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謊言及毛時代真相
評茅于軾《在紀念王佩英誕生95周年會上的講話》

老漢

茅于軾每次講話都是理直氣壯，好像真理在握，其實是滿篇謊言，因此我把文章起名為《真實的謊言》。
我不知道王佩英是個怎樣的人物，也不知道她具體的反毛言論，因此無法對她作深入評論。王佩英有句話，“認為毛澤東應該下臺，不適合再當領袖”，茅于軾對這句話評價認為，“她有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我認為這句話并沒有表現出王佩有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因為當時美帝國主義、蔣介石、地富反壞右分子都希望毛澤東下臺，這不需要什么敏銳的觀察力和分析能力，這是階級本能的反映。但茅于軾借紀念王佩英肆意攻擊毛澤東主席，對此我想理論理論。

在茅于軾的眼里毛澤東最喜歡殺人、整人的。他把社會上的現象收集起來，籠統地扣住毛澤東的頭上，這是極不道德的。毛主席是不主張殺人、整人的，他是希望通過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錯誤，還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治病救人。就是對敵人他一般也不主張殺，而是通過勞動改造，使其變成自食其力人，像對國民黨戰犯包括日本戰犯都是采用了教育改造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也是世界的榜樣。文革中，毛主席總是說“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聽到江西匯報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報復思想時說：“不能不教而誅，誅就是殺，誅就是殺人。不能不教而處罰人，過去就是吃了這個虧嘛！”又說：“殺人總不好，人家殺你不好，你殺他也不好。”“要很好說服，不打擊報復，下跪、高帽子、掛牌子、還有什么噴氣式啰，這不好。”毛主席從來沒有提過要多殺人，也從來不提什么“從快從嚴”等主張。毛主席歷來主張是不殺人，或少殺人。對于殺人他是慎之又慎，他說過，人頭不是像割韭菜，割掉還會長，在延安整風時，他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意見，以后他在死刑問題上建議增加一條死緩，以便糾正錯案。文革中有殺人現象，起初有保爹保娘派紅衛兵殺人的，以后被分成兩派后，搞武斗也有互相殺人的，毛主席說，“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臺。”話得說回來，在各種革命運動中，沒有不死人的，有敵我雙方死人的，也有冤死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黨的歷史中，也錯殺過自己的同志，冤枉過好人。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錯誤路線造成的，有執行政策者的錯誤思想造成的，有公報私仇，還有混進在革命隊伍中以“革命名義”行反革命目的殺人的，還有在革命形勢緊急關頭，來不及再進行調查，為了保護大局，錯殺的；總之革命隊伍也是復雜的，革命形勢也是復雜而多變的，斗爭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要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不分青紅皂白，挑出幾個死人的問題做文章，那么天下就沒有革命可言了，只要是革命總可以挑出幾個冤死鬼的，就是像現在這樣的和平環境里，難道沒有冤死鬼？沒有隨便打人、隨便被抓人、隨便把人送進精神病院的？現在全國就有1.73億精神病患者，就是自殺的每年也有幾十萬，拿幾個死人的事件來否定革命，否定一個人，那么古今中外的革命運動和領導者就沒有一個是好的，關鍵是要看革命的主流。共產黨歷來都是發現錯誤予以糾正，給予平反。而對人的處理，毛主席主張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以教育、改造為主，茅于軾承認自己是右派，不需平反的也平凡了。茅于軾說，“但是后來運動一個接一個，多少人餓死，受害，被殺，被斗，被關。”如果毛澤東時代是這樣的時代，人民應該活得很慘，既然很慘，那么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不到30年，人口從4.5億增加到近10億，翻了一番還多？而且壽命越來越長，像從毛澤東時代受迫害過來的精英們活得比現在的知識分子年齡還長，近5年內，共有135人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專家逝世，平均年齡僅有53.3歲。我們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國十大笑星侯耀文59歲去世，創新理論標兵方永剛46歲去世，中央電視臺十佳播音員羅京48歲去世，當今的知識分子越活越年輕了。說明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安定，活得很健康，精神上無壓力，不用著為生老病死等問題操心、擔憂。

茅于軾說，“文化革命這場浩劫是對中華民族極大的犯罪”。而這場“犯罪”的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領導的，因此文革中出現的問題，理所當然要由他負責。因此文革中的爭論的焦點就是：該不該發動文革？有沒有必要發動文革？后來大人物認為不應該發動文革？因此認為發動文革是錯誤的。定為錯誤的根據是xxx所說，“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意見很清楚，毛主席的愿望是好的，要避免復辟資本主義，但是毛主席把中國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估計，把革命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現實證明，黨內不僅有走資派，而且還有資本家，擁有資產二萬億（2006年），中國億萬富豪資產九成依靠權力，究竟是毛主席錯誤的估計了中國實際情況，還是某些人身在其中不知臭？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人少，反對的人多。劉少奇在其檢查中說，“當時中央各部委和團中央都很積極，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紹派往各學校，此外還向各機關派工作組，一開始就做出了限制群眾的方法，如：不讓群眾上街游行，不讓學生上街，要內外有別等......并批準了北大工作組的錯誤做法，以為學生的革命行動是反革命。這就給全國定了基調，還批準了給中央的報告，也發生了不好的影響。在北京許多學校的所謂排除干擾的斗爭，因此，在許多工作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斗學生的現象，圍攻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恐怖氣氛，這是白色恐怖的。”“雖然才50天，但損失是很大的。這種后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肅清，有些地方變本加勵，造成了群眾的對立。”很明顯他們像過去一樣把運動權接過去，然后把運動的矛頭指向群眾。文革初期走資派派工作組，組織自己的子女成立紅衛兵把大批學校的師生打成反革命，又殺向社會，隨便打死所謂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走資派為了保自己，挑動群眾斗群眾，挑起武斗，難道這些賬也要算在文革頭上，其實這些都是反文革的走資派搞的，只能算在反文革者的頭上。但不少關于文革的回憶中，把這些賬都記在發動文革的毛主席頭上。毛主席說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是那些反對文革的黨內走資派挑起來的，然后他們接過話題就說，“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故意把文革推向極左，然后把他們所造成的錯誤、罪過按在發動文革的毛澤東頭上，歷次運動他們都依此手法破壞運動。茅于軾要求對文革發生的事要清查處理，他說，“那時候主政的人應該認罪。這不是道歉的事，是認罪的事。冤有頭債有主，死了這么多人，怎么能不了了之。這些主政的人是有血債的。追究這個責任不是為了報仇。”我同意茅于軾的意見，把文革中死的人，一個個都調查落實一下，把事實真相調查清楚，看誰該負責，看有幾件事情是要毛澤東負責的？當然對捏造事實誣陷他人的也應負法律責任。

關于文革期間“生產大幅度下降，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體，經濟幾乎崩潰。”如果“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體”那么全國幾百萬人怎么能光著屁股、餓著肚子進行大串聯？而且吃飯、坐車都不要錢，現在如果200人上訪，敢不敢免費吃飯，免費坐車？可以平安無事？文革中除了兩年生產有所下降外，其余都是上升的，而且上升幅度也很大，至于經濟幾乎崩潰一說已有多人用事實進行了批駁。可見茅于軾是胡攪蠻纏不講理的。

茅于軾特別把文革中“文物被破壞”進行了細致的描寫，他說，“尤其是把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的文物，凡是能夠移得動的，拿得到的，像古書，古畫，古家具，金銀玉器，統統都毀掉。搬不動的古建筑，統統都砸爛。這是一場動員全民族最徹底的文化消滅。”看起來非常真實，猶如茅于軾身在其中。現在我也引用一段最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了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還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的撰寫者；他是中國明確提出文物定義的第一人，一生都在為制止文物走私、古跡破壞而奔走呼號的德高望重的謝辰生老專家，下面是記者和謝辰生的對話：

《瞭望》記者：“（現在）難道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　”　
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斗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　　
　　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余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瞭望》：“是什么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開始變得復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強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

茅于軾先生聽見了么？“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這里可以看出，茅于軾不但立場錯誤，而且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他不看報不讀書，不顧事實瞎說八道。請問茅于軾先生，究竟誰是發動了“一場動員全民族最徹底的文化消滅”？不是一般的消滅，而是最徹底的文化消滅，可見他無恥到何種地步！茅于軾是個無知無畏、敢說敢為的“好漢”！他還說，“人民的道德方面，鼓勵無情殺戮，徹底取消人和人的同情心，把人性善的方面給予絕對的否定。存在的只有斗爭，殺戮，暴力。”“那時候人變成了狼狗，只會聽從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經泯滅。中國淹沒在黑暗之中。”茅于軾不愧為大右派，他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道德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時代是歷史上道德最好的時代，這是人民有目共的，按照郎咸平的說法當今社會才是中國有史上以來最黑暗的時代。網上有句話，“毛澤東時代教人學好，不學好，沒有好日子過，XXX時代教人學壞，不學壞，沒有好日子過。”毛澤東從沒有教人要自私自利，化公為己，總是教人要為人民服務，要斗私批修，要學雷鋒，要學白求恩、張思德，要以國家、人民、集體的利益為重，見困就難上，見利益就讓，把危險留給自己，把生存留給別人。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就很難產生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出賣國家、人民利益等丑惡現象，把人變成了狼狗的不是那個時代，現在有些人已經達到吃人不吐骨頭地步，而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對敵人狠，對人民親，現在是對人民狠，對敵人親。

茅于軾說，“（文革）過去人都說，責任在毛主席和四人幫。但是我不這樣看。我認為有一半的責任在老百姓。如果四人幫到美國去發動文化革命，未見得有人響應他們。所以文革之所以能夠搞起來，和中國百姓的無知，恐懼有關。不說人人都像王佩英，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我想文革就搞不起來。”茅于軾講的似乎煞有其事。這又是茅于軾的不學無術，他自己無知、愚昧，還說中國百姓無知、恐懼。中國百姓恐懼什么？有“四大”的權利，有成立群眾組織的權利，有批評各級領導的權利，當時恐懼的是黨內走資派，當然像茅于軾這樣的右派內心也有恐懼。當時歐洲、美洲、亞洲的革命群眾都仿造中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世界知識》雜志）刊登的《那十年（1966-1976）我們怎樣看世界》其中有一段，“１９６８年5月，就在中國文革的同時期，法國的學生一馬當先，歐洲各國青年集體跟進，在巴黎和各大城市手持“紅寶書”，高舉標語，示威游行，占領學校，筑起街壘，與軍警對抗，大字報、大竄連，巴黎有30座大學被占領，80萬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廠被占領，1000萬工人罷工，法國癱瘓，戴高樂被宣告失蹤。使巴黎成為繼續北京之后的第二個革命的中心。“毛澤東主義”影響的并非只有青年學生，西方左翼知識界名流也紛紛為毛主義站臺。以法國為例，薩特、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線。他們這一代人早已成為歐洲社會的中堅了，令人不勝唏噓”。“毛澤東主義”這個中國人陌生的詞，曾在1960年代掀起過世界性波瀾，1990年代轉入低潮，但從西方校園里的左翼師生，到亞洲、美洲山地叢林里的游擊隊，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雖然他們正逐漸被邊緣化。“農村包圍城市”、“徹底砸爛舊世界”這些新生代中國人完全陌生的口號，在互聯網，在貧窮山村殘破的墻上，依然被人不斷重復，只不過它們不再是中文。日本“文革”顯然更得毛派真傳，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口號下，學生運動中的激進力量很快就發展出以武裝暴力革命為手段的赤軍，隨后，赤軍真刀真槍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日本街頭有大幅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標語。當今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是當時東京工業大學紅衛兵的頭子，非常激進，非常出名。最近他在東京街頭演說盛贊毛澤東，說日本的外交可能發生不再追隨美國言聽計從的大轉型。印度的校園“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爾各答暴發，停課鬧革命的學生除了抵制考試、砸毀學校設備、涂寫毛澤東語錄外，還掀起“砸毀塑像”運動，圣雄甘地、國父尼赫魯和詩人泰戈爾的雕像都未逃過此劫。在帝國主義的大本營--美國，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雖不被看成是共產黨組織，但卻從毛澤東的“反對階級壓迫，進行階級斗爭”中獲得了精神指導。熟讀“紅寶書”的黑豹黨創始人牛頓提出的策略是：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另一位領導人福瑞德·漢普敦則堅信：“政治權力不是來自于我們身上花襯衫的袖子，而是來自于槍管子。”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語錄》僅在法國就再版四次，印數高達幾百萬冊。1967年，西歐等國一批“洋紅衛兵”不遠萬里訪問中國，受到康生的接見，并參觀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韶山。那是毛主義風靡世界的年代。在茅于軾眼里毛澤東好像只能是愚弄中國百姓的，他完全不懂毛澤東，他真是無知無畏，他想把毛澤東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抹去，可是毛澤東仍是當今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看來世界這些無知的人民還在受著毛澤東的騙，也由于他們對毛澤東的恐懼，沒有辦法仍然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為解放事業而斗爭。聰明的中國精英早已忘記了毛澤東，并千方百計要“無知”的中國老百姓也要拋棄毛澤東。

茅于軾說，“讓我特別感到悲哀的是，至今既然還有不少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我猜想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他們多半是八零后的一代人，沒有受過階級斗爭的苦。”茅于軾應該感到悲哀，我和茅于軾應該是同齡人，難道我是別有用心！？八零后的一代人，沒有受過階級斗爭的苦。當然茅于軾是個右派，他肯定吃過階級斗爭的苦的。說到階級斗爭的苦，幾千年來多數的勞動人民，一直受著少數人的壓迫、剝削和奴役的苦，他們的受苦，沒有地方可說，沒有人替他們說。毛主席、共產黨領導革命把勞動人民頭上的壓迫、剝削者推翻了，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社會開始由多數人壓迫少數人，也就是憲法上說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對多數人給予民主，對少數人實行專政，當然也包括茅于軾這樣的右派，茅于軾始終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理所當然要反對毛澤東，但是多數人是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所謂別有用心，只是階級立場不同罷了。

關于解決貧富的問題，茅于軾給了兩條出路，“一條是像毛澤東那樣打倒富人，分富人的財產，社會馬上變得平等；另外一條路是讓窮人一步步富起來，最后也變成富人。我認為后一條路是我們應該走的路。而不是打倒富人。因為窮人最后都要一步步變富。打倒了富人，窮人還有機會變富嗎？事實證明打倒富人的結果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而且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之日。這是事實證明了的。”第一條路，是像毛澤東那樣打倒富人，這是茅于軾的無知還是別有用心，誤導群眾！毛澤東從來沒有籠統地說過打倒富人的話，毛主席主張的和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的一樣是要消滅私有制，打倒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剝削者。私有制是產生窮人的根源，這是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的。從奴隸社會產生私有制以來，經過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些社會里，富人是誰？窮人是誰？奴隸社會里，富人是奴隸主，窮人是奴隸；封建社會里，富人是地主，窮人是佃農；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富人是資本家，窮人是工人。在這兩類人之間，貧富是不可能顛倒的。為什么會這樣子？因為富人有生產資料，窮人沒有生產資料，富人利用他們的生產資料來剝削窮人。現在有人就這樣說，工人要沒有資本家就連飯碗都沒有了，就是說窮人是靠富人生存的。究竟誰養活誰的問題，在解放初全國進行過大討論。奴隸主養活奴隸嗎？好像是，因為奴隸離開了奴隸主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但反過來，奴隸主的生產資料給奴隸，看奴隸能不能活？奴隸能活，而且能活得很好；假如奴隸主離開了奴隸，能不能活，活不了，除非他像奴隸一樣的勞動，那他就不是奴隸主了。農民離開地主能不能活，只要把地主的土地給他們，他們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土地改革后的農民已經證明了；地主離開農民能不能活？不能活，除非他像農民一樣下地勞動，那他就不是地主了；工人離開資本家能不能活，能活，前30年工人基本上都離開了資本家，自己當了工廠的主人，照樣活，而且活得比解放前好。歷史告訴我們，造成貧富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有了私有制就可以產生一部分人利用生產資料來剝削多數人，這部分人就富起來了，也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大家共同富裕”，后面一句話是假話，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是假話，茅于軾的話當然也是徹頭徹尾的假話。歷史上沒有奴隸主帶動奴隸共同富裕的，沒有地主帶動佃農共同富裕的，也沒有資本家帶動工人共同富裕的，要是這樣，他們就不是奴隸主、地主、資本家了。改革開放的30余年也沒有證明私有制可以共同富裕，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毛澤東的道路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這是前30年所證明了的，茅于軾說，“事實證明打倒富人的結果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而且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之日。”我上面已經說過，茅于軾說的打倒富人，這是誤導，要打倒的是私有制，他把私有制故意和富人混同起來，好像毛澤東是見富就打，如果是這個樣子，那當然永遠是窮人了，茅于軾壞就壞在這兒，要大家都害怕毛澤東，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共產黨“共產共妻。”他的意思是說消滅了私有制“的結果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而且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之日。”難道前30年，中國沒有比國民黨時候富？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是領先的，我們的科技發展更是飛速的，大大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同時建立了工業體系，《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農業發展作的評價是：“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零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這和右派精英們所說，“始終解決不了全國人民溫飽問題”是根本對立。僅《決議》中所說，全國灌溉面積由三億畝增至六億七千多萬畝這一點，就說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有多么大！建國以前我國農業有幾千年的歷史，才發展了三億畝的灌溉面積；而集體化以后僅僅二十多年，就擴大了三億七千多萬畝，翻了一番還多，這還不是生產力的大發展嗎？國力是增強了還是削弱了？人民是窮了，還是比過去富了？毛澤東把有限的錢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如為了人民的身體健康，開展全國體育運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傳染病工作，所以城市公費醫療和農村的合作醫療都可以進行，因為身體健康、生病的人少醫療費支出也少。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勞動權、就學權、就醫權、住房權、養老權等，這方面毛澤東給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樣板。另外更重要的勞動人民當了國家的主人。還有把一部分錢投入了國防，保衛國家。毛澤東時代為國家和職工的家屬，以及共和國的子孫后代積累了數萬億元的勞動保障費。毛澤東說：“工人工資一個月50元，一年600元，還有7400元上繳國家”。（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頁）。“工人除提供出來的他們的必要勞動之外，剩余勞動所提供的資金，都由國家集中，這是為現在、將來的工人、農民服務的，拿出來為他們服務的。”（同上，620頁）。可是在改革中職工們用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幾萬億資金不翼而飛了。現在富裕了，一天的GDP等于改革開放前的一年GDP，也就等于是那時代的365倍，國家怎么富，為什么連勞動權、就學權、住房權、就醫權、養老權都給不起了？！連毛澤東時代為老百姓積累起來的幾萬億都沒收了。現在我就要向茅于軾提問了，如你所說過去那么窮，老百姓還有那么多的保障？現在怎么富，什么保障都沒有了？錢到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個，廣大老百姓的錢被剝奪了，給了少數人了，這部分人就是靠剝奪多數人的利益富起來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靠的就是讓多數人窮起來。現在都做不到的事，毛澤東時代做到了，這是比工資還多的錢。現在做得到這些嗎？那時老百姓能養3-5個孩子，現在能養幾個？上得起學嗎？能就業嗎？看得起病嗎？買得起房子嗎？養得起老嗎？現在做得到嗎？究竟是做得到的時代窮，還是做不到的的時代窮？毛澤東時代做得到，你說那個時代窮？這只有公有制、計劃經濟時代才能做得到。少數人先富起來，其前提是必須私有化，公有制不可能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大家在一個工廠、一個生產隊勞動，報酬上有些差別，但不會很大，因為不可能像現在那樣出現一個人一年可拿6600余萬，一個人一年拿不到600元的工資，也更不可能一年還能增加幾十億的財富的，絕不可能出現兩極分化。在公有制下的人民只能隨著生產的提高一年比一年富裕起來。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須打倒私有制，打倒剝削者，否則都是騙人的鬼話。

茅于軾說，“我贊成大家都來為窮人做事，解決他們的具體困難，而不是空喊口號，用口號來幫助窮人，甚至用口號誤導窮人，坑害窮人。我反對打倒富人。這是我們和毛澤東根本上的不同之一。”完全是“真實的謊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