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悲觀主義觀察2012年中國政治走向

——兼談崔永元不再失眠和吳敬璉的西食東眠　　

媒體人是敏感的，但是經常是冷漠的。敏感是因為他們時常能夠洞悉到時代發展的脈搏，冷漠是由于他們習慣了太多的權貴與浮華，忘記了自己曾經的根。在安靜的深夜里，是否有媒體人拷問過自己的靈魂，自己是否還抱有一點點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　　

崔永元不再失眠，他缺席貴族的狂歡而參與塑造打工者的粗糙景觀。格瓦拉放棄奢華飽含著他對勞動者的愛，那么崔永元的割愛，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升華到更深遠的一個層次，那就是至少保留著對于勞動者的愛。也許很多媒體人只是在書本里說一說，或者停留在鏡頭的表態里凝固在時間中，當兩種文化互相制約的時候，選擇顯得尤其重要，是選擇貴族的光彩照人，還是選擇勞動者粗糙質感的美。　　

崔永元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知識分子脫離社會許久之后，面對著整個社會從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全面兩極分化，走向對抗，必然會產生某種形式的分化，那些選擇底層的人保留著人類最為可貴的良心，而無論他以前做過什么事，或者曾經漠視過什么人，他都會做出某種象征性的抉擇：或留戀凡間，選擇與無資源者站在一起，或是立之高閣，繼續在瑤臺與仙人們共舞，合演無頭無腳的和諧盛世。　　

與崔永元不再失眠相比，另外一個風派人物吳敬璉最近西食東眠，今天在西家吃飯，明天在東家睡覺。他和各色知識分子一樣，不甘寂寞，看出18大以后的民生路線可能影響既得利益，因而急忙放聲，試圖影響18大的政治走向。鳳凰網轉載了《浙江在線》吳敬璉撰寫的以“下屆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態高調亮相”為題的文章，被媒體稱為批X警X，媒體還說，網民紛紛向勇于逆鱗犯上的吳大師表示贊揚。(http://www.depqc.com/view.php?tid=6555 )　　

吳大師絲毫忘記不了他的“改革路徑”，即便改革在當今時代已經物化為一個充滿貶義、充滿掠奪內容的的詞匯。正如一些人不能放棄文革一樣，大師先生不愿意放棄已經被大家心目中放棄的東西，他已經OUT了。他做出一副帝王師的樣子，他的隨風搖擺病又發作了，當毛主席在世的時候，他當吹鼓手；鄧小平在世的時候，他當傳道士；江澤民和胡錦濤在臺上的時候，他當謀士；習近平要接班了，他想當帝王師。投機主義的政客在這里，顯得尤其的臉龐清晰，只不過這一次當帝王師，帶有幾分的失落之前最后的抓狂，也帶有幾分的跳墻。　　

改革的路徑之爭，顯然關系到中國未來十年的基本走向，是否改革顯然是一個偽命題。任何社會都必須改革、調整、變化，固步自封的社會顯然是一個人為樹立的虛無縹緲的靶子。　　

問題的全部核心在于，是從既得利益集團手中向民眾中轉移部分權益，還是繼續掠奪民眾的權益讓渡給上層。既得利益集團從政策性暴力中獲得了收益，它會形成路徑依賴，繼續依賴物價上漲、民生凋敝的掠奪模式。　　

有的人認為，精英不再改革了，其實這是錯誤的。上層的改革動力在于內部繼續劃分既得資源，因此爭奪會顯得尤其激烈。鑒于資源已經大體瓜分完畢，民眾的油水再榨取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沖突，因此我預言上層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劇烈，這種改革將更多地是上層對中層的。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端倪，那就是在物價上漲等多種因素的主導下，用經濟泡沫堆積起來的“中產階級”快速消失，迅速淪落到下層階級的經濟地位中。　　

鑒于官僚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食利階層，這使得權力形成剝削。“特別是”政治的特點是：通過采用西方的輪流制和堅持不受群眾約束的體制，使經濟利益不斷地分肥。……最終形成“輪流貪污體制”和四年之外的免責機制。　　

在缺乏大眾民主的情況下，高度集中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專政體制極其容易迅速蛻變為法西斯體制……專政由于將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控制了，只要一變，就變成了修正主義全面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然后墮落為法西斯、腐敗分子全面控制政治、經濟、文化。毛澤東清晰地認識到了問題的所在，他說，“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毛澤東寧愿做一個悲劇英雄，也不愿意做一個坐享其成的開國者。他希望能探索新路。從左翼方面去理解，這是他對民眾無限的愛導致的。　　

    文革時期，社會處于劇烈變動中，他們搞革命意識形態輸出，從美國黑豹黨到法國的毛主義五月風暴，席卷整個歐美的社會運動，形成了對中國的外部支援。也說明，那個時候的中國，并沒有形成龐大的記得利益集團。在任何系統里，既得利益集團都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增加各種管理規定，從而鞏固自己的優勢地位，這是從經濟權力走向政治權力和憲法權力的象征。正如朱元璋取得了明朝的政權以后，他會想方設法阻塞平民上升的渠道。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都是一樣的政治邏輯。如果說，中國的改革處于建設制度階段，而不是經濟層面，那么只能意味著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在固定化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物權法》出臺的背景。　　

不用對18大懷抱過大的期待。1949年是通過革命實現了政治路徑轉移，1978年的巨變也不是平穩進行的，18大之前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清理整頓政策，因此大規模路徑轉向幾乎不可能。私有化的路子固然已經走不下去，但是恢復社會主義的阻力會受到更大規模經濟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嚴防死守，很可能中國領導層會嘗試走社會民主主義，甚至形成輪流貪污體制。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沿海地區通過資本化，將農村和偏遠地區經濟殖民化。整個農村和城市，形成了二元對立，農村的經濟失血使得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塑造了政治、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全面兩極分化和二元對立。階級越來越重新組合為兩大對立的階級：資源享有者和資源邊緣占有群體的對立，實質是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全面分化。少數的資源占有、享有者控制了幾乎全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而大部分占有少量基本生存資源的無“產業”階級政治上無權、經濟上處于產業鏈下端、文化上處于無法發聲。　　

蛋糕論的本質是要獲得資本的歡欣，因為它允諾挺過發展生產的途徑來改善民生，而不必撼動既得利益集團的任何汗毛。但是他們似乎總是故意忘記資本的原始沖動是無法遏制的：只要有任何機會，既得利益集團都會霸占新產業的得利權。北京以及全國各地的保障房紛紛出現嚴重質量問題就是明顯的例證。　　

吳敬璉的所謂繼續改革，顯然是按照蛋糕論的邏輯來演繹的，他把“改革”這樣的手段、工具作為政府合法性的來源，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陰謀。鄧小平也說過，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誰把手段當成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顯然是塑造一個新的“改革教”，并通過這個改革教塑造一種新的神學教義：改革生，不改革死。至于改革誰的利益，怎么改革，那就是市場化。中國的經濟學家的智商，已經進入了中世紀的神學審判階段，新一輪的宗教迫害，正在中國大地上開始。　　

反觀崔永元的靠近大眾，顯然已經明白：民眾受到的災難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真正的人民審判正在開始。一些人可能看似無比強大、無比光鮮，但是不能持久；另外一些人，看上去虛弱無力、無權無勢，但是他們發出的怒吼將重塑中國。雖然民眾有時候也需要教育。但是如果精英操控了一切的一切，那么其中一部分精英只有暫時站立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把精英拉回平衡。如果18大以后改革的起點只是尋求社會民主主義化，那么它得到仍然是民眾的苦難。所謂“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權利在精英全面得勢的前提下，恰恰是應該嚴重不平等的：嚴重傾斜到普通公民身上。如果未來中國政治還想走中間道路，那么它的實際作用仍然是幫助權貴掠奪群眾，甚至換來的，不過是“輪流貪污體制”或“輪流掠奪體制”。　　

    也許我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希望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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