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跨越與倒退、復古;政治家與政客之等等現象，是客觀存在于現實社會中，并無時無刻不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同樣的事物，由于評判者所站立場不同，所持態度相異，還由于評判者自身思想的巨大差異所決定，即會出現許多匪夷所思，往往執黑為白、誣白為黑的當世之奇觀。還可以依常理論定，真正的政治家，是教育人民大眾盡快達到思想上的覺醒，并盡可能動員他們廣泛參與到國家的政治與各項建設中來。于此，即是一個政治家最大執政自信的直觀體現，又是最切實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實踐。而政客則不同，他們信奉與踐行的是“精蠅路線”，無論什么事都好替人民當家做主，在此要求下，以公權力河蟹與編織虛幻夢境的政治套子相輔相成，以期促成一個社會的相對穩定局態，以利于自己施政方略之進行。

　　但如此一廂情愿能否長期延續下去?一個理性化的社會，更多的受到前后兩種不同社會態勢影響的、有過許多切身體驗且認真思考與反思的人民，面對一個正步步作用于自己的現實社會，是選擇繼續做夢還是警醒?大抵也是非權力意志所能左右的。

　　中國有句人們都耳熟能詳的老話：吆喝什么賣什么。形容一種社會行為的前后一致、表里如一。我們知道，上述情形一般泛指人們從事社會生產與經營活動時個體表現的誠信與信用。非如此，又以什么來取信于人、取信于社會呢?

　　個體的人如是。但若將其放大至一個特定社會共識的客觀形成，一個政黨、政府的社會功用或是一系列政治、經濟理論乃至具體行政措施的對外體現方式等等，都客觀而言悖逆了這一誠信取人，前后一致、表里如一的社會原則，那么，由此又將導致出怎樣的結果?它決不可以被賦予人為意志的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甚至是別有用心的“與時俱進”等蓄意政治背書即能被“擱置”與長期“不爭論”，并還能一直波瀾不驚地永久維持下去。

　　此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公權力河蟹、不遺余力維穩被長期的、須臾不敢作更改作運用的深層次原因。也是一個政府執政公信力銳降的最根本之因。更是對于主導一個國家政治、經濟運行長達幾十年之久的理論“盲區”的最真切說明。

　　至此，“特別是”的定義是什么?豈不是已得到最明確的詮釋?以所謂改革的名義對曾經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所作的漸進式更改與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堅定不移顛覆。改革從形式上講屬于社會改良范疇，但若從其導致的根本意義上講，卻又顯屬一種革命。于此，當局于三中全會也態度明確做了肯定性表述。那么，勢必面臨了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該次革命的針對對象是什么?

　　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在不觸動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調整;一種是對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徹底的改革，導致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改革與革命的不同處在于，其方式、力量不同：改革是國家和政府主動采用的一種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一般是由群眾發動的自下而上的暴力方式。但其目的卻基本相同。改革是通過漸進式的，自上而下的溫和形式進行的社會變革，而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劇烈的社會變革。目的都是變革，只不過前者由于權力作用，不用太過劇烈與付出太大代價即可達到。而后者，倘沒有全社會的普遍意義的覺醒，沒有廣泛且劇烈的社會行為，它根本就不會成立。

　　如果據改革之初對社會宣講的改革理由而言，是針對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而不得不進行的改革。生產力是人們在生產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解決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矛盾的實際能力，是改造和影響自然界、獲得物質資料的力量。生產力包括三要素：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而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又構成了生產資料，所以，生產資料是生產力中物的因素，而勞動者是人的因素。要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就必須面對生產力中客觀包括的“物”和“人”兩個因素。那么，‘特別是“改革又是怎樣解決這兩個生產力因素的呢?將物的因素由國家與集體所有轉移為以資本形式存在的私有制所有，再利用公權力作用將廣大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剝離開來，勞動者已基本不具生產資料，而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又不必經過勞動即可獲取巨大社會財富。但是，我們又不能否認，就生產力中“人”與“物”的關系來說，勞動者是生產力中的主導因素，因為生產工具由勞動者創造和使用，勞動對象又必須由人去駕馭。離開了勞動者，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都不能發揮作用，都只能是一堆死物。但“特別是”又是怎樣發揮勞動者作用的?先對你展開全面的剝奪，這剝奪的過程就是私有化改革步步深化的過程，待得將你逼至一無所有的絕境了，要保證活下去，就非要進行生產的。私有化改革就是這樣來發揮勞動者最大的社會能動性的。

　　還有如下別有用心的所謂生產力里程碑發展：

　　第一里程碑：生產力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第二里程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第三里程碑：生產力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資本是第一生產力。

　　而從上述所謂的生產力里程碑變異即能看出所謂改革的居心是什么了。既然資本已成為第一生產力，那么，唯資本才最重要，才最具決定一個社會的發展之步伐速度。歷經如此偷梁換柱的置換，資本堂而皇之粉墨登場，并將要發生其決定性作用了。于是，一個社會的變異將不再繼續被蓄意遮掩。待得其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被固定下來，那么，由生產關系起決定性作用的上層建筑，又還能永遠不變嗎?

　　如前所述，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一次社會變革。此一方式所決定它的發起者只能是極少數人，是處于當時社會的上層者——擁有絕對權力的那樣一些人。我們且勿論他們初始的初衷是什么，而改革由上而下的方式決定了其利益歸屬只能對上層作傾向性轉移。于是，一種可以預知的可悲輪回來到了。

　　是否當初那個面臨改革的社會，它國民經濟的發展就已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在此似已無必要運用具體數據來說明前三十年采用公有制發展使得這個飽經戰爭創傷、家底是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實現了怎樣的翻天覆地之改變。我們只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政治角度衡量，即可知倘使沒有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國防建設等諸領域的長足改觀，想使得一個近現代以來歷經屈辱憂患的國家，成為一個沒有外強侵略、內部顛覆的，一心一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又談何容易?

　　我們還不能否認，所謂的發展它并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它必須具備既定的客觀對象。而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部屈辱史，就正無可置辯說明沒有國家的強大，任何個體的相對富裕都不具任何意義。可以想象，在八國聯軍與日本侵華時代，中國國內絕對還是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富裕階層的，但占社會人口更大多數的人民又是怎樣的情況?那個國家又是怎樣的韜光養晦做著縮頭烏龜而任人民被欺凌、被殺戮?所以，新中國建立以來，優先發展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建設即成為這個國家的不二選擇。而在此情況下，人民生活水平的迅疾提高就與國家的宏觀發展步驟產生了矛盾。上述本是一個正常化發展的國家繞不過、躲不開的必經之路，但“特別是”以來卻不幸而成為那些別有用心私有化精蠅借以誹謗與攻擊公有制僵化、落伍的借口。此類情況，若說是一些缺乏政治眼光、急于追求物欲享受的個體民眾還不足為奇，但是，倘使一個社會的頂層廟堂中人，那些呼風喚雨的所謂精蠅，他們或對此緘默，或蓄意攪渾水，那又說明什么問題?

　　且拋開政治品質而言，不能否認這是為后來的私有化作司馬昭之心的奠基。

　　而政治短視、急功近利的私有化改革，這一條路能真正走得通嗎?

　　二代鄧氏的那樣據說是輝煌業績的改革成果將不會再有。而鄧氏之路也是不能再復制的。畢竟客觀的社會條件，世界大趨勢影響，還有人民從剛開始改革的新奇與亢奮中，歷經三十多年的感同身受，也早已逐漸思想理智與成熟。還有“特別是”社會的自身資源(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也日漸告竭，所以，不動腦子的照貓畫虎繼承式改革，“賣血下館子”式的孤注一擲政治豪賭，才是最險象叢生的一步險棋。

　　對于改革，是沒有理由否認。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著不合理的需要改進的因素，即便是再怎樣成熟的生產關系，也不可能永遠一成不變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我們不幸而看到，特別是改革，其目的還是針對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所作的變革。通過三十多年不遺余力的改革，告訴人們一個共識就是，公有制僵化，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走非公發展道路。既如此，中共存續的意義除過對權力的繼承與控制外又還有什么意義?

　　改革再出發了。在此，并不代表此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妥，只是好像是速度與力度都不大令人滿意，所以，由一把手親自掛帥，再次出發。所以才有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表述。市場起源于古時人類對于固定時段或地點進行交易的場所的稱呼， 指買賣雙方進行交易的場所。發展到現在，市場具備了兩種意義，一個意義是交易場所，如傳統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等，另一意義為交易行為的總稱。即市場一詞不僅僅指交易場所，還包括了在此場所進行交易的行為。故當談論到市場大小時，并不僅僅指場所的大小，還包括了消費行為是否活躍。廣義上，所有產權發生轉移和交換的關系都可以成為市場。

　　市場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同時，市場在其發育和壯大過程中，也推動著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場通過信息反饋，直接影響著人們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上市時間、產品銷售狀況等。聯結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產、供、銷各方，為產、供、銷各方提供交換場所、交換時間和其他交換條件，以此實現商品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各自的經濟利益。

　　亞當.斯密以“個人滿足私欲的活動將促進社會福利”為邏輯起點，推演出市場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完全不能干預個人的追求財富的活動，也完全不用擔心這種自由放任將制造混亂，“一只看不見的手”將把自由放任的個人經濟活動安排的井井有條。也就是說，亞當斯密的市場概念重點在于強調限制政府對個人經濟活動干預上。《國富論》也花相當的篇幅去抨擊干預個人經濟活動，限制個人經濟權力(產權)的重商主義政策。以后的古典經濟學家也一直堅持自由放任的觀點。

　　對于市場經濟的認識與定位，應該是一個政檔、政府是否成熟化的標志。更是一個政檔與政府為什么人謀利益的決定性選擇問題。市場的作用并不是全正面的，它的積極性意義不能否認，但如果只是單方面認定其積極意義，而忽視它的殺傷力，那么，市場這柄雙刃劍卻是既能傷人也能傷己的。

　　此次全會以及“公報”、“決定”的相繼推出，已然表明一種制度。堅定不移走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即如這篇文章開頭所說那樣，改革原本就是由處于一個特定社會的上層勢力分子發起并主導的制度變異，而由此決定的利益歸屬也不言自喻。那么，至今三十多年的制度沿襲，雖是有階段性的換將之舉，但總的趨勢看來，由其代表的那個利益群體并不會發生什么改變。所以，僅從利益方面論及，由此體制而產生的享利食利階層或是群體，又怎么會容許傾向于他們利益歸屬的改革偏移些許方向?

　　假以社會主義之虛化標簽，運用貌似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卻作著利于特定統治集團與附著于其上的社會群體利益的傾向性發展。這就是目下所謂不斷解放思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改革的實質內涵。但如此改革性質決定，它必然是以持續剝奪更加廣泛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如果說改革是一個政權開始變異的起始，那么，歷經三十多年的不遺余力，它基本已是羽毛日漸豐滿，所以才也更加無所顧忌了。而這樣的改革決定了，所謂的人民不過是聽任他們自由盤剝與欺詐的對象，國家不過是讓他們產生與增值財富的有形載體。一旦他們因了利益之因而作取舍，拋棄這個國家奔投他鄉便是其不二選擇。

　　所以 ，別再介意有些王八蛋嘴里動聽的言辭蠱惑，也休要再對他們抱任何希望與信心。所謂的健康力量，它只存在于我們不幸被做夢時的夢境里。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決不在意淫的依靠、等待回歸中。現在的客觀現狀是，要么繼續做夢，繼續意淫，繼續作無望等待，繼續依靠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健康力量，要么，還是重新審視前面走過的路。更要明白，我們錯在那里了。為什么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收效?這個世界極其現實，也極其殘酷。但其現實與殘酷的體現卻往往因了我們的愚蠢、幼稚與巨大思想錯位。最可笑、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我們往往自以為是認為一切都知道、所有的都了然入胸;一切事物的發展與轉歸都符合我們既定的理解與推測;一切事物還處于萌芽狀態或是還未有稍許跡象之時我們就懂得它將要向什么方向發展……但其實，我們往往什么都不知道。即是勉強明白一些了卻又有著許多謬誤的成分。再細思量了當下的社會客觀存在，打著一種似是而非的蓄意旗幡，運用公權力的肆無忌憚為手段，顛覆與葬送并舉，驕橫和瘋狂畢現。更還有那些拋頭露面、喧擾嘩眾的偽劣識字分子，那些卑鄙無恥、蠅營狗茍的“特別是”偽卑驕橫、飛揚跋扈的該遭天殺的自私自利精蠅，還有那些打著所謂“愛國主義”標識企圖在“特別是”這最后的瘋狂晚餐盛宴中也分得一杯羹的不甘于人生寂寞者，等等，這一切分明就是一出歷經精心策劃、各色人等先后出場表演的，目下即將散場又還必須經過最后瘋狂的大戲。

　　我們就正是戲中人!

　　我們一直被導演，被利用;也被蒙騙、被欺凌;被瓜分、被葬送!

　　我們一直思考、行走于暗夜茫茫中!我們許多時候其實一直附會、從眾于一種愚蠢的跟隨與依附中!

　　是該自己醒來的時候了!!!

　　一個社會最可悲還在于，打著與時俱進標貼的改革，正在將前三十年的社會制度創新、跨越淪變為向被推翻砸碎的社會制度的倒退、復古。對統帥人類社會幾百年的資本勢力與起決定性意義更長時間的強權勢力低頭膜拜、俯首稱臣。如果這也能稱之為解放思想，這個世界真的被徹底顛倒了。而什么是政治家，什么又是政客的嘴臉，難道還不好辨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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