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繁榮而不富裕”的局面
作者： 孫立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發展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個十字路口的含義之一是說：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基本走到盡頭，其內在的動力已經是強弩之末；要使中國的增

長和發展能夠延續下去，必須將其動力置于新的基礎之上。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調整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公正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含義，才能改變將追求社會公正與追求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的看法，才能使構建利益關系協調的和諧社會成為一種自覺。

　　前年和去年發生的“兩荒”——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傳統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象征性標志。“油荒”所表明的是舊的發展模式的資源限制。“民工荒”所表明的則是舊發展模式的經濟社會局限。

　　過去20多年中，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嚴重依賴對外出口的，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人們很少去注意，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具有一種怎樣的社會效應。這種社會效應具體體現為一種惡性循環：為了增加對外出口就要低價競銷，低價競銷的結果是企業利潤的低下，在企業利潤低下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工人工資增長緩慢，結果是勞動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國內購買力與市場需求的嚴重不足，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則更進一步加重對外出口的依賴。

　　歷史地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必然性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之中：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即能夠將大批的產品迅速制造出來，甚至提高產品的性能和品質也并非難事；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始終沒有解決的，就是如何將這些產品賣出去，將這些產品賣給誰，即需求和市場的問題。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將產品的出口放在國際市場上，即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依賴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這種發展模式的負面經濟社會效應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能夠承受這種負面的經濟社會效應，片面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也不可能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了。

　　這意味著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上。因此，能不能解決內需的問題，將直接決定著中國發展的持久動力能不能形成。據統計，1995~2002年全國市場主要商品中供過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進一步達到90%左右。在這背后的就是居民消費增長緩慢。與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15~20個百分點。而且，在這緩慢增長的消費中，政府的消費還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費年均增長16.3%，居民消費年均增長14.8%，低于政府消費增長1.5個百分點。

　　要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轉換經濟發展的模式，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置于新的基礎之上。而這個新的基礎，是離不開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的。

　　可以說，疲軟的內需與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是一種互相加劇的惡性循環的關系。消費率不夠高，市場疲軟，直接影響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連續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這樣經濟增長就只能高度依賴投資和對外出口。現在，我們需要一種轉變，即將過去的“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來看，盡管這種轉變是困難的，甚至需要較長的時間，但這種轉變是必需的。

　　這樣，要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轉換經濟發展的模式，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置于新的基礎之上。而這個新的基礎，是離不開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的。沒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沒有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沒有相關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夠支撐內需和國內市場的基本條件就不可能出現。就目前而言，最突出的在于如下幾個因素。

　　第一，扭轉“繁榮而不富裕”的局面，改變國民收入增長長期滯后于GDP增長的局面，特別是要解決勞動報酬在GDP和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過低的問題。有專家計算，20世紀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長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和按城鄉人口比重加權平均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3%、4.5%、8.4%和7.5%；90年代中這四項增長率分別為10.1%、6.8%、4.5%和5.2%。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城鄉居民分別計算還是總體計算，居民收入增長都明顯低于經濟增長，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其中，工資占GDP的比例過低，勞動報酬分配所占比重過小。

　　一般地說，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達到中國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來。而我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這實際上是將絕大多數農民排斥在了工業化的過程之外。

　　第二，解決過于懸殊的貧富差別問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字，在我國，占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為4.7%，而占總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場需求的形成。擁有80%財富的那20%的富人，雖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開始處于飽和狀態。而擁有20%財富的那80%的窮人，雖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卻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這樣的貧富格局不解決，國內市場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來的。

　　第三，解決城市化滯后和城鄉斷裂的問題。人們經常說中國13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實際上，這個巨大的市場是理論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因為大多數農民實際不是這個市場的組成部分，這既與農民的收入水平有關，也與農民的生活方式有關。一般地說，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達到中國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來。而在我國，到目前為止，實際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且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高達6倍之巨，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實際上是將絕大多數農民排斥在了工業化的過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當今時代的消費市場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過快速的城市化解決農村人口進城以及農民的收入問題，充沛的內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四，增加就業，特別是為那些對GDP和稅收做不了太大貢獻，但可以為許多人提供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保留生存空間，甚至提供某些優惠政策。就業是普通勞動者獲得收入的基本途徑，也是調整利益關系的重要機制。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應當改變目前實際上是歧視中小企業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費的方式加給中小企業的負擔。

　　第五，健全社會保障的問題。要改變對社會保障的兩種傳統看法。一是將社會保障僅僅看作是人道主義的措施。在今天，社會保障已經成為支撐需求和消費的重要條件。二是認為社會保障是要花錢的，因此只有在經濟狀況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財力的時候才有條件搞社會保障。實際上，美國是在1935年確立福利國家的框架的。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陰影。為什么在那種背景下搞福利國家？原因很簡單，沒有這種社會保障，就形不成消費能力，生產過剩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因此，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新的發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條件之一。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涉及到社會利益關系的全面調整、社會結構的重要轉變以及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創新。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利益關系的失衡看作是收入分配政策或收入分配制度的結果，不能簡單地將建立和諧社會僅僅看作是對增長引起失衡的一種“彌補”。而必須看到利益關系失衡與過去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相對均衡的利益關系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更進一步說，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也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不可缺少的基礎。

　　前沿大講壇

　　本報與中山大學合辦

　　
　　2006年06月06日 大洋網-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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