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提倡良好的文德文風

胡為雄

   來源：學習時報    

網摘編發

     毛澤東非常注重宣傳、新聞工作者的素質，強調并提倡言之有物的新鮮活潑的文風。因為輿論宣傳和新聞工作質量如何，與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的素質直接相關，與文章的質量直接相關。

　　報刊新聞工作者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根本的一條是要學會掌握分析的方法，看問題不要有片面性，即不要思想上的絕對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認為我們的工作一切都好或一切都壞都不合乎事實。在1957年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專門強調了這一問題。他指出，所謂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證法。故要克服片面性，就要把辯證法逐步推廣，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毛澤東告誡宣傳工作者切記要“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如果掌握了辯證法，神氣十足，但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的文章就會減少。

　　鑒于記者是宣傳和新聞工作的第一線人物，毛澤東尤其要求記者頭腦要冷靜，遇到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正確的態度。1958年11月與吳冷西談話時毛澤東著重談到這一點，他說，記者要善于比較，善用“勾推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認為全好，看到壞的就認為全壞。記者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講什么，就宣傳什么，要經過考慮。

　　克服片面性，寫文章有獨立見解，歸根結蒂在于宣傳新聞工作者敢于講真話。尤其是對黨的領導干部，毛澤東更是提倡他們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有良好的文德文風。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在1940年代有專門的論述。在為黨的七大所作的報告中，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偷”、“裝”、“吹”的不良現象，進行了認真的批評。他指出：所謂“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寫的整個小冊子，給調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如果這樣，就是偷，就是做賊，就是抄襲，就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不要偷。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不懂裝懂。黨內不允許裝，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少也不要裝，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不夸大，不扯謊，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級報告工作“夸大一點”這種習慣，還要把自己領導工作的缺點向人家公開。毛澤東這番富有針對性的話，在批評“偷”、“裝”、“吹”的不良習氣時，極力提倡不偷、不裝、不吹，敢于講真話的可貴品德和作風，這對于每個宣傳、新聞工作者來說都是適用的。

　　毛澤東不僅厭惡那些“偷”、“裝”、“吹”的文章，更是反對做“黨八股”文章。在延安時期所作的著名的《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他大力提倡端正的黨風、嚴謹的學風和新鮮活潑的文風，并歷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正因為“黨八股”危害極大，所以毛澤東在演說中號召全黨去打倒它，拋棄它，代之以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同時，毛澤東還闡明了提倡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風的前提是講究文章之道。他指出，寫文章要像列寧那樣先搞調查研究，要像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要遵守魯迅提出的幾條規則：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毛澤東還根據自己長期從事文字著述的經驗，進一步闡述了寫文章注意文法修辭的重要性。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有關章節中，毛澤東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他說，文章和文件都應具有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等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辭章問題。他批評許多文件的缺點是概念不明確，判斷不恰當，缺乏邏輯性，不講究辭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枉費精力又少有所得，故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文風。為此，毛澤東強調各級領導部門要大力培養一些較多地懂得馬列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辭章修養的“秀才”。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語》中，他也強調了講究文法和修辭的重要，并批評一些人寫文章不生動，不形象，不講究文法和修辭，好像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

　　毛澤東對電文、報告、指示、決定一類的文字要求更是嚴格，認為更應糾正文字缺點。1951年他在審閱一件中央指示時特地指出了這一問題，他說：一切較長的文電，均應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點，先用極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論，這便是新聞學上稱為的“導語”，亦即古人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腦子里先得一個總概念，不得不繼續看下去。為文應分清條理，去掉空話，但不可違背文法，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鮮明性。

　　對于報刊文章，毛澤東認為題材應活潑多樣，文風更宜通俗親切，才會引人入勝。在1950年代后期與新聞出版界代表座談時，他多次強調了這一點，說：“報紙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報上的文章不僅宜“短些、短些、再短些”，而且宜“軟些、軟些、再軟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在同吳冷西的談話中，毛澤東更是明確指出黨報不能只搞政治，要搞理論工作，要注意發表學術性文章，發表歷史、哲學和其他學術文章。不過，搞理論工作應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說：“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么說。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用自己的話寫文章無非是要使文風活潑，故毛澤東總是這樣強調，寫文章不僅要緊密結合形勢，寫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樣化，要活潑，甚至政論也不排斥抒情。

　　在注重文章內容和風格的同時，毛澤東還強調文章標題要醒目。他認為“標題要吸引人看，這很重要。”作為報刊方面的行家，毛澤東連報紙版面安排事宜也關注到了。在1958年1月給劉建勛、韋國清的信中，毛澤東指出要認真研究如何辦報，“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信的內容顯示了毛澤東在辦報方面的豐富學識。此外，毛澤東還特別重視更正書報上的錯誤，1949年4月，他為自己的文章《五四運動》及《人民解放軍布告》中的多處文字錯誤分別給北平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寫信，并附上親筆糾正的這兩文中的若干誤處。毛澤東嚴謹精細、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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