，既不缺乏抽象理論資源，也不存在獲取資料的困難，而是缺乏處理二者關系的能力。中國農村研究的發展應該表現為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的積累，以及越來越多中層理論的生產。這也決定了中國農村研究的發展和農村社會學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無法靠在綜合理論體系層面上的抽象思辨而一勞永逸地實現。因此，中國農村研究期待出現更多費孝通式的人物，而非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式的人物。

　　農村研究的中層理論是經驗性認識與理論抽象的統一，是具體的抽象。堅持在中層理論的層面上進行農村研究，就是在堅持實現認識中國農村的基本目標下的理論建構。中層理論是中國農村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農村社會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六、結語

　　中國農村社會學不是一般人類學和普通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在中國農村領域的應用性研究，而是以對中國農村的經驗事實為基礎的理論概括，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構造“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則”意義上的抽象理論，而是通過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的積累，實現對整體中國農村性質的認識?；谥袊r村經驗事實，并作出一定抽象的經驗性認識，屬于中層理論建構。中國農村研究要重視發展中層理論。農村區域差異是從村莊社會結構角度建構的一個中層理論，農村研究期待更多類似的中層理論。

　　*本文為賀雪峰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背景下村莊變遷及其區域差異研究”(11BSH02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儋R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

　?、诹忠A：《義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

　?、鄹饘W溥：《華南的鄉村生活》，周大鳴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

　?、茳S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

　?、荻刨澠妫骸段幕?、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⑦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⑧日本學者關于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討論涉及了村莊社會結構，其中武福直也從村莊的內部結構與對外關系方面區分了華南、華中和華北地區村莊的差異，與本文的觀點有契合之處。參見李國慶：《關于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論戰——以“戒能—平野論戰”為核心》，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6期。

　?、豳R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⑩賀雪峰：《村治的邏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11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14賀雪峰：《鄉村社會關鍵詞》，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15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第23～48頁。

　　16參見賀雪峰：《個案研究與區域比較》，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17默頓：《論理論社會學》，何凡興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頁。

　　18參見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9頁。

　　19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40頁。

　　20王銘銘說：“我認為，施堅雅忽視了一個值得我們加以認真思考的大問題：西方理性經濟空間理論人的概念是否適用于傳統中國這個非西方、非資本主義社會?”參見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第100頁。

　　21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22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

　　23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24參見葉顯恩：《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版;《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版。

　　26參見錢杭、謝維揚：《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

　　27參見馮爾康：《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28參見王詢：《中國南北方漢族聚居區宗族聚居差異的原因》，載《財經問題研究》2007年第11期。相關內容我們在《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

　　29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頁。

　　30賀雪峰：《論村級負債的區域差異》，載《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

　　3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2董磊明：《宋村的調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3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宋麗娜：《人情的社會基礎》，華中科技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頁。

　　35桂華、歐陽靜：《論熟人社會面子》，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36默頓：《論理論社會學》，第69頁。

　　37比如，王銘銘認為：“西方人類學者在從事中國研究時，常常面臨一個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們力圖運用中國素材來研究西方社會理論的一般性問題，使其研究在理論界獲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為突出其研究的獨創意義，他們也十分強調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素材時所表現出來的弱點。”見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第54頁。

　　38轉引自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第30頁。

　　39參見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

　　40參見費孝通：《江村經濟》，前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人的研究在中國》，載《費孝通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費孝通集》，第340頁。

　　42參見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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