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的“陰謀論”是一個陰謀

司馬南

 徐友漁先生最近在凱迪貓眼看人貼有一篇雄文，標題《五四，先民主，再愛國》。這篇文章寫得相當直白，白得不能再白，其所覬覦者，明眼人一望便知。

在徐友漁先生看來，之所以他不愛國，之所以他到處宣傳不必愛國，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為你不民主。因為你不民主，所以我就不愛國。

那么，徐先生到底是愛民主，還是愛國呢？

我猜，徐先生大約是選擇愛民主的。

愛民主不是錯，徐先生愛民主，其意固誠也，日月可鑒之。

但是，哪一個具體款式的民主是徐先生所愛的呢？天下民主如此之多，民主總是具體的，總與一國文化、經濟、歷史，以及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系。

紅衫軍黃衫軍把游客嚇跑的泰國的民主，您愛嗎？

菲傭大行天下，曾與日本經濟并列，今日一落千丈的菲律賓的民主，您愛嗎？

總理性愛光碟到處有售，國家陷于破產邊緣的烏克蘭民主，您愛嗎？

奧巴馬老家，四十個政黨掐架，經濟年增長百分之一點一的肯尼亞民主，您愛嗎？

40年自民黨執政，黑金政治當家，三天兩頭換首相的日本民主，您愛嗎？

徐先生可能會愛美國的民主制度，但是，臺灣的民主制度其實較之于美國更先進些，臺灣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啊，美國還不行。

朝肚皮打一槍，在臺上賴四年的訟師領導的民主，當政八年貪腐八年，您愛嗎？

……

徐友漁先生不屑于回答這么瑣碎的問題，就此打住也罷。

徐先生話題一轉，閃過中國不民主，又瞄準了“狹隘的民族主義”。

自覺地堅持把所謂“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成靶子來打，這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是這一次，徐友漁先生考慮到啟蒙的需要，論述角度至為奇特。他選取了象《潛伏》電視劇一樣有收視率和賣點的“陰謀論”來發力。

在他看來，所謂“極端民族主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浮現出來，是因為有人在這里面“施展陰謀”的結果——1989年的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劇變之后，中共需要借助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他不容質疑地斷言，連90年代初期全國出現的“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也都是“陰謀論”的產物。具體證據就是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繼之，《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央電視臺》接續發表類似文章，統統都是中共的陰謀。

為了使自己的論證更豐富生動，徐友漁先生略顯不厚道地將北京大學季羨林老先生說成是“文化民族主義的代表”。他嘲笑季羨林先生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言論“牽強附會，毫無說服力”。

如果說對季羨林先生的誣蔑，畢竟還較為客氣的話，徐友漁對所謂“民間層面的民族主義”的批判，活像是罵街了。他筆下的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國”。

幸好作為當事人，大家都還健在，不然明擺著的咱家有理，只見徐友漁紅口白牙一張一合之間，竟都成了美國人的理了。明明是他們撞我飛機，炸我使館，刁難我遠洋船，阻撓我祖國統一，動輒對中國實行封鎖、制裁，在輿論上更是鋪天蓋地進行反對中國、分裂中國的宣傳，中國人不過是有限度地表達了憤怒和不滿。這種反感情緒立即被徐友漁先生抓住不放，并且將其定義為這就是“反美的極端民族主義”。

在徐友漁先生那里，道理何其淺顯明白：美國人嘛，可以隨便欺凌、蹂躪、糟蹋、損毀中國，而中國人必須始終面帶微笑對待美國人。如果一時不慎，稍有不滿情緒流露出來，即為大逆不道的極端民族主義，即違背了普世價值的原則。

徐友漁先生找到一個他認為很恰當的例子，來證明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的新特點——“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結合起來了”——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事實上，這本書不過是幾個文學青年因為不滿美國單邊主義霸道行徑發了一點牢騷而已，類似崔健寫了一首搖滾曲子，情緒大于內容是難免的。而所謂的“商業化”，無非是這本書在市場上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

徐先生當然有不滿意書中某些具體觀點的自由，但前提是徐友漁先生要承認作者亦復有等同的言論自由。對言論自由抱有著特殊偏好的徐友漁先生可以起勁地宣傳推翻共產專制，宣傳今天不必愛國，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他卻不肯給別人一點點自由，除了人顯得不夠厚道，不夠大度以外，徐先生理論武庫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自由主義本身，也顯得很可疑、很可鄙。（200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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