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極“左”思潮出現的根源--紀念毛主席誕辰117周年

何雪飛

摘自：《論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12/204495.html

由于全黨在改革開放初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對文化安全、文化建設問題不太重視，長期存在鄧小平所說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全盤西化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改革開放時期趁機發展壯大并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思潮出現了極左思潮與極右思潮相互攻擊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觀上看，文化大革命所傷害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大多能夠正確對待歷史。像鄧小平、陳云、李先念、黃克誠、彭真、王震等在改革開放時期都堅定捍衛毛主席的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識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點沖擊，則對毛主席、對黨、對社會主義產生刻骨的仇恨，他們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去總結評價歷史，而是將個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話說，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因為由于革命中的失誤導致他們利益受損，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這批人以趙紫陽、李慎之、李銳、杜導正等人為代表，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能夠在全社會泛濫，其根源便是這些黨內的高級干部。當然，極右陣營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不是因為文革失誤的刺激才從毛主席共產黨的擁護者變為極右，而是一直堅持極右立場。如當前右翼代表茅于軾公開聲稱57年反右運動中他“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他“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等極右思潮給改革開放帶來極大的破壞。文化安全問題極其重要。可以說中國文化安全防線一旦失手，勢必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

蘇聯在解體前，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安全程度遠遠高于當今中國，但是由于蘇共內部文化安全防線被攻破，蘇共高層意識形態出現紊亂，進而導致蘇聯的亡黨亡國的悲劇，隨后就是蘇聯地區人民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方面受到史無前例的損害。可見，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從文化防線進攻，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已經成了一個普遍規律。

蘇聯的文化防線被攻破進而亡黨亡國開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國的文化防線被攻破則開始于毛澤東的被妖魔化。也許若干年后，如果我們總結中國亡黨亡國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國文化防線被攻破，而敵人的核心任務就是“妖魔化毛澤東”。

毛澤東先是將西方壟斷資本的在華代理人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隨后又在朝鮮越南兩個戰場讓美帝臉面喪盡，阻止了美帝繼續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妖魔化斯大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后，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么毛澤東死后，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

被曝光的美國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條分別是：

第一條：“盡量用物質來引誘敗壞他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

第二條：“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核心是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方式，就是我們成功的一半”。

第五條：“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臺詞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九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的刻苦耐勞的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中情局“十誡”已經在中國大面積實踐——大大小小的詆毀毛主席形象的造假書籍、文章不斷在海外及國內的報紙、刊物、網絡上廣泛流傳。近年以來，在美國敵對勢力的運作下，“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得以實施，逐漸形成了海外民運刊物、網站為造假中心，以國內報刊（《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及漢奸文人（如高華、徐友漁、秦暉、沈志華、李銳、李慎之、楊繼繩等）為深人加工、深入開發中心，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鳳凰網、凱迪網（貓眼看人論壇）、天益網、新浪、網易、騰訊等網絡媒體為傳播主平臺，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資料為輔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國文化安全防線的機構。而我們所觀察到的，也僅僅是一個龐大鏈條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為了推倒擋在他們面前的巨人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

多年以來，他們炮制了諸如：毛澤東導致了蘇區肅反擴大化（反AB團與富田事變），毛澤東的奪權陰謀導致西路軍的失敗、皖南新四軍失敗，毛澤東不會打仗、紅軍全靠朱德，毛澤東打勝仗全靠情報準確，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后使用陰謀導致楊開慧被害，《沁園春.雪》作者是胡喬木，大躍進期間有三千萬人被餓死，毛澤東鼓動了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女友眾多生活淫亂，毛澤東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爭奪個人權力，毛澤東使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迫害要為此負責，毛澤東挑起了文革期間的武斗，毛澤東的稿費高達億元，毛澤東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謠言，將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全面顛覆。毛澤東在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下，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毛澤東時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毛澤東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生活腐化，荒淫無恥，屠殺了幾千萬無辜百姓，迫害了幾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

筆者就毛澤東形象問題在大學生群體中做過廣泛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凡是對政治、歷史話題感興趣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已經被上述“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所洗腦，許多人直接閱讀過相關非毛化的材料，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是道聽途說，但是卻比較相信這些傳言。可見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已經導致了多么嚴重的危害。

毛澤東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奠基者。可以說一旦將毛澤東妖魔化，就徹底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而作為其對立面極右普世價值思潮便開始趁機擴張泛濫。

當前，西方壟斷資本所極力傳播的極右思潮泛濫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危害，同時也給西方壟斷資本帶來史無前例的戰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產黨干部的腐敗墮落

在任何一個國家里，要防止官員腐敗，需要兩套機制。一是官員自身的免疫力，官員自身要有一定的修養、道德、信仰。二是監督制約機制，來自下層人民群眾的監督及來自上層的監督。如果官員們完全沒有良知，他們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線、一門心思追求個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監督制約機制都不會起到作用。

共產黨干部要拒腐防變，靠的是干部對共產黨核心價值觀的信仰，靠的是對黨的忠誠，對人民、對國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產黨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影響，那么在這些干部看來，原來共產黨所謂神圣偉大的東西都是騙人的謊言。假如連共產黨及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都是一個生活腐化、墮落無恥、追逐個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讓這些干部去堅守那些騙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這種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狀態下，腐敗、墮落，就是干部們的唯一選擇。如果一個基督教信徒，突然發現原來所謂耶穌是個騙局是個邪惡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亂。有人研究過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沒有一個人是真心愛戴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的，這些腐敗官員幾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受害者。

歷史上中國人傳統道德信仰的導師是孔夫子。毛澤東則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華版。建國后，中國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導師就是毛澤東。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經人人必讀、人人會背、人人實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是無數人真心堅守的信條。毛澤東本身光輝、偉大的革命實踐，更是干部及人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的這些教導真正地記在了他們的心上。在那個時代，由于毛澤東是偉大而神圣的，毛澤東、共產黨所代表的道德與信仰也是偉大而神圣的，共產黨的信仰曾經吸引與團結了千千萬萬的人。

當最偉大的毛澤東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幾代領導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產黨奠基者毛澤東的偉大與神圣都是謊言與騙局，那么后續的種種“特色”理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處，也只能是個騙局。傳統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澤東業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產黨這個符號就不再與任何高尚、神圣、偉大的東西相關聯。妖魔化了毛澤東，金錢就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壟斷資本家們，才是金錢的主人。

第二、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

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是完全對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環境。毛澤東時代的國企之所以效率高，關鍵原因是企業內從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改革年代，國有企業最終紛紛垮臺，極右勢力有意扼殺是宏觀因素。從企業內部看，干部腐化、工人喪失積極性是微觀因素。當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整個社會上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文化遭受重創，拜金主義抬頭，人人追逐物欲。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國企的瓦解、國際壟斷資本的長驅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地化才看起來勢不可擋。

今天的國企問題多多，這與改革開放后，許多國有企業廢除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有關。

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在國企管理領域的體現。其核心邏輯是通過三套系統約束干部精英知識精英的墮落腐敗，實現國家政治清明、經濟高速發展：

1，總結儒家道家佛家傳統。通過一系列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發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們自覺地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

2、借鑒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發動群眾，通過“工人參加管理”、“工農代表直接掌握各級政府、企業權力”、“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信”、“檢舉信”等方式，從制度上約束干部的腐敗，使干部腐敗、特權行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3、將法家那套嚴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對干部及知識分子的腐敗墮落行為懲罰十分嚴厲。典型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個毛時代，國有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十分迅速。而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勞動人民。

改革開放后，毛時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敗的制度文化逐漸被極右勢力廢除。92年后，一大批毫無政治覺悟、自私自利的人成為各級國企的領導。而毛時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權力又被剝奪，廠長負責制使國企領導將國企變成個人的獨立亡國，98年后則發展到國企干部蓄意搞垮國企，進而MBO侵吞國企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國企逐漸腐敗、進而效率低下，而此時國家對外資、私企則進行大量政策優惠（如減免稅收、放縱逃稅等等），國企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而毛時代的制度與文化則根源于紅軍、八路軍的傳統。如果在基本堅持與發展毛時代的文化與制度，國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國有企業，難道真的比兩彈一星還難？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打敗美帝還難？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八路軍、紅軍的是世界上戰斗力最高的政治軍事組織。用毛澤東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經濟組織，毛時代工業化的輝煌成就已經做了最好說明。普世價值派要想在歷史上顛覆這個結論，需要徹底消滅整個人類的近現代史的真實記錄。

第三、促動了中國社會思潮的混亂與分化：瓦解了執政黨的政治基礎

極“左”思潮可以說是在90年代末期開始萌芽，進入新世紀后逐漸泛濫。此種思潮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出現，是值得我們認真梳理的。

在對政治、社會一無所知的人看來，極“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對毛澤東的強烈肯定以及對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認毛澤東晚年犯了“極左”冒進的失誤。毛澤東犯了晚年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這不僅是執政黨的決議，而且這些結論通過一系列的書籍、雜志、影視等意識形態產品，本來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不料“極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時間重新開始張牙舞爪、煥發活力。

其實，極左思潮的出現與擴張，乃是西化極右勢力誤導改革開放，大搞市場化私有化外資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結果。

以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今天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如汪暉、孔慶東、王紹光、甘陽等恐怕還沉浸在右翼陣營中高喊“全盤西化”的口號，而何新這樣的國家主義者反倒成了他們的第一啟蒙者。而陳云、王震、李先念、鄧力群、魏巍、馬賓、李成瑞等老干部雖然不像李銳、李慎之等人徹底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但由于他們在文革中間都受到嚴重的沖擊與迫害所以對文革的負面性深有體會，改革開放后自然也對毛心存非議，他們認同《決議》，熱心擁護改革開放。雖然都反對文革的“極左”做法，但陳云、王震等老左派與李銳、李慎之等傷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參加革命時就已經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共產主義理想，所以他們反文革是為了國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個人恩怨個人仇恨，他們與毛沒有私仇，也不會徹底背叛共產黨。而在李銳、李慎之們看來，文革則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實際上就是說革命傷害了他們這些小資知識分子，他們反文革主要是在為個人復仇、發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徹底反毛、徹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雖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還沒有“左”到重新認識毛澤東與文革、反對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現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西化派集團，這個集團全面認同資本主義理念，甚至意圖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西化派的雙軌制、市場化、物價闖關等一系列激進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非毛化導致高級干部信仰喪失，以“官倒”為特征的大規模腐敗逐漸浮出水面，這些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西化派意圖利用這種民眾的怨氣徹底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實現與西方資本主義徹底接軌的目標。這便是在國內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環境下發生的那次著名的“動亂”。應該說，趙紫陽西化集團的出現與惡行，激化了老干部的進一步左轉。據說，當時在很多革命元老級別的老干部（如陳云、李先念等）中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趙紫陽就是毛澤東當年要極力防止出現的“走資派”。應該說，在這些革命元老看來，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尤其是西化派集團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據說王震晚年的遺言是：毛澤東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極右的“西化派”的影響在92南巡后更加甚囂塵上，鄧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張更是在經濟領域大肆鋪開，而許多政治運行規則實際上也已經與美國接軌：資本逐漸開始控制權力，官員成為資本家的走狗。這種在左派看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場景直接刺激了“極左”的毛澤東主義的復興。比如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曾任李先念秘書的李成瑞因為認定由于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當前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占主體，資本主義已經復辟，而黨中央卻毫無作為，事實上已經徹底拋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他近幾年愈發激進，成為“極左”代表。魏巍、馬賓、李爾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異。這一“極左”派別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顯然是資本家與官僚掠奪工農大眾的制度，因此必須反對。既然資本主義已經復辟，那么毛澤東當前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舉動就是偉大的，他當年告誡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義將來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幾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們通過歷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關系：極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極右勢力影響中國改革時間越久，中國與美國全球化接軌的后果代價越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越嚴重，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就越大。從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在全盤西化派即極右西化派主導下，市場經濟突飛猛進，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新生的資本家階級事實上成為強勢階級，而勞動者工農群眾成弱勢群體、領導階級地位名存實亡。而魏巍、馬賓們這個階段的思想立場此時亦更加激進，盡管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誰都多，但他們卻出現了徹底反對改革、全面肯定毛澤東和文革的傾向。鄧力群在改革開放初期可以說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對文革的認識在晚年竟然也發生很大變化，開始更多地肯定毛澤東。見《鄧力群：不能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2/204260.html

進入新世紀，那些尚且健在的從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干部們，如果沒有徹底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對毛澤東對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經與《決議》里所蘊含的徹底否定的情感姿態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碼，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高瞻遠矚的，文革實踐上沒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隨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大肆推進、戰略龍頭產業被外資并購、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被西化派搞垮侵吞、兩極分化與美國匹敵，工人農民成為社會公認的第八階層與第九階層（最后一階層是流浪漢之類），“極左”思潮的泛濫已經不可阻擋。而到了這個年代，假如當年的元老們如陳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還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恐怕也會有不少人同情這種“極左”思潮。

……

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團結包括極“左”思潮在內的泛左翼健康力量，重點清除極右派對于改革開放的誤導與破壞，著重提防極右勢力上下勾結密切配合發動顏色革命。

只要防右目標完成，中國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那些持極“左”觀點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層工農大眾必然重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鐵血核心，擁護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而中國社會將真正進入穩定發展的崛起盛世。　　

這是改革開放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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