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是在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領導下創建與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對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和健康的衛生防疫事業極為關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衛生防疫事業的重要方針，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及時制定正確的衛生工作方針

　　新中國成立前后，人民群眾的衛生狀況十分惡劣，傳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蟲病分布廣泛，危害嚴重。據時任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指出，這一時期“我國全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一億四千萬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于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如鼠疫、霍亂、麻疹、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回歸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熱病、日本住血吸蟲病、瘧疾、麻風、性病等，也大大侵害著人民的健康”[①]。面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薄弱的衛生工作基礎，　1949年9月29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8條提出：“提倡國民體育。推廣衛生醫藥事業，并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②]

　　1949年10月，為了及時總結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衛生防疫事業的豐富經驗，中央軍委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和軍隊衛生建設的方針和任務等重要事項。會議討論通過了衛生工作總方針，“衛生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保證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方面，要面向農村、工礦，要依靠群眾，要預防為主”[③]，這就是后來新中國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等衛生工作方針的雛形。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成立后，衛生部經過認真研究，認為新中國衛生事業的首要大事是要制定正確的衛生工作方針，集中力量預防那些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為此，衛生部于1950年8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④]

　　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了新中國急需解決的三個問題：第一是衛生工作者的立場問題，即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立場;第二是衛生工作的業務方針與工作方法問題，即以預防為主的方針;第三是衛生工作力量的組織與使用問題，其中特別是新老衛生干部的團結和中西醫的團結。[⑤]這三大問題，實際上概括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條方針，即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

　　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毛澤東又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⑥]根據毛澤東的號召，這次會議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定為衛生工作方針之一，遂確立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

　　第三屆全國衛生會議于1953年12月召開。會議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落實情況，總結了建國以來衛生工作的成績、經驗和教訓，要求更加努力地培養衛生工作干部，堅持不懈地把愛國衛生運動和預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開展下去。[⑦]

　　衛生部連續三屆全國衛生會議的召開，以及關于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的提出，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切實指導新中國初期衛生防疫工作

　　根據上述衛生工作方針，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艱巨的疫病防治工作。早在1949年10月，察哈爾省察北專區肺鼠疫的發生和蔓延已經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為此他特別指示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⑧]他還于　10月28日　親自致電斯大林，請求蘇聯政府“空運生菌疫苗四百萬人份，血清十萬人份至北京應用”，并請蘇聯政府考慮派遣防疫隊幫助進行鼠疫防治工作。斯大林接到毛澤東電報后，立即決定派遣醫療隊和支援藥品。[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蘇聯防疫隊的協助下，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　11月4日　即無新病例發生。

　　察北鼠疫被撲滅后，新中國薄弱的衛生防疫工作狀況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49年11月，毛澤東指示衛生部必須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經過大規模的疫情調查和研究，1950年1月，衛生部首先展開了對結核病的預防工作，自當年起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廣卡介菌苗接種工作，所需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承擔。同年10月，衛生部頒發《種痘暫行辦法》，規定全國民眾必須普種牛痘?！?951年4月11日　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防疫專業會議，制定了鼠疫、霍亂、天花、白喉、斑疹傷寒、日本住血吸蟲病等19種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體辦法，這些方案、條例為此后的衛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礎。

　　1951年9月7日　，賀誠給黨中央寫了一份近3000字的工作報告，題為《二十一個月來全國防疫工作的綜合報告》，提出了“要使防疫工作收到應有的效果，必需各級黨、政領導同志給予適當的重視”的建議。報告上報中央的第三天，毛澤東就作了批示，強調：衛生工作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要“極力發展這項工作”。他還指出“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至少應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⑩]這份文件，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衛生工作親自擬稿批轉的第一個文件，它進一步明確了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動了我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

　　對局部地區的疫病流行問題，毛澤東也很重視。1958年秋，河北省邯鄲專區傷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腸胃炎等疾病時有發生，波及到全區21個縣市、70多個村莊。[11]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產，忽略了對群眾生活的關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眾吃不到熱飯，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員身體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毛澤東看了這個消息后，立即將此件批發給即將在武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三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12]

　　三、關心新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

　　在衛生防疫、疾病防治工作中，毛澤東尤其重視新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953年9月16日　，沈鈞儒將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沈瑜撰寫的有關南方血吸蟲病的匯報材料附函寄呈毛澤東。當月27日，毛澤東即致信沈鈞儒：“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13]并將匯報材料轉交當時擔任政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負責處理。

　　自此以后，毛澤東將血吸蟲病防治作為一件大事，始終放在心上。1955年，毛澤東親自視察了血吸蟲病疫區?！?1月17日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了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關于防治血吸蟲病情況的匯報之后指出，血吸蟲病流行范圍廣，一千萬人受害，一億人民受威脅，要認識它的嚴重性。為此毛澤東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14]。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由中央華東局主要領導、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廣東等省、市委書記以及衛生部、農業部同志參加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南方12個血吸蟲病流行省、市、區的工作?！?1月23日　至25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2月21日　，毛澤東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提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15] 　12月27日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寫道：“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16]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56年1月，由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了消滅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鉤蟲病等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和積極防治麻疹、赤痢、傷寒等疾病的任務?！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　2月27日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安徽省血吸蟲病防治所編《毛主席黨中央 國務院關于血防工作的指示》，1967年內部印行，第3頁。。毛澤東還非常關心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先后于　3月3日　、5日和7日作了三次批示，查詢會議的準備情況和會議的主要任務等。[17]

　　3月20日　至28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月18日　，徐運北在關于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血吸蟲病在我國流傳面廣，危害極深，不僅損害了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嚴重地影響著國家建設的發展和整個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國消滅血吸蟲病，必須做到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動群眾、加強對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領導、追加防治血吸蟲病的經費等幾個基本問題。”　4月20日　，毛澤東將這份報告批轉給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并給該報告加了“關于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的題目。[18]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1957年2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轉了《關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蟲病工作要點》，批示指出：“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證。”[19] 　4月20日　，國務院發布《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保證執行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指示的通知》。為了加強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具體組織，衛生部正式設立了血吸蟲病防治局，與領導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有關部門不斷派出醫務人員到疫區調查，對患者進行免費治療?！?958年6月21日　，毛澤東去杭州路過上海，專門聽取了有關方面關于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情況匯報，并指出：“這種病對人民群眾的危害很大，一定要從根本上消滅它。如果有1000萬人患了病，就有9000萬人受到威脅，如同我們現在10人一桌吃飯，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會受到威脅一樣!”[20]

　　1958年6月27日　至　7月3日　，全國血吸蟲病治療工作會議在蘇州舉行。會議重點介紹了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驗。該縣是全國血吸蟲病流行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據報道，過去由于血吸蟲病為害甚烈，以致該縣流行區內“有屋無人住，有田無人種，蒿草遍地，荒塚累累”[21]。早在1951年3月，毛澤東即派血防人員到余江縣調查，首次確認余江縣為血吸蟲病流行縣。1953年4月，他又派醫生駐余江縣馬崗鄉進行防治血吸蟲病的重點實驗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九人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衛生部兩次派專家考察組到余江縣考察血防工作。[22]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注下，余江縣人民掀起了一場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并經多年艱苦奮戰，于1958年全面消滅血吸蟲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的奇跡?！?月30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的長篇報道和《反復斗爭，消滅血吸蟲病》的社論。當時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于當天晚上閱讀了這篇通訊報道后，特作《送瘟神》詩二首：“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23]這不僅是對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熱情贊頌，也是對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與血吸蟲病作斗爭的堅韌不拔精神和取得偉大成就的謳歌。

　　四、全力領導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

　　愛國衛生運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衛生工作方式。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曾多次倡導過“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運動”。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盡快地改善衛生狀況，控制疫病流行，從1950年2月開始，全國軍民聯合開展了春季防疫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1952年3月，由于反細菌戰爭的需要，毛澤東在閱讀了新華社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分社報送新華社總社的防疫工作資料后，將其批示給周恩來、聶榮臻等，要求“通令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華東軍區及華南軍區仿志愿軍辦法組織防疫機構，進行清潔衛生工作”[24]。一場規模宏大的、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迅速掀起。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有著很高的評價：“今天在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個偉大的運動，在促進個人和社會衛生。這個運動是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25]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愛國衛生運動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愛國衛生運動以改善農村衛生狀況、保護勞動力為主要任務，以除四害、講衛生為主要內容。毛澤東把滅除四害作為衛生防疫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并極為關注。1955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給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滅疾病的任務，即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蒼蠅、蚊子。[26]1956年1月，又把除四害、努力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列入《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具體規定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等四害。[27]　10月12日　，毛澤東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28]在　10月13日　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29]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對此評論說，這體現了毛澤東“改變中國人的體質的雄心”[30]。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和論述，引導著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向講究衛生、除病滅害的方向深入發展。廣大群眾充分顯示出聰明才智，創造出不少好的工具和辦法。四川郫縣群眾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滅蠅，效果很好，受到毛澤東的贊揚。[31]特別是1958年1月上旬，毛澤東還前往杭州，親自檢查了該市小營巷的衛生狀況。　1958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關于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要求開展一場全國性的滅除四害的群眾運動，掀起了愛國衛生運動的高潮。截至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消滅老鼠18億8千余萬只，消滅麻雀19億6千余萬只，以及大量的蚊蠅、蛆蛹和孑孓，同時清除垃圾295億噸，積肥611億噸，疏通溝渠長達165萬公里，新建和改建廁所8500余萬個。[32]這場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使環境衛生得到很大的改善，從而更有利于人民群眾預防各種疾病，使人民群眾少受疾病的侵擾。

　　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間，關于除四害、講衛生問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文件、寫的信件和作的批示有10余件。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也非常注意吸收除四害運動中的不同意見和建議。對除四害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消滅麻雀，科學界有不同意見，并在報紙、刊物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些材料。1960年3月，他在《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改變了消滅麻雀的決定，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繩、蚊子’”[33]。接著，　3月24日　毛澤東在天津會議上重申了這個改變，并風趣地說：這兩年麻雀遭殃，現在我提議給麻雀恢復“黨籍”。[34]由此可見，毛澤東在衛生防疫工作中不但關心除四害講衛生，而且在實踐中顯示了尊重科學的精神。

　　五、高度重視農村醫療衛生事業

　　基于中國實際，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注意農村醫療衛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十分嚴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面臨諸多困難，農民看病難、買藥難的問題十分突出。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確立后，黨中央、毛澤東遂就加強農村衛生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1952年1月28日　《政務院關于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具體措施：“衛生機關應協同有關部門在老根據地以大力開展衛生防疫運動，宣傳衛生保育知識，設立衛生站與醫院，派遣醫療隊巡回治療，開辦衛生醫療人員訓練班，新法接生訓練班，幫助中醫學習，設立中藥鋪。并注意供應海鹽、海帶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癥，保護群眾健康。”[35]這與毛澤東“工農兵面前的問題，……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36]的精神相吻合，使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疾病防治、愛國衛生運動等工作走上了健康發展道路。

　　毛澤東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建設和農村醫務人員的培養十分重視，多次強調城市醫療衛生機關“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965年1月20日　，衛生部黨組向毛澤東提交了關于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問題的報告：(一)組織高級醫務人員分期分批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培訓基層衛生人員;(二)辦好醫學院、醫專和中級衛生學校，縮短學制增加招生邊學習邊實踐;(三)繼續加強農村不脫產衛生人員的訓練工作。毛澤東看到這份報告后即于21日批示“同意照辦”[37]?！?月26日　，毛澤東在與醫務人員的談話中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38] 　8月14日　，中共中央發文要求各地認真糾正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重視農村醫療衛生工作。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立即得到全國的積極響應。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全國各地的城市醫療機關都抽調了大批醫務人員到農村巡回醫療，為農民送醫送藥，深受農民群眾的歡迎。

　　毛澤東還非常支持廣大農村創辦合作醫療制度，稱贊這一制度是農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同疾病作斗爭的創舉。當時，一些地方農民群眾實行交納保健費的辦法，組織了各種農村保健站、聯合診所等。到1956年，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舉辦的保健站已有1萬余個、聯合婦幼保健站600多個，以及各式各樣的群眾聯合診所51000余所。[39]人民公社化以后，先后有十幾個省、區的部分縣、社開始辦起了合作醫療。1959年11月，毛澤東對這種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醫療保健制度給予了充分肯定。　1960年2月2日　，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組《關于全國衛生工作山西稷山縣現場會議的報告》，肯定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其成效。[40]1967年1月，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在其所屬6個生產大隊普遍實行農村合作醫療。1968年，毛澤東批示推廣長陽縣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41]　12月5日　，《人民日報》登載了樂園公社開辦合作醫療的報道并加編者按，同時登載北京郊區貧下中農、基層干部、醫務人員討論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座談紀要。[42]此后，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推廣開來，為解決廣大農民看病難、就醫難的問題起了積極的作用，農村群眾的健康狀況因此有了很大好轉。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出發，對于人民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切實指導，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進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為新中國的社會進步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文發于《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網絡版授權烏有之鄉網站發表。

　　〔作者李洪河，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①]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編《衛生法令匯編》(第1輯)，1951年內部版，第38頁。

　　[②]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③]朱潮、張慰豐：《新中國醫學教育史》，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頁。

　　[④]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頁。

　　[⑤]參見賀誠：《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北京中醫》1951年創刊號。

　　[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頁。

　　[⑦]參見《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頁。

　　[⑧]參見《人民日報》　1949年10月28日　。

　　[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98—99頁。

　　[⑩]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頁。

　　[11]參見《邯鄲專區傷寒疫病普遍流行》，《內部參考》　1958年11月11日　。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531頁。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頁。

　　[14] 《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頁。

　　[15]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509頁。

　　[1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頁。

　　[17] 《毛澤東、周恩來關于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頁。

　　[19] 《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第70頁。

　　[20]王龍友：《衛生防疫，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微生物學免疫學進展》1996年?？?/p>

　　[21] 《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3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頁。

　　[22]參見王恕煥：《毛澤東的人生哲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頁。

　　[23] 《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頁。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339頁。

　　[25] 《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

　　[26]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431頁。

　　[27]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第56頁。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606頁。

　　[29]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頁。

　　[30] 〔英〕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頁。

　　[31]參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2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頁。

　　[32]參見李德全：《關于1958年愛國衛生運動的基本情況和今后的任務》，《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2號。

　　[3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頁。

　　[34]參見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45頁。

　　[35]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2)，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頁。

　　[36]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862頁。

　　[37] 《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第153頁。

　　[3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

　　[39]參見李德全：《黨能領導科學技術》，《健康報》　1957年7月12日　。

　　[40]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80—83頁。

　　[41]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04頁。

　　[42] 《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人民日報》　1968年12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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