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關于“社會流動”的調查隨筆
 2007-10-17   作者：孫立平   來源：北京日報

    所謂“社會流動”，通俗地說，就是在社會結構中處于不同位置、地位的人或群體，通過一定的渠道、方法，改變其地位的社會學現象。
　　在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的繼承與流動需要保持大體的均衡。尤其是在一個貧富分化較大的社會中，一種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較多的流動機會，則是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機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
　　當我們在今天討論繼承與流動問題的時候，也許需要注意到一個特殊的背景，即我們今天正在經歷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而這個過程可能更進一步固化近些年來正在定型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應當說，改革開放30年間整個社會所創造的財富，有相當一部分沒有進行分配，這也是普通人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速度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原因之所在。這些已經創造出來的財富有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沉淀下來了，即沉淀在土地、房產、經營性資產、股份甚至貨幣之中。而最近的幾年間，隨著沉淀價值的再發現，實際上在發生著一場大規模的財富分配過程。從理論上來說，能夠拿到這些財富的可能有三個主體，一是外國資本的擁有者，二是國內資本的擁有者，三是勞動者。外國資本擁有者這里暫且不論，就國內的情形來說，這種財富的分配無疑是以現有財富格局為基礎的。目前火爆的股市和房市，就是這種財富分配最主要的渠道。比如，在三四年前，你有100萬元，買了個100萬的房子，到現在就可以有100萬的收益。也就是說從沉淀在房產的財富中分到了100萬。如果在去年初你有100萬元，投入到股市或基金當中，到現在至少也會有100萬的收益，也就是說從沉淀在股市或基金的財富中分到了100萬。但如果是一個沒有錢或其他原因沒有進行這種投資的純粹勞動者來說，則沒有從這種分配中獲得任何收益。
　　在這種財富分配的過程中，資本的力量實際上起到了固化社會結構的作用。而其他種種跡象也表明，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結構開始處于定型化的過程中，社會流動渠道縮窄的趨勢開始出現。
　　這種趨勢在社會底層人群中顯得更加明顯。據2006年成都、重慶、西安三地有關部門調查，我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群體定型化趨勢比較明顯，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一些底層人群因此出現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獲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
　　社會流動渠道的縮窄，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就業。根據上述調查，就業難是造成“低保戶”的構成趨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重慶、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區干部普遍認為，如果沒有比較充分而穩定的就業，“低保戶”將無法改變吃低保的命運；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底層人群也很難改變其社會經濟地位。據有關部門調查，城市低收入家庭與就業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業率比平均數低了4個百分點左右，他們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撐者失業或無業而造成貧困。成都、重慶、西安三地的基層
　　干部認為，對于城市困難群體來講，只要就業一個人，就可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
　　社會流動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教育。近年來，由于教育費用大幅攀升，教育提供社會流動機會的功能漸趨減弱，由教育導致的不平等和階層固化的現象卻日益明顯。成都、重慶、西安三地的城市調查隊近3年來的調查顯示，收入水平與受教育程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學歷越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均收入是小學學歷的3倍以上，是從未上過學人員的9倍。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要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社會關系等因素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明顯增強。成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調查表明，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公務員比例最小，僅占2.8％，父母是“普通職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據西安市民政局統計，西安有低保對象16萬人左右，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但2003年~2005年間，僅有3000名低保戶子女考上大學，為解決其上學困難，民政部門對他們給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資助。
　　因此，在一些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的社會中，如何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特別是下層人向上流動的機制，就成為優化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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