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應該找誰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在香港發表了一部震驚中外的名著《墓碑》，該書論述了自大躍進時期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種種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餓死人現象，深入批判了中國社會的種種不正?，F象，號召打倒極權制度，在中國實現民主，恢復中國人應有的正當權利。
應該說，我在讀作者的前言論述的時候，深深感到了作者的真誠和善良，感到了他對于當時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的痛心和沉重，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雖然楊繼繩有著優秀的文筆，理論闡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論建設上是絕對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視眼加理論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間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確的結論和必然推導出荒謬的結論。
對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點將不放在事實的論述上，除了必須點睛的地方外，將盡量不涉及事實的真偽的考證，從相信作者的角度，評判作者政治上的眼光短淺之處，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章 毛澤東是不是極權的“帝王”？
2、毛澤東贊成“一言堂”嗎？
①即使毛澤東是楊繼繩等眼中的“帝王”，那也同樣和“極權”掛不上鉤。
楊繼繩說，毛澤東是極權的“帝王”，專制的代表。這就讓我奇怪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是從一介平民走上國家領導人崗位的。而從古到今，自中及外，沒有一個從平民走到國家領導人崗位的人，是靠“一言堂”能成功的，他的決策的成功，必然是廣泛調查，深入論證后的結果。
楊繼繩先生既然喜歡從毛澤東談到帝王，那么，咱們也先從帝王角度談起，再回歸到毛澤東身上。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充滿廣泛民主的傳說時代，那是中國的古圣先賢極端仰慕的真正的民主“禪讓”時代。在那個時代，領導人的更迭，由人民代表說了算；領導人的決策，從沒有“乾綱獨斷”；對人的使用，對事務的決策，從來都是慎重又慎重，既重視基層意見，也重視領導骨干中的反應，既講究廣泛調查，也講究決策的果斷。堯啟用舜，是廣泛調查、聽取各方意見后又慎重使用考察后作出的結論；舜啟用禹，則是禹公而忘私贏得民心的結果?？梢哉f，這三個人都是民主和務實的典型，唯一遺憾的是禹有始無終，眾望所歸之下開始推崇極權，處分干部上也搞武斷強悍，防風氏被殺于會稽就是著名的例子。最后，有始無終的禹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惡例，終結了后人無限神往的這個時代，把中國人從“大同”拉入了“小康”。
再以商湯、周文王為例。商湯能消滅夏桀推翻夏朝暴政取而代之，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能消滅商紂、推翻商朝暴政取而代之，根本的就在于，這兩個人都極端重視基層意見和建議，選用的干部也大多來自社會中下層。在進取心上，商湯講究“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見商湯的盤銘）；對待群眾的態度上，商湯講究對待群眾犯錯誤要“網開三面”，周文王和他的兒子周武王則講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且周朝還有民歌采集制度，從民歌了解百姓心聲，以盡量實現正確決策。
因此，商湯、周文王雖然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的頭腦，卻有真正的民主身骨和風范，周朝即使是平王東遷后衰敗了，也還在名義上統治了中國三百年。一般來說，衰敗的王朝繼續暴虐是會速亡的，而東周則大體與之相反，再綿延三百年有余顯然是其來有自，長期以來在制度上積淀下來的民主成分可以說是功勞巨大。
同樣可以舉劉邦的例子。前面的商湯、周文王多少還是貴族身份，而劉邦則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在當時劉邦是為眾多講究地位名分的大小知識分子嚴重看不起的，而劉邦同樣也看不起他們。劉邦之所以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劉邦善于聽取基層意見和干部意見，對待批評大體上沒有個人主觀抵觸心理，只要客觀分析有理，他主觀上就樂于接受。用人上以中下層人士為主（同時他本人出身就是社會底層的流氓無賴），也兼顧有真知灼見的舊貴族。
所以，劉邦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大的必然因素的。與之相反，劉邦的對手，秦二世和項羽，就沒有那么民主了。秦二世是典型的極權代表，大搞特務政治和殺戮政治，整個秦王朝一片白色恐怖。項羽則是舊貴族習氣深重，表面上禮賢下士，骨子里卻是剛愎自用，既不會放權，也不會用人，主張霸王之業應該是“力戰”征服天下，企圖以一人之力彈壓天下億萬的不臣之心，因而失敗也自然不可避免。應該說，項羽是政治上徹底的愣頭青、不成熟，本質就是個偶然闖入政壇高位的莽夫而已，這樣的人霸業成功當然就沒有可能。
類似的還有李世民，只是李世民是貴族出身，不可與劉邦下賤的出身同日而語。而比劉邦出身更慘的則是朱元璋，乞丐做不下去了投奔寺廟，和尚也沒有立身之地了只好投奔農民起義軍。正因為出身卑賤，朱元璋更注重基層意見和百姓呼聲。吏治上，朱元璋開創了鼓勵“民告官”時代，創造了可以百姓先行鎖拿然后一路暢通無阻到京城的制度先例。在懲治貪污腐敗上，朱元璋更是到了事無巨細必定一挖到底地步。而且，懲治也是嚴酷的，“贓官剝皮”也是朱元璋的發明。懲治腐敗真正成了朱元璋時代的“紅色恐怖”（“朱”本來就是“紅色”的意思），以至于終朱元璋一朝，南京城的大小官員每天都是在戰戰兢兢中度日的，旦則相吊，暮則相慶，相吊是唯恐今天被查出問題腦袋搬家，相慶是祝賀這一天又平安過去了。而朱元璋的死，簡直就是他們內心盛大的節日！
顯然，即使貴為帝王，只要是從平民或較為低下的地位通過革命或王朝革命走到這個位置的，他的經歷就必須是民主的過程，即使沒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他也要有民主的實踐，否則，根本沒有實現走上帝王崗位的可能。
顯然，即使我們同意楊繼繩所說，同意那種故意的以訛傳訛，承認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帝王”，那毛澤東也不會是專制的“帝王”，也不會是“一言堂”的極權“帝王”，他也是經過“民主”實踐最終完成又平民到“帝王”崗位的角色轉換的“帝王”。
更何況，毛澤東從來都只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中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只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在中國的最高政治代表呢！
“帝王”指責，何其居心叵測！可惜，即使這樣，“一言堂”的專制也和毛澤東從道理到事實上無干。
②毛澤東真的不搞一言堂嗎？
毛澤東真的不搞“一言堂”。
這樣的事實是可以隨手拈來的。相反，倒是毛澤東搞“一言堂”的例子，你如果講求實事求是，那就找不著。
舉例說吧。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那場著名的“合作社還是互助組”的爭論，劉少奇認為互助組不是社會主義的，是不可能從這個基礎上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因而在工作上一再否定東北、山西省的探索實踐，不同意在互助組基礎上搞合作社，并先后對東北和山西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否定。
對此，毛澤東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是他并沒有采取劉那樣嚴厲的態度，而是主動找劉和薄一波等人進行分析討論。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依靠統一經營，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p>
請問，這是“一言堂”嗎，這里有“一言堂”嗎，有一絲一毫的“極權帝王”的氣息嗎？
再舉個最著名的例子來說吧！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著名著作《反對本本主義》，反復強調的是什么呢？
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
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
在這里，你能找到一絲“極權”思想和“一言堂”風格的東西嗎？
而且，和楊繼繩等人的指責截然相反的是，這里反倒是對那種“極權”觀念和“一言堂”作風是堅決反對的，矛頭對準的就是這些人喋喋不休的“極權”、“一言堂”等觀點。只是那時還沒有“極權”等說法出現，當然也不會有類似的引用，但是批評的力度則絲毫不減。文章劈頭第一句就是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且堅決反對共產黨員帶頭“瞎說”。
請問，用瞎說指導工作還要求別人必須服從，這不是極權又是什么呢？
繼續深入，再問，毛澤東在文中的大聲疾呼和慷慨激昂，是在贊成“極權”方式和行為呢，還是在反對“極權”方式和行為呢？
三問，毛澤東在這里提到的
“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這些內容，難道針對的不正是楊繼繩極力攻擊和反對的“極權”現象嗎？
最后問楊繼繩，從反對毛澤東的角度來反對“極權”，這是應該叫做認識的糊涂呢，還是該像皇甫平（周瑞金）等人坦承的“別有懷抱”呢？
也許，楊繼繩和在背后力挺楊繼繩的人會用毛澤東是在“說一套做一套”來搪塞吧？
不過，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著名文章中，毛澤東也指出了
“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p>
這里，毛澤東的話則像極了宗教先知的預言，活脫是在給今天的李銳、辛子陵、謝韜、楊繼繩等袞袞諸公畫像，而且是惟妙惟肖。不知道在《墓碑》一書中字里行間處處體現出對普通老百姓有深沉大愛的楊繼繩先生讀了這段會有什么感想，是反思自己，還是要暴跳如雷進行抨擊呢？
有興趣的同志不妨因之重新讀讀已經收入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看看毛澤東對這些極權行為和極權人士的二度抨擊和極度反感。
毛澤東反官僚主義、反極權思想，這是他政治智慧的本能。
③本節的進一步深思和得出的結論
我們還可以把毛澤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拿憲法和黨章進政治局會議會場抗議的事件再次搬出來，如果毛澤東真是“極權“的代表、極權的“帝王”，這“極權“的代表、極權的“帝王”當得也太窩囊了吧？
類似的還可以繼續舉例，如果毛澤東是“極權“的代表、極權的“帝王”，何以一篇《評海瑞罷官》連發表的宣傳陣地幾乎都找不到，乃至設想要印制小冊子向社會宣傳呢？
可憐的極權“帝王”！難怪他痛定思痛之余，號召要打倒“資產階級當權派”，要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誰使之然？
不可否認，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失敗的，它是場反對官僚主義，鏟除剝削階級思想影響，謀求建立勞動者社會主義思想的失敗實踐，然而，它卻是毛澤東眼里視為代表自己政治形象和歷史功績的兩件大事之一。
如果有誰要反對極權制度、極權思想，完成中國人前人未竟的事業的話，已經失敗的毛澤東那里倒是有通往成功的鑰匙。
那就是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p>
年齡限制了晚年的毛澤東，官僚模式的對國家領導人的生活管理方式限制了毛澤東，限制了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政治智慧本能，同樣也導致了我們不得不在毛澤東已經被毀塌的廢墟上繼續摸索、奮斗幾十年乃至上百年，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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