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注：本文(下文——孫立平所作)有諸多模糊認識是相當錯誤的，如“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過程，是從打破閉關鎖國狀態走向世界開始的。”再如“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頂層具有設計并推進改革的能力，如何不至于被利益集團所綁架。用周瑞金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公權力要勇于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那時不是鎖國，而是被封鎖。官僚資產階級怎么可能會與自己利益集團進行切割?這些自相矛盾的言辭只能欺騙自己。人民不會聽信的。

　　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進行真正回歸毛澤東思想，真正給予人民批判私有制、官僚資產階級和腐敗的政治民主權利，就是建立人民自己的組織，抵制改革既得利益“蘇丹化”。真正的發展是人民的政治民主和權力自新的結合，也就是毛澤東與青年革命隊伍的結合，人民組織進行自我革命的過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理論、實踐這一課，是必須要過的，這就是人類真正進步的階梯，公有制建立新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轉換私有觀念為互惠互利的共產主義良性循環。】

　　一、中國正在陷入的是“轉型陷阱”

　　在新的世紀走完10年之后，人們驀然發現，我們現下已經處在一個非常令人困惑的時期。有人說“中國社會的氣質正在發生變化”;有人說改革已經終結，已經死亡;有人說中國開始要進入一個停滯時期。一種沉悶而焦躁的社會氛圍在悄然形成。如果將這種狀態置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其中具有的含義就更是耐人尋味：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開放，而進入21世紀后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從發展角度提出的解釋，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是從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釋，即認為是改革處于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報告①中首先提出來的。其實，此前也有類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所指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樣的現象是存在的，歷史經驗證明，不少新興市場國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之后，很快就會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體地說，從全球范圍來看，“二戰”以后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順利跨越這道坎，成為所謂發達國家。而另外的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沒有成為發達國家。

　　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會不會陷入這種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里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盡管這兩個問題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關注的，我們現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即陷入“轉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而“轉型陷阱”的主要表現則是改革或轉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鎖定了改革或轉型的進程，將某種處于過渡狀態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這里所說的社會轉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并由此引起的社會變革過程?；厥走^去，這個轉型過程既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社會變革的主線，也是過去三十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源泉。然而，過去我們看這個轉型過程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這個過程有一個起點即計劃經濟或權力支配一切的體制，還有一個終點就是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和法治，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起點到終點的轉變過程。但在這個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即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種由改革或轉型過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過程的發生;在轉型中形成的那些“過渡性制度因素”，在其主導下，隨時可能定型化。“轉型陷阱”指的就是，在這種變革和轉型的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這就如同在一個爛尾的大樓中，修建大樓的人們將其簡單裝修一下，搭灶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成為一種格局一樣。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并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于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在發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并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盡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于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展已經越來越畸形化，并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三十多年發展動力源泉的體制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先選項。

　　對于一個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并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也更為有利。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現在來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問題是，也存在一種可能性，摸石頭摸上癮了，卻連河也不想過了。

　　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對于我們認識和澄清當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我們現在身在何處。我們現在可能不是處在改革或轉型的途中，也不是處在某種中間性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因素的“混合型體制”定型的過程中。對這種新的體制最理論化的概括也許就是“中國模式”的概念。

　　第二，“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準確地理解現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難究竟在哪里?，F在問題的實質，并不是像有人擔心的那樣，僅僅是舊體制的擁護者在反對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現有狀態。更嚴重者，將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綁架社會的現象。舊體制的擁護者與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

　　第三，“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改革遇到的實質性問題是什么。對于改革的推進來說，關鍵的問題不僅在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濫用了改革，已經敗壞了改革的聲譽，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識已經相當困難。

　　第四，“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看清楚今天種種令人困惑現象背后的基本邏輯是什么。為什么維穩會到了不顧一切的程度，為什么一些地方的發展會進入走火入魔的狀態，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實行的措施會常規化、體制化?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即“轉型陷阱”的邏輯。

　　第五，“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對一個問題產生警覺，即在“轉型陷阱”的邏輯沒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矯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變形，被組裝為獲取既得利益鏈條上的環節，或者說，被利用為形成“轉型陷阱”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會進入一種進退維谷的狀態。

　　第六，“轉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籠罩在左與右爭論上的迷霧。現在中國的問題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與保守、前進與倒退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左與右的問題。過多將爭論集中在這樣的問題上，不僅會造成社會不應有的裂痕，而且會模糊我們正在面對的實質性問題。

　　二、“轉型陷阱”的五大癥狀

　　對于近年來社會氛圍的沉悶，對于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亂象，人們已經有許多的議論和研究。如果進行認真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發現，這些問題與上述所謂“轉型陷阱”有著密切關系。“轉型陷阱”的典型特征是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的過渡性體制因素定型化和畸形發展相結合，我們現在面臨的許多問題都由此而來。

　　(一)經濟發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癥狀盡管是多方面的，但最關鍵的還是經濟發展的停滯。因此，所謂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還是要防止陷入經濟停滯狀態。不錯，這個問題對于中國來說不是不存在的。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了三十多年后，確實面臨著種種不利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的反復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動的動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傳統優勢，如廉價勞動力、廉價資金、廉價資源等，正在不斷失去的過程中。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高成本時代，現在已經是一個基本共識。這些似乎都具有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經濟發展步履的沉重，也確實明顯可見，經濟發展越來越依靠政府投資的拉動，越來越依靠壟斷性國有企業的壯大，越來越依靠大項目甚至泡沫的推動，越來越依靠自然資源的消耗和以環境污染為代價。

　　但由此得出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明顯放緩，甚至會陷入停滯的結論是過于輕率的。一方面，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潛力，落后地區發展的潛力，局部體制變革的潛力，以及走向國際市場的潛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體制決定了中國政府“反放緩”、“反停滯”的能力是極強的。在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上述制約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也許確實會帶來經濟發展的停滯，而在中國，由于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資源，由于政府具有的超強行政能力，則可能會將停滯的可能性轉變為一種亢奮的畸形發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該危機不危機，該放緩不放緩的現象我們不是經常見到嗎?在前兩年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的強有力應對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因此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在未來所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由上述制約因素決定的，不如說是由政府主導的反應方式決定的。概括地說，中國在經濟上將要面臨的問題，最現實的不是停滯而是亢奮而畸形的發展。

　　這種畸形的發展，以片面、不惜代價追求發展速度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種折騰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其原因，則正是“轉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約條件。首先，片面追求發展速度這種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團在財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為只有快速增長才能在利益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滿足既得利益集團快速追求財富的要求，比如，對資源的竭澤而漁式的開采等。其次，在“轉型陷阱”中，人們不愿意正視轉型中遭遇的實質性問題，更不愿意通過重要的體制變革來解決這些問題。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發展形成的增量來緩解問題，這可以稱之為“增量依賴癥”。實際上在這種增量依賴癥中，經濟增長了，民眾不見得會受益;但如果不增長，民眾則會受損。再次，在“轉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于是只能越來越依靠政府推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大拆大建，上大項目，辦大活動，蓋大高樓，修大廣場，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其實，說這樣的發展模式是由“轉型陷阱”造成的，更重要的含義是，“轉型陷阱”形成的脆弱社會基礎使得我們只有通過經濟的畸形擴張，才能緩解社會中的張力，滿足維護現有格局的需求。改革前，中國的體制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資源的基礎上的。在“文革”后期，這種資源基本耗盡。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體制基礎實現了一次成功轉換，即將意識形態基礎轉換為績效即經濟發展的基礎。但這樣的一個基礎，在90年代后期就已經開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質疑。比如，在國有企業改制中形成的失業下崗人員、農民、城市底層，他們提出的問題是，你經濟是發展了，但跟我有什么關系?這說明，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將體制的基礎完全建立在績效和發展上已經不夠了。這意味著需要對體制基礎進行又一次轉型，需要將體制的基礎從績效轉到公平正義(更準確地說，是績效加公平正義)上來。應當說，中央是敏感的，適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理念。但問題是這次轉型的阻力太大，這次遇到的不是上一次基礎轉換時遇到的意識形態阻力，而是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因為要實現公平正義必須要改變現有利益格局。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在第二次轉型中解決的那些問題，比如說民主制度的推進，法制的建設，對于權力的制約，對于既得利益集團的約束，公平正義如何得到維護，社會當中的規則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問題，推進就相當艱難。包括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困難，真正的原因其實也在這里。在第二種基礎沒有完全形成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繼續依賴并盡量消耗第一種基礎。這就好比一桌人吃飯，本來就已經饑腸轆轆，但只有涼菜上來了，熱菜始終上不來，人們就只能使勁吃涼菜，甚至拍黃瓜里面的一點湯都喝了。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畸形化的真正原因。

　　(二)體制改革從變革到將過渡性體制因素定型化

　　在今天，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困境，可以說是個不爭的事實。孫立平在2005年就提出過一個判斷：改革的動力基本喪失，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②實際上，在過去的若干年中，改革已經由一個實質性的過程變成一個形式上的口號。近些年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擱置，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被束之高閣。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理由是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實際上是維護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時也是擔心觸動既得利益格局會造成的連鎖反應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將解決問題的實質性措施用維護穩定的理由加以拒絕，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因為這些實質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沖破“轉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滯性僵局，沖破產生了“轉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

　　問題是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其實，現在改革困境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改革已經改不動了。改革處于停滯狀態也不僅僅是因為觸犯既得利益集團利益而遇到了阻力。如果現在是民眾要求繼續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團在那里阻撓和反對改革，事情也許還比較簡單。盡管這樣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實際的情況還要更加復雜。問題在于，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與將改革走樣變形這兩個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換言之，既得利益集團一方面阻撓實質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則以改革的名義獲取利益，從而使得改革走樣變形，并由此引起一般民眾對改革的抵觸。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能看到的，現在老百姓一說起改革就心驚肉跳。其結果是，不僅實質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基礎，甚至維護“轉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做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礎。也就是說，改革動力的喪失，并不僅僅是領導層的改革意愿問題，而是在民眾中已經對改革發生了疑問。

　　制度轉型的陷阱是從改革走樣變形開始的。這種情況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孫立平當時就曾指出過這樣一種現象，涉及大多數人的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去福利化過程進展神速，而涉及少數人的壟斷領域的特權卻久削不去。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出發點良好的改革，往往以損害民眾利益告終。這意味著，在“轉型陷阱”中，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在2005年的時候，孫立平還曾經提出一個概念，叫“改革陷阱”③。“改革陷阱”是指這樣一種現象，為了克服某種弊端而出臺一種措施，過一段時間后，弊端死灰復燃，結果是該種弊端和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強化原來的弊端。比如，在醫療改革中，為了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藥價，改變以藥養醫的現象，同時要相應提高醫療的價格。但弄不好就會出現這樣一種結果：短時間內，醫療價格上來了，藥品價格下去了;過一段時間，下去的藥品價格上來了;結果是由過去的藥品價格高、醫療價格低變成醫療和藥品的價格都高，患者的負擔進一步加重。

　　“改革陷阱”的實質，是將仿佛完全對立的新體制因素和舊體制因素、“前進”和“倒退”，組裝成一個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過程的不同環節。當人們還在為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還是市場化改革過頭爭論不休的時候，要素的非市場化和商品的市場化相銜接已經成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如用行政的方式獲得廉價的土地和資源，然后再以高價格將產品在商品市場上出售。還有比這更有效率的牟利方式嗎?當人們還在為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爭論不休的時候，“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相銜接，已經成為同一個過程的不同環節。用社會主義或國家經濟安全的名義將民間財富聚斂到政府手里形成“國有資產”，過一段時間，再用產權改革的名義將其私有化到少數個人的手里，或是利用國有資產和個人控制的民營企業相銜接實現利益輸送。還有比這種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財富聚斂的嗎?“轉型陷阱”最大的危險就是對新舊體制的這種組裝，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左右為難”，甚至為了解決弊端而實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組裝”的命運。最近一段時間，人們對“國進民退”的過程，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利用壟斷優勢聚斂財富，對國有企業中的腐敗，進行了許多批評。在此基礎上，有人重提國有企業改革甚至私有化。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在目前情況下，誰能夠保證新一輪的國企改革不會演變為前些年那種大肆侵吞國有資產的盛宴?

　　其實，現在反思起來，中國的改革可以說先天不足。這種不足至少有兩點是致命的。一是為改革設定的實用主義目標，即改革要有利于經濟發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可以說，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缺乏明確的體制性目標，更談不上實現這個目標的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二是所謂漸進主義的改革模式。過去我們一直沉浸在所謂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中，但恰恰是這種改革模式為“轉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過的那樣，本來應該在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之前解決的問題，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之后。結果就是錯失良機，做這些事情的條件已經一去不返。

　　(三)社會結構趨于定型并固化為一種斷裂社會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過程開始，引入市場經濟的體制，貧富的問題就逐步凸顯出來。但在那個時候，所謂貧富是有一個特點的，就是處于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十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不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自己的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輩子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制內二代”、“體制外二代”等等。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進一步說，社會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了再生產。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是從90年代末開始關注的。1998年孫立平、李強、沈原發表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三個概念或判斷。第一個概念叫“長不大的個體戶”。也就是說，改革初期在民間形成的草根式的個體戶，已經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第二個概念叫“不落空階層”的形成。這個階層實際上是一個掌握著總體性資本的階層。無論社會中出現什么樣的機會，幾乎總是這個階層捷足先登，而且當時他們已經開始壟斷這些機會，已經開始構筑壟斷邊界。第三個是明確提出了“精英聯盟”的概念，即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經開始結成聯盟。④在進入21世紀之后，孫立平又正式提出了“社會結構定型化”的概念。當時從四個方面對該過程進行了界定：第一，階層和階層之間有了邊界，不同的階層之間開始形成布迪厄所說的“區隔”;第二，階層內部有了認同，即形成了一種“我們”、“你們”、“他們”的集體意識;第三，社會流動的機會在開始減少，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門檻都在加高;第四，人們的社會地位開始傳承，社會階層的再生產過程開始。⑤2011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實驗班2010級的幾位本科生，以清華和北大兩個高校為個案，進行了一項關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他們通過抽樣調查，發現這兩所頂級高校的招生中存在嚴重的城鄉不平等。2010年高考，全國六成考生來自農村，而這一年清華的農村生源只占17%，北大也不足兩成。兩校農村生源的比例，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大為下降。⑥一些類似的調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這表明，經濟社會地位在世代間傳承的過程已經開始。

　　由此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我們原來稱之為“斷裂社會”。所謂“斷裂社會”是指，在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條主要的斷裂帶。這條主要斷裂帶是沿著上層與下層、貧與富、城與鄉形成的。目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分歧和對立，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的⑦。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厥咨蟼€世紀80年代，那時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結構定型、門檻加高是不無關系的。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仇富”與“嫌貧”的意識不僅僅是源于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貧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但現在，在一部分群體中，尤其是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四)由對社會矛盾誤判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

　　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確實還是相當尖銳的。問題是如何定位和判斷這些社會矛盾。應當說，在這些社會矛盾中，有一些本來是屬于市場經濟社會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并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在近些年來，有關方面對這些社會矛盾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幻象”。所謂“不穩定幻象”，其實就是一種以為社會矛盾很多、很嚴重，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觀感覺。應當說，這種“不穩定幻象”在我們社會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并影響了我們對目前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看法與處理方式。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大維穩”的模式，即將社會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與社會穩定問題聯系起來，動員整個社會的資源進行全方位的維穩工作，將維穩滲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將維穩作為權衡利弊的基本標準和基本政策取向，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其結果是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于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在這種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維穩措施、化解社會矛盾的措施，往往不是緩和社會矛盾，而是加劇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穩定問題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癥結，與“轉型陷阱”是分不開的，或者說是來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不安全感。“轉型陷阱”中固化下來的是一種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在這種利益格局中，財富掠奪成為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同時，為了維持一種畸形的發展模式，損害民眾利益的“發展措施”越來越普遍。正是這樣的一些因素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多發甚至激化。而近些年來形成的“大維穩”模式，不是著力解決造成這些社會矛盾的因素，而是將人們對這些問題的不滿視為不穩定因素，加以防止和壓制。其結果是，不但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反而由于固化甚至強化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激化了社會矛盾。這樣一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一種“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在這當中，最大誤區之一，就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在目前的維穩模式下，通過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成了相當普遍的做法。結果是不僅治標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對社會公正造成嚴重損害。⑧

　　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維穩”模式，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后果。出于維護穩定的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沒有突破性進展，甚至缺乏明確的思路;思想和言論的活躍程度比之上世紀80年代不但沒有進展甚至有所倒退，輿論在促進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難以發揮;由于不能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腐敗在不斷加大的打擊力度下似乎更為猖獗;特殊利益集團的發育不能置于社會的監控之下，其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已經達到有恃無恐的程度;一般民眾利益表達的機制遲遲不能建立，而維權行動的組織者成為首要的打擊對象。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時候，政府“反應過度”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樣一來，許多事情、特別是重要的改革舉措被延誤了。而維穩則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種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這種維穩模式的形成，是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社會的一種表現。由此，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脆弱，社會穩定越來越依賴于強硬的維穩措施。如果有一天這種模式不能維持下去，其結果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

　　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可以發現，社會潰敗現象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社會的潰敗，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的失控和行為的失范：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在某些地方，權力吞噬了理和法，無理可講，無法可依，成為一種遠非個別的感受。

　　社會潰敗意味著社會的細胞和肌體出了問題。多少年來，我們力圖灌輸給民眾的是這樣一種觀念：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有許多可能導致社會動蕩的因素，如果社會動蕩，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此，我們一定要防止社會動蕩的發生。但問題是，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并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一些西方學者曾經多次預言中國的動蕩和崩潰，但事實上這種動蕩和崩潰并沒有發生，而且可以預期，短期內發生這種動蕩和崩潰的可能性依然很小。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沖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說得形象一點，動蕩好比是健康的身體被別人打傷了，而潰敗則是自身的組織或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在當今的中國，真正需要警惕和制止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前一段時間人們都在反思小悅悅事件，反思人們為什么這么冷漠。但如果反思的就是個人的冷漠，就反思錯了。我們很難相信當時路過的18個人都是視而不見、無動于衷，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內心里是會有掙扎的：伸不伸這把手。掙扎的結果是沒有伸這把手，因為怕遇到麻煩。如果就是個人的冷漠，那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如果掙扎的結果是怕惹上麻煩而沒有伸這把手，那就是社會出了問題。其實，在這個事情的背后，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看到社會向心力的喪失。

　　仔細觀察，近些年來我們社會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這里可以將其稱之為“牽出現象”。也就是說，在一個地方，或一個領域，沒有問題暴露出來的時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燦若桃花。但只要有一個問題暴露出來，馬上就會牽出一系列的問題，原來看起來一切都很好的地方，好像各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在日常生活領域中，這種社會潰敗的現象更是隨處可見：學校的教師和領導用學生來斂財，醫護人員靠病人來致富，壟斷企業在一片罵聲獲取壟斷利潤;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坑蒙拐騙泛濫，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問題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無人敢扶，受到殘害的兒童被利用作為乞討的工具。由此，社會形成一個怪圈，正如有人所說的：教師們拿著學生上繳的錢，出門后卻又要送到醫院和電信等部門去挨宰。壟斷部門員工不得不花大價錢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醫院和學校。生產者把超標或有毒的產品賣到市場，拿換回的錢來去供養官員和教師醫生。而貪官和老板則用巨額財富來揮霍，實際上吃到嘴里的卻是不干凈的食物，還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氣。前些年有人說，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最近又有人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在撕裂。據說，北大的一個領導說過這么一句話，當一個社會連和尚與老師都在墮落的時候，那這個社會就已經爛透了。

　　這種社會潰敗現象與“轉型陷阱”有著密切關系。如果一個社會用體制固化了一種不合理的利益結構，如果一個社會在面對這種利益結構時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對正義的呼喚不能作出積極而明確的回應，如果一個社會對于現狀不能提出一種在道義上能夠服人的理由和解釋，如果一個社會要用很不體面的方式來維護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個社會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惜與人類的核心價值相對立，這個社會的潰敗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三、“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提出“轉型陷阱”的真正意義是要明確我們現在究竟身在何處?我們所面對的究竟是什么?“轉型陷阱”概念提醒我們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于膠著狀態，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處于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呢?概括地說，“轉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是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陷阱的建構與維護;從制度的角度說，則是由路徑依賴形成的路徑鎖閉。在改革和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因素互動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一般地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個是體制或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經濟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這主要體現為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在社會學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層結構及利益群體結構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系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或轉型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概括地說，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系。在整個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型下來的力量左右體制變革，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

　　(一)在漸進式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壯大

　　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主導了中國轉型進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發育和演進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80年代大體可以說是一個分化的年代。在資源配置出現多元化的背景下，依托于不同的資源，不同類型的精英開始逐步發育起來。這時最令人矚目的是所謂體制外精英的出現。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系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系的。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精英形成時期”。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精英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系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復雜的聯盟與沖突的關系組合。80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于統治和權力，也不利于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因各種原因加入了這個聯盟。不過在這個時期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大體是勢均力敵的，甚至在地方的層面上，經濟精英有時還處于強勢，當時流行的“官員傍大款”的說法，就是這種情形的一種寫照。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精英聯盟時期”。在進入21世紀后，力量的天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張，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強，隨著國企的坐大，過去似乎已經是平起平坐的精英聯盟發生了傾斜。權力開始獨大，而經濟精英越來越成為附庸。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精英在發生明顯的分化。一些人更加依靠權力，從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而一些純粹的民間經濟精英則由于缺少權力的庇護而處境艱難。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得不到政府扶持的民間企業有相當一部分破產倒閉。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權力主導的利益共同體形成時期”。

　　在這最終形成的權力主導的利益共同體中，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是權貴集團。新華社《半月談》的一篇文章指出，紅色家族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鐘情的領域。⑨二是國有壟斷集團。近些年來，經濟壟斷的程度不斷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居于特殊地位，絕大多數分布在要素市場，高管和政府官員可以互換，在獲得資金、資源支持方面享受各種優先照顧，并通過設置準入壁壘，排斥、吞并非國有經濟，形成不平等的市場環境。《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顯示，多年來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利潤高速增長，與享受的各種優惠補貼有關。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少計算或者少繳納成本總額加上補貼，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萬億元，地租3萬多億元，資源租5000多億元，虧損補貼1198億元，總計是6萬多億元，這一數字遠遠大于4萬多億元的企業利潤總額。⑩三是金融—虛擬經濟集團。強勢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壟斷資本市場的融資權，通過高市盈率、高價核定發行價和上市開盤價的資本游戲，“合法”吸納社會財富。一部分特權者則利用監管漏洞、信息不對稱等進行內幕交易，造成中小投資者在股市上的普遍損失。

　　在不同階段上，既得利益集團獲取財富的方式有著明顯的差異。最初的時候，主要手段是“尋租”，即利用政策和體制上的漏洞為自己謀取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雙軌制，賺取商品、資金、外匯的差價。進一步的則是“設租”，即利用手中的權力或壟斷性資源，設置關卡與障礙，并從中牟利。更進一步的，就是攫取或掠奪。這包括對國有企業的瓜分，包括對礦山等重要資源的攫取和壟斷。而利益集團獲取社會財富的最高級形式就是綁架國家與社會。對此，人們已經有許多議論。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許多諸如此類的說法，“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策”11、“專家被利益集團綁架”、“利益集團綁架房地產業”、“利益集團綁架行業標準”、“計劃生育政策被利益集團綁架”等等。綁架的實質是使整個經濟的邏輯和社會邏輯服從于利益集團獲取財富的邏輯。前述“大維穩”模式的形成，就與利益集團的綁架不無關系。既得利益集團掠奪財富引起民眾的不滿，反對掠奪會影響社會穩定，甚至連能夠制約既得利益集團的措施都被視為會影響社會穩定。于是，整個社會從“社會不能亂”的角度考慮，只能對既得利益集團抱一種默認的態度。

　　總起來說，這個群體誕生于改革之中，利用改革中某些“過渡性”的制度因素積聚了大量的財富，為了維護這種利益格局，他們迫切需要的是維護現有的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這個集團由于掌握著大量資源，對于中國社會的走向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是形成“轉型陷阱”的重要因素。

　　(二)“轉型陷阱”中定型下來的是一種權力—市場混合性體制

　　“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決于一種貌似“過渡中形態”而實際上則是不斷在定型下來的體制。在這里，我們將其稱之為“定型化的過渡體制”。這種定型化過渡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新體制本身的缺陷。王寧教授認為，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存在一種“制度漏洞”的現象?；蚴怯捎谝庾R形態的禁忌，或是由于認知的局限，或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會形成制度漏洞。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制度漏洞會導致奧爾森所說的“制度硬化癥”，從制度漏洞中獲得既得利益的集團捍衛、強化甚至利用制度漏洞，使得社會的整個制度系統應變能力喪失，制度由此變得僵化。王寧教授指出，既然存在制度漏洞，就應當去修補它，使制度體系完善化。但詭異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養了反對修補制度漏洞的勢力。一旦這種勢力坐大，就會導致“制度惰性”，因為這股勢力不愿意改變有利于自身的現狀，或者擔心制度變革帶來不可掌控的風險。12

　　這種逐步定型下來的體制以權力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為特征。恰恰是權力與市場的這種奇異結合，賦予了既得利益群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在這個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兩者結合起來加以使用。正是這種權力因素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使得這個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地獲得了社會中的資源與機會，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的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業，并由此獲取大量的財富。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并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在這種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中，權力對市場的控制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的機制：第一，金融控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復建了股票市場，三十年來逐漸完善了資本市場體系，先后建立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配合銀行體系，以及國地分開的基本財稅制度，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為輔、行政層次分明、國內外區別對待的金融網絡。在地方層次上，政府能夠輕易地干涉金融機構的信貸決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薦銀行的管理層。第二，公司治理結構控制。隨著1994年《公司法》的頒布，政府尋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經驗和模式來治理和設立組織化標準。但是，行政權力并沒有放松對公司的控制和監督。國有企業的領導層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會成員多有黨員身份和從政經歷，一些外資企業、非國有的中小企業也先后成立黨員小組或者黨委。第三，市場控制。在對市場采取控制的具體機制方面，權力通過兩種途徑或者手段加強了對市場的控制。一種是區分要素市場、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市場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種是強化市場所嵌入的社會環境。第四，經營環境控制。例如，企業創辦所需要的各種證件制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各種審批、監管和評審環節;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完成各種政府硬性指標，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具體條件的協商，以及當地的治安環境和企業生產安全等等都需要權力參與其中。13

　　對于這種不斷定型下來的、以權力和市場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新體制，吳敬璉先生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鐘偉教授則更溫和地稱其為“新雙軌制”。按照鐘偉教授的定義，所謂“新雙軌制”，其特點在于：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他具體將“新雙軌制”劃分為以下四個層面：第一，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并由此形成建立在廉價資金之上的利益輸送。第二，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即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并在市場上高價出讓出去。第三，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其中以進城務工者遭受的盤剝最為嚴重。第四，國有企業作為“要素組合”，其產權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的問題。概括地說，由于商品價格是市場決定和配置的，而要素價格卻大體是行政決定和配置的，因此兩者之間的租金就成為維持公共權力得以存續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就是將權力和市場結合起來獲取社會財富的手段。14“新雙軌制”的概念揭示了“混合型體制”中的利益輸送機制。

　　(三)誤判與反應：“左”與“右”的爭論

　　由權力和市場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體制，給人們認識這個現象增加了難度。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是形成兩種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礎，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此消彼長的。這種由權力和市場混合而形成的新體制，不但使許多理論遇到了挑戰，而且意味著很多理論背后的假設要發生變化。目前中國思想界中“左”和“右”爭論中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個因素有關。

　　打個比方來說，在目前中國發生的情況就仿佛是這樣一種情形，原來人們眼睛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但在這個時候，周圍的人開始爭論。一邊說，這家的丈夫是個好丈夫，老婆是個壞老婆;另一邊說，這家的老婆才是好老婆，丈夫才是壞丈夫。雙方為此打得不可開交。但殊不知，人家小兩口的日子過得甜甜蜜蜜。在過去的若干年中，中國的思想界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態。自由主義抨擊的目標是權力，新左派抨擊的目標是資本和市場。但問題是，形成了中國目前這種狀況的，既不單單是權力，也不單單是市場，而是兩者的奇異結合。

　　如前所述，“改革陷阱”的實質，是將仿佛完全對立的新體制因素和舊體制因素、“前進”和“倒退”組裝成一個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過程的不同環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也可以理解為，“左”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權力”因素進行呼喚，而“右”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市場”或“資本”因素進行呼喚。在打破“轉型陷阱”邏輯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體制的手段。

　　實際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表達的都是對中國目前存在的弊端以及在這些弊端后面的混合型體制的不滿。就此而言，雙方是具有共同點的。甚至可以說，雙方在氣質上的共同性遠多于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左右之間能不能就中國現在面對的基本問題達成共識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所面對的基本問題的認知。

　　四、如何走出“轉型陷阱”？

　　在這里將“轉型陷阱”作為解釋當前中國所處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來的另外一層重要含義是，它可以使我們更深切地認識到走出這種困境的困難性。這種困難性不僅在于要維護現狀的既得利益集團擁有大量資源，同時也在于這種既得利益綁架了社會與歷史進程，窒息了社會變革的動力。人們經常說，現在是改革在和革命賽跑。但“轉型陷阱”不僅阻滯了改革與轉型的步伐，使得在目前的階段上必須解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維護和擴張既得利益的做法在加劇著社會的不滿與“革命”的可能性。這是真正值得人們憂慮的問題。

　　在此種背景之下，走出“轉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幾種：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實施的改革頂層設計并有相應的力量推動這個進程;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但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如下的幾個問題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須加以解決的。

　　(一)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動搖

　　發展與進步，是整個人類共同的追求。中華民族是人類的一部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盡管在當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上利益爭端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盡管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具體的發展道路和特點并不一樣，但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和方向是共同的，期間形成的一些經驗教訓也是整個人類的共同遺產。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過程，是從打破閉關鎖國狀態走向世界開始的。因此可以說，中國改革與轉型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過程。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不僅受益于國際性合作和全球化過程，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人類積累的共同遺產作為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基礎。在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強，國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的情況下，我們更應當有一種自信和胸懷，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響世界。在繼承人類共同遺產的基礎上，解決我們自身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以一種負責任的世界公民的態度發揮我們的影響力，為解決人類和世界共同面對的種種問題，作出我們的貢獻。

　　這里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用這種態度來考慮我們與世界關系的時候，確實有一些新的變數是不容忽視的。近些年來整個世界格局在發生明顯變化，西方世界自身的問題在暴露和顯現;由于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的戒心在明顯增強;中國在以一個經濟大國身份活動于世界舞臺的時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實際上會面臨一種風險，即不恰當地將利益摩擦與價值問題聯系起來，將利益的摩擦想象為一種價值上的對立。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利益是利益，價值是價值。如果將利益之爭人為地誤導或演變為價值沖突，盡管在短期內可能會有利于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但從長遠說，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斷是重要的：盡管世界格局的變化平添了許多變數，盡管國際國內的許多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但我們必須明確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一些最基本問題沒有變化，一些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沒有解決，一些新的情況不能成為我們忽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我們朝著另一個方向走的理由。秦曉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F代性社會是相對于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志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這個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不是某些國家和地區所特有，是人類歷史已經證明的迄今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體現的價值，絕不是某些地區或國家專有的價值，而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人類的核心價值。對于這些價值的拒絕，不僅會使這個國家在國際上處于尷尬的困境，而且會惡化自己的經濟社會生活。在今天，對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絕，會成為維護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尤其要特別警惕所謂“中國模式”會產生的誤導。近些年來，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中有一種很危險的傾向，即處處將自己與世界主流文明對立起來，甚至將一些暫時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實際上條件成熟時應當加以摒棄的東西升華為中國模式。尹保云教授曾提出一個觀點，中國陷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的情況是正處于陷阱中的發展。他認為，現代化道路上還有三個沒有受被充分認識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觀念上把政府看作是萬能的，而政府則習慣于大包大攬，涉足各個領域，結果是市場和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賴政府投資搞工業化和保增長的陷阱。它與“大政府”聯系一起，常被當作一種立竿見影的辦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動之下不知不覺地國有企業就膨脹起來了。第三是尋求文化自我的陷阱。發展中國家總是害怕丟掉自己的傳統文化，習慣于在傳統中尋求安全感，因此，總是企圖把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結合而構建折衷的主流意識形態，結果是各種抵制現代化的觀念久久得不到改變。尹保云教授認為，這三個陷阱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即不按照現代化規律搞發展的陷阱。15這種提醒對于我們明確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二)以政治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

　　毫無疑問，在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日益做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的情況下，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換言之，“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之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結構和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實際上，由于轉型的停滯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這些年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F在的許多問題，其實就是卡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這已經是整個社會的共識。但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件復雜而又困難的事情。對這樣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是不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選擇至少要考慮這樣幾點：第一，不敏感。第二，上下有動力。第三，有潛力。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我們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權力運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說是我們現在政治行政體制中的“癌癥”。暗箱操作不僅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嚴重損害民眾利益。事實上，暗箱操作已經成為滲透于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的一種現象。這是形成“轉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轉型陷阱”的種種努力都不能見效的重要原因。近些年來，我們在解決暗箱操作上已經有了明顯的推進。中央政府在大力推進政務公開、信息公開。問題是如何形成一種制度化的機制，從權力的公開運作開始，使權力成為一種能夠受到制約的力量。實際上，不受制約的權力已經在不斷給這個體制惹麻煩，只有使權力受到制約，社會才會有真正的長治久安。

　　要看到，“轉型陷阱”的實質是用制度固化下來的一種利益格局。這種利益格局是頑強而有力的。吳敬璉先生最近說，諾斯曾經分析過由于路徑被鎖定帶來的危險，他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我們目前的情況就有這樣的危險。16依靠這種格局自身的力量打破這種格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要打破這種格局，必須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和介入。事實上，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制度框架。這個框架能夠將社會中的不滿凝聚為一種變革的力量，能夠容納民眾對改革的參與。民眾的制度化參與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最現實的力量。前一段時間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占領華爾街”運動，實質上是美國社會中解決利益格局的機制在起作用的過程。近些年來，美國和西方的利益格局也在嚴重失衡，尤其是在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關系上。金融資本越做越大，不但成為吸金的黑洞，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很難駕馭的力量。靠社會中原來那些辦法，比如傳統的金融監管，已經制約不了金融資本的力量。但是在美國的社會中還有一些非常規的辦法，這就是來自民眾和社會的力量，通過民眾施加壓力的方式來改變力量的對比。“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并由此解決問題的過程?？梢灶A期，隨之有可能是一場社會變革，通過這個社會變革重新來駕馭金融資本的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建設是密不可分的。中國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社會力量發揮作用的方式也應當有所不同，但是通過造就社會力量打破“轉型陷阱”的僵局是必要的。

　　(三)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對于走出目前的僵局，許多人寄希望于頂層設計。在目前其他的可能性都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頂層設計也許是可以寄希望的所在之一。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加強改革和轉型的頂層設計。

　　其實這個問題早就應當提出來了。在1998年的報告中，孫立平等人就提出過改革過程三個階段的說法，即改革大體要經歷侵蝕、轉型和重建三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上，改革的策略是不一樣的。侵蝕階段主要是舊體制瓦解的時期，這個過程大多是自下而上發生的。在這個階段上，我們所面對的基本障礙是舊的意識形態，是舊體制的慣性。所以，那時需要的是沖破舊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的勇氣，是沖破舊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所需要的智慧。在那時提出的“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與其說是表明了探索的必要性，不如說是體現了避免無謂爭論的推進改革的智慧。而轉型和重建的過程則不然，因為這個時期需要體制的系統轉型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更加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過程。比如，大規模的立法行動等。這個時期無疑需要更明確的轉型目標，需要更周密的體制設計。17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改革階段上相關利益集團已經開始形成，只有自上而下的過程才能避免改革被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在2005年關于改革反思的討論中，孫立平也曾更明確地指出，在需要改革策略進行轉變的時候，我們沒有進行相應的轉變，這是導致后來的改革亂象，導致改革部門化、利益集團化的重要原因。18

　　現在的問題是，頂層設計不是沒有條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具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障頂層設計不至于變為既得利益集團設計，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頂層設計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問題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F在人們經常批評改革的部門化、利益集團化。不錯，這與許多改革往往是由部門或利益集團主導的有關系。但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即使是由部門或利益集團所主導的那些改革方案，哪一個又不是由當時的頂層批準的?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頂層具有設計并推進改革的能力，如何不至于被利益集團所綁架。用周瑞金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公權力要勇于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19

　　這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第一，保證民眾對改革的參與。第二，防止社會的“蘇丹化”。實際上，近些年來改革之所以會走樣變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眾對改革的參與。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因此，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過程。90年代的國企改革就是明顯的例子。因此，造就民眾對于改革的參與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防止社會的“蘇丹化”，是學者蕭功秦在前幾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謂政府的“蘇丹化”，是美國政治學家林茲提出的一個概念，這種政治模式非常類似于古代“蘇丹王”的統治，常被用來表征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時有出現的政治失控狀態。按照蕭功秦的歸納，地方政府“蘇丹化”之后，往往具有這樣幾個特征：首先，是權力范圍的私產化。掌權者把自己的治理區域視為私產或封建領地。其次，是權力行使的無規則性。權力者使用其權力是任意的，其個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關系的網絡統治，權力者任用官員并不是根據正常的程序規則或標準，而是任用私人朋黨、親族紐帶、甚至是黑社會式的團伙，在權力者與其任用的官員之間形成了以私人效忠為基礎的關系網統治。其實，“轉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種“蘇丹化”的特征。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20，并不是一種整體性的鐵板一塊的格局，而是一種建立在默契和妥協基礎上的蜂窩狀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各有各的邊界，一般情況下不侵犯對方邊界，是一種基本的默契。而在縱向關系中，則表現為權力的失控。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升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頂層設計，需要有一個能夠有效貫徹頂層設計的行政系統。

　　（四）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凝聚改革共識

　　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僅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很難推進和實施。

　　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作為改革的基本目標。溫家寶指出，應當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前一段時間，不止一次社會調查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存在一種普遍的弱勢感。不僅僅是社會中那些公認的弱勢群體有弱勢感，就是那些往往被人們羨慕的階層和群體，如公務員、警察、教師、民營企業家甚至包括領導干部，也都自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也有明顯的弱勢感。在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經濟又是如此高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普遍的弱勢感是很值得人們警覺的。這種現象至少部分說明，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的問題。

　　可以說，形成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改革新共識，可以正面面對現有體制的主要弊端，能夠凝聚民眾變革要求，而且，意識形態上無太大阻力，可以超越左右分歧。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強調如下的改革內容：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而真正的公平正義，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應當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內容。如何以公平正義來凝聚人心?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這里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深奧而復雜的東西，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東西，這就是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就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就是過于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

　　作者：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

　　*本報告由孫立平教授(清華大學)撰寫，課題組成員郭于華教授(清華大學)、沈原教授(清華大學)、晉軍博士(清華大學)、畢向陽博士(中國政法大學)、程秀英博士(清華大學)參與了討論和修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先生對本報告的撰寫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來源: 《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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