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奉獻”，什么是“敬業”，什么是“公仆”呢？奉獻是超越自己的職責范圍的無私付出，敬業要有成績，公仆要無償服務于人民和國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標準來看，我們的這些大部分還不能算做“奉獻”、“敬業”和“公仆”。

　　90年代初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忘記了，內容大體是從敲門聲說到服務意識。大意是：在80年代的時候，由于電話還很不普及，親友之間的登門拜訪，還很少事先電話預約時間，而是直接登堂入室。所以在那個時候，經常有你事先沒有預料到的敲門聲。從敲門的聲音來判斷來客，是許多人都具備的常識。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如果是急促而有力的敲門聲響起，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不見外的好朋友來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你預約的服務人員來了，比如給你修馬桶的，給你修下水道的等。

　　為什么不見外的好朋友是急促而沉重的敲門聲？因為這種敲門聲本身就是不見外的表現，在催促你趕快開門，或者還有責備你開門太慢的含義。當然這都是在玩笑的意義上。值得研究的是陌生的服務人員為什么也與不見外朋友的敲門方式類似？原因也不難理解，因為那時的服務人員，基本都是本單位的，提供的都是免費服務。也就是說，他是白白為你提供服務的。你不“麻煩”他的時候，他的收入一分不少；他在為你提供服務的時候，等于是你“麻煩”了他，是你欠著他的。這與現在商家提供的售后服務或其他的收費服務是明顯不同的。

　　在當時，還有一件需要提及的事情，就是無論是商店還是飯館，幾乎在所有服務行業，所謂服務態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服務員愛搭不理，你叫幾聲，該聊天還是聊天，你買東西簡直比向他要東西還難。那時的商店或飯館里，經常貼有“為人民服務”的大字標語，但服務員的臉色與標語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而現在，商店或飯館中“為人民服務”的大字標語不見了，服務員的態度卻大大改善了，有時甚至已經到了熱情過分的程度。一位叫作卡特琳娜的瑞典女記者，在《金發碧眼看中國》一書中的看法就是，“服務員太殷勤，老師太過分”。

　　其實，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如何理解雙方的關系。在80年代或之前，我們把原本商業上的交換關系理解為帶有道德倫理含義的服務關系。于是就經常出現這樣尷尬的一幕：受到粗暴對待的顧客指責服務人員說，你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嗎，怎么這種態度？服務人員則理直氣壯地回敬道：我是為人民服務的，可你一個人代表人民嗎？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你一個人服務的。這樣的對話和揶揄，往往就演變為服務員與顧客之間的激烈指責和爭吵。對這樣的場面，年紀大一點的人，都會有許多記憶。而今天服務業中服務態度的改善，恰恰是在于在人們的意識中對這種關系定位的改變：服務提供者和顧客的關系，并不是帶有道德倫理色彩的行為，而是商業中的一種對等的交換。無論是售樓小姐還是飯館服務員的滿面微笑，體現的都不是一種高尚，而是一種職業的動作。

　　這讓我想起最近剛剛看到的一個新詞，叫作“謬賞主義”。這個詞是一個網友在回應我關于“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問題時提出來的。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結果是這個詞以前確實沒有人使用過，是這位網友的獨創。什么是謬賞主義呢？這來源于魏征《諫太宗十思疏》中的一句話，“不能謬賞，不要濫罰”。謬賞這種現象被加上“主義”，我猜想可能有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是為了強調這個現象在我們社會中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廣泛存在的。第二，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廣泛存在，也許是因為這種現象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實際上是體現了一種運作社會生活的邏輯，體現了一種隱含在這種邏輯中的價值假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對這個現象就不能等閑視之。

　　這位網友是這樣來分析謬賞主義的。他說，在我們身邊經常能看到將干好本職工作叫“奉獻”，碌碌無為叫“敬業”，公務員叫“公仆”。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到底什么是“奉獻”，什么是“敬業”，什么是“公仆”呢？奉獻是超越自己的職責范圍的無私付出，敬業要有成績，公仆要無償服務于人民和國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標準來看，我們的這些大部分還不能算做“奉獻”、“敬業”和“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實是本職工作。如果干好本來應該干的工作叫“奉獻”，那么沒干好本職工作迄不成“干好工作”了嗎？那么不干工作迄不成了“干工作”了！這些“美妙”的名詞在中國的泛濫，顛倒黑白，混淆了國人的是非觀。結果就是我們一直把一般的當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的當成了好的來學……，然后把最差的當成了一般的來保護了。結果就是國人道德底線的徹底下滑和崩潰。

　　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謬賞主義實際上是通過將應該的提升為需要褒獎的，將不太應該的模糊為應該的，而一步步地逼退了社會生活的底線，使得這種底限不斷后退，最后終至潰敗。在《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一文中，我曾經指出，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生活的底線經常被突破。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生存的一些基礎在面臨威脅。問題是在于，正如提出謬賞主義這個概念的網友所進一步追問的：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我們生活底線的失守？可以說，這里討論的謬賞主義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應當說，謬賞主義的邏輯是與運作社會生活的運動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在改革開放之前，搞運動是我們運作社會生活的一種基本方式。在那個年代，無論做什么事情，包括政治活動、生產活動甚至植樹造林、環境衛生等社會活動，都要通過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的方式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樹立標桿，樹立典型，然后無數的人學著去做，就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比如在那個時代，勞模就往往是這樣的一種榜樣。可以說，在當時，典型、“表揚”和學習等是整個社會生活能夠有效運作的不可缺少的環節。謬賞主義就由此而生。應當說，本來謬賞主義的邏輯是用心良好的。它的假設是，即使是將本來應該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也會為整個社會樹立起良好的榜樣，人們就會學習模仿，就會在社會中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風尚。

　　但這種謬賞主義很容易弄巧成拙。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它抽空了那些“應當”的事情中行動者的責任與義務。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當“應該”的行為受到褒揚，履行應當的責任和義務被譽為高尚，當普通的職務性行為被加以表揚，實際上也就將眾多人普通行為的責任和義務底線抽掉了。因為當“應該”的行為成為表揚的對象時，有人就會說，我不想受表揚，我可以不這樣。于是“應該”的底線便向后撤退。

　　最近幾年中，在勞模評選中常有成功的或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及工作努力的農民工被評選為勞模，這曾引起一定的非議。有人會說，那些社會責任感強、積極從事慈善事業的企業家，不應該受到社會的褒獎嗎？將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農民工納入評選勞模的范圍，不是可以體現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從而有利于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嗎？從道理上說這是不錯的。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應該得到肯定，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應該得到提高。問題是在于，達到這些目標的有效方式不是將其評為勞模，不是對其進行表揚，而是應該用常規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來實現這些目標。具有諷刺性的是，在捐贈行為很普遍的國家中，很少聽到對這種行為進行表揚和宣傳的，更不會請他們到處作報告。制度化的減稅是最基本的褒揚方式。而在我們這個經常對這種行為進行表揚的社會中，據權威人士去年底透露，當時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紀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道理很簡單，表揚的結果是將社會捐贈這種在一些國家相當普遍的行為，定義為是“難能可貴”的。

　　尤其應當看到的是，在改革已經走過了四分之一多世紀的今天，我們社會生活的程序化和規則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社會動員的方式逐步讓位于科層化、程序化的方式。在這種科層化和程序化的方式中，激勵機制開始由樹立標兵而轉變為常規化、制度化的激勵，而責任和義務的觀念開始成為對行為最基本的約束。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基本的責任和義務，就是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底線。當然，如果進一步說，現代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是與對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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