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過相當多的政治事件。比如‘反右’‘文革’‘學運’‘回歸’‘奧運’等等。幾乎串起了整個新中國的政治史。右派把‘反右’‘文革’都看成是一場政治運動。而左派也大多沿習了這一觀點。（左派很多觀點似乎都是這樣被右派牽扯，然后被動的辨駁）但是任何運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形成的，必然是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關的。　　

比如說當年的蘇區‘蕭反’，現在基本上都把責任集中在張國燾的身上。他有責任是沒錯的。但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呢？尤其是具體的社會背景是什么？　　

是受傷的紅軍指戰員在蘇區醫院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引發的導火索。　　

那么五七年反右的社會具體背景是什么？是在此之前的學生罷課。能出現在罷課行列的人，至少也是高中和大學生。都是十六至二十二歲左右的年青人。　　

那么這些年青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五七年的時候，新中國剛剛解放九年，共產黨高級干部的子女大部分都還沒有成長起來，就更不用說那些工人，農民，普通解放軍士兵的子女了。　　

那么當時能在城市受教育的學生，基本上還是舊中國留下來的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為什么說是小資產階級？因為大資產階級基本上都跟著蔣介石到臺灣去了。有沒有沒去的？有，像榮氏家族，還有王氏家族（蔣介石背后有宋氏家族，劉少奇背后有王氏家族）。　　

所以五七年學生鬧罷課的性質與后來的學生罷課還有所不同，那就是在當時，很有可能有相當多的教授，教師，文化界的人士也沖到了前臺，與學生們一起鬧騰。因為這些學生大多數都是自己的子女，父母愛錫子女也是常情。再加上當時國民黨派遣的特務并沒有完全肅清，他們勾結起來進行其他的企圖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五七年時右派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動作和行為只怕都是有比較明確的罪證的。（左派應該主動的從這方面下手來揭露右派，來證明反右的正確性）。這或許也是五七年離現在已經五十二年了，早過了檔案保密期，卻依然不敢公開五七年反右檔案的真正原因，因為當年的那些右派大多數也都還活著呢。　　

五七年右派的行為雖然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多少文件流露出來，不過也有一些籠統的言論對那些右派的行為定過性，比如：《毛主席評價曹操》一文當中，作者就是這樣寫的：　　

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　　

歷史事實是：1957年確有極少數右派，他們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并且形成了一種聲勢。　　

你都要造反了，招到執政黨的反擊是必然的。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是怎么對待這群要造反，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的右派的呢？　　

不是被捕，也不是蹲監獄，而是送進了后來被右派們稱之為‘牛棚’的學習班，進行思想改造。　　

這又是一個令右派們非常尷尬的現實，如果是直接關進監獄，倒可以在平反之后大講特講，以增加自己被‘迫害’的資本，可是‘牛棚’到底是什么？沒有一個人敢詳細的說明白到底是什么？倒是孔慶東一語道破這個‘牛棚’到底是什么。其實在電視劇《金婚》里也有展示這個情節，只不過就是稱之為‘學習班’，所以一時沒有讓人聯系到‘牛棚’這兩個字。　　

其實我對‘干校’這兩個字的疑惑由來已久，但僅僅只限于疑惑，沒有想過問為什么。這個疑惑來自于那里？來自于《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經常會刊登一些舊的照片，有些照片就是在下放的時候，在‘干校’的時候拍攝的。我看里面那些人的著裝，面容都和普通人沒有什么兩樣啊，照出來的相也照樣笑容滿面的。這讓我對‘迫害’那個詞產生了疑惑。　　

當年反右時的右派人數是多少？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5月8日　）　　

看到這樣一句話，是不是怕怕了，坑了這么多的人啊。但凡事最怕一知半解：　　

秦始皇殺了400多人，其實我們一個沒殺，戴高帽子，噴氣式有，沒有殺人。《周恩來傳達毛澤東九大期間的講話》（1969.05.14）　　

千古以來，中國的皇帝是怎么對付謀逆造反的人的？當年蔣介石是怎么對付曾經是兄弟的共產黨的？蘇聯是怎么進行大清洗的？美國佬是怎么對付異見分子的？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查一查。　　

但是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不是一個專制的政黨。就是因為共產黨最終的目的，是要全體人民都幸福，全體人民當然也包括那些曾經的右派，所以共產黨整肅右派知識分子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思想改造，學習再學習，希望他們能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從千古以傳的剝削思想，等級思想改造成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無產階級思想，本來就是人人都需要改造和建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擴大化’的錯誤。　　

只有不再存在這樣的剝削思想，等級思想，人類社會才能真正走到‘平等’‘自由’‘民主’。　　

毛主席自己也意識到這幫右派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艱難，在《毛主席評價曹操》一文當中，作者是這樣摘取毛主席的話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的反右，只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毛主席不限于認識反右派斗爭的近期意義，他的目光放得更遠。他從對匈牙利事件及中國當時政治狀況兩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爭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深遠和巨大利益。他認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我國是進入了社會主義，但是，“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認識，是毛主席在此前沒有認識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爭中新悟出的，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悟出這個道理，使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大進了一步，對中國共產黨有著長遠利益。他在反右派斗爭還在進行時就說：“我們應當看得遠一些，在幾十年后看這個事件，將會看到我們這樣對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　　

毛主席的視野是很寬廣的，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一絲一毫。　　

有的人可能會問，為什么六十年過去了，這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還是這么難改造過來呢？其實認清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索取者，而不是付出者。　　

共產黨改造了敵人（日本戰俘），改造了對手（聯合國軍戰俘），改造了擁有舊思想的同胞（國民黨戰俘）。那是因為：　　

日本戰俘可以改造過來，因為他們也是付出者，參與者。　　

朝鮮戰爭當中的西方俘虜也能改造過來，因為他們也是付出者，參與者。　　

國民黨舊軍人也能改造過來，因為他們也是參與者，付出者，甚至是革命者。他們只是選錯了救國的方向和方法。　　

但是那些右派，大多數人不論是在國民黨北伐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這些人都是索取者，求保護者，茍且偷安者，而不是革命者，付出者，參與者。他們只對自己的生命有興趣，他們只對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沒有下降斤斤計較。　　

天底下最難改造的人，就是信奉‘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那一類人，人類真正的渣滓。　　

不過，反右并不僅僅是一場孤立的政治事件。反右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應該就是趁機調整了中國的吏治。不過當時可能僅僅局限在教育界，文化界和少數共產黨的干部。　　

但是一場反右，四萬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靠邊站，添補進去的必然是共產黨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不會是全部，因為在當時還沒有能力全部添補，而且那些右派們在學習班結束學習后，還是要安排工作的。所以在五八年反右結束后，那四萬多人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是又回到工作崗位，只不過可能不再掌握主要的權力。　　

可以說反右之前的那些罷課，就是一場資產階級主腦與得力干將親自出來的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戰斗’。　　

然后這些人被共產黨反擊，消停了一段時間，再加上三年災害，自己也要首先保護好自己的肚皮，所以他們再出來鬧騰的時候，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在1964年前后就出現了。　　

1964年之后，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但同時出現了其他的新情況，那些新情況？就是共產黨干部開始變質腐化，干部與群眾對民主的限制與反限制的情況。（劉少奇的黨員馴服理論，企業權力收歸經理，工程師等等行為）　　

事物一開始肯定都是由小到大的。1964年前后開始鬧騰，在這期間只怕也是共產黨內一些高級干部的縱容。這個時候的鬧騰，就已經不是57年那時單純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的行動，而開始與黨內一些干部勾結了。而且也不再自己傻傻的沖鋒陷陣，而是唆使年青熱血的青年去鬧騰。先從小的鬧騰，再到大的鬧騰，村鎮縣市彈壓不住，省部大員也彈壓不住，甚至到最后中央書記處那里，劉鄧二人也彈壓不住（是不是想彈壓也要打個問號）。到最后只好把所有的爛手尾都推到毛主席那里。　　

所以才有了毛主席到滴水洞的二十多天，所以才有了后來毛主席對身邊的人說的“要再次帶你們去長征了。”　　

毛主席這一次一樣沒有采取武力手段打壓學生運動。除了他一貫的以理服人的信念，還在于這一次的主力不再是那些右派們，而是熱血沸騰的年青學生們。這些年青學生，可都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是人民內部一員。　　

所以他化逆勢為順勢，承認了紅衛兵，接見了紅衛兵，更接見了紅衛兵的三大頭頭，并且和他們進行了對話，甚至錄音。　　

而在其時，紅衛兵的成份也很復雜。　　

除了小資產階級的后代，共產黨干部子女也成長起來，工人農民解放軍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所以從一開始，紅衛兵就已經分化。有周總理口中說的，為了保護自己那有權有勢的爸爸組成的保皇派，也有真正的反對黨員馴服理論的造反派，至于那些黑五類，只怕也沒有少掀風鼓浪。　　

混亂的三年！1966——1969。　　

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新中國的吏治上，有一個很大的正面作用，就是把那些‘4050’的當權派靠邊站了。這對新中國的吏治是一次全面的沖擊！　　

那個時候貪污的干部并不多，這個我相信。但腐化的干部呢？隨遇而安的干部呢？只求混日子的干部呢？多不多？只怕是多起來了。那么讓這些人靠邊站可不可以？　　

就應該靠邊站。占著茅坑不拉屎，這樣的干部要來何用？但問題是，只是混日子，只是隨遇而安，不會被撤職，如果不有所行動，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個國家被這些人這樣混混，那樣混混衰敗下去。　　

而年輕人總是最看不得這些腐敗現象的。除了關系到國家利益之外，其實也是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一幫混混竊居高位，像我這樣有才有學的年輕人卻得不到發揮。　　

再加上那個時候的年青人，從舊社會走過來，確實都是小老虎，敢造反，也敢反抗，還沒有被馴服。再加上有一個支持年青人的領袖，所以發生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是必然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文化大革命’沒有針對毛主席的根本原因，毛主席不針對紅衛兵，紅衛兵當然也沒有必要反對毛主席。　　

但是支持紅衛兵，并不意味著毛主席放縱年青人。畢竟一個國家不僅僅只有紅衛兵，而是由各行各業組成，所有運動的最終目的，都要對新中國有所裨益才行。如果紅衛兵這個組織到最后只取到破壞作用，那么被禁止也是必然的。　　

但紅衛兵被禁止，也不意味著老干部的全面復出，還是有年青一代沖上了前臺，在復出的老干部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經受住了紅衛兵的考驗，對黨，對國家忠誠的人。　　

年輕一代上臺，總會帶來新的沖擊。這也是為什么三年文革沖擊之后，中國在全面建設當中反而得到較大發展的原因。　　

雖然‘文化大革命’的背后還是有右派在興風作浪，但總體來說是一場無產階級自我凈化的政治運動。　　

然后76年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全面執掌中國共產黨，一開始進行大平反，幾乎所有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靠邊站的干部又重新出山。　　

可是那個時候他們這些人已經不是‘4050’當權派了，而是‘5060’甚至‘70’的老人了，已經不可能再為鄧小平鞍前馬后的驅使了。　　

所以鄧小平來了一招‘干部年青化’，杯酒釋兵權。改革開放頭十年，干部的素質都還是不錯的。　　

但是擋不住這幫人到了‘4050’之后，手握重權，腐化墮落。　　

這就是xx年xx爆發的根源。　　

其實這場運動之前，除了腐化墮落這個大命題之外，也有一些具體征兆，也有共產黨高級干部故意放任的結果。　　

但是當時的黨中央錯誤的估計了這場運動，或者說他沒有毛主席的能力以和平方法面對學生運動。又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想要這樣一場會推翻他們這些老官僚的運動。還或者說他們本來就想利用這場運動達到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　　

總之，這一次的學運非但沒有將那批官僚拉下馬，靠邊站，反而令他們加強了對手中權力的控制。　　

新中國吏治的困局由此始，最終造就了‘上海王’陳良宇。　　

xx年的xx，是又一場社會主義自我凈化的運動，可是這一次被資產階級利用得更徹底。直接就被美國佬找的中國代理人忽悠了。而xx領袖的丑陋也可以從孔慶東的博文中看到一點端倪。　　

時間過到2008年，意想不到的全球傳遞奧運會圣火的過程中，出現了多少打著五星紅旗，敢于反抗整個西方意識體系的中國年輕人。　　

這一次，不但全世界都驚住了，中國的右派們只怕也驚住了。不但只是中國的右派受了驚，恐怕相當多的海外華人，尤其是香港，臺灣的中國人，都驚訝了吧，他們肯定無法理解為什么那么多的年青中國人會揮舞紅旗維護一個在他們耳朵里聽到的‘專制，黑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對于現在的黨中央，對于胡錦濤來說，卻陷入了一個最嚴重的吏治困局。　　

新一代的‘4050’當權派，以更加深厚的關系網，以徹底墮落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政壇的上上下下。可是黨中央怎么辦？　　

學生要找工作，自顧不暇。普通黨員已經成為被馴服的工具，隨遇而安。一個黨，連一個副處級干部都不能懲處，左調右調的，還是那些有污點的官員。　　

鄧小平的‘干部年輕化’，有毛主席的‘干部靠邊站’為他打底。可是到了胡錦濤這里，前任為他打的底，卻是一個腐敗的關系網，或者說就是一個準備轉向資產階級的前哨站。　　

可是現在人家資產階級國家的干部都廉潔得要死呢。共產黨的中國該如何自處？　　

中國國勢困局由此始。怎么辦？那些官吏到底應該怎么處理？　　

其實有答案，毛主席給過答案，鄧小平也給過答案。老干部靠邊站，中年干部年輕化。至于你用什么樣的手段達成，那一代有一代的方法，你這一代有什么方法，就要拿出來用一用了。　　

最基本的，要做到污點干部永不錄用。干部異地任職是必然的。但是干部異地任職的同時，當地的圍繞在這個干部周圍的原任干部就要全部拆分調離。　　

其實我最終是想說：為什么一定要任用官僚呢？其實可以不任用官僚的。　　

企業只設黨支部，工會和職工大會，三部共管。工作法規由全體職工制定，選舉‘代表干事’進行工作。代表干事工作期限只有一年，再選再干，連續任選時間不能超過兩年。在沒有行政工作時，一樣到一線工作。不設行政級別，只設技術級別。　　

采用‘民主集中制’。　　

這里的‘民主集中制’是指人的民主，時間的集中。為避免無休止的扯皮，每年的春季用來制定新一年的各種工作指標，財務分配等等所有的事物的時間。全體職工共參與，八成人同意的事就可以做。少數人堅決不同意的，先掛起，每季再招開職工會議審定。確實是少數人對的事情，就中止，不要因為錯已錯了，就繼續錯下去。工作當中有失誤是必然，怎么防止繼續失誤下去才是正道。　　

公務員設基礎公務員和‘干事公務員’。如企業一樣進行工作。沒有行政工作時，所有‘干事公務員’必須到一線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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