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慶仁
中國媒體在解讀比爾·蓋茲夫婦和沃倫·巴菲特“裸捐”的時候，總是盡量避免提及比爾·蓋茲夫婦和沃倫·巴菲特的價值觀、人生觀、社會觀和金錢觀，所以中國老百姓眼中看到的爾·蓋茲夫婦和沃倫·巴菲特僅僅是極富愛心的慈善人士，卻全然不知他們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并非出于簡單的慈善動機，乃是因為他們觀念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純精神層面的世界。
特別是比爾·蓋茲，實際上是個社會主義信仰者，有很多次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比爾·蓋茲都毫不隱晦的指出，他不是很喜歡美國的社會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他曾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賺錢只是為了享受賺錢的過程，而對財富本身沒有任何興趣，所以無論擁有多少財富，他也不認為這是多么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財富屬于全人類，取之于民最終還要用之于民。
事實上比爾·蓋茲活得很孤獨，因為在美國這個極端看重金錢的社會里，既沒有人理解他，也沒有人認同他的觀點，尤其是那些視錢如命的猶太富翁，完全把比爾·蓋茲看成另類，時刻提防比爾·蓋茲那種類似共產主義性質的危險思想和世界觀在美國社會擴散開來，雖然比爾·蓋茲捐出來的都是自己的錢，但在他們眼中，這也是不懷好意的標新立異，因為這無異于是在告訴美國民眾，“無私”是人類最高的思維和行為準則。
與其說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毋寧說這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人生觀、社會觀和金錢觀的交鋒。有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很矛盾，一方面猶太人自私、貪婪的無以復加，另一方面猶太人又誕生了理性主義的馬克思、胡塞爾、馬爾庫塞、伯恩施坦、斯賓諾莎等，其中特別是馬克思、胡塞爾和斯賓諾莎，身為猶太人卻有強烈的反猶情緒。
一般的觀點認為，馬克思和斯賓諾莎反猶更為強烈，其實不然，胡塞爾才是猶太教的死敵，他的《現象學》對理性推崇倍至，等于是對猶太教教義的全面否定。如果說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是屠殺猶太人的理論元兇，那么完全可以說，正是胡塞爾的《現象學》為后來希特勒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預埋了伏筆，因為胡塞爾的得意門生海德格爾正是受到了《現象學》的啟發，才完成了他的驚世之作《存在與時間》。
這其實可以看做，制造了20世紀猶太人大劫難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猶太人自己，因為正是胡塞爾這位猶太人的思想，才有了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這個結果與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作的分析：“任何存在物在其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著其存在的可能性”絕對是有因果關系的。正因此故，世界上最最反對這些大哲學家的，倒不是基督教信眾，而是猶太教徒。
準確的講，純粹的歐羅巴人對馬克思主義并不反感，因為基督教精神在某些方面跟馬克思主義是有共性的，嚴格的分析，法國自由價值觀所以能被歐洲人逐漸接受，并成為一種共識，一方面跟二戰后理性主義在歐洲崛起有關，另一方面則跟基督教文化有關，如果想真正的體現基督教精神，至少平等是必不可少的，而有了平等，自由和民主當然水到渠成。
不然我們盡管看，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的基督教徒，其觀念中都不同程度的有那么一些社會主義成份，而猶太人卻打心底里仇恨社會主義。以美國為例，民主黨幾乎是清一色的基督教信仰者，而共和黨基本上是猶太人的老巢，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不否則，民主黨并不喜歡社會主義，但至少你得承認，民主黨的許多主張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
比爾·蓋茲雖然是非黨派人士，但他明顯是支持民主黨的，兩害相衡取其輕，民主黨的政治主張顯然更接近他的世界觀。比爾·蓋茲很推崇石油大王卡內基的名言：帶著巨富而死，是一種恥辱。做為中國人如果拋開國家觀念來討論比爾·蓋茲，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比爾·蓋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放棄財產的行為說明，他是在為老百姓謀福利。至于巴菲特就不必說了，他就是民主黨議員。
比對比爾·蓋茲的價值觀、人生觀、社會觀和金錢觀，茅于軾這么一大把年紀算是白活了，說他是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滿腦子金錢的老地主，行，說他是中國的猶太人，也行，總之，他既不具備現代人人文關懷的文明特征，也不具備自由平等精神，正因此他不但對馬克思主義恨之入骨，包括對比爾·蓋茲夫婦和沃倫·巴菲特這樣的人也從心底里逆反，是故一聽到他們“裸捐”的號召，第一個出來反對。
茅于軾反對富人捐出財產的理由是非常荒誕的，根本不值得一批，不過從中卻讓人得出一個結論，——跟中國式精英商談財富分配改革不至于與虎謀皮，除非胡總能以鐵的手腕徹底摧毀這個官商學一體話發展的利益鏈，否則很難讓人相信，這一次財富分配改革不會演變成另一場瓜分民眾財富的盛宴。古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茅于軾看來要長命百歲了，真乃民之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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