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塞不開茅于軾　　

“溫良如玉”的茅于軾先生又開始捧著他的良心出來講話了。溫總竭盡全力用以改變其政治形象的保障房政策在茅先生那里成為了一場“混戰”。他認為保障房的保障對象絕不可以是“中低收入者”，必須僅僅只能是“低收入者”。原文如下，各位看官請上眼。　　

“保障房的對象是中低收入者。大多數人都在其中，認為自己有權獲得一份。但是天上沒有餡餅掉下來，保障房也是有成本的，是別人的勞動創造的。此項政策的后果是人人都產生了非分之想。結果是一場獲取他人所創造的財富的混戰。它與商品房的主要區別就在此。獲得商品房要靠自己的財富，而獲得保障房要靠混戰。”（引自茅于軾的騰訊微博）　　

在茅的概念里，中低收入者的范疇包括了“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真是難為這位82歲的經濟學家，尚且知道中國的窮人有如此之眾。窮人多，房子就顯得少。僧多粥少，于是有一場混戰也不奇怪。但僧多粥少就一定要混戰一番嗎？　　

張五常教授曾經也談過關于競爭的問題。他說社會的資源總是有限的，有限的資源要分配給更多的人必然會引起競爭。解決競爭的方式是“排隊”。這個“排隊”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可以理解為用時間來排隊，也可以理解為用金錢排隊，用權力排隊。當然在一個野蠻的社會里不排除用武力排隊的可能性。上海市的戶口政策就是一個排隊的政策。上海的戶口每年就發那么多，可是想擁有上海戶口的人不計其數。那么上海市政府的辦法是打分。根據個人素質、能力和對上海的貢獻來打分。最高學歷、畢業院校、所學專業、外語水平、計算機水平、榮譽稱號等等都有相應的評分細則。分數夠了就有資格成為上海市公民。　　

茅先生似乎和張教授沒有什么交流，也不知道原來社會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的“排隊”來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在茅先生的思維里，中國的“中低收入者”面對保障房這樣誘人的香餑餑必然要混亂的爭來斗去，而中國的政府也沒有能力用文明的排隊方式解決這個“混戰”。如果中國的老百姓真的這么野蠻，中國的政府也真的這么無能，那么我們暫且認可了茅先生的高見吧。　　

但他接著又給這個混戰加了定語，扣了帽子，美其名曰“一場獲取他人所創造的財富的混戰”。這個罪名就實在讓老百姓想不通了。在工地上流血流汗的是農民工，而不是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窮人住進了窮人蓋的房子卻成了“獲取他人所創造的財富”。而購買商品房才是“靠自己的財富”。這個邏輯就是說窮人們不要為誰先住進保障房爭吵了，要把這個房子給開發商，然后用幾倍的價格再買回來才是自食其力的，才是公平和正義的，才是符合市場經濟準則的，才是茅先生能夠看得起的。　　

在他的邏輯里，一個窮人給另外兩個窮人蓋了一所物美而價廉的房子，引發了另外兩個窮人的爭執，這個叫做“混戰”。而最終能夠住進房子的窮人是掠奪了別人的財富。從文明人的角度來看就是 “太缺德了”。縱觀茅先生的發言史，解決問題的途徑有兩個。第一，請出房地產開發商和黑社會老大，沒收房子，要價翻十倍，于是大家也就不吵了，也就不“混戰”了，也就不“缺德”了。第二個方法就是把這個房子涂滿大糞，因為“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涂了大糞的房子，相對還富裕的窮人是不愿意再去為之而“混戰”的。于是大家就都成了文明人士。　　

但是他從來不主張那個能蓋房子的窮人再給第二個窮人建一所房子。因為這實在違反了他的原則。茅先生曾經滿面榮光的告訴世人他要“替富人說話”，如果他鼓動給窮人增加保障房，很多窮人就不買房子了，商品房豈不成了富人的“傷心房”？茅于軾先生被吹捧為“溫良如玉”，但其實也“愛憎分明”。他并不關心窮人之間的競爭，而只是在意窮人和富人之間利益的戰爭。　　

茅先生不僅愛憎分明，而且堅守原則。他幾十年如一日，堅守著他所認為的“天則”。不愧是美國人馴化出來的忠實的衛道士，其不顧一切堅定捍衛市場經濟的精神博得了眾多的目光和口水。他在18年前就開創了“天則經濟研究所”，聲稱“天則”語出《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取意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規則”。又說，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業、市場等經濟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可是茅先生在看問題的時候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政治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即便是分析經濟因素的影響，他的話除了刺激貧苦人的耳膜似乎沒有任何閃光點。　　

也許人上80前面的人生路就不遠了，放眼遠眺總是一件悲哀事，長久的不去展望未來，于是茅先生也便形成了了無生氣的“短視邏輯”。他的政策建議總是盯著價格兩個字，而且這個價格還僅僅是經濟學里面“靜態均衡”價格。比如他講春運的問題時，說道：春運由于不漲價政策導致“黃牛黨活躍”、“服務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而“按照經濟規律漲一點票價”后，上述問題基本上不會發生。　　

喜歡收費的政府一定喜歡茅老師的見解。按照茅老師的“理論”，春運鐵路漲價了，長途車漲價了。不僅如此，為了解決停車位稀少的問題，政府開始大漲停車費；為了解決堵車問題，政府開始加大力度收費；為了解決幼兒園緊張的問題，政府開始提高入園費。中華大地，各種收費“漲聲一片”。茅先生得了政府的歡心，可是老百姓沒有得到實惠。　　

事實證明“即便漲價上述問題基本不會改變”。郎咸平針鋒相對的發言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大陸經濟學家水平不如農民，大陸經濟學家說，提高鐵路票價就能緩減春運和暑運壓力。于是，以往每到春節，鐵路客運票價高漲。可是，春運似乎毫無緩減之跡象，客運依然緊張。不同的是，鐵道部賺了一個鼓鼓囊囊，旅客被狠狠宰了一刀，得到的服務依然那么差。”　　

雖然他老人家很少抓住問題的本質，但對一件事講的很到位。茅先生說：“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另外，他積極的為英國《金融時報》“我的1978”征文活動撰稿，痛恨的表示：“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斗爭，傷害的人不計其數。”如果窮苦的老百姓知道，當時受到傷害的“右派”都是茅先生這種人，那么不知有多少人會對“階級斗爭”表示理解和支持，不知有多少人希望再來一次“反右運動”。　　

茅以升先生以他在鐵路橋梁史上的卓越成就和著名的錢塘江大橋成為一代佳話，美名遠洋。茅以新也以出色的表現為中國的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這兩個名字出現在茅于軾新浪博客中個人簡歷中的第二句話，破顯得不搭調。不是理工與經濟的不搭調，不是里語言表述的不搭調，著實是“祖國”和“人民”的概念在兩代人的思維里不搭調。　　

茅先生的腦子里塞滿了美國人的價值，塞滿了美國人的“靜態經濟學”，塞滿了美國人的“庸俗經濟學”，無論如何在有生之年恐怕是開不了竅了。概括一句：茅塞不開茅于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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