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11683    更新時間：2010-1-1

逛書店的時候看到了茅于軾自己的蓋棺論定，那是在一本由“青年學人”為他慶壽而專門發行的征文小冊子上。猩紅的腰封上羅列著為他加封的幾只高帽子，第一頂就是“經濟界的魯迅”。魯迅先生是最有骨氣的文人，向來是漢奸的死對頭，但他不滿意也沒有辦法。反正茅于軾看來是滿意的，照著魯迅先生的樣子擺拍了照片作為封面。只是把脖子抻得那么長，老褶子都幾乎抻平了，不免讓人懷疑那脖子是否受得了，其實大可不必如此難受，只需要再有一撇小胡子，也就很像了。　　

孔子曰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可惜圣人只活了七十三歲，自然沒有關于八十歲的總結，這多少是個遺憾。然而如今茅于軾終于活到了八十歲，他有自己的總結。　　

這篇《八十回望》，起頭便是“我到底與普通人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我經常在想”。這個問題我自己倒沒常想，但既然茅于軾已經想了八十年，不光在“最近有了結論”，并且“確實有所不同”，一定值得一看。　　

“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個不同。一是走北京飛機場的人行傳送道。大部分人都站著被動地等傳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卻等不及，要在傳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繞過許多人，還要對他們說對不起。這可以說明我與眾不同。”“我也有教訓這些人的意思，因為他們不懂得應該靠右邊站著。我認為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有沒有素質，只要看一點，就是懂不懂得照顧別人。不管一個人文化是高是低，學歷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顧別人就是沒素質。這一點我經常在思考和觀察，我認為這個結論是經得起考驗的。”　　

茅于軾是多次出國了，因此他“懂得應該靠右邊站”，可是他不知道由于效率低下，并且可能給老人孩子帶來危險，香港地鐵現在是“不建議在自動扶梯上行走”。如果他能從福特基金會多申請點錢，在西方多走走看看，就會發現有的城市是禁止在自動梯上行走的。其實北京機場的自動扶梯旁，都有寬敞的步行通道，茅于軾偏偏不走，這說明他并不是著急趕路。不著急趕路卻還要在傳送道上往前走，說得好聽點就是為了顯示自己跟美國主子學來的“素質”，要說實話就是腦殘。　　

如果有人由此嘲笑其淺薄那就錯了，人家茅于軾還有“再一點跟別人不同的，是在飛機上吃晚餐。我們3:45就上了飛機，要飛三個小時。可是起飛不久，四點多鐘乘務員就開飯，把飯分配給了每個人。這時根本不到吃飯的時間。可是大多數人就乖乖地吃起來了。而我等了一個多鐘頭才開始吃飯。這說明我和大多數人不同。”如果這是五年級孩子的作文，會被夸為有個性；如果這是中學生的作文，會被罵為有毛病，但這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具實踐精神的經濟學家”——這是第二頂高帽——認為自己異乎常人之處，這種匪夷所思的境界，遠遠不是裝B的問題了。　　

并不需要特別的留意，你就會發現茅于軾身邊有一些人，他們有這么一些共同點：他們大名鼎鼎，幾乎每個人都興奮地背著一長串的頭銜，其實并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兒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奇談怪論，一忽兒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實他們還有另外一個不為大眾所知的共同點——接受過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各種資助。凡事總有開頭，他們的開頭是這樣的：　　

茅于軾：1986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吳敬璉：1983年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　　

張維迎：1987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英國牛津大學進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就是漢奸，就像不接受其資助仍然可以成為漢奸一樣（這并不是指任志強，雖然他為茅于軾等人的某些活動提供了不少資金支持），但我們需要了解福特基金會的一點底細。　　

美國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發揮作用是在1953年改組之后。二戰后，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了解蘇聯。通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聯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域研究的機構。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里，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二十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并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 《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也譯為<誰承擔費用——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內基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　　

茅于軾踏上賊船之初，或許出于安全的考慮，也因為國內當時的環境不容，還是比較小心的，最起碼沒有公開跳出來。如今自知行將就木，茍延殘喘之際，想起主子的交代還沒有完成，正如那個同樣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喇嘛一樣，急惶惶扶著著棺材站起來，可惜已經端不得槍，上不去馬，能做的只有聲嘶力竭地叫喊。就讓我們看看他喊了些什么：　　

歡迎殖民論：“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后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么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么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喊著喊著就語無倫次了，一會兒要保衛有同胞的國土，一會兒又歡迎殖民了。別的漢奸們只顧跟著起哄，也不幫他兜著點。　　

放棄釣魚島論：“釣魚島的爭奪更是一個例子。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中國和日本爭奪得很厲害。在我看來，雙方都不值得為此傷感情。把爭奪釣魚島的力氣用在國內對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豈不更好．幫助沒錢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沒錢上學的孩子能上學，是不是更有價值．也許有人認為，釣魚島雖然現在沒有人，也可能將來附近有石油等資源，為什么不值得爭奪？但是我感覺大家為釣魚島動感情，并不是出于資源的考慮，還是出于主權的考慮．如果是為了資源，根本用不著斗爭，坐下來談判，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討論雙方利益分配，得出雙贏的結果，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競價拍賣,出錢多的一方獲得開采權.所出的錢成為放棄一方的補償。” 　　

——茅于軾此論，估計能氣得他父親和伯父坐起來。他這話看起來是同時對中日說的，貌似不偏不倚，實際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邊已經把釣魚島圍得鐵桶似的，這邊喊別爭了別爭了，自然是喊給國人聽的。　　

汪精衛救世主論：“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于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　　

——既為汪精衛翻案，又把貶岳飛一番。茅于軾急了眼，居然要改寫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了。　　

茅于軾雖然說起話來倒三不著兩的，可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改寫中國歷史，首先要從年輕人入手。　　

他趁著到處演講的機會，詛咒憤青們抵制日貨“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貨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們買日貨，對自己也有好處，沒有好處的事情我們是不會做的。不買了，就沒有好處了。用損害自己的辦法損害別人，何苦呢？”看來茅于軾不知要改寫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還要改寫世界史了。　　

為了顛覆青年們的價值觀，茅于軾誘導他們把人生的目標設定為“享受人生”。“一個人到底偉大不偉大，取決標準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時，能帶給別人也享受，還是破壞別人的享受。”前幾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順溜》，順溜為了完成狙擊日本將軍的任務，眼看著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親姐姐，殺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軾一定是不屑看這些東西的，因為按照他的理論，假如日本人騎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壞別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掙扎，他一定會像汪精衛一樣，“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沖器”，勸道：“太君且慢，我來鋪上塊墊子”。無恥的漢奸！　　

18億畝紅線錯誤論：關于糧食安全問題，看到最近有官員接受采訪，倒是斬釘截鐵宣布堅持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然而對于茅于軾所唱的反調，該官員只是認為屬于“學者認識不足”，居然還親自跟茅于軾討論此事。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相對于漢奸們的包藏禍心來說，官老爺們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糧食安全是不是個問題，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如果茅于軾到齊國故地山東淄博去，街頭上隨便找個小學生請教兩千多年前管仲在糧食問題上如何“三策興齊”的，孩子們會準確地告訴他關于服帛降魯梁、買鹿治楚、買狐皮降代的故事，齊國不費一槍一彈，收降魯、梁、代三國，而楚人降齊者十之有四。美國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們在控制中國大豆的原料、生產和加工市場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轍，現在玉米、蔬菜都出現了類似的跡象。郎咸平教授已經分析得很透徹。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你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全人類。連美國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寫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報告，可茅于軾還是咬牙堅持“糧食安全不是問題”——“我問了很多英國朋友、美國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說你們國家的糧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們是不是有一條什么紅線？他們都沒有的。”美國對糧食生產采取巨額財政補貼，這比任何紅線都要厲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給率，他們不是沒有紅線，而是把紅線劃到了國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亞瘋狂囤積了超過國內面積3倍的農田。　　

然而這就是茅于軾的邏輯——他問美國人有紅線嗎？沒有！再問日本人有紅線嗎？也沒有！美國日本都沒有，中國還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們知道天則研究所所謂的一年的專題研究是怎么做的。　　

恩道爾在《孟山都陰謀》里非常明確地指出，福特基金會是為美國轉基因、種子巨頭杜邦、孟山都充當開路先鋒和吹鼓手的。看看郎咸平教授的研究，你就會知道孟山都等外資公司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中國農業的原材料、生產和加工的。茅于軾拿出這樣一個“研究成果”，僅僅說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軟是站不住腳的。弱智的狡辯并不能掩蓋漢奸們企圖影響國策、為害中國的禍心。主子讓他怎么說，他就怎么叫。至于叫完了被人罵，并不全是壞事，以此向主子撒嬌，主子看怪可憐見的，又甩過來一沓美元。　　

茅于軾完成了主子交代的任務，卻沒有料到，自此之后，他的“學術討論”的面具就再也戴不上了，透過層層疊疊的老年斑，漢奸的猙獰面孔已經暴露無遺。　　

中國歷史上向來是不缺漢奸的。大漢奸里面，遠的有秦檜，近的有汪精衛。茅于軾們干著漢奸的勾當，卻又不甘心落個漢奸的罵名，于是一面當婊子，一面想方設法立牌坊。立了好多“主流經濟學家”之類的牌坊也遮不住，還得把這兩個大漢奸的死尸扶起來，自己才好躲在后面。只是秦檜一直在地下跪著，他們就想辦法把岳飛拉倒，岳飛倒了，秦檜自然就沒必要再跪著了；汪精衛分明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們就把恥辱柱打扮成十字架，把汪精衛描繪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世主。　　

秦檜死后才被人鑄成跪像，汪精衛也死在抗戰勝利之前。茅于軾八十歲了，人們詛咒漢奸，我卻希望他活著，活到人民審判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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