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汪暉訪談

　　曾有人這樣評價，汪暉是中國當代學人中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頂級學者對話的學人。作為《讀書》的前主編、現任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確可稱得上是中國當代思想文化界的傳奇人物，因為他的影響已超越思想文化領域本身。這位傳奇學人近況如何?他的學術足跡和學術思考在何處?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這位新任全國政協委員。

　　學術足跡遍布中西

　　問：兩會很快就要召開了。不久前，跟您聯系，您還在瑞典。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近年來的工作經歷?

　　答：上個學期教學工作結束后，我利用寒假的時間來到位于烏普薩拉的瑞典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瑞典高等研究院是歐洲最好的高等研究院之一。烏普薩拉大學也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著名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工作過的地方。清華大學的老一代學者趙元任先生、羅常培先生及早年畢業于清華的李方桂先生曾經與高本漢合作，翻譯出版他的名著《中國音韻學》。安特生是北京猿人和仰韶文化的發掘者和發現者，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大。瑞典高等研究院聘請我擔任Karlgren Fellow，我也因此得以利用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來這里做研究。

　　我大部分的時間在清華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也同時擔任一個不大的研究機構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工作。高等研究始于著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此后柏林高等研究院、瑞典高等研究院、美國的國家人文中心等高等研究機構相繼成立。這類研究機構邀請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同一個空間中進行研究和交流，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成果。清華大學是國內第一個建立高等研究機構的大學，這就是楊振寧先生創建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原名高等研究中心)，但以理科為主。我們的研究所規模較小，以文科為主。過去幾年，我們也邀請歐美和亞洲地區的學者來清華進行訪問研究和教學，雖然規模很小，但效果卻很好。

　　中國學者不應在國際交流中缺席

　　問：近年中西學術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形式多種多樣，您個人如何看待這種學術交流的態勢?

　　答：學術研究以研究者個人為主體，但也離不開學術共同體的交流、切磋和檢驗。中國近代的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和文學研究，沒有一個人文學科不是在多種文化經驗的互動中發展和成長的。但這種文化經驗也產生了許多限制，比如許多學者批評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許多研究工作中的削足適履的狀況。在一個互動日益緊密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闡述自己的歷史經驗，如何分析其他社會的歷史和變遷，成為一個繞不過的問題。

　　舉個例子，接到您的采訪短信時，我正從柏林趕回烏普薩拉的途中。在柏林，我應邀參加在洪堡大學舉辦的一個關于國際法的全球史的討論會，就牛津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長達1200多頁的國際法史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做一些評論。我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第二卷中曾經從思想史的角度涉及過相關的問題。現代國際法是歐洲人的發明，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國際法?近代中國和亞洲歷史中，歐洲國際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如果歐洲國際法曾經在近代殖民主義歷史中扮演了角色，那么，在今天如何討論和修訂國際法?這些問題需要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學者參加辯論，才有可能改變這一領域中長期占據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論的視野。但是，這部著作中有關亞洲，甚至中國的章節也是由日本學者完成的。我并不是說其他國家的學者就沒有資格或能力從事描述中國的歷史，但這類研究不但涉及史料的選取，而且也涉及角度和方法的選擇。中國學者的缺席是令人遺憾的。在這方面，首先是要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次是通過自己的研究，參與到對于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重新敘述之中。

　　在國外做研究，發現新問題

　　問：您的學術研究，在中國思想和當代文化研究上獨樹一幟。您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而進入學術界的。但過去很多年，您除了在國內工作外，也經常在國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教學和研究，這對您現在的學術工作具有哪些影響?

　　答：我的研究工作是以中國思想和文學為中心而展開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也自然地與其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經驗發生關系。在研究中國的對象時，你也不得不去研究與之相關的文化。例如，近代思想家，從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嚴復到胡適、魯迅，哪一個思想家沒有復雜的、多重的思想來源呢?我最初去國外做研究，也是沿著這樣的線索展開的。但隨著在國外研究的深入，也產生了許多先前未曾想到的新問題，形成了重新理解中國和世界的新角度。結果是閱讀范圍、對話范圍的擴大，不但歐美和亞洲，甚至拉美和非洲，也開始涉足。我的著作主要是以中文形式發表的，但隨著時間推移，也被翻譯為其他多種語言，這在無形中增加了我的潛在的對話范圍。其實，研究和對話的關鍵，在于你找到什么人與你共同探索，又發現了什么樣的對手，與你辯論。這個過程對我的思考當然有很大的影響。

　　解決現實問題，更要對知識領域有貢獻

　　問：以全球化視野關照今天的中國社會，您可否從一位學者的角度，聯系您的學術思考，談談您的關注、您的憂思和期盼?

　　答：19世紀中期之后，中國曾經長期處于被動挨打和動蕩的局面，經過好幾代人的奮斗，中國所處的位置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也是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的每一步發展和變化都將對周邊地區和整個世界產生影響。這就是圍繞中國的變遷，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有這么多的話題、這么多的興奮、這么多的焦慮的原因。

　　圍繞中國的發展問題，人們最關心的是這一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這也牽涉到貧富分化、區域差別、城鄉矛盾、民族沖突和環境危機等一系列問題。關于中國的政治變革，究竟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也是人們關心的問題。過去這些年，我一直追蹤這些問題，發表過有關民族問題、平等問題及區域問題的研究成果，也從代表性斷裂的角度分析過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代政治制度所面臨的挑戰。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我也會圍繞這些問題繼續進行研究和思考。

　　作為一個人文領域的學者，我的工作主要是歷史性的和理論性的。我認為現在尤其需要新的理論視野來解釋這些問題。事實上，關于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當代困境的分析，都涉及如何認識當代世界的問題。就此而言，我覺得一方面需要緊密的追蹤和觀察當代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形成和創造理解和分析這些新變化的理論視野、思想方法和新的概念。我期望思想的討論不僅能夠對現實問題的解決產生積極的作用，也期望這些通過傳承和創新而展開的工作能夠在知識領域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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