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茅于軾敢于宣稱“我被準確地打成漢奸”時，中國才能“涅槃”　　

茅于軾有句名言：“我被準確地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

這可不是句等閑話語，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下，茅氏這句話，說它猶如佛旨綸音和上帝的啟示錄，也不為過。

本來，這“綸音”是應該產生驚天地泣鬼神的社會轟動效應的，對接受“新啟蒙”30年的懵懂眾生應該產生爆炸性“啟示”的，可惜，反應平淡。

何為其然？

30多年來， “平反冤假錯案”、 “撥亂反正”、“顛覆專制主義”對精英們的壓制迫害，一直是“自由知識分子”“解放思想”的母題，至今仍是他們沒完沒了的控訴對象。

然而，茅于軾這么一句話，輕輕地，將這“宏大敘事”給顛覆了。

雖不是全部，但作為主流政治傾向的代表，茅于軾毫無意義當之無愧。

說起來，按照“紅頭文件”提法，“反右”是“擴大化”，應屬于甄別平反。但事實上，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光是“一風吹”，而且將“反右”從政治上做了根本顛倒。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文化陣地，不是完完全全由右派掌控著嗎？

“右派”已經是身份的標志，刑事犯罪一旦弄個“右派”帽子張冠李戴，立馬身價百倍。君不見張賢亮和文懷沙嗎？

哪里是什么“平反”，是不折不扣的“顛倒”！過去是左派“反右”，現在是右派“反左”，從28年反到延安整風、反到土地革命，從毛澤東反到孫中山反到康梁譚詞同，從“土地改革”反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改天換地，地覆天翻！

當年章伯鈞羅隆基要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今天正不是正化為買辦精英的現實綱領嗎？“08憲章”，“輪流執政”、 “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普世化”、“政改”等等，不是已經呼之欲出了嗎？

茅于軾公開亮出“我被準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旗號，是一個不可小視的政治標志。

一，它說明資產階級右派已經無需“打左燈向右轉”、躲躲閃閃、含糊其辭，他們力量的積聚，內外的政治氣候，已經允許他們除去“不問姓社姓資”的面具，可以圖窮匕見，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了。

二，它從反面為中國共產黨當年的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做了論證。沒有那場斗爭，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堅持到今天。毛澤東主席過世后，猖狂顛覆社會主義，掛帥的固然“在黨內”，但完成改天換地輿論的，靠的還是茅于軾這波急先鋒。如果中國有朝一日徹底重蹈蘇聯覆轍，可以說，中國當年雖有幸未亡于右派，最后還是亡于右派。　　

說“亡”，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改旗易幟“姓資”，并不是美國老板的底線，“普世民主”所要的結局，是四分五裂徹底殖民化。中國一旦墜入深淵，一定比俄國悲慘得多。看看美國人給輸出“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吧，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蘇東中亞和北非，哪里不是“灑向人家都是怨”！

因此，茅于軾們的政治作用和歷史定位，也就不限于“資產階級右派”了，“帶路黨”，買辦漢奸，才是他們的“準確”確認。

這一角色，他們一直在有聲有色地扮演著，特別是近幾年，甚囂塵上。

多年來，掌控話語霸權領著時代潮流，已經走出去的如方勵之、余杰、焦國標們，尚未走出的如南方報系、炎黃春秋先鋒斗士們，他們都在不遺余力地背倚美國老板，為中國的殖民化造勢，幾乎是不加掩飾。不信的話，隨便拎出茅于軾的一些言論看看：

“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么價值？”　　

“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后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么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么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釣魚島的爭奪更是一個例子。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根本用不著斗爭，坐下來談判，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討論雙方利益分配，得出雙贏的結果，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石油有40%進口（當時）我們不是一樣活得好好的？現在爭奪資源的戰爭已經沒有了，石油是戰略物資，可以進口，糧食是戰略物資，為何不能進口？”　　

雖是一斑，足窺全豹。

這些露骨的賣國言論，在人們還沒有喪失起碼良知的輿論環境下，都是匪夷所思的。可如今卻明目張膽！

30年來，就是這些智囊精英，領著中國思想解放的潮流，至今依然掌控著話語霸權，發行量極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幾乎期期都有他們的言論。

當年　魯迅　先生描繪“叭兒”曾做過“一點比喻”：

“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里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里去？！”　　

魯迅當時還說： “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當二十世紀又過去兩個四分之一之后，“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又迎來重新大紅大紫的時代。世間有權貴就會有幫兇和幫閑，他們是同命運共沉浮的。什么時候都需要領頭的“山羊”，以便領著胡羊眾生按照中外主子的意愿和諧地走向屠場。比起他們的先輩，茅于軾們更為賣力——有點喪心病狂。　　

不過，“山羊”也比前輩聰明，他們深知，要想有效地糊弄億萬“胡羊”順利地將領進屠場，最好的辦法是妖魔化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標志，以毛澤東的名字標志的時代，是國家真正獨立、人民真正做主、跟著共產黨大干在社會主義的時代，否定了毛澤東，看似針對的是個人，但從根本上否定了那個時代的一切。一破一立，億萬人民就會重新淪為“胡羊”， 和諧地跟著他們走向普世屠場。

所以，多年來，他們始終抓住這個基本戰略方向不放。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是他們處心積慮地將“紅太陽隕落”的最新階段。

離最后目標不遠了。

當茅于軾能夠旗幟鮮明地將“我被準確地打成右派”升級成“我被準確地打成漢奸”的時候，中國才能“涅槃”。　　

“我被準確地打成漢奸”，意味著漢奸買辦得勢猖獗肆無忌憚。　　

而買辦漢奸的越來越猖狂的過程，也是廣大群眾越來越清醒的過程，也是漢奸的蠱惑作用遞減和革命力量不斷增長的過程。　　

歷史的辯證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陰盛陽衰，否盡泰來，中國才能“涅槃”。　　

涅槃者，要么圓寂，要么浴火重生。　　

當茅于軾們猖獗到能夠為漢奸“正名”的時候，他們及其主子要么暫時得逞，要么被覺醒人民掃向歷史的垃圾堆。

最終歷史選擇哪種方式，取決于兩種力量的生死較量。

偉大復興，任重道遠，寧可看得嚴重些。漢奸買辦的充分暴露，是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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