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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教授全盤私有化的路線圖

曾飛 · 2010-09-02 · 來源:烏有之鄉
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厲以寧教授全盤私有化的路線圖

曾飛

前言

  本文著重討論學術問題。學者的理論研究,應該直接對理論與事物原本的規律性相符合負責;而政治家采用他認為適宜的學術成果,進行決策,也直接對決策的后果負責。兩者本應明確分界。但在中國,學術時常混同政治,也就使某些所謂的學術從根本上喪失了自己的科學性,淪為一種利益集團的政治說辭。

  討論厲以寧教授的學術理論,僅限于關系到用以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主要觀點。既然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就不能是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也就是理論的總前提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符合的規律性也就必須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性,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性。在這里不討論其他理論問題。也就是不討論如何把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的指導理論。那該由美國情報局去研究,而不是厲以寧教授。同時也不討論經濟改革全面的得與失,那是另一個課題。

  而所謂的“全盤私有化”,“全盤”就是涉及整個經濟領域。“私有化”的所謂為“化”就是徹頭徹尾,徹底地把“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轉化為反面,卻“私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當然,“私有”的概念本來就界定為“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而私有制則是特指私人占有資本和土地,用以控制別人的勞動,盤剝他人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而不指生活資料和個人積蓄歸個人所有的所謂“私有”,這種私有是既成事實,目前還沒有人公開反對這種占有并主張改變這種狀態。有的只是貪官污吏暗地里用非法手段把公物占為個人的生活資料。但這屬于違法的問題。不屬于所討論的所有制改革的理論問題。

  另外,“私”不同于“民”。《說文》曰:“民,眾萌也。從古文之象”。按,古文從母。取蕃育也,上下眾多意,指事。“民”是群體性名詞,本意就不是指個人的“私”。《說文》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私,個人的,跟“公”相對。古指私田,《詩·小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因而,個人所有應該稱為“私有”,群體公有才能稱為“民有”。因而,所謂“國有”原本的含義應該是“全民所有”才對。改用“國有”的概念,就只有在人民真正是國家的主人的情景下,內涵才與“全民所有”同一;而在出現官僚是國家的主人的情景下,它的內涵就異化為“官有”,逐漸產生質變。以此類推,“私營”,指企業由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并主持經營;“民營”指企業由一群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主持經營。時下,故意模糊概念,已經成為時髦。諸如:民營替代私營,國有替代全民所有,待業、下崗替代失業,待富替代貧窮,農民工、打工仔替代產業工人,企業家替代資本家,公仆替代主人,創富替代剝削,性工作者替代賣淫,通俗替代低俗,包二奶替代納妾,GDP統計數字替代國民財富增加量……。故意模糊和制造混亂的目的,都是因為目的不宜公開聲張,需要暗渡陳倉之故。不渾水就不能摸魚。但科學方法需要先建立科學概念而區別于日常生活概念。為的是保持其概念所指的子集合的明確性,也就是每個元素屬于哪一個子集合的確定性。這是利用邏輯方法進行研究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前提,邏輯演繹就不可能進行,就會因為概念不同一或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而導致整個理論的錯誤。狹義的科學研究也就不可能進行。因而,故意混淆基本概念的所謂理論根本不能成為真正的理論,而只能是一種欺騙性的政治說辭。

第一站:用“民營”替換“私營”,開啟私有化之門

  首先,必須先澄清一個理論認識的錯誤:社會主義經濟絕對排斥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

  馬克思認為:“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正是由于農民的土地未被剝奪,中國的改革才沒有一下子倒向資本主義,但其前途令人擔心。”(資本論第一卷,第782-784頁)  

  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個人的勞動者仍然大量存在,個體勞動者、小業主和農民,都占有所必須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與勞動密切結合,并沒有分離。社會主義經濟當然不會排斥這種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而且在社會主義階段還不可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分離,資本控制勞動的狀態。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也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歷程是一個逐漸過渡的過程,因而在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的社會形態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應該貿然排斥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的,還必須加以引導,以利于發揮它的全部生產力。

  而目前的大量征地所制造的農民工潮和大量的國企和小業主被毀掉所制造的“下崗”潮(失業),正好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這些勞動力也只好依附于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企業,也就是厲以寧教授所強調的就業還要依靠民營企業的現實背景。目前絕對排斥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也根本辦不到。

  共產黨宣言早就明確指出:“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因此,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時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所謂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是逐步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這自然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并非一時一刻可以完成的過渡過程。社會主義本身就處于這個過程之中,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不僅僅是個體經濟,即使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都還會合理、合法地部分存在。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1993年又提出“在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發展,并依法加強管理。”也明確肯定生產資料私有與私營存在的現實意義。因而,刻意回避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私營完全沒有必要。

  那么厲以寧教授為什么要刻意回避生產資料私有與私營,而用“民營”來替代呢?

  厲以寧教授說:“民營企業不斷地成長以后,大家才感覺到,民營企業的確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在解決就業問題上,民營企業有很大貢獻,70%以上的新增勞動力崗位是在民營企業中。此外,民營企業為國家貢獻了大量的財稅收入,并且成為了出口企業中的一個新的力量。”竭盡全力張揚民營企業。

  民營的說法,來源于與國營也就是“官營”的官員直接包攬國企經營,所造成的許多不該有的弊端為人們所厭惡,因此期盼由民眾來經營而不是任由官員折騰。民營原本是與官營對舉的民間說法。這與公有制、私有制的經濟學概念并不相干。厲以寧教授卻看好民眾的喜愛,把這個日常生活概念挪用來作為自己私有化理論的基本概念(本應建立科學概念)。

  對于民營企業的定義,厲以寧教授并沒有明確給出,一直處于含混不清的狀態——作為科學研究,這是不許可的。但厲以寧教授對這種模糊有所偏好,這符合他的目的。

  有人認為:“根據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的觀點,中小民營企業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包括在內。根據目前國內的具體情況,民營企業至少包括以下六類企業:(1)個體工商戶;(2)個人、家庭或家族所有的企業;(3)個人、家庭或家族所有制的企業通過改制而形成的股份制企業;(4)通過國有資產重組而形成的,既有國家投資,又有個人、家庭或家族投資的企業;(5)合伙制企業;(6)由公眾集資而建立的企業。所以說,民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更加寬泛一些。根據上面的分類可以看出,顯然第一類(個體工商戶)、第四類(通過國有資產重組而形成的,既有國家投資,又有個人、家庭或家族投資的企業)不能劃歸到私營企業當中去。同樣,民營企業也不能簡單地稱為非公有制企業。……、‘民營’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詞匯,它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并且曾經非常流行。而現實卻很有諷刺意味,概念流行的民營企業,并沒有相應的法律地位。”(百度知道:中小民營企業的定義)

  顯然,民營企業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日常生活概念,而不是嚴密的科學概念。它僅僅存在于日常生活概念里,始終沒有成為科學概念。那么,一個嚴肅的學者以非科學概念“民營企業”來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性概念,那就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科學理論。厲以寧教授的私有化改革理論也就不可能是科學理論,至多是一種為利益集團進行政治游說的私有化改革主張的說辭。

  馬克思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 因而,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的對立,關鍵點在于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所獲得的剩余勞動或利潤,是歸資本的私人占有者所有,還是歸全民所有。

  2007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說法符合經濟學的科學概念。而厲以寧教授卻一直用“民營企業”的非科學概念來進行論說。

  這種偷換概念的把戲,是因為要公開抑制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張揚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不可能的。畢竟中國的執政黨依然宣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而公開抑制國營、國有企業而張揚民營企業則可以含混其辭地躲過這種理論限制。并以此借機獲取民意的支持。從而順利開通全盤私有化改革之路。開啟私有化的現實目的就是利潤歸資本的私人占有者所有,發改革財。

  厲以寧教授用“民營”混淆經濟學概念的把戲,效果相當出色。政界和學界統統被搞亂了,一塌糊涂地濫用“民營”。請看各式各樣的描述:“民營企業,簡稱民企,公司或企業類別的名稱,是指所有的非公有制企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是沒有民營企業的概念”;“企業只要沒有國有資本,均屬民營企業”;“國有民營企業的產權歸國家所有,租賃者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民營不等于私營,民營化也不能等于私有化”……。私有化也就在一片混亂中安全登陸中國。

第二站:所有制改革是關鍵,推進國企私有化的實質性進程

  在利用討厭“官營”,喜歡“民營”的民意來暗渡陳倉成功之后,厲以寧教授拋出新游說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不是價格改革而是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的對立面不是價格改革,而應該是法人治理改革。這樣說的目的是推銷“所有制改革”,回避“法人治理改革”的話題。 

  厲以寧教授指出改革的具體道路是:“中國所有制改革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可以租賃或拍賣;一般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可以由承包向股份制過渡;某些國民經濟命脈部門的特大型企業,仍然由國家經營。”或者拍賣掉,譬如福建泉州市就一次性把國企賣掉,直接私有化成為私企,當然還得稱為“民營企業”以遮掩私有化的真相。或者“靚女先嫁”把通鋼、林鋼等等無數的優質國企嫁給私人(一般所謂的民間人士是沒那個福分的,需要是官僚+有官方背景的私人才有福消受),全民所有的資本被刻意低估,巨大的國企財富竟然都魔術般地變成為“少數股”。從而官僚資本劫持了全民財富,用這些巨大的資本來進行資本主義掠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大量本來已經得解放的中國產業工人,由此光榮“下崗”,為改革做出犧牲,重新淪為被中外資本奴役的雇傭勞動力。

  厲以寧教授進一步說,“從長遠來看‘國進民退’絕非一種態勢,中國經濟應該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并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民營經濟不斷壯大,國有資產不斷增值,除了極少數行業是國家獨資和控股以外,混合所有制是今后發展的趨勢。” (2006年04月廣州日報,《厲以寧:混合所有制就是“新公有制”》)也就是私有制不斷壯大,公有經濟日益萎縮,是厲以寧教授所期盼的發展態勢。

  于是,被稱為“國家獨資和控股”的全民所有制將成為“瀕危物種”,像國寶熊貓那樣被人珍貴地藏于動物園里供民眾觀賞: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而在“民營經濟不斷壯大”的歡呼聲中奠定私有制為主體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基礎。

  網民Johnnyyu先生評論道:“國企公營化的發端是厲以寧教授在改革初期提出股份制設想。當時的經濟學家,大部分不贊成產權改革,小部分照搬西方,堅持私有化。股份制設想巧妙地避開了私有化這個敏感符號,在股份比例上做文章,既推進了產權改革,又說服了(或者說“欺騙了”)決策層。最妙的是,股份制利用了馬克思的話,反其道而行之,成了社會主義通向資本主義的橋梁。”所謂的國企公營化是指“國企民營化,或更準確地說,國企公營化”。含混不清的民營概念的妙用在這里又一次體現出來,人們在混亂中很容易被攪渾了,搞不清厲以寧教授是不是在搞私有化。但是Johnnyyu先生的斷語“股份制利用了馬克思的話,反其道而行之,成了社會主義通向資本主義的橋梁”是準確的。這正是厲以寧教授拋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所有制改革”論斷的要害之所在。

  馬克思說的是:“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過渡是從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向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轉化。而不是從國企原本的全民所有的財產,通過在股份比例上做文章,推進產權改革而變成私有資本的股份控股。私人實際控制了混合的資本,而被用來雇傭勞動力,剝奪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實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私有制,“成了社會主義通向資本主義的橋梁”。厲以寧教授的確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厲以寧教授的所有制改革“成了社會主義通向資本主義的橋梁”的論斷并非純理論的推演。2010-8-10劉仰先生關于《國企改制的一個經典案例》披露一個事實:“牧羊集團原先是揚州市邗江區糧食局下屬的邗江糧機廠,創建于西歷1967年。西歷1996年初,從工廠制變為公司制,成為江蘇牧羊集團有限公司。這時候的牧羊還是一家國有企業。西歷2001年,牧羊實行“股權優化”,國有股比例從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東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這是令我困惑的一個地方,為什么國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雖說國企私有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這一突然私有化的過程中,究竟有什么沒有公開的事實?據我所知,一些國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權分給員工,但是,西歷2001年時,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東數卻只有19人。據牧羊現在的介紹,目前它有員工1380人左右,2001年時可能不是這個數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團當初從國企變成私企,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操作方式?另有數據顯示,當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擁有的股權74.84%屬于經營班子。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對不對:當初國企的廠長、書記等管理班子,在國企私有化后,成為了私企的老板。兩年后,西歷2003年,包括許榮華在內的5位大股東擁有牧羊集團全部股份的85%。可見,在這兩年中,大股東人數持續減少,其中應該有一個“兼并”的過程。我的問題是:國企原管理班子成為經營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們分別以設么方式、什么價格持股?分別實際出資多少?我看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數字,許榮華當初出了50萬,便擁有了15.51%的股份。這實在是有點令人驚訝。按照媒體說許榮華在看守所里被迫轉讓了價值1.5億的股權,等于是說在4、5年的時間里,牧羊集團私有化后,個人股東的財富暴漲了300倍!如此驚人的財富增長速度,恐怕世間少有。”

  李畢升先生于2006-8-13介紹一個國企改制的案例也披露了另一個事實:“北京市太陽能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10月,是國家和北京市重點支持的國家級的國有科研機構;建所20多年來,太陽能所為發展我國的新能源事業做出突出的貢獻。曾經承擔國家攻關科技項目24項,國際合作項目4項;獲得國家專利150項;建立了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了專業化節能產品生產基地——公司包括國有資產控股49%的北京桑普陽光技術有限公司、國有全資并擁有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熱管真空管生產車間的北京桑達太陽能技術有限公司、桑普光電技術有限公司以及國家新能源工程中心。1985年在前任江所長的領導下,太陽能所進行了內部管理體制改革,以太陽能研究所創辦北京桑普技術公司為標志,探索出了一條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引導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自力更生謀發展的新路子,也走在了全國科研院所的前列。……與顧雛軍侵吞科龍公司國有資產的手法有些相似之處,對照2004年2月頒發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令第3號),借用郎咸平教授的說法,他們是以這樣的“五板斧”囊括了上億元的國有資產: 1. 國有資產嚴重被低估。2004年10月10日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項目編 號為G0401984的掛牌資料中(見附件二《掛牌資料》),無形資產和固定資產等被嚴重低估:總資產9000多萬元,負債3000多萬元,凈資產6000多萬元,其中固定資產只有1100萬元;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只有2690.51元。2000年前任所長離任審計的帳面資產情況(上有繼任者韓某的簽字)是:總資產204673178.58元,凈資產143115059.3元,土地沒有評估在內。除了潛虧和不良資產,調整后的總資產為156533178.58元,凈資產94975059.3元(北京桑達太陽能有限公司合資方德國奔馳宇航公司撤走留下的2000萬元投資還沒有計算在內)。事實上這三年企業雖然經營業績逐年下降,但也都沒有虧損,每年所長的年終總結報告中凈利潤有幾百萬之多,也就是說凈資產應該增加才正常。”其中“程某是政工師,由北京科學技術研究院人事處調任太陽能所黨總支書記,2002年接替退休的孫哲同志任北京桑普陽光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而公司業績卻由她接任時的年約400萬元純利潤降到2004年她離任時的6萬元!按國家政策規定,她應該于2004年11月15日退休,她堅持不退休,在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大哭大鬧爭取到延長半年退休,說是要充當改制咨詢人的角色,她操作的結果就是她制定了有利于她的改制政策——在僅僅到太陽能所3年,而且領導業績一塌糊涂的情況下,居然堂而惶之地拿到16萬元的改制補償金,并獲得了100多萬的股份!”

  這兩個案例都具有典型意義,它揭示了通過所有制改革把公有制改革成私有制的具體操作路徑:有權有勢的一幫人是如何借此改革策略鯨吞公有資產,發改革財,發展私有制的。

第三站:公眾持股的股份制就是新型公有制,公有制脫胎換骨成私有制

  緊接著,厲以寧教授就將“公眾持股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定位為“新公有制”。厲以寧教授所說的“中國經濟應該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并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民營經濟不斷壯大,國有資產不斷增值,除了極少數行業是國家獨資和控股以外,混合所有制是今后發展的趨勢”,“混合所有制就是新公有制”,“公眾持股的股份制是新型公有制”就是在給私有化所產生的私生子正名,使之成為真正的接班人。以便確立官僚資本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統地位。

  厲以寧教授說:“可以采用董輔礽教授的說法,把公眾持股的企業稱為公眾所有制企業。這種企業之所以是公有制企業,因為公眾持股不僅具有集體所有的性質,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新的集體所有,因為過去的集體所有徒有虛名。換一種說法,也可以把新的集體所有制稱做共有制。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眾持股的企業是不是真正成為公眾所有,還取決于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是不是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只要公眾持股的企業建立了完善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董事會能反映股東們的意愿和維護股東們的利益,監事會起著監督董事會和總經理的作用,那么這種形式的公眾持股企業就屬于公眾所有制企業。”

  看看百度百科詞目:“公眾。基本解釋:大眾,大家。從狹義上說,公眾是除自己及與自己有相當關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團體)外的人群,具有排他性。……就個人而言,法律意義上的公眾必須是狹義上的公眾。”那么,所謂的“公眾持股”,一般應該指的是大家私人出資來持股,你總不能拿公有的錢來持有你自己的股份吧?那是貪污。也不會“產權不明晰”,大家拿錢給你去買股份而讓你自己來持有股份吧?那是非法集資。那么,這些已經轉變成資本的錢財——股票必然是屬于私人所有,這如何能變成“集體所有”或“共有”呢?試問你厲教授所持有的股票,肯拿來和曾教授“共有”嗎?如果肯,那當然這就是地地道道的“集體所有”或“共有”的公有制。否則,還是老老實實把它叫做私有制為妙,以免曾教授乘機以“共有”為借口來與你共享這些股票的權益,讓厲教授吃啞巴虧。另外,“公眾”一詞還包含另一層含義:“公眾是除自己及與自己有相當關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團體)外的人群”,也就是排除“關系學”,是由與控股者沒有特殊關系的大眾來持股的,這才具有正當性。但事實恰恰相反,主要持股的所謂“公眾”正是那些“與自己有相當關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團體”。

  顯然,“公眾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新型的公有制”的判斷不能成立。“公眾持股”所持的股份具有私有性質的前提推不出“公眾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新型的公有制”的結論。

  厲以寧教授就這樣利用這個“公眾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新型的公有制”的假命題來指導國企的股份制改革,暗中把公有制脫胎換骨成私有制。

  厲以寧教授的這個“公眾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新型的公有制”的結論還直接與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的結論直接對抗。報告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是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

  我們不妨也來看看厲以寧教授這樣的公眾持股改革之后,到底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陳寒鳴先生披露的事實是:“‘一賣了之’更被相當一些地區推奉為國企改革的模式,如某縣原有縣、鎮、村三級公有企業,1995年該縣級市出臺了一個深化綜合體制改革的20條規定,提出‘以賣為主,加快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認為‘賣得越徹底,企業轉制也越徹底,效果也越明顯。因此,必須把‘賣’作為企業改制的主要形式,把政府從競爭型的工商企業中退出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結果,經過如此‘改制’,占原有三種公有企業90%以上的1771家公有企業被賣掉了。現在,像該縣級市出現的這種情況,在全國范圍內已早非鮮例。如江蘇省,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本很發達,而到上個世紀90年代后半期則已幾乎將之都變成了所謂‘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并全都是‘經營者持大股’。浙江省到1996年已將幾乎所有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改制成私人所有或股份制企業,而改制后的所謂股份制企業也全都是‘經營者持大股’。風氣所及,連遼寧省的許多地方都在實行‘一元錢送國企’的政策,將許多中小國有企業變為經營者私人所有。……”

  顯然,所謂公眾持股的“公眾”就是那一幫你知我知的人,他們才是這場地改革大戲的主角,勞動大眾至多跑跑龍套。公眾持股的“公眾”其真實含義是“特權階層”。改制后控股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實現的必然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而不可能是馬克思所期望的利用股份制來實現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過渡。厲以寧教授不是繼承和發揚馬克思關于股份制的思想,而是與之明火執仗地對著干。

第四站:新基尼系數理論,貧富分化太小,拉大貧富差距,促成官僚資本壟斷

  在私有制占據中國經濟的主體地位之后,關鍵問題就是進一步剝奪中小民間資本,消滅中產階級,使資本高度集中,促成官僚資本成為壟斷寡頭。為最后達成這個改革的終極目標,厲以寧教授又炮制了“新基尼系數理論”,以便克服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理論揭穿中國經濟因為股份制改革而陷入兩極分化的泥潭,造成極大的民憤,阻礙繼續私有化的進程。

  英國《經濟觀察報》以“中國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的新基尼系數理論有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顯目標題推出報道,為厲以寧教授炮制“新基尼系數理論”為兩極分化辯解的壯舉鼓與呼。
    
  英國《經濟觀察報》2007年5月8日訊: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最近提出的新基尼系數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界引起極大震動。

  厲以寧教授的理論是,按中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的情況來分析,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加權平均,算出一個總基尼系數。這個總基尼系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

  根據這種計算方法,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將是一個低于0.2的數值。厲以寧教授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是事實就是如此——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目前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這表明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GDP才能上去,中國才能進步。

  根據這個新理論,厲以寧教授就可以輕松地斷言“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這就是泡制新理論的直接目的,中國既然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還“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那么進一步的改革就非常必要。那就是通過建構以投機炒作為主的股市大賭場,改變股市作為資本市場,強化企業資金來源的原本功能,并借助于壟斷競爭的力量,大小通吃,并吞中小資本,最終走向官僚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官僚資本”高度壟斷的大一統局面。這就是全盤私有化改革的偉大勝利。

  有人會說,厲以寧還是強烈反對壟斷的。他說過:“第一個遺憾,就是城鄉二元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第二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當中也存在著問題,比如行業壟斷;……壟斷不打破,民營企業起不來。”(羊城晚報,《厲以寧稱股市現在處于調整期》)請注意,厲以寧教授強烈反對的是國企壟斷,而不會是在“民營企業”名義掩護下的官僚資本壟斷。反對所謂的“國企壟斷”為的是給他的“民營企業”讓路,為官僚資本壟斷開路。2010-03-04政協分組討論的會場里,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談及“國進民退”這一熱點問題時,厲以寧委員表示:“‘國進民退’或者是‘國退民進’都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應是平行發展,主要是把行政權力拋除在外,完全是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企業)誰有效率誰上,誰沒有效率就被淘汰,這才正常。所以,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要著重于自己的效率,注重企業的自主創新。現在出現某些民營企業受壓的情況,就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用行政的權力來搞壟斷,是一種不公平的情況。”(環球時報,《厲以寧:國企用行政權搞壟斷是一種不公平》)須知,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所謂“公平競爭”之下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寡頭壟斷。特別是在中國反壟斷法缺位的情景下,寡頭壟斷就更是通行無阻的。因而厲以寧教授充滿自信地說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進退機制應該是怎樣?我認為,這個機制的前提應該是公平競爭,誰的競爭力強,就把其它企業淘汰掉。”當然,厲以寧渴望淘汰的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厲以寧稱其為國有企業。厲以寧用反行政壟斷的借口要達到的目的“主要是把行政權力拋除在外”,也就是徹底否定馬克思關于利用政治統治來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的基本原則,以復辟資本主義。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會說,對于股市厲以寧還是強烈反對炒作的。他說過:“對泡沫問題,股市總有泡沫的,沒有泡沫,不稱為股市,問題是泡沫太多了還是少的問題。……對股民的風險教育始終要擺在重要的位置上。假定股民都不知道股市的風險,就容易造成股市中的一些恐慌的心理。所以我最后對股市有這樣一句話:股市的正常發展,應該著重于中長期的投資,短期炒作過多的話,就增加了股市的風險。” 對此,有報道說,和每天在股市里快進快出的中國中小投資者不同的是,羅杰斯的做法是目標放長線釣大魚。羅杰斯表示,他除了看報紙順便留意一下中國股市以外,平時幾乎不怎么看行情,甚至連自己手頭的中國股票現在值多少錢也沒有概念。資本寡頭的股市投機炒作是“放長線釣大魚”,不是散戶的小炒作。厲以寧反對的是散戶的小炒作,那樣會增大股市的風險性,造成恐慌心理,嚇走股民,不利于資本寡頭的投機大炒作,也就是“放長線釣大魚”,然后大小通吃,使資本高度集中。你聽聽厲教授的弦外之音就知道成為大賭場的股市的妙用了:“股市總有泡沫的,沒有泡沫,不稱為股市”。至于美國股市的泡沫是什么東西,大家去查一查就明白了。  

  不過,厲以寧教授的想象力也太豐富了點,把自己想象得太聰明了,把13億中國人想象得太愚蠢了。這樣一個低智能的把戲民眾一眼就能看穿。

  網民“二次到白區”嘲笑道:我能證明武大郎和姚明的身高差不多!雖然大家都眼睜睜地看到武大郎的身體只頂到姚明的屁股上面一點,比姚明矮了一倍還多,可是這些都是大家的錯覺,我能用科學手法證明武大郎和姚明實際上差不多高。我把武大郎和王矮虎劃為一組,把姚明和穆鐵柱劃為一組。武大郎和王矮虎的身高相差6厘米,姚明和穆鐵柱的身高相差4厘米,這樣,我來個一平均,6加上4然后除以2,這樣我就算出了他們四個人身高的平均差距為5厘米,所以武大郎和姚明的身高相差5厘米,倆人差不多高。聽說厲以寧大師在基尼系數的算法上另辟蹊徑,糾正了以往算法的錯誤,取得了飛躍的成果,還獲得了諾貝爾大獎的提名。他的成果是:算基尼系數時,應該城市和農村分別計算,然后取什么加權平均。他的這個成果看似很深奧,很能唬人,其實和我的算法一樣,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啊。不過,要說這個厲以寧大師,畢竟還不行,比起我來,他還得算是個小兒科,徒弟輩的,他的算法還有缺陷。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缺陷來。基尼系數最好的算法應該是:應該把富人和富人劃在一起算,中產階級劃在一起算,所有的窮人劃在一起算。這樣,富人這一部分的基尼系數必然接近于0,中產階級這一部分的基尼系數也必然接近于0,窮人這一部分的基尼系數也必然接近于0,這樣一取他的那個平均,全國的基尼系數就接近于0了。這是最好最正確的算法。

  厲以寧教授開的是國際玩笑,網民也只好嬉皮笑臉地與之搞笑,否則也太抬舉他了。我倒是很同情厲以寧教授,惺惺惜惺惺,看來他是心力交瘁,為中國的和演事業鞠躬盡粹啦!要給出更好的理論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過高的要求確實不近人情。

  要嚴肅的講,厲以寧教授的新基尼系數理論無論再如何作高深的數學與經濟理論的包裝都逃脫不過一個致命的錯誤:他違反了系統論的基本原理,理論鐵定是錯誤的,無藥可醫。

  問題其實很簡單,厲以寧教授的“新基尼系數理論”用違反系統科學原理“系統的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總和”的方法來建構,所以一定是錯誤的,無需再作其他努力去挽救它。

  所謂的“系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元素”所組成的,這些元素之間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即元素之間按一定的方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時,它們組合成為一個“系統”。系統科學的整體性原理就是“系統整體不等于它的局部的總和”。這個意思可形象地表示為1+1≠2,意即局部與局部功能相加,不等于其整體的功能。系統的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總和,就像一人的人體并不等于他的手、腳、頭等組織器官的總和一樣。因此,有了組成系統整體的各部分的屬性,并不一定就能夠以簡單的加和的方式而得出系統整體的屬性。除非各個部分的相互聯系微不足道,可以忽略,才具有可分性,可以近似地把各個要素當成獨立的部分,用加和的辦法得出整體的近似屬性來。譬如一塊石頭的重量,它已經裂開為兩個部分,兩個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或影響小到可以忽略,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夠先測量出各部分的重量,然后加和得出整塊石頭的重量。而中國社會卻是一個復雜系統,即使被厲以寧教授用“城鄉二元體系”的借口割裂成兩個部分,但認為“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體系,這種體系是歷史形成的。城鄉居民的收入來源、消費方式、社會心理都有極大的差別,因而必須將二者分開計算”的理由還是站不住腳。因為城鄉之間的聯系依然十分緊密,特別是關系到貧富差距的相互聯系特別明顯。譬如,農民工的被貧困就是城市一大批富人暴富的來源,農資供應與農產品銷售渠道的壟斷暴利,還有城鄉之所謂剪刀差更一向是所謂財富積累的根基。在這樣的緊密的聯系下,這兩部分根本不具有可分性,無法忽略城鄉兩部分之間的聯系而視之為獨立的兩個東西。如果將二者分開來獨立計算而后加和,必定會扭曲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縮小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而不是像厲以寧教授所斷言的那樣:“如果將二者混合計算,將夸大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這種錯誤是違背“系統的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總和”的系統科學原理的典型錯誤。“系統的結構決定系統的功能”,正是城市與農村之間按一定的方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組合成為一個中國經濟系統的這種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整體功能。換句話說,正是這種包含了剪刀差的歷史形成的結構,決定了中國貧富懸殊的系統整體屬性。把它忽略掉,就忽略了本質性的東西。這當然不是科學的方法。

  而厲以寧教授的計算方法就是:“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加權平均,算出一個總基尼系數。這個總基尼系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中國的基尼系數,或稱為“總基尼系數”是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的整體屬性,“城市的基尼系數”和“農村的基尼系數”是兩個部分的局部屬性。兩個部分的基尼系數之和——加權平均,依照系統科學原理,不等于系統整體的屬性:中國的基尼系數或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個據英國《經濟觀察報》所稱,有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厲以寧新基尼系數理論,竟然連被稱為“科學理論”的起碼資格都不具備。以這樣的小兒科的理論來催促全盤私有化的最后進程,達成官僚資本壟斷,失敗是必然的。

結語:厲以寧教授改革理論才是名副其實的“偽科學”

  近年來,中國被嚴重西化的一幫學者,總是用理論不符合理性思維的規定,不符合邏輯規則來否定中國傳統學術,并稱之為“偽科學”。學術理論可以借助于理性思維,即形式邏輯和系統科學原理來建構,也可以借助于形象思維原理來建構。學術理論如果借助于形式邏輯和系統科學原理來建構,卻又故意違反它的基本定律或原則,則這樣的理論不能成立。而借助于形象思維原理來建構,如果故意違背模式思維的基本原理來建構,自然理論也不能成立。厲以寧教授在建構關于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理論時,所借助的是理性思維方法,因此就不得違背形式邏輯和系統科學原理,如果故意違反它的基本規則或原理,則所建構的理論就不能成立,也就可以依照中國被嚴重西化的一幫學者的偏好,稱之為真正的“偽科學”。

  形式邏輯有四大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系統科學的基本原理有“系統的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總和”等。

  而厲以寧教授在建構關于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理論時卻刻意違反這些基本原理:

  首先,違反了同一律。同一律是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之一,就是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必須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判斷。厲以寧教授卻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在不同一的意義上使用“民營”等概念,故意違背同一律,制造理論混亂。

  其次還違反了矛盾律。矛盾律又稱不矛盾律,它通常被表述為A不能既是B又不是B。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對同一對象不能同時作出兩個矛盾的判斷,即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譬如一種所有制,不能同時既是私有制,又不是私有制。違背了矛盾律的要求,思維就會陷入邏輯矛盾。而任何包含邏輯矛盾的思想又總是錯誤的,所以思想的無矛盾性是正確思維不可缺少的條件,也是構造一個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則之一。厲以寧將“混合所有制”定位為“新公有制”(或“新型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就是一部分是私有制,一部分是公有制,由兩種成分混合組成;而所謂“新公有制”的定位則應該斷定其屬于公有制。在這里“新公有制”既是公有制,又不是公有制(有一部分是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兩者自相矛盾,違反了矛盾律。

  其三,又違反了排中律。排中律意為任一事物在同一時間里具有某屬性或不具有某屬性,而沒有其他可能。排中律同時也是思維的規律,即一個命題是真的或不是真的,此外沒有其他可能。既然“把公眾持股的企業稱為公眾所有制企業”又說“這種企業之所以是公有制企業”“還取決于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是不是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只能斷定“公眾持股的企業是公有制”的命題為真,或不真,判定是與非。不能斷定為其他可能。即含混其辭地斷定為所謂的“公眾所有制”、“共有制”、“新的集體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而處于是與非之間。這樣就違反了排中律。

  其四,還違反了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要求任何判斷必須有充足理由。厲以寧教授創造了“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加權平均,算出一個總基尼系數的新方法”并做出了“這個總基尼系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的結論違反充足理由律。厲以寧教授沒有給出為什么兩個基尼系數的加權平均就是整體的基尼系數的充足理由。厲以寧教授從“公眾持股”的前提推出“公眾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新型的公有制”的結論,認定“公眾持股的股份制”就是新型公有制。這個論斷也不具有充足理由。還有,國企具有政企不分等弊端,根據這些弊端就斷言“改革的關鍵是所有制改革”也不具有充足理由。至少,可以認為國企具有政企不分等弊端是法人治理缺陷所造成的,而不是所有制缺陷所造成的,邏輯上無法得出所有制必需改革的結論。這一些列理論演繹都違反了充足理由律。

  最后,又違反了“系統的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總和”的系統科學原理來建構所謂的“新基尼系數理論”,給自己的改革理論徒增了一個笑柄。

  因此,厲以寧教授關于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理論嚴重違反理性思維的基本規律,其“理論”不能成立,可稱之為真正的“偽科學”。給這樣的假理論頒獎,暴露了科學評價機構的墮落:權力或資本挾持了科學。采納這樣的“偽科學”來治國,只能誤國誤民,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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