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建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
| 作者:新加坡學者 董玉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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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筆者也不愿將毛澤東視之為經濟學家并為此進行辯護。作為一位政治家、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關鍵在于在他任內國家的經濟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求全責備，或因一時的經濟失誤而否定經濟的整體成就是不客觀的。至于“毛澤東時期經濟一團糟”、“毛澤東耽誤了中國的發展”等觀點，更是輕率和不負責任。 在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早期，既發現并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既農民問題，并由此啟動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為中國最大的群體過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礎 土地。就影響和意義，超越后來的任何單項經濟改革，如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市場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土改和暴力革命，徹底鏟除了到處盤踞的地方勢力，包括地方經濟霸權、地方武裝和地方政治山頭、黑社會組織，實現了國家的真正大一統局面，促進中國各地方、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流通等，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而49年之后，毛澤東領導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級政府機構，為經濟的發展建立起必要的領導力量。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的確立，對于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干大事，發展必要的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科教、文化、衛生等事業，提供了制度的保證。毛澤東對人民的動員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則為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已為今天所放棄，但自49年之后在經濟、科技文教、國防等領域的巨大發展成就，是無法否定的。 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三年實現經濟恢復，1949年沒有詳細資料，可以肯定會非常糟）；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1]。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第二代領導人和大陸經濟學家貶之為“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經濟崩潰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全部沒有蹤影，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崩潰的邊緣？”以下是幾個重要產業的發展數據：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1978年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澤東時代經濟的自然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大型基礎建設和重工業項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產），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億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立方米增長到了5100萬立方米，電力從70億度（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度，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了1億零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000噸上升到了869萬3千噸，農藥從2千噸增加到53萬噸[1]。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經濟大國（這在海外學者中被認可，雖然有匯率的爭議，但如果按照貨幣購買力來計算，這個位置并不離譜。只要按國際市場價格算一下當時能源、原材料、冶金、農業等基礎領域的產出就能明白這一資料的可靠性）。
在文教方面，“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從來沒達到過3%這一世界平均線，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后來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當時在農村一些家長不讓女孩讀書，純粹是封建余毒的影響，并不是上不起學的問題。筆者家鄉就有幾十位這樣的女孩，包括筆者的姐姐）。1975年學齡兒童入學率更達到96.8%的歷史高點，毛逝世后卻連年停頓在這一水平線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復到 97.2%；初中畢業升學率在1975年為60.4%，從此以后再沒有達到過這一數據，1998年為過去二十多年的最高點，才達到50.7%（筆者家鄉就是個證明，1976年高中畢業生每年有十幾位，后來再沒出現過這種情況，高中生越來越少）；在校學生數占總人口的比例，1976年為22.4%，1977 年為歷史最高點達22.7%,后來再沒達到這一比例，1998年為后來的最高點，才達到17.3%，和“文革”爆發的1966年相差無幾（15.7%）。在校中學生數，1977年為歷史最高點，達6779.9萬；小學在校學生數的歷史最高點為1976年，達1.5005億，后來的中、小學在校學生數從來沒有達到過上述數據，因學費負擔而輟學的問題，自改革開放后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過[2]。毛澤東時代的升學率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最高的。這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所做的貢獻和中國社會的高度平民化色彩，這和今天“貴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當考慮到經濟發展的不同程度，這種對比變得更加鮮明。改革開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對在中國投資普遍的擔憂是：在大陸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他們以為大陸象菲律賓和印尼）。中國各級官員和學者也在胡說八道什么“勞動力素質是制約中國吸引外資的障礙”。但令最初試探性投資的外商驚奇的是，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到處都是，這在其它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雖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極大的摧殘，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礎教育的偉大成就，至于那些說什么“文革”期間沒人好好學習，更是犯了一葉障目的錯誤，除了“文革”開始的兩年，后來的教育（包括絕大部分高校）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小。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規模龐大、分布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為我國科學研究和設計的全方位發展，打下了基礎（保守估計有3千多所）。而這樣龐大的科研體系，在發展中國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圍來看，也只有美、蘇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類配套。沒有這些科研機構，中國在解放后二、三十年建起的較高素質的民用和軍事工業，根本不可想象。這些院所的存在，為改革開放后對進口技術的消化吸收、設備及零部件國產化、跟蹤國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等，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醫療衛生建設方面，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并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這真是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創意）。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只相當于幾個雞蛋的價錢。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使得197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為六十六歲，女人六十九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于最高水平。這從一個方面賦予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體制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雖然在政治斗爭中有些反人道內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1977年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請記住：70年代毛逝世前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工業設備）。為華國峰和鄧小平時代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準備了條件。 即使鄧小平也承認：“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以及“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3]。
由于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 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并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洼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只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據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于其實際完成投資額而被計入。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確保了當時工程建設的效益和質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中國建設了不在少數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澤東時代建設的諸如南京長江大橋等工程的質量，就能明白毛澤東時代國家和民風建設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么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以及忽略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重工業的較高技術層次等因素）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場經濟才是“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歷，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筆者稱之為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分配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購買或激勵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系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志轉化為群體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它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直到今天，在國家重點工程、大型市政建設項目方面，有關負責人往往將其作為一“政治任務”來監督，大大提高工程的進度。這其中已明顯存在人本經濟的核心內容。
當毛澤東逝世后的中共領袖們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到群眾的附和，為什么？原因很簡單，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薄弱的工業基礎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等。對于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并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 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毛后時代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不可能實現。國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下開始的以寶鋼一期工程（耗資178億美元，此數據援自寶鋼一期工程投產時，上海一家報紙的相關報道）為代表的“洋躍進”，耗干中國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太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而所消耗的外匯一部分是在毛澤東時期通過國家的節儉而積累的外匯盈余。 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面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復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夸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中國對蘇“一面倒”的政策后來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如果考察一下蘇聯對中國156項工業項目的援助和影響，應不難明白，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蘇聯、東德、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負責任的姿態，為協助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而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進行類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項主要為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各工業領域的分布搭配經過了中蘇專家的認真研究，甚至在各項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認真推敲。在我國還缺乏對工業化發展全面認識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在吸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給予了必需的知識協助。就拿機床工業來說，機床工業所有類型的制造廠，如車、銑、刨、磨、鉆、沖等，全部包括在內，還有象投資6億元建立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器廠等一系列重機廠（建這類工廠要比“聯想”之類的計算機廠和家電組裝廠困難的多）。這些工廠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的機床制造裝備水平在解放后不久立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在基礎工藝發展、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隨著數控系統的完全國產化，中國機床工業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進國家；沒有早期的基礎，今日國產數控機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將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寶鋼等大型引進項目建設時，日本將一些二手設備涂上新漆運來我國，而美國至今不愿將先進設備賣給中國，更別提軍工企業和技術引進了。由此不難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崛起將面臨更大的困難。沒有第一汽車制造廠、一系列重機和機床廠的建立，后來的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萬噸水壓機和萬噸輪等大型工業項目的迅速建成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除蘇聯及個別發達國家外，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業力量建立起如此規模的現代化汽車廠的（二汽于1969年開工建設，1975年第一輛汽車下線，共安裝四千臺新設備，300條生產線，117 條自動化流水線，載重車產能位居世界第三。單看建設的速度和自動化程度，就可以駁斥所謂“文革”期間沒人搞生產和科研的謬論）。如果沒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和汽輪機廠，后來的四川東方動力集團等一系列大中型動力設備企業將難以迅速崛起，中國大型電站設備的建造能力將很難短期建立起來，畢竟這類設備囊括了機械工業幾乎所有的加工工藝（例如，大型電站鍋爐的焊接技術，汽輪機的轉子動力學、合金鋼和精密制造等，都是機械工業領域相關技術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后半期，哈爾濱鍋爐廠能利用美國圖紙建造60萬千瓦的超大型電站鍋爐，與以前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也驗證了中國焊接技術的世界級水平。東方動力集團現在能制造60萬瓩大型汽輪機組，標志著中國動力設備領域正全面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當然，中國后來的一些電力公司熱衷于多花幾倍的錢買日本電站設備，肯定不全是技術的原因。中國還沒有富裕到不在乎幾倍差價的地步。隨著中國60萬千瓦大型機組的建成，中日大型電站設備的技術差距并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環境，使得中國這樣一個赤貧的國家，一步跨越了市場經濟國家需更長時間，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而得以展開大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即使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沒有能力在重工業領域（尤其是基礎裝備及原材料領域）進行商業冒險。 在中蘇蜜月時期，還得到了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而中國除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分散了美國的戰略力量外，在經濟和技術上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回饋微乎其微。 當今日的一些中國人就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責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援助方面，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中國對外援助無論在規模上、技術層次上還是產業的合理搭配方面，與中國在這方面所得到的國際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大國和富國對其它國家的經濟援助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拒絕對外援助的大國必然面對外交上的尷尬，印度對外援助的資金曾長期維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國對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對改善中國的周遍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援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保家衛國”，中國不能允許周邊小國被世界強權作為對付中國的橋頭堡。 如果就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而言，毛澤東對蘇聯的“一面倒”外交政策，無疑是一極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澤東的個性和民族主義色彩來說，沒有天大的好處，他會輕易地叫別人一聲“老大哥”嗎？當斯大林送給毛澤東一輛小轎車時，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愛的紅辣椒（他老人家真夠幽默的）；可當蘇聯希望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建一個籮卜罐頭廠時，他的民族主義情節立即發酵：您把機器給我，我們生產的籮卜罐頭賣給你們還機器錢。當然，最后不了了之。（請讀者不要以現在的引進外資和當時的情況相提并論，當時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唯一目標無疑是正確的） 韓國雖然在朝鮮戰爭后三十多年成為亞洲四小龍，創造了“漢江奇跡”。造船工業的生產噸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賴日本進口。而我國在 1976年以前已具備了各種船舶（從魚雷快艇到萬噸輪和核潛艇）引擎的制造能力。韓國現代重工也學會了制造電力機車，但其關鍵技術全是進口。而中國則具有完全獨立的機車制造能力，在種類和技術層次上雖然比個別發達國家（日、法、德）落后，但在全球范圍來看，則居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臺灣，雖然在經濟上有長足的進展，但其早期的主要產品以輕工業品為主。如果拿1976年時的自有工業技術層次和綜合制造能力進行對比，除韓國三星剛起步的半導體工業外，韓國和臺灣根本無法和中國大陸相提并論。他們生產的家用電器的元器件主要靠進口。 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1976年的大陸，工業規模、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后期，微電子工業和電腦技術的迅速騰飛和大、中規模集成電路在包括家電、鐘表、自動化控制等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國和周邊小龍在某些新興領域的距離，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個人計算機及其全方位應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加劇了這種差距。當然，中國在以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領域的產業不足、相關領域技術準備不夠、對消費品經營理念的缺乏、體制上的欠缺靈活（這對重工業的影響遠不如對消費品工業的影響大；在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產量便于計劃，而對消費品工業進行計劃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在 IT領域的封鎖非常嚴重，當1024分辨率的電腦顯示器在美國大量應用時，中國國防系統只能從香港偷買），是中國沒能及時趕上的主因。即使韓國、臺灣和新加坡在半導體工業領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們中沒有一個具備獨立發展半導體工業裝備和基礎工藝原理的能力。這是美國這種經濟強國最難于被別人追趕或超越之處。而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獨立發展了集成電路制造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并得以出口日本。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導體工業，從拉單晶、設備制造、到集成電路制造全過程，積累了人才和知識。而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日和蘇聯了。當然，中國后來半導體工業的落后原因就不談了。筆者本人橫跨多個工程領域的知識，和基于對眾多工業領域及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入認識，才有信心為毛澤東時期重工業路線進行辯護，也才得以認識到毛澤東時期所發生的工業革命和對中華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礎性的偉大貢獻。 當然，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更喜歡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數據進行評判，而忽略經濟微觀結構的極端重要性（即使從宏觀數據來看，也沒理由質疑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沒有強大的基礎裝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工業，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電器產品都在中國生產組裝，中國最多只能算是個經濟大國，而決非經濟強國。 當我們看到外國技術上的領先而埋怨毛澤東時，實際上我們已將自己放在了和發達國家競賽的擂臺上。這樣的比賽規則對于1976年時的中國并不公平。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乾二凈。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 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四、閉關鎖國的無奈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后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 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愿。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美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接著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面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在軍事上，東面有日本、南韓美軍基地，臺灣的蔣介石隨時準備“反攻大陸”，東南方有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間接參與印度支那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寶島戰爭，緊接著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得中國不得不“深挖洞，廣積糧”，七四年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只能面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為戰后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當然，這與蘇聯技術較進步有關）。臺、港、東南亞直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打開窗戶進來蒼蠅的同時還能進點新鮮空氣的話，那么在毛澤東時代則沒有新鮮空氣可以進來。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了解。 解放初期，解放軍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氣解放香港，但毛澤東將香港的殖民地狀態保留下來，以便能充分利用，作為打破西方封鎖的窗口。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不僅不準備閉關鎖國，而且盡力突破封鎖，以取得國家發展所必須的資源。 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面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于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就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決不遜色于改革開放前十多年對外開放的成果。 70年代初中美、中日關系緩和后，中國立即從美、日、法、英等引進包括石油化工、化肥制造、冶金、采礦和石油鉆探、熱電廠等設備。1973年，僅中美貿易就從七千萬猛增到8億美元。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后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國際貿易和設備引進，怎么看也不象閉關鎖國，反而顯示出毛澤東時代突破封鎖的急切感。當時的設備引進是在全面統籌基礎上，以提高民族工業實力和技術層次為目標，具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引進設備均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 從開放為增強國家實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從蘇聯、東歐和后來美、日、英、法等的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所帶來的效果，絕對不亞于改革開放后以吸引投資為目標的引進。 五、“大躍進”與“洋躍進” 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面的敗筆，就不可能回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導致后來三年經濟的極端困難，及重大的人間悲劇，成為共和國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注1 不論毛澤東及其政黨為民族的崛起做過多少偉大的貢獻，由于政策的失誤而導致人民大量死亡的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或粉飾的。將人為的失誤而導致的經濟災難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并不客觀。筆者對此的一點發言權來自于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優勢：筆者的家鄉所在地 山東省菏澤地區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十個重災區之一，筆者家鄉的小村子也餓死了六人，甚至正在東德訪問的彭德懷在收到菏澤遭重災的消息后而提前結束訪問回國。 三年困難時期，至少在筆者家鄉，自然的災害并不比往年嚴重。但在“大躍進”和“大鍋飯”中，一系列荒謬的行為極大地摧毀了正常的生產活動。 作者在此無意為“大躍進”辯護。但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躍進”時，卻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后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的 “洋躍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規劃”。這是否存在著評價歷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毛澤東曾為“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無人對“洋躍進”承擔責任。雖然作個檢討也許不難，但面對今日中國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中國哪一位領導人向人民公開作過檢討哪？ “洋躍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于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從1977年的23.45億美元外匯儲備，到1980年的12.96億美元的凈外債），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躍進”對經濟的巨大沖擊。否則，中國經濟真要被拖到“崩潰的邊緣”。 “洋躍進”的另一惡果，是由于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壞。上海就是一例。 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因此，上海的產業發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 寶山鋼鐵總廠的建設卻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半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躍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衡（題外話：中國政府應迫使上海將汽車工業的增加產能，設在有一定機械工業基礎，同時又相對落后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陽、貴陽附近城市、太原、南昌、株洲、柳洲、德陽、寶雞等）。 當第二代領導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批評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們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 六、國營企業的貢獻、問題及出路 當今日的人們評論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時，難免會提到當時建立的大量“低效率”的國營企業。如何看待和理解國營企業的貢獻和今日的尷尬，不僅關系到對中國經濟和工業發展史的客觀認識和評價，也將影響對中國未來企業發展，尤其是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面已經對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建立的意義有所論述。本節將集中討論一下毛澤東時期國營企業的貢獻和如何看待今日國營企業的低效益問題，同時闡釋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出路。 必須肯定的是，正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龐大國有（包括全民、地方國營和集體）企業，才奠定了中國工業大國的基礎。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的話，中國會有龐大的金融、運輸、輕工業和房地產公司，但指望民間的力量建立大規模工業企業，尤其是規模龐大的重工業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獨特優勢，也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具體體現。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當今，中國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業群體仍主要由國有企業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在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時，患得患失的思想沒那么重，因此也較易把握企業發展的良機；而民營企業家在風險承擔能力上相對弱得多。 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私人企業在重工業領域達到較高水平和規模的屈指可數。韓國雖然是個例外，但與韓國歷屆政府對幾大家族式財團的慷慨支持密不可分。這種無保留的支持雖然帶來韓國大企業的迅速膨脹，也導致了整體經營效益的低下，國營企業的所有弊端它們幾乎全有，至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問題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臺灣在過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產業，與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有關；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成電路代工企業 臺灣集成電路公司（TSMC），當初就是首先由政府出資和菲立浦合資創辦，因只有政府能承擔得起幾億美圓的初期投入和投資風險，而民間力量根本不敢貿然涉足。待臺積電走上正軌開始贏利時，臺灣政府才將股份賣出，退出對公司的經營。以此為起點，臺灣半導體工業才迅速騰飛起來。 美國企業能在短時間內壯大，與美國本身的龐大產品銷售市場和資本市場規模有關，但對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二者皆不具備。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今日不少面臨關停并轉的命運。這除了企業管理人員的經營水平和后毛澤東時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與中國早期國營企業建立的環境和目的密不可分。 中國為了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追求所有產業的配套完善。由于國外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如果不能達到幾乎全面的零部件自給，對工業的整體發展必然帶來制約。如，中國圍繞核武器工程的啟動，就建了三百多家各類配套企業。當然，這類企業的產量是很低的，也許一年只造幾十件某種零部件，但沒有這類企業的建立，中國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來。當然，任何一類零部件的生產都需要一套工藝裝備和科技及生產人員配備，如果將這類企業放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沒有贏利的可能，但這又是中國必不可少的產業。這類情況遍布在任何軍工類行業，和航天、航空領域等。僅航天工業從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龐大的生產配套企業。正是中國在工業領域的全方位發展，以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不論是否符合效益原則，都為中國建立起全面的技術開發和生產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礎。這一基礎的存在，為改革開放后引進產品和技術的國產化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九十年代的驚人發展，外國人不能理解這種從“無”到富的跳躍性。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和商業意識的全面覺醒是至為關鍵的，但毛澤東時代積累的產業能量得以充分爆發出來，是一不可忽視的因素。 如果中國沒有外部的封鎖，完全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話，那么，中國能分到什么樣的一塊“蛋糕”呢？對一窮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國來說，只能分到輕工業低端產品的下游組裝部分，今天中國在某些高科技領域的現狀（如手機，計算機等）就是明證；甚至更糟。畢竟今日中國在參與國際分工的時候，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基礎，在大部分領域，如機械、電機和原材料領域已有了相當豐裕的家底。比如，長虹集團能在電視機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韓國三星電子、東芝等日本家電企業也采用長虹的行輸出器件、高頻頭（電視機上的關鍵部件）等，與長虹和中國電子業在過去幾十年的積累是分不開的。在外資企業和私人經濟得到優惠政策的扶植下，國營企業繼續是出口創匯的主要力量，在200大出口創匯企業中占據半壁江山。 中國各類國營和集體企業的建立，也為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一支龐大而高素質的產業工人。筆者在和曾參觀或工作過的外資企業對比中，不得不承認，在外國私人企業里要找到象中國的八級工那樣高素質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筆者在國內做課題時，曾親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師傅在普通車床上給本人加工的一個0.3毫米厚的錐型彈簧片；筆者敢說，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這樣的加工）。而中國工人的整體素質之高，創造能力和組織性之強，是世界罕見的，但幾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最近一日本人寫的《中國制造》這本書里開始注意到中國工人的高素質，但可惜的是，這位作者缺少工程方面的背景而無法去發掘更令他驚嘆的事實）。在錢學森創辦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時，大部分人員是從部隊轉業的軍人，他們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也沒人進過工廠，可就是這些人為航天工業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極大的熱情為國家發展奠定了基礎，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產業工人。這樣的事例在毛澤東時期建立的各類國營企業中俯拾借是。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型工廠能分配到的幾個大學生還真是寶貝。 筆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國營大廠實習，因筆者的一貫興趣而對那兒的管理給予特別留意。后來在深圳和國外的一些企業的經歷，使筆者相信，中國國營企業的微觀管理絕對不亞于大部分外資企業。尤其在海外工作幾年后，更對國有企業的前景充滿信心。當然，由于中國企業的宏觀管理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和今日管理人員道德觀的淡薄而導致企業管理層在毛后時代的貪污腐化，進而導致國營企業效益的下降和員工工作熱情的降低，則是另外值得探討的問題。 至于國營企業的內部管理和經營，需要中國在工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關人文和專業教育方面多做工作，很遺憾，這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前幾年大、小企業發瘋一樣搞多元化經營，摩托車廠造方便面，電子公司開藥廠；一會兒又大談CI，把商標換來換去；今天又神經病一般到處在談“資本運作”等，好象資本一運作，中國就能有世界一流企業。聯想集團和清華同方學習外國大企業而將筆記本計算機和數碼相機走“貼牌”路線，說不定哪天全中國到處猛刮起“貼牌”瘋（那真的是發瘋）。這里有個問題：如果中國頂尖大企業都不作設計（外殼設計不算）和尖端產品生產工藝開發，那中國工業素質的提高將會面臨嚴重問題。聯想是在學習IBM，可IBM走技術服務和委托加工路線，是因為它擁有在相關領域不比中國科學院弱的基礎研究實力和應用技術開發能力，它賺的是技術錢而不僅僅是品牌錢，而品牌價值的“后臺”不是生產，而是強大的研發實力；看一下IBM在人類技術進步領域的一些里程碑式貢獻，如電子隧道掃描顯微鏡、集成電路的銅芯制造技術及高密度磁盤存儲技術等，就能明白它的強大基礎研發實力。IBM委托加工的是對它來說太低的技術，如計算機組裝，但不會把大中型服務器委托出去；而筆記本計算機和數碼相機的制造對于聯想的現有技術層次來說，并不算太低的技術。相對來說，中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建立在低端產品開發能力和市場營銷上，這種牌子是經不起純粹“貼牌”考驗的。 近幾年隨著公司上市，從聯想開始，中關村響徹云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清華大學一上市公司老總的豪言壯語），更是全球企業界最無知、最荒誕、中國獨有的怪現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員組成的經營團隊根本不考慮其它員工的感受和忠誠度，對企業文化肆意踐踏，表現出典型的暴發戶嘴臉，為中國企業界樹起了一面黑旗。 中國企業經營中的問題與企業家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我國知識分子的自身問題及企管教育方面缺乏創意等密切相關。 今日，大量國有企業的關停并轉，并不意味著昔日的建立是浪費。中國在過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崛起并非從零開始，實際上是在原有企業的基礎上，通過將其它企業的資產劃撥而實現大企業集團的迅速膨脹。無論是海爾、春蘭、一汽、上汽、長虹、青島啤酒等，都在成長過程中低成本或無成本（資產劃撥）地兼并了其它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即使過去十多年崛起的民營企業中，不少都曾通過對原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購買或合資經營。在一個破舊的企業基礎上發展，也比一切從頭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創立一家貿易公司易，創立一家工廠難。尤其是一家需要一定技術力量和裝備的企業，僅論證過程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某一空白領域發展工業，困難更大。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填補了工業各領域的空白，自然也創立了今日工業發展的起點。私人購買一家國營企業，啟動階段的設備、工藝、人員配備等重要資源已一步到位。其實，不少虧損的國有企業，只需要換個經營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員工的整體素質和現成工藝裝備是重要的保證。例如，新加坡豐隆集團購得中國優秀柴油機制造企業 廣西玉林柴油機廠的控股權，全部技術和車間管理都由原玉柴員工負責；而新加坡根本就沒有玉柴這樣的企業和相關技術，自然也派不出技術員工。豐隆在中國并購的另一個杰作就是新飛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的技術人員。 中國大量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另一個貢獻是中國城市赤貧階層的消失和落后地區工業化火種的散播。如果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的發展，而完全依賴市場力量的話，中國將會出現一大批超級富豪，但中國城市貧民窟也將同時遍地存在；而中國的產業布局也將高度集中在傳統上的沿海工業中心和內地幾個點上，而西安、蘭州、貴陽、成都的發展將嚴重滯后，更別提綿陽、齊齊哈爾、洛陽和柳州了，只要看一下這些中西部城市當今吸引資金的難度就可一目了然。沒有長虹的綿陽，沒有二重的德陽，沒有遼化的遼陽，沒有一拖的洛陽，沒有二汽的楚西北，沒有冶金基地的六盤水，沒有東方電機和第二重型汽車的樂山，沒有陜飛的漢中……，您能想象這些城市的今天會是怎樣？這將導致的一個嚴重后果是，中國平均購買力的薄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嚴峻，社會關系的嚴重惡化，今日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問題，也必將在中國更早暴露出來，而且會更嚴重，并將從根本上窒息中國的發展步伐。 毛澤東時期工業化的一個直接成果是，財富平均地散布民間，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平民階級為主導的社會。大量財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國家手里，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資金嚴重外流的現象才不至于在中國過早的發生。今日中國雖然也有資金外流的問題，但與國家的整體實力和每年的外匯流入相比，已不太會迅速威脅中國經濟的穩定。看一下蔣介石管理大陸時期中國貪官和富豪往海外的財產轉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說明。印度尼西亞在1997年金融風暴和“排華”事件后，估計有一千億美元以上資金逃亡國外，因其財富主要掌握在流動性強的私人手里（看一下海外賭場里的中國豪賭客就該明白，如果沒有早期集體和國營經濟的基礎而純粹靠私人資本，中國將會怎樣）。 即使到了今天，國有企業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在改革開放最初的近二十年，中國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國民待遇政策，外資企業的增值稅為 17%，而國營企業長期維持在33%的高水平。中國政府很清楚這對國營企業的不公平，但又長期無可奈何，因為中央財政承受不起國有企業稅收削減帶來的收支不平衡挑戰。 固然，一些國有企業后來經營中的問題，為國有商業銀行帶來不少的呆壞帳累積。但從中國國有經濟的整體來看，何嘗不是從一個口袋里拿出來，然后放到另一個口袋里。當然，今天國有銀行的資金抽逃和內外勾結的騙貸而導致的呆壞帳，則屬另一個性質的問題。 可以預期，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國有企業將繼續扮演中國產業進軍國際的主力軍角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產業領域。關鍵問題不在于企業內部的微觀管理和資產結構上，而在于中央、省市或國有投資機構作為投資主體對企業的宏觀監管上。這才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最根本問題所在。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經濟學界給政府開了不少的“藥方”，來醫治國有企業的“頑疾”，其中最被各界認可的“藥方”之一是企業股權結構的改變，既國有股份的變更。其實，自北大厲以寧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國有企業的出路在于股份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就已經開始醞釀，后來大有“一股就靈”的意味。厲教授的這一理論也害得筆者在哈工大碩士畢業后，放棄進京工作的機會而南下深圳，基于對這一理論的本能懷疑而去尋找否定的證據；但很遺憾，筆者的人輕言微使得國家錯失了一些有價值的發現。 筆者并不反對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但必須認清，股份制可以讓企業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進策略性股東來規劃企業的未來戰略，但不應認為是改善企業管理的根本通道。對于政府投資主體來說，通過將優秀企業的部分股權釋出，可以為公眾投資人提供良好的投資選擇，同時也使政府本身獲得可觀的資金收入，降低投資風險等；對個別無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政府可以通過股份制得以逐漸淡出。所有這些都不應作為改善企業經營的手段。那些認為股份制可提高企業的經營水平，是沒有充分理據的。一個簡單的疑問是：哪怕政府只擁有一家企業10%的股權，那么，這10%的股權如何管理？ 可見，如果把國有企業的出路定在股份制改造，一個必然的推論是：國家放棄所有股份，實行完全的私有化。那么，當今和未來中國，有多少投資人能抽得出足夠的資金來買下中國數家電信公司、中遠、中國石油、中信、寶鋼、中國電力、中石化、中國糧油等企業呢？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市值在百億，甚至千億人民幣以上的企業何止這些。在當前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和匯率倒掛，以及國家經濟剛處于起飛前期階段的情況下，如果把國有大企業股權大量賣給外國投資者，同時將套現的資金用于低收益的基本建設或彌補經常項目開支，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將是得不償失的，甚至有“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意味。只要對管理人員的監管和獎罰措施明確，即使不盡完美，中國不少國企的經營將會有一個大的改觀，簡單地一賣了之，未免有點可惜。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類大型國有企業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也沒有多少投資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國企的股權。畢竟這是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積累的全民資產的大部分，在中國這樣一個非私人資本主導的國家，這些企業的國家股權是社會財富均布的重要體現，也為國家調控經濟運作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手段，以及為國家組織重大技術攻關和產業化，提供了一個重要而安全的平臺；而在其它不具備這一條件的國家，政府的產業導向有時因需要政府的無償財政支持而帶來道德的風險。 當然，對于中國企業宏觀運作如何管理，是個幾句話說不清楚的問題，但政府對管理層的個人操守監督力度理應大大加強，同時借助于職工民主調查，來評估企業管理層的表現。尤其是大型采購項目，政府不應完全放開。中國華能和其它電力公司在過去十多年建的大型電廠，不少是用的進口機組，對此中國政府沒能給予應有的糾正是不應該的，否則，中國三大動力設備集團如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選擇機種的過程中，國家同樣有義務督促配合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戰略；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對一些采購的審計方面，國家或各級政府作為主要投資人理應加強監督機制的完善。政府不應該過多干預公司的運營，但完全放手同樣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國這樣的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在協助本國企業爭取國際定單方面，從來積極介入。而中國政府在國企采購上完全不管，則未免過于灑脫了。其實，這里面并沒有什么法規制度的問題，也不必要設立可能與WTO沖突的條例，而是一種政府責任意識的欠缺與否，同時也是國企管理人員的心態問題；這類問題完全依賴于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順便說幾句題外話：在朱镕基總理主政期間，中國累計了二萬五千億元的國債余額。這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擔憂。筆者倒認為，由于這部分國債沒有用于彌補經常項目，而是用于投資在基本建設領域；因此，這筆投資對投資公司來說，未必是最佳投資組合，但對中央政府來說，則屬讓全局受益的優質投資。如果考慮到中央政府手中的龐大國有企業股權，那么，這二萬五千億元的國債余額就更令人放心了。當然，中央政府在國債的發行和使用上到了該加倍小心的時候，那些認為只要增加公共投資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學理論，未免太簡單化了，如果應用不慎，將成為誤國之論（日本相當于GDP140%的國債可能就是讓這一理論給害的）。這也說明，由西方經濟學界主導創立的經濟學理論，在中國應用時要非常小心，否則，要看懂或把握中國的經濟，根本是妄想；因中國在當今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將是準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混合經濟狀態。即使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是否科學，本身還是個未知數。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尋找中國的國有企業出路時，就不能老盯著股份制改造，否則，將永遠找不到國企改革的出路。因為是在舍本而逐末。 必須肯定，國家的投資主體角色本身，并不是企業經營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經營最好的大企業，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電信、港務集團、發展銀行等，都是國有、國家控股或國家為單一最大股東的企業，它們的經營水平是一流的；新航曾多次被國際權威機構評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務集團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讓，它將管理軟件轉移給合資的大連港務局旗下港口，使大連港裝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這些企業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馬錫控股的全資政府投資公司管理。當然，新加坡國有企業并非沒有投資或經營失誤，但這類失誤與股權的結構沒有任何的關系，而是公司高層決策人的判斷問題。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閉的。這些公司在推動新加坡本地工商業發展方面發揮了私人企業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國有或國家控股企業能運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于新加坡擁有一個廉明的政府體系，以及雖然有些控制，但還能聽得到的輿論監督。如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的夫人、李光耀的兒媳婦何晶，辭掉新加坡科技集團的董事長而出任淡馬錫控股的執行董事，引起人們的議論，使得總理吳作棟出面向媒體解釋任命何晶的理由。吳作棟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吳在黨務工作中認識，她已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吳作棟曾鼓勵她從政；以及新加坡國小，不能因為她是李的夫人而犧牲一個人才等；不論民眾是否接受這一解釋，新加坡微弱的輿論監督已逼迫總理出面有所交代；而何晶則在民眾的質詢聲中也解釋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項投資上失誤的原因。其實，如果吳作棟不出面解釋，人們也拿何晶沒辦法，但這表現了政治和公眾人物對輿論的敏感性，以及監督的有效性。 很顯然，這種有效的輿論監督是中國所欠缺的，實際上也是中國國有企業宏觀監控所必不可少的環節；因它的資產屬于全民。 當朱總理為國企改革表現出雄心壯志的時候，筆者不禁擔憂：朱總理不論多么有才干，當您試圖在中國當今政治的亂象中建立理想的國企監管體系，根本等同于在沙灘上建一座大廈。至于向國有企業派遣監事或代表，只能是理論上好聽，實際上不好用。只需要一捆人民幣就可以將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暈頭轉向。 因此，今日中國企業改革的問題，并不完全是朱镕基內閣的能力不夠，而是中共中央沒能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局。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體制和媒體改革的社會基礎早已存在，如果不能及時推動政改的話，必將影響到發展經濟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 至于將企業賣給管理層的作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荒謬透頂。這無疑給管理人員掏空國有資產提供了動力和渠道（這不知是哪個家伙提出的毀我中華的主意。如果這個政策推行，那么所有沒有賣的優秀國企都會走向完蛋。這個不值一提的嗖主意居然讓中央認真研究了好長時間，而且差一點付諸實施）。 當然，在國家現有的體制下，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管理人員的道德操守和對國家及人民財富的高度責任心。雖然是無奈的，但即使中國在未來有了完善的宏觀管理體系，這種企業家精神對中國的國有或民營企業來說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左右著企業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國大企業的財務丑聞，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對于今日的企業家來說，面對上百億的資金流能獨善其身，且必須在沒有強力監督的情況下自覺而忘我地工作，承擔經營的輿論風險，確實是一種偉大和悲壯；就其道德層次和貢獻來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會精英，因這體現了一種對利益的非凡超脫和自我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象征。海信的老總周厚鍵在海信上市時主動放棄自己應得的股份認購權；青島啤酒集團的彭作義，這位將青啤從年產十萬噸的企業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中國最大啤酒集團的企業家，喜歡念的一首詩是陸游的《卜算子 • 詠梅》：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表現了一代著名企業家對個人得失的超然，只希望能留“香”于人間。他的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著這種悲壯。 看一下中關村的一些高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整天喊著“要不是我企業不會有今天”、“當初創業時只是幾萬元起家，今天我當然該得個較大股份”、“要造就多少富翁”等，他們就沒想想：你的創業不承擔任何個人風險，自己分文沒投，“關系”還在學校和研究所，住著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學校屬于雇傭關系，個人知識投入是受雇者的責任，你的巨大貢獻理應多拿點股份，但沒必要過分強調自己，好象研究所或學校虧你多大情似的；如果當初失敗了，還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書，這和拿風險投資公司一筆錢出來自己創業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知識分子的德行真是夠嗆。如果你們幾個創業者當初辭職下海，領著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這個局面，那才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呢。而可愛的中國消費者對民族工業的一貫支持，更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或忽略不計（只要性能過得去，即使里面電路板粗糙一些，中國消費者也樂于支持國貨。幾年前隨便打開中國幾個知名品牌計算機機箱，看一下主機板，就能明白中國消費者的寬容）。 當然，國有企業本身的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的建立同樣具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國有企業的最大優勢就是企業員工能非常直接地體會出“主人翁”的意識，這是民營企業需要加倍努力才能達到的。當然，管理人員的個人操守既能輕易地推動員工主人翁意識的建立，也可輕易地摧毀它。中國的優秀民營企業，如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公司 深圳華為技術公司的創辦人任正非，在公司強調的是“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他本人雖然不是中國首富，但卻以上繳個人收入所得稅全國第一為自己，也為華為員工樹立了一面旗幟。 中國企業家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在任何時代，任何體制下都是必須的，不論中國的國企管理體制如何改革，這種精神是中國企業超越國外強大對手最重要的“利器”之所在，就象早期的中國乒乓球隊一樣。因為它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核心。 筆者特別在此提一下自己的家鄉山東省，在這個既沒有特大型中心城市，也沒有早期堅實的工業基礎，更沒有著名大學和科學院所的省份里，也沒有國家的特別關照，老鄉們硬是建立起鼎鼎大名的海爾（最大家電企業）、海信（國家保護的馳名商標）、澳克瑪（最大的冷柜制造商）、雙星鞋（最大的制鞋企業）、青島啤酒（最大和最著名的啤酒企業）、北極星鐘表（最大的鐘表企業）、東方電子、輕騎（第二大摩托車制造商）、浪潮計算機（最大的服務器和第一臺激光照排系統的制造商）、張裕葡萄酒（中國最大最具知名度的葡萄酒品牌）、小鴨、孔府家酒（白酒出口全國第一）等知名企業；就連那個遠在四川的長虹集團老總倪潤峰，也是如假包換的山東老鄉。 羅列于此，筆者絕對沒有庸俗到“山東沙文主義”的地步，但他們身上表現出山東人傳統的豪氣、誠信、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如同“山東兵打仗有種”一樣，為國家作出了令老鄉沒法不自豪的成就。 山東人的牛脾氣和直率性格，雖然使他們很難能成為高層政治領袖，但總算以“匹夫之勇”，沒有讓孔老夫子丟臉。英、法一戰時在中國征召勞工重點招收山東人。另一個有待查證的消息是：日本在投降后特別向蔣總統提出請求，征召幾萬山東男人去日本，并待以上賓，以協助戰后很難找到丈夫的百萬日本女子生育，滿足未來對勞動力的需要。日本特別要找山東男人的理由是：侵華期間在山東吃了最多的苦頭（要查證這個傳聞需翻閱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檔案，這超越筆者能力。但日本老一代華人中以山東人為多數是否與此有關？如果這個消息屬實，筆者不會因為日本少女“輪奸”了老鄉而懷恨在心）。 七、如何看待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49年新中國建國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是對私營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方式是首先通過公私合營，逐步過渡到完全的公有化。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工商業者受到應有的尊重，在合營企業里享受著管理權和很高的薪金待遇，甚至有些資本家在離開原來的企業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后，仍享有著比同等級別的官員遠遠高出的薪金待遇。正因為初期公私合營階段的謹慎和務實，使得資本家在接受新政權的管理方面，困難較少，有所謂“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直到 “文革”爆發，資本家的合法權益（也包括不合法權益）被制止，公私合營經濟被完全的公有化。 今天重新來看待這一事件，不可否定，對待資本家和私人資產的粗暴手法是不恰當的。畢竟，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大多數是愛國敬業的經營者，為中國上個世紀前半葉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們，尤其是那些資本家及其后代，是否應因此指責毛澤東呢？ 歷史的進程并非直線條的。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過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量出現，使人類似乎看到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非人道、不公平現象的靈丹妙藥。人類顯然把一種全新的生存形態的產生和規劃看得過于簡單了。在私人經濟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過渡，和如何對待資本家這個課題上，在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處理的完美，更談不上絕對公平。相比較而言，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私營經濟改造，雖然有對資本家的不公平之處，但卻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手段最柔和，也相對較具有合理性的一個，至少在“文革”之前是這樣。而蘇維埃俄國則對資本家不是進行改造，而是一殺了之。 雖然今天私營經濟受到鼓勵和保護，但今人沒必要，也不應該因此而對過去否定私營經濟的歷史后悔或指責，即使歷史讓中國百姓重新選擇，在1949年的情況下，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中國人民會選擇誰呢？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次不可能完美的試驗。對那些曾為地方工商業發展作出貢獻，后被沒收財產的資本家，后人只能留有一份感謝，這是面對過去這段復雜歷史時，不得不有的宿命情節。畢竟，完全憑靠私營經濟，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從國家發展的整體得失來看，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在1949年的當時背景下相對較為有利的選擇；雖然社會主義道路到底該怎么走，至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土地改革過程中被沒收的土地和被批斗的地主，也有不少人是樂善好施的；但沒有這場帶有血腥味的土改，中國土地的高度集中就無法根治，將使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貧民失去生活的保障，中國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對多數人的人道主義就無從談起。臺灣在1950年后開始的，以官僚資產和沒收日資股份換取臺灣地主的土地，然后分配給廣大貧民的做法固然溫和，但這種做法在貧窮而遼闊的大陸則根本行不通。“革命”則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那些樂善好施、遵紀守法的地主和資本家部分遭受不公平對待，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社會大轉型時，要確保所有利益集團之間的完全公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關鍵是，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是否在轉型過程中趨向更好。毫無疑問，1949年后大陸的社會發展成果給出了相對滿意的答案。以今天的政治環境，去評價昨天的道路選擇，并不是客觀理智的歷史觀。 如果那些資本家和地主的后代純粹基于自己家族的損失而對毛澤東及其時代予以否定，雖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他們的自私和狹隘。 八、如何看待同時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國和日本戰后的不同發展結果，來說明毛澤東時代經濟的失敗；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兩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經濟已相當于中國的三倍。 即使沒有任何政治好惡傾向的人士，似乎對此也給予認可。社會各界人士，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它國人，無論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及廣大民眾，更異口同聲地將日本的戰后崛起，視之為“奇跡”，至今無人對此提出質疑。 日本戰后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跡嗎，還是發展的正常結果？ 二戰以日本的戰敗而結束。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業設施部份被摧毀，說日本部分城市成為“廢墟”并不算過分夸張。但要說日本的大部分社會財富因此而化為烏有，則不切合實際。至少有下列設施和資源還很好的保留了下來：幾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設施，包括公路、鐵路、大部分橋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筑相對于鋼筋混應土結構的碼頭本身而言，其價值微不足道），城市自來水和通訊、輸電系統的地下管線，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義的一筆財富完好地保留下來，那就是“人”。日本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包括工程師、教授、現代工商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識字率等，為日本的戰后崛起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二戰結束前，日本的現代工業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飛機和航空母艦的技術實力。這在亞洲國家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完事具備，只欠東風”。 日本所需要的“東風”，包括將高素質的勞動力轉化為物質生產能力所必須的資金，以及推動工業發展所必須的市場。日本是幸運的，美國的資金援助、美國駐軍所提供的就地采購資金、朝鮮戰爭提供的市場機會、美國市場的低關稅進口優惠、降低至零的國防開支等，無不為日本的崛起創造了完整的條件和環境。日本對美國成熟技術的模仿和美國對民用技術轉讓的寬松，自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后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以及日本戰敗后的“哀兵”之勢，也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戰后的崛起，根本不是什么奇跡，而是事物發展的正常結果。 做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一場大地震將東亞“四小龍”的工商業設施摧毀，但絕大多數工程師、管理人才等社會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質的平民得以幸存。這時，如果有一筆龐大的國際資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場的準入優惠，那么，該“四小龍”將會在短時間內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樣的一筆資金和優惠給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即使多給他們三十年的時間，他們也難于達到四小龍的發展水平。 1949年后，中國除了廉潔的領導集體，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人民的積極奉獻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條件，中國一樣也不具備（除中蘇蜜月帶來的有限技術援助）；而同時代的中國，除沿海城市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些輕工業，沒有值得一提的現代工業，國家的基礎設施也不堪一顧，很多縣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現代交通工具，國家的教育體系和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極為低下。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使本來就薄弱的基礎設施遭受巨大破壞。尤其糟糕的是，中國惡劣的國際環境，使得國家不得不拿出有限的資源的不小部分支持龐大的軍事工業和國防力量。國內惡劣的自然環境，也使得國家在毛澤東時期從來沒有停止過大規模的水利建設。 另外，中日兩國勞動力素質的巨大差異，也決定了在相同的資金投入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的素質和運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別。 因此，將中日同時代的經濟發展相提并論是不客觀的，因根本就不具備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國和其它國家進行對比的話，那么，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備相似起點而國情相近的國家；而在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各項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均已全面超越印度。 至于日本戰前所確定的優勢和今天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對它國，尤其是對中國的掠奪。當然，中國過去百年的艱難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制度落后和傳統社會的轉型等因素外，日本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巨大破壞是不應該否定的。 對中日兩國實力對比具有深遠影響的當數甲午賠款。 甲午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國的戰敗和《馬關條約》簽訂的戰爭賠款，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財政能力，而同時則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力，幾乎在一夜之間，使日本解決了近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日本也迅速成了暴發戶。 僅拿《馬關條約》規定的賠款來說，中國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費用3000萬兩，威海日軍駐兵費用150萬兩（真是無恥到了極至），共23150萬兩白銀，折合當時的日圓為3.5億元，相當于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8000萬日圓）的4倍多。除此以外，日本還在中國掠奪了相當于一億日圓的大量戰利品。日本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滾滾財源，“無論政府和私人朝野頓覺無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務卿井上馨語）。日本用這筆錢的大多數（約3億日圓），建立了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產業群；其中著名的八幡制鐵所僅用了不到60萬日圓，打下了日本鋼鐵工業的基礎。由此可以想象，那筆巨大的資金幫助日本建立了什么樣的龐大工業基礎。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國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也為日本幾十年后成為世界經濟軍事強國，做了最好的前期準備。 這筆資金也協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貨幣制度，把日本納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這筆款項還推動了日本全民教育，為建立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打下了基礎。 日本在戰前確立的優勢在戰后迅速恢復，并在資源爭奪方面長期居于有利地位。所以，當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認他們應對先輩的孽債負責時，實際上是對歷史的漠視，和對民族發展漸進性和承繼性的無知。 如果今天中國政府突然得到從天而降的5萬億人民幣的資金（中國年財政收入的4倍），那么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將立即得到解決，中國的潛力也會得到迅速而強大地爆發出來。 為了償還這筆賠款，，清政府先后向俄、法、英、德的銀團完成三筆貸款達3.09億兩白銀，并在還清本息前，海關又外國人控制。中國政府為此支付的本息達6億兩白銀。面對這筆龐大的支付，中國近代化的筆伐已很難再有前進的能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機會，并迎來了持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區域布局也過分集中在沿海的幾個中心城市，但國家經濟在內陸地區軍閥混戰的硝煙中已有了起飛的征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華有望中興的時刻，日本再次發動侵華戰爭，阻止了中國經濟的強大勢頭，使得中國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里，為民族復興帶來的巨大損失，無論怎樣夸張也不算過分。 上面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書的主題，但還是不厭其煩地回顧這段痛心的歷史。對于中國人，這段歷史必需記取并認識它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遲滯作用；對于日本人，必須明白他們對中國的永久性虧欠。 如果向日本索賠的話，日本對中國的欠款本息將在10萬億美元以上，那么日本將立即變成一個窮光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對華貸款本息幾百億美元，還經常大放厥詞。考慮到德國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賠償，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絕償還這筆貸款。當然日本政府能主動本著中日友好放棄這筆貸款的話，多少可以為先人的孽債作象征性的補償，也為后世日本人帶來少許的體面。 八年抗戰，再經三年內戰，中國再次淪為一窮二白。而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兩年，大印鈔票貨幣，還預先征稅，一口氣預征到1985年（真夠無恥的）；更通過金圓券將大陸的黃金搜刮一空。共產黨手里更是空空如也，以至于1948年11月26日人民幣開始發行時，沒有黃金作為貨幣基礎。發行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讓對貨幣的金本位機制有所了解的人笑不出來的可笑社論，社論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為基礎，因為“我們的人民不喜歡黃金”。 蔣介石將搜刮來的黃金運到臺灣后甚至舉辦展覽，讓臺灣人民領略他老人家僅有的豐碩戰果。49年前，一些資本家將資產移往香港、臺灣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陸本來就薄弱的家底。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候搖頭嘆息：很難想象誰能讓這個國家的人民擺脫貧窮。 不難想象，1949年毛澤東接手的是個什么樣的爛攤子。在此后短短一、二十年里，當飛機上天、巨輪下水、核彈爆炸、衛星遨游、完整工業體系確立、公費醫療、義務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飯基本消失、和美法蘇印等所有大國交手并取勝、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軍工、體育、基礎科學等領域把日本拋在后面。此時此刻，天下任何炎黃子孫都不難想象，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大陸人民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做出了什么樣的偉大貢獻！ 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日本是通過掠奪的手段來達到，而中國則是通過對“一盤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組織，和愛國主義及勞動熱情的強力激勵來實現的。而領導組織和激勵中國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澤東。 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為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轉向輕工業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并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并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只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沒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為外部條件許可情況下的打開國門。將改革開放稱之為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歷史的辯證法。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事業是漸進式和借鑒式的改良運動。這也是為什么至今沒有系統性的指導理論來規劃中國的未來，如果中共領袖們的只言詞組不包括在內的話。 如果要說中國的“革命事業”，其實從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1999年8月10日建國50周年來臨前夕，《洛杉磯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Rone Tempest的一篇報道，他寫道：“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徹底的改革。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后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別是在50年代，中國卻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復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狀況時稱： “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訂方向的結果。” 毛澤東的經濟并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的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注釋： 注1， 本書雖然強調了蘇聯對中國早期工業基礎建立的巨大幫助，但后來毛澤東和蘇聯的決裂是否能說中國忘恩負義呢？或者說中國是否欠蘇聯的一份情呢？目前很難準確回答這一問題，因為中蘇交往的歷史不少還沒有公開，比如：毛澤東1949年訪問蘇聯為什么掃興而歸？斯大林鼓動金日成發動韓戰，最后美國介入后蘇聯本應伸出援手，為什么蘇聯不出兵而使得中國不得不出兵？中國出兵后蘇聯答應為中國提供60個師的裝備，本來應該免費提供，后來在中國經濟最困難時卻讓中國還這筆冤枉債，是否過分？中國不還行嗎？除了60個師的裝備，還有哪些交換條件？由斯大林在朝鮮闖禍，中國替蘇聯收拾殘局，那么包括這156項在內的援助是中國應得的，是韓戰中幾十萬將士和毛澤東的兒子的生命換來的，根本不需要感謝。而蘇聯后來讓中國還債，就未免太不仗義了，直接減弱了政府救濟災民的能力。再考慮到毛先后對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提出重新處理蒙古問題而被拒絕，蘇聯在日本投降后利用和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便利拼命搶劫東北工業設施，蘇聯紅軍在東北為所欲為等；在毛澤東一代領袖的心中埋下了中蘇走向決裂的種子。中蘇最終從盟友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蘇聯要負主要責任。當然，蘇聯后來國防負擔的加重和最終解體，是自做孽的報應。 注2，中國給于他國巨額援助（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得到援助最多），令不少國人心痛，李慎之甚至輕率地說毛是為了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毛澤東有那么俗嗎？沒有中國援助，越南不可能打敗美國；如果美國在越南站穩腳，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將急劇惡化。考慮當時和陸上鄰國蘇聯、印度的關系，毛澤東誓死不能允許美國控制越南，別說200億元援助，即使更多中國也會毫不猶豫地拿出來，這肯定比中國和美、印等同時在中國領土上開戰合算的多。中國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有同樣的考慮，巴是牽制印度唯一可靠和有效的力量；但單憑自身力量，巴不是印度對手，如果巴被迫倒向美國或蘇聯，中國西部邊境和核試驗基地的安全就麻煩大了。直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才在援助巴問題上利益趨向部分一致。這種援助也有助于鞏固睦鄰關系。6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確實也不希望越南和朝鮮完全倒向蘇聯，雖然蘇聯也始終給他們巨大幫助。 1954年奠邊府戰役是中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打的，隨后越法會談期間，法國拒絕了越南提出的柬埔寨、老撾為越南一部分的要求；越南求助于中國的支持，但沒想到作為反法盟友的中國明確反對越南要求（如果中國支持，法國必然作出讓步）。一個人口眾多，面積中等的越南，顯然不如三個小國更符合中國的利益。這說明，在考慮國家長遠利益方面，毛澤東比任何領袖都看得長遠，也更果斷，更吝嗇。毛反對印支三國合并、培植東南亞共產黨，筆者懷疑毛有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蘇聯”的目標。 看當今批評毛澤東對外援助的中國人，似乎每個人都比毛澤東聰明，卻意識不到自己的愚蠢。筆者研究毛澤東的直接感受是：除非你希望炫耀自己的愚昧和孤陋寡聞，否則，對毛不要輕易批判，他看得比我們遠得多。 注3， 1959-62年的大饑荒，是中共執掌國家命運后鑄造的一個荒唐而天大的錯誤，為中國歷史留下黑色的一頁。這一事件的爆發原因大致是：大躍進開始后的“大煉鋼鐵”和公共食堂等導致生產秩序受到破壞，接著浮夸風起，各地拼命虛報產量（這些虛報產量的各省、地、縣委書記都該被槍斃，后來有些人在“文革”中被打倒），結果中央因不了解各地實情而按比例多抽調糧食；在減產情況下又多抽，最后農民手中所剩無幾。這筆抽調的糧食不少用于出口（這點與還蘇聯債務有關；但可以減少出口，可當時中央以為糧食吃不完。毛澤東曾說：這么多糧食，農民可以休息一年。周恩來甚至拒絕進口糧食而在1960年多買進大量黃金。當時備受中央信賴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也在1958年6月號的《科學大眾》雜志撰文稱“只要有足夠的水、肥料和勞動力，我們就可讓農作物產量無限增長”，讓毛怎能不信？），59和60年就出口了680萬噸糧食；如果用這些糧食及時救災，雖吃不飽，但可確保沒有人被餓死，出口糧食多為優質糧，剩下的反而是瓜干面和玉米面等低熱量的粗糧。當饑荒發生時，基層黨委有些擔心影響官職而隱瞞不報，沒有及時請調糧食援助，有些基層糧庫有糧，但基層干部不敢開倉賑災，也不敢請示。后來甚至連糧食種子都沒有，人民也沒有力量勞動，導致災荒持續時間延長。可以說，大饑荒的原因是：錯誤的政策、中央一群胡涂蛋、各級黨委王八蛋共同導致的結果。基層欺上瞞下、虛報邀功，使中央無法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導致錯上加錯。如果中央能及時得到正確消息，即使大躍進的嚴重錯誤，也不至于大量餓死人（只要不出口，或再進口一些，可保活命）。這是毛澤東及執政黨身上一個永遠無法洗掉，也不該被洗掉的污點。可中共這種欺上瞞下和虛報邀功的劣根性至今沒有根除，并將直接影響到政策執行效果的評估和調整。各級黨政部門還在盡力隱瞞轄區的人禍，值得中央高層的注意。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民主和輿論監督渠道的暢通，以及各級黨委和政府負責制度的確立和有效執行。對官員非重典難以治中國。 至于餓死多少人，至今沒有權威的資料，有7、8百萬到3、4千萬之說。3、4千萬的由來有明顯錯誤，因為是按照58年前幾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得出62年底應有人口，減去實際人口數而得出的。錯誤在于：這段時期，人們在餓肚子時行房次數、懷孕概率和嬰兒成活率大幅度降低，出生率要比正常年份低很多。因此，這種算法將帶來千萬量級的計算誤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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