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殘徐友漁

維雞百科如是介紹徐友漁，這位“著名的”知識分子：作為親歷大陸社會風云并于恢復高考制度后首批進入學術的知識分子，他同同輩學人一樣，對時代有著深刻的體會，對傳統有著深入的反思。在學術有所積累和造詣后，徐友漁致力于將分析哲學之邏輯與經驗（實證）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國當代現實，并在學術上開始關心社會、政治與民生問題。1995年后其興趣發生了明顯轉移，學術重心轉向對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研究，迄今處于國內領先地位，同時開始就自由主義、后現代思潮、文化大革命、文化傳統主義、憲政、共和等時代焦點問題發聲，投注了極大的勇氣和熱忱，并貫之以啟蒙、理性和自由主義立場。徐友漁掌握四門外語，良好的數學背景以及有素的邏輯訓練，使得他的努力富有成效并引人注目。2004年，徐友漁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50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注意哦，掌握四門外語，有素的邏輯訓練。看來，徐教授先生，寫文章應該很講邏輯。可是，最近無意在網上看到他寫的一篇文章“徐友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程的回顧與反思”，卻是錯誤連連，實在讓我覺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徐教授首先拿毛主席開國大典上的講話來說事，他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一個小學生水平的人都可以看出，這里表達的就是一種政治宣言，至少，退一萬步，就當做一個美好期望，這總是可以的吧。任何一個新政府在成立時，都有可能說類似的話語。遙想一下海地人民，當年獨立時，可能也說過類似的豪言壯語，當然，海地人民后來又倒下了。德國在一戰和二戰之前，想說的不只是站起來，還要走出去，當然，德國也倒下了。美國人獨立了，美國人民站起來了，當然，美國人的命比較好，現在還站得很直，而且站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去了。這種政治宣言，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后的“人權宣言”，宣布人生而平等，至于法律上、事實上，是否平等，那都是后話。
徐教授卻說，
“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必須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問題，它不是一個政治宣傳的東西。……所謂站起來了，我覺得最基本的事實跟標志就是跟國外簽訂的不平等應該廢除了，國外的治外法權應該廢除了，外國人的租界在中國應該逐漸撤消了，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條件。我沒有別的標準，不能說一個政黨宣稱我把中國人民解放了，就是解放了。”
這里首先就涉及到一個定義問題。既然徐教授認為一個政黨沒有權利來定義什么是解放，什么是站起來，那怎么你一個“個人”，就有權利來下定義？如果說共產黨的定義是語詞暴力，憑什么你徐教授的就不是語詞暴力？

接下來，徐教授無非就是說，蔣雄奇的國民政府期間，通過與美英的談判，基本上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治外法權等等。然后就號稱自己對“歷史比較了解，所以這句話聽起來覺得非常的刺耳”云云。這里我倒要問了，既然徐教授認為“然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聯合國——那時候叫國聯——中華民國是發起過，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那時候是國際地位很高的。我講的這些最重要的標志，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了，站起來了，或者跟外國是平等的，都是發生在國民政府時候的事情。”那么，為什么抗戰結束之后，蔣雄奇又與美國蘇聯簽訂了各種條約，為什么北京等地有美國駐軍，為什么沈崇案犯罪的美國兵可以享受治外法權？徐教授，你是真的懂歷史，還是對歷史的某一部分視而不見？

其實，中國人民有沒有站起來，不是靠國際法來說的，而是靠打出來的。當老毛說這句話的時候，西方人不把這個真當一回事的。麥克阿瑟帶著聯合國軍在朝鮮進軍時，可是準備隨時跨過鴨綠江，根本不把“東亞病夫”放在眼里的。朝鮮一戰，打出了中國軍人的威風，這時，美國和歐洲人，以及世界人民，承認“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這方面，可以說，再給蔣雄奇十次復活的機會，他也沒有能力和勇氣帶領中國人民和美國或者蘇聯干一戰的。

而且，更關鍵的在于，老毛的這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說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國際法的問題。按照我們政治課的經典表述，是中國人民不再做奴隸，從三座大山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也就是說，這個“站起來了”，背后是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整套革命話語。因此，也只有結合這套話語來理解和批評，才是有的放矢的批評。一句話，要在語境中才有意義，所以，要理解和批評，當然要關注其語境。這一點，也正是分析哲學的常識之一，徐教授號稱是研究分析哲學的專家，難道這一點常識都不懂？與其說徐教授是在批評，不如說他在強詞壓理，搬弄是非。不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樣的腦殘文章，除了糊弄一下那些無知的小右，賺一賺稿費之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不過，徐教授為什么會這樣寫，倒是他自己后面的一段文字，很適用用來對他自己作“自我批評”。他寫道：
“我們采取的做法，包括后面的很多政治運動，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種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馬克思經典定理，就是我確定一個階級成分的時候，我不是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劃，這是我們從小學就學的，而是要看他的態度和思想表現，用這樣的標準來劃分。如果你思想表現不好，如果你對這場運動有抵觸心理，就可以把你定為地主。這一點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很多的。給一般人定階級屬性、定成分的時候，實際上是根據態度和思想來定的，不光是根據他跟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來定的。”請差距，徐教授你的這篇文章，關于老毛這句話的解讀，有沒有根據“這句話”與“語境”的關系來定？還是根據你所認定的“態度和思想”來定？

徐教授還說，“所以這句話聽起來覺得非常的刺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讓你覺得非常刺耳。老毛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什么不對嗎？徐教授你想說的是什么?是不是“中國人民早就站起來了"?還是"中國人民站不起來”？還是“中國人民沒有能力站起來”？還是“中國人民不應該站起來”？

當然，我知道，徐教授心中覺得自己是站起來了，而廣大的蟻民、暴民、貧民，都不過是義和團，都一個一個趴下了，被政府洗腦了，被政府利用了，所以需要徐教授等大師來啟蒙呢。不過，這些大師忙著對汪暉上下其手、大罵出口，對郭德綱“媒體暴力”，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搖旗吶喊。所以，黑磚窯事件，這些知識分子三緘其口；鄧玉嬌事件，他們沉默不言；富士康N連跳，他們說富士康遠未“血汗工廠”。這就是啟蒙大師的人權斗士。這些知識分子內斗比什么都兇，既然這么多用不完的利比多，為何不實在地為民生民權做今天一些事實，多去關懷一下基層的百姓，而不是整天地喊口號，“今天 你普世了嗎？今天你啟蒙了嗎？”聽到這兩個詞就想吐。

最后，想對徐教授說的話，閉上你的鳥嘴，憑你的智力，就想弄懂分析哲學和自由主義。想要宣傳普世和啟蒙，請先啟蒙你們自己。少說廢話，多做實事。別自以為青年導師，中國不需要你們這種人。

附文：

徐友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程的回顧與反思

發信站：天益社區（http://bbs.morbell.com）

本文鏈接：http://bbs.morbell.com/viewthread.php?tid=352882

　　我之所以想講這個題目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去年10月份的時候，《建國大業》之類的大片熱鬧得一塌糊涂，我對這種東西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符合真實的歷史。這個片子我看了覺得問題挺大的，無論是誰演的，如果不真實，那就是一個問題。

　　去年十一之前，大概是9月份左右，剛好出了兩本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談的題目有關。其中的一本書我估計大家可能很難看到，我帶來給大家展示一下，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很多人都看過，而且在網上已經有電子本了。10月份過后我到臺灣訪問了一段時間，我知道這本書在海外影響非常大。我自己也發表了一個書評，我對這本書的評價是很高的，實際上今天談的東西也跟這個有關系。另外，同樣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書我覺得也挺好，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我講的題目跟這本書是有關系的。這本書的作者楊奎松是中國一位很著名、很好的歷史學家，我看過他很多書，比方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這一類書。這本書我認為尤其好，我已經寫了一篇書評，可能馬上就要發表，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我講的東西就是對這本書里面寫的一些東西的有感而發。

　　為什么我覺得建國史需要回顧和反思呢？這段歷史非常重要，我們60年到底走過了一條什么樣道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是從什么地方走過來的，知道過去才知道現在，知道過去才知道將來。我覺得過去對于我們來說就是一筆糊涂賬。我不知道你們自己感覺怎么樣。我覺得想要客觀、真實地去探索歷史是怎么一回事，就要不帶任何偏見，不要說任何一個黨派的好話或者壞話，我覺得只有帶著這種科學、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才有可能搞清楚歷史。

　　在這方面我有幾個感想，我覺得我們會很不經意地陷入對歷史的不真實的理解里面，而自己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我覺得大家都是不經意而說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49年10月1日，這是一個歷史分界線，從這時候開始中國人民就站起來了，這個說法大家都說慣了，任何一個文藝作品或者任何報告的說法都是“從那天起我們站起來了”。甚至后來遭到非常厲害的打擊和迫害胡風，說的更過分，說從那一天“起時間開始了”，我不知道他后來會不會對這句話感到后悔。對于這一點我自己有一個特殊的角度跟辨析。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必須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問題，它不是一個政治宣傳的東西。什么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確實是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侮辱，我們確實是被壓制的很厲害。所謂站起來了，我覺得最基本的事實跟標志就是跟國外簽訂的不平等應該廢除了，國外的治外法權應該廢除了，外國人的租界在中國應該逐漸撤消了，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條件。我沒有別的標準，不能說一個政黨宣稱我把中國人民解放了，就是解放了。

　　我剛才舉的這種例子，我們從國際法的角度分析中國人民從什么時候站起來的，就是說不平等條約是什么時候廢除的，治外法權是什么時候廢除的，主權什么時候收回的，顯然不是在1949年10月1號，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事實。實際上在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國民政府蔣介石就委托宋子文跟西方大國談，說中國以前跟你們訂了那樣不平等的條約，你們還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現在我們已經是盟友了，應該廢除這些條約。美國、英國回答說：“我們現在是盟友了，我們現在是應該考慮這個問題，我們等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我們再廢除吧。”蔣介石問他們為什么要等到抗日戰爭以后再廢除，我們現在是肩并肩做戰的戰友了，當然現在就應該廢除了。我覺得這提的非常有道理，實際上英美這些國家當時已經完全答應了。通過宋子文的交涉，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的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然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聯合國——那時候叫國聯——中華民國是發起過，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那時候是國際地位很高的。我講的這些最重要的標志，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了，站起來了，或者跟外國是平等的，都是發生在國民政府時候的事情。那請問為什么要把1949年10月1號那天定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呢？這種話大家已經非常習慣了，張口就出來了。我自己因為對歷史比較了解，所以這句話聽起來覺得非常的刺耳。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對頭的事情。

　　當然，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也還有一些問題，就像我說的所有的治外法權、不平等條約逐漸收回這些，都完成以后，實際上還或多或少的留有一些尾巴。這一點我可以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我們作為大歷史可以不記，因為總是會有一些歷史上殘留的問題。比方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美國、英國、蘇聯訂了一個雅爾塔秘密協定，他們在這個協定中把很多不公正、不平等的東西強加給中國。這個協定實際上涉及到很多中國的主權和權利的問題，比方說東北的主權或者東北鐵路的問題，他們自己就私下決定的，就答應把這些權益讓給蘇聯了。蔣介石被迫簽訂了這些協定，而且后來做了一個更明確的，跟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這么做，我覺得是非常萬不得已的。他要打敗日本，但是他靠自己國家打不贏的，必須依靠西方列強。第二種，有一個《雅爾塔協定》，好像蘇聯就有了一個法理上的根據。這種條約實際上是不平等條約。如果把它作為學理性很強的東西，我要把事情說清楚的話，會留有一些尾巴的。但是這件事情可以從另外一方面看，國民政府在聯合國也當了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也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是總是會留下一些尾巴，比方跟蘇聯的條約就是不平等的。

　　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過了半年，毛澤東到莫斯科去，實際上也簽定了一個同樣的條約，那又怎么說呢？我這么說，其實我對這兩個條約，不論是毛澤東跟蘇聯簽訂的，還是蔣介石跟蘇聯簽訂的，我都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態度。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弱國，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東西，基本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后的一些小尾巴問題。但是兩個政權同樣有這種問題，為什么把一個政權說成是賣國，喪權辱國的，另外一個政權就是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很說不過去的。我不知道你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聽到這句話，是不是覺得就是這么回事，我自己聽到反正覺得是有問題的，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我昨天在家里看報紙，發現有一條消息，現在網上說的很厲害，哪一個省有個干部，反正我看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他自己做了一個博客，就是記錄他在世界各地游覽的情況。實際上是用公費旅游，到處去參觀考察。他在博客里面寫他到韓戰紀念館參觀過，他就提到他參觀過韓戰紀念館，網民全部在聲討這件事：你怎么能說韓戰呢，這明明是抗美援朝戰爭嘛。我認識我的一個朋友，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他在昨天在《新京報》上發表了一個評論，他說那是小節問題，我們其實要曉得這些干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了？他們花了國家的多少錢？該不該去？這樣的說法是對的。實際上我覺得這個小節問題，碰巧在這一點上，照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這個干部的稱呼是對的。什么叫“韓戰”？什么叫做“抗美援朝”？韓戰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中立的詞匯，就是發生在朝鮮的戰爭，沒有說這場戰爭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誰是有道理的，誰是沒有道理的，我覺得是一個中立的詞。我之所以覺得這個詞很好，像我過去的稱呼就是朝鮮戰爭，因為它不代表任何的傾向，就是發生在那里的。抗美援朝是什么意思？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我已經懂事了，那時候的說法就是，美國實際上是想利用朝鮮作為跳板侵略中國。問題是朝鮮戰爭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發生的呢？如果說是侵略的話，誰先開的槍？誰先越過邊境向對方進攻的？明擺著是北朝鮮，是金日成啊，為什么我們長久以來還要有這樣一個稱呼呢？

　　從這里我就想到，這段歷史確實需要重新回顧、反思，甚至需要重新加以描述。我覺得楊奎松那本書很有意思，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對中國歷史的真實情況知道的非常多的人。我實際上從1967年就開始看內部書籍了，那時候是文化革命時期，已經是天下大亂了，很多高級干部看的內部書籍已經流傳到社會上了。我覺得我知道很多真實的事情，跟我們流傳的說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看的第一本內部書就是《杜魯門回憶錄》，他非常詳盡地描述了朝鮮戰爭到底是怎么發生的，他接到的第一份電報告訴他北朝鮮的軍隊怎么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之下，跨過了三八線，最后幾乎把整個南方吞了下來。只是到了最后，美國取得聯合國授權，組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叫做聯合國部隊，就跟后來的伊拉克部隊是一樣的。那他們的做法，我覺得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或者我們從尊重聯合國的角度看，他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當時聯合國通過了一個很明確的決定，譴責北方的入侵，并且組織聯合國軍隊來阻止這場侵略，但后來發生的事情就有很多。

　　在這種意義上，這個干部為什么說是韓戰，這個干部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很壞的事情，但是我覺得他壞的事可能就是貪污腐敗方面。我覺得中國人對他憤怒的聲討，就是說他用錯了“韓戰”一個詞，這一點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多么需要了解真實情況，多么需要正確使用詞匯了。這種需要是太多了。為什么是抗美援朝？為什么說那場戰爭是美國的侵略？他知不知道到底是誰打的第一槍？金日成和斯大林怎么策劃向南方進攻，用武力來統一朝鮮的？他知不知道幾十個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譴責這種侵略行徑？最后是通過聯合國的決議，組織聯合國軍來制止這場侵略。他腦袋里可能裝的是別的東西，可能是黃繼光這類的故事。當然這種具體故事我不否認，但是我們對基本事實應該有個基本的認識。我現在想問這些譴責干部說韓戰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我頭腦里清不清楚朝鮮戰爭到底是哪一方侵略了哪一方，哪一方開的第一槍，哪一方越過了國際規定的界限，對另外一方大力進攻？我覺得我們必須搞清楚這種基本的事實。這些都是發生在建國前后的。

　　我再舉一個事實例子，這些都是我親身的感受，我今天給大家講這些東西，說明中國人需要知道真實的歷史。我覺得一般人長期生活在一個環境里面，中國有句話叫做“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入蘭芝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就是你長期生活在這里，你實際上是體會不到的。我們到底生活在多少被掩蓋的事實里面，我覺得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就像我自己，我從1967年就開始看內部書，第一本書是《杜魯門回憶錄》，我覺得我比中國人早很多很多，可能早半個世紀，至少早40年，知道朝鮮戰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還在那里說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從來就是使用朝鮮戰爭這么一個詞的。后來我看了大量的書，我自己有一種優越感，可能我在演講中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來，這當然不好，但是免不了。

　　我認為我知道的歷史真相遠遠比一般中國人多得多，因為我從1967年就開始看內部書籍，《杜魯門回憶錄》這一類的書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本。但是很奇怪的是，當我看這些書的時候，我仍然發現有大量的事實我是不知道的。我再給你們舉一個例子，我是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那里管的非常嚴格，中國大使館管我們，因為我們在社科院生活實際上是很隨便的，在那里學習、組織、活動比我在國內不知道嚴格多少。所以我去了以后，就有人通知我要到大使館資助的學生會，有一個地方專門是中國留學生跟中國學者活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設備，你可以看各種雜志，看各種書，還可以看電視之類的東西，那時候這些都是很先進的。我當時去了以后發現中國學生會辦公室放了一本書，大家都不看，我覺得非常奇怪。我記得是一本藍皮的書，大概就是這么厚，這么大，也沒有題目，也沒有出版社，我翻了翻看內容。看了之后，學生會的電視、錄像的這些，再好的東西我都不看了，我就一口氣把這本書給看完了。這是一本什么書呢？我現在只能這么形容，因為它沒有名字，中國人實際上對于外部事件，對于中國發生的大事，是有一整套的故事的，這些故事全是假的。但是現在中國有一部分精英分子，不管他們是留學生，還是像我這樣的學者，他們到國外去了，比方我到牛津大學去了，去了以后你要跟西方人接觸，你要跟香港人接觸，你要跟臺灣人接觸。當我們在共同描述40年代、50年代的時候，我們會鬧大笑話，因為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套不真實的東西。那本書就是專門提供給中國的精英分子、在外人員你必須知道的最低限度的歷史真相，當你知道這些以后才不會振振有辭地跟臺灣人在那里辯論什么問題，你辯論的話會受到嘲笑的。

　　這也是開了一個很小的縫隙，給極少數中國的知識精英，因為你要到國外去，你要接觸國外的環境，你不可能仍然像在大陸那樣自說自話了。你必須接觸另外的一些說法，如果你張口說的就是很可笑的事情，那是很慘的。所以我們政府給我們提供了我們必須知道的最低限度的歷史真相。我看了以后，客觀地說里面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因為我從小就是看內部書長大的，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舉了這么多例子，是想說一點，每一個中國人如果真想了解自己的歷史，所謂的共和國經歷的歷史，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因為我們成天侵染在不真實的故事里面，可能我們連自己非常可笑都不知道。就像現在網上成千上萬的網民去攻擊那個可能是腐敗分子的干部，你說“韓戰”，這么一個滔天大罪。我覺得說韓戰比說抗美援朝不知道正確多少。

　　開始給大家講這些，是為了說明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跟研究歷史。然后我就要具體講這方面的情況。當我在回顧跟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候，比方我看楊奎松這種書的時候，受到了很多的啟發。第一點啟發，我馬上就想到了鄧小平在他的文集里說過的一句話，鄧小平是這么說的：“對左的思想錯誤不能忽略，它的根子是很深的”。當我在看各種各樣的歷史資料的時候，來回顧建國這段歷史，要總結出一些經驗的時候，我覺得鄧小平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內涵的，確實是他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們看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這本書就能夠發現，實際上這段歷史充滿了左傾思潮、左傾路線、左傾政策，而且這種政策是長期的，幾乎貫穿始終的一個東西，而且是反復地出現。還有一個特點，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人提出正確的心平氣和的、比較合理、理性的想法，每一次都有，真的。但是就有這么一個特點，在我們的歷史上，比較實事求是的做法跟左的做法發生爭論的時候，從來都是左的東西占上風，然后就是左的東西大肆泛濫，最后事情搞不下去以后，比方殺的人太多了，工作做不下去了，引起眾怒了或者事情做不好了，比如說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糧食也沒有，什么都搞不下去了，然后又開始恢復一點，但是等日子稍微好過一點，就又開始“左”起來了。

　　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正規地講，我們這段歷史有哪些這樣的事情？楊奎松的書里講，實際上是從抗日戰爭之后算起的，因為抗日戰爭之后馬上就是國共之間的內戰，這段時間很短，幾年時間內就把國民黨蔣介石的軍隊打敗了，然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我們在講建國歷史的時候往前面延伸一點我覺得是對的。大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在1946年就出現了這么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面臨了農民要求實行土地改革的問題，實際上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解放區這些農民已經開始把地主的土地占為己有了，這時中國共產黨就面臨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你領導的地方，你怎么看這件事？你是反對、組織還是支持？這些問題都出現了。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來看，他當然應該支持農民，但是這種支持又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慮的事情，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是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即將爆發的前夕，他正面臨爭取人心的問題。現在我們當然很好理解了，但是當我還年輕的時候很難理解這個問題，當時就覺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我們現在有了私有財產權概念以后，我們有了物權法之后就會想：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搶過來——等于說這其實還是一個有問題的事情。所以中國共產黨就有幾個考慮：第一要考慮統戰，因為中國共產黨還是想聯合其他非常有社會地位、非常有財產的各種各樣的人物，讓他們站到自己這一邊，而不要站到國民黨那邊，他有統戰的需要。同時還要考慮國際上的觀感問題，大家覺得你一個政黨像個土匪一樣，什么東西想要就搶過來，好像是不行的。還有其他的各種各樣的考慮。所以在1946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制定了一個關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5月4號發出的指示，是一個非常非常溫和的指示。

　　我看了楊奎松的書之后才知道，其實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間，在這種關鍵時刻，中國并不是只有一種唯一的選擇，并不是像我們已經發生過的一樣，只能是支持農民把地主的土地分過來就拉倒。更好的選擇，實際上在歷史上我們是完全考慮過的，甚至實行過的。比方臺灣做得最好的，就是50年代蔣介石敗退到臺灣以后，他感覺他被打敗的原因，可能就是對農民的土地問題考慮的太少了，他忽視了這個問題。他也在臺灣搞了一個土地改革，就是一個非常和平的手段，叫做“三七五減租”，就是農民租地主的地，租子最多只能占收成的30%，不能超過這個。更多的時候就是政府用錢把地主的地買過來，分給農民，不存在鎮壓跟剝奪的問題。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陜甘寧邊區跟別的地方實際上也是采取過這些方法的。在“五四指示”中，當初也是采取過類似的方針，這些詞挺難念的，比方叫做“佃權交換”，就是租賃土地權利的交換，還有“清償負債”這一類的說法。實際上類似的說法就是采取和平的方式，用金錢補償的方法，把地主的地買過來，然后分給農民，而且這種分針也實行了。雖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經濟非常有限，但實際上他是有過這種考慮的。像那種很文明的、很靈活的改革做法，實際上并不是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的，我們也采取了一陣。

　像我剛才說的，雖然我們曾經有過正確的認識，有過這種比較實事求是或者說比較理性、靈活的做法，但是我們馬上就變了。像在這種事情上就是這樣，并不是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并不是我們只能采取過激的、左的做法，左的東西從來都不是唯一的選擇。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是非常靈活、理性的，對土地的征收是有償的，而對極少數的惡霸地主跟一般的中小地主是有區分的，況且有大量的地主，尤其中小地主，他們非常非常的開明，他們在抗日戰爭，甚至在國共戰爭中間都是支持共產黨的，大量的地主支持你，當初你跟別人許諾也很好，比方說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實行的政治制度就是“三三”制度。就是說一個政權的建立，共產黨軍隊占1/3，勞苦百姓占1/3，開明紳士，就是這些地主、有錢人、資本家也占1/3，因為別人是全力支持你的啊，別人把自己的財產什么的都捐獻出來支持你，抗日戰爭也支持你，國共戰爭也支持你，我們把這些人叫做開明紳士。而且他們在邊區政府擔任的職位也很高，比方說什么參議長、最高法院的院長，這些都有，這些你不能說變臉就變臉啊。所以在“五四指示”里面就區分的很清楚，開明紳士，有些地主是支持你，讓他的兒女鬧革命的，他們的兒女現在也當了共產黨的大干部的，這些共產黨的干部，他們的家屬，這些開明紳士支持過你，對我們長期戰斗有利的人，這些人要怎么照顧？如果農民分土地，你要給他留更多的土地，讓他在面子上過得去，在生活上也過得去，這些都是有一整套的考慮的，是挺周到的想法。“五四指示”的主要內容就是這樣，幾乎有償的或者不要大破壞的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同時也照顧到這些人的利益。

　　但是事情馬上就起了變化，不但是毛澤東，還有劉少奇，他們覺得這場土地改革應該是一場政治斗爭，在這場政治斗爭里面應該打倒地主。如果我們用一種很平和的方法，免工減讓的辦法，把地主的土地用有償的方式收買過來分給農民，或者因為他們以前對我們革命有功就給他留更多的土地，最后分完土地以后，他的土地是一般農民平均占有土地量的2-3倍。這些方式都不行，這樣搞的話，就達不到打倒地主的目的。所以中共中央反復用的詞匯就是“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階級”，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詞匯。第二個就是要教育農民，要跟地主撕破臉，不能是好說好商量，把你的土地給我，因為我沒有土地，就是要撕破臉。所謂撕破臉就是要斗爭。因此后來取得土地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個方法，采取的是徹底的沒收，開斗爭會，把這些地主全部定成惡霸地主，然后是逮捕他們、吊打他們，而且很多是采取馬上處決的方式，干脆就槍斃。用這些方法來搞土地改革。這中間不但是大地主，連中小地主，包括富農，甚至包括中農，都受到了吊打、斗爭、逮捕。所以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間，被消滅的地主、富農，甚至是中農，一共有25萬人。我念一段楊奎松這本書具體的描述，在晉區邊區，中央發表了關于怎么劃分成分，因為土改就是要劃分成分，如果一個政黨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你要定一個人為地主，你必須要看他占有多少土地，看他到底進行了剝削沒有，但是我們左的東西從來就是要擴大，很多完全不是這樣的都劃進去。我們采取的做法，包括后面的很多政治運動，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種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馬克思經典定理，就是我確定一個階級成分的時候，我不是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劃，這是我們從小學就學的，而是要看他的態度和思想表現，用這樣的標準來劃分。如果你思想表現不好，如果你對這場運動有抵觸心理，就可以把你定為地主。這一點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很多的。給一般人定階級屬性、定成分的時候，實際上是根據態度和思想來定的，不光是根據他跟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來定的。所以在土改里面，地主、富農的人口是這樣分的，一下子這種比例就占到了25%，然后有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被關起來，他們普遍遭到吊打或者其他肉刑，逼他們交出所謂的被隱瞞的財寶。抗日戰爭其間實行“三三制”時的那些開明紳士，很多都遭到了這種酷刑拷打，被打死以后開膛破腹，尸體被扔到黃河里，這些人包括支持革命的人士，比如（晉區）邊區的高等法院的院長孫連成，被審判，后來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個更著名的開明人士，是邊區的一個議會的副議長，叫劉少白，也被斗爭，這本書里面還舉了一些別的例子，這些可能你們都不太熟，但當時都是當初非常著名的，參加到革命政權里面，擔任高級職位的這種人。甚至有一個地主叫（劉冠英）的，他已經擔任了革命政權的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了，他已經是革命政權的高官了，也說他是地主，也拿來游斗。他兒子是共產黨的一個干部，共產黨軍隊里面的人強迫他的兒子用鐵絲串到他父親的鼻子上，像拉牛這樣的，再進行斗爭。事情都搞到了這種地步。我覺得這種左的東西是反復出現的，這是第一個例子。

　　我再講第二個例子。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年不到的時間，那時候又發生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鎮壓反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新政權建立以后，舊政權的人會跟他有斗爭，而且有些是不滿意、不支持新政權的。當然其中還包含了特務之類的，還要搗亂、搞破壞。所以一個新政權建立，自然會對前一個政權遺留下來的人采取懲罰性的措施，讓新政權得以鞏固。我覺得這個做法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歷朝歷代大概都會有這么一個做法。但是我們這種做法是不是比以前的那種做法還要過分一些？

　　毛澤東在1950年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穩健的看法和估計，他說我們不要四面出擊，不要樹敵太多，也就是說我們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我們還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廣大人民群眾來擁護我們。如果鎮壓反革命大開殺戒，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而且我們主要的任務是醫治戰爭的創傷，剛建立新政權，我們最基本的任務是要在全國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要休養生息，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夠維持。所以說毛澤東開始的這種認識還是很清楚的，然后就開始打算比較理性地搞這樣的鎮反運動，就是對舊政權里面可能搗亂的破壞分子進行鎮壓。結果就發生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以后，最高領導層的態度就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用毛澤東的話說，朝鮮戰爭一爆發，這是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必須大開殺戒。大家不理解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劉少奇就做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其實在他的心里他當然也知道殺人太多畢竟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劉少奇是這么說的，為什么是朝鮮戰爭跟我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呢？朝鮮戰爭一爆發的話，這種鑼鼓聲就敲的非常響，那意思就是整個輿論轟轟烈烈要抗美援朝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殺人這件事情就被另外一種聲音壓倒了，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方便了。說這話的意思實際上就把這件事情解釋了。這件事他們其實還是知道，可能會引起大家非議的。但劉少奇解釋的很好，我們這種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肯定會被抗美援朝的這種巨大的鑼鼓聲掩蓋掉。用劉少奇的話說，鎮壓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見了，就好搞了。

　　為了達到這種放開手腳、大開殺戒的目的，當初的政務院，也就是現在的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說哪些人是反革命，是可以懲罰的。在這個條例里面，根本不分，你只要有這個動機就是了。它甚至都不分你的意圖跟現行，你做沒做是可以不管的，只要你被人告發想做這件事，就是反革命了，根本不管你到底做了這件事沒有。而且當時還用了一些詞，就是那些惡霸要懲罰，而且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我們現在還用這些詞，我們完全沒有法治精神的，說民憤極大，哪一個人民憤極大了，用這個理由就可以把這個人殺掉的。那時候就開始有這種做法了，用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就可以做這種事情。

　　而且毛澤東不斷下指示說，鎮壓反革命要做的事情，他特別喜歡用的詞就是“要大張旗鼓”，“大逮捕”，一天一個城市抓多少人，大逮捕，大審判——那時候叫公審——在一個體育場或者一個公開場合，就是大審判。五花大綁的，幾十輛車。我自己小時候就經歷過，部隊拿著機關槍，一車一車的這種反革命分子、犯人，壓到刑場上去，一天就槍斃上百人，這種情況就出現了，當時這種做法，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當然起到了作用，但是這種擴大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我自己當時是在成都生活，這種事情我目睹了很多。那時還是小孩，也不懂事嘛，聽到外面的軍車呼嘯而過，大概就興高采烈地跑去看，一路上就是十幾輛、幾十輛的這種車，一輛車是犯人，一輛人是部隊架著機槍，犯人是五花大綁的，頭上還有一個條寫著罪狀，然后就槍斃，第二天報上就會說槍斃了多少人。我另外有高中同學講說，在重慶槍斃的更多，每天都在槍斃人，就在嘉陵江邊上。當時都已經槍斃到這種地步，就是很多人都沒有打死。他給我講，我聽著都覺得心驚肉跳，他說被槍斃的人他半夜自己從草草掩埋的土堆里爬出來，鬼哭狼嚎地叫。比方一天槍斃兩三百人的話，很多人都沒被打死的，晚上總有幾個沒有死的從刑場里面爬出來亂叫，部隊知道后又去補開槍，那時候就是這種氣氛。

　　我現在不想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但是至少這種擴大化，本來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考慮，就是我鎮壓極少數的不服從新政權的人，但是借朝鮮戰爭這種強大的鑼鼓聲來掩蓋壓制這種殺人的聲音，然后大開殺戒，這種做法對不對？我覺得應該重新考慮的，這也是一件事。

　　建國前還發生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大家對這件事知道的肯定比較清楚，我們結合到現在的情況，貪污腐敗，內部廉政。當時最著名的人物，天津地委劉青山、張子善，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貪污的也很厲害，最后毛澤東決定把他們殺掉。因為這樣做的話，和你一起打下天下的革命隊伍中間的人，他自己就貪污腐敗的話…當初貪污腐敗是這樣，共產黨干部隊伍里面貪污的人比較多，更關鍵的是發展勢頭非常地迅猛，就是在兩三年之內百分比一下就上升了很多，甚至上升到干部中間30%的人都要貪污。在當時的環境里面，那簡直是非常了不得的數據了，現在我覺得30%也許是一個相當“可愛”的事情。但是當初那30%，比方開始發現有5%，第二年就10%多，第三年就30%的人貪污，最高領導人是絕對受不了的，所以就要反貪污。反貪污這場運動大家擁護的程度比較高，因為畢竟是對執政者內部貪污腐敗分子的處理嘛。但是又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之前講的左的東西，一開始有一個正確的估計，馬上就變成極左的，沒有限制的東西。本來在土地改革運動、朝鮮戰爭以后，毛澤東要發動一場三反運動，別人就問毛澤東，我們三反怎么樣才算完成了任務？才算達到目的了呢？毛澤東的話特別能代表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毛澤東是這么回答這個問題的，就是要“發燒發熱，上吐下瀉，不然的話火力不夠”。我們從50年代經歷過的人，就特別熟悉這句話，就是要搞成這樣子。林彪一說到運動就是要搞的是敵人整晚睡不著覺，我們也整晚睡不覺，全國人民整晚都睡不著覺，就是要搞成這樣子。毛澤東的話就要搞成“發燒發熱、上吐下瀉，不然的話火力不夠。”

　　那種話也更代表他懂得政治思維，我們怎么判斷有沒有完全任務呢？我們斗爭的成績怎么考核？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報數字，要大的。那時候三反，貪污犯那時候就叫老虎，大貪污犯就是大老虎，那時候說法是哪一個地區打了多少只大老虎，打了多少只小老虎，打了多少只中老虎，都是這種稱呼。有一個標準的，比方貪污1000萬就算大老虎之類的。但是說到這里的時候，我要補充說明一下，那時候的錢跟現在的錢單位是不一樣的，那時候的1000塊就是現在的1塊錢，100塊錢就是1分錢。所以我們小時候過節家人給我們錢，給多少？給300元，就相當于現在的3分錢。所以那時候1000萬實際上就相當于是1000塊錢，但那時候的1000塊錢也相當值錢了，當然還是值不了我們現在的1000萬。因為我們現在的物價跟50年代初期比并沒有漲到1萬倍嘛，所以那時候一只大老虎就是貪污1000萬以上的。

　　毛主席說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好，要應有盡有，他在運動時對這些下級說，任何在報告里面說貪污情況在他那個部門、地區不是特別嚴重，貪污的人數也不是太多，貪污的錢的數額也不是太多的，凡是這種報告都是不真實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單位紛紛開始互相攀比，因為毛澤東本身就說數字要大，人數要多，數額也要大，各地就拼命的攀比，打老虎的數字就層層增加，然后采取的方式就是打、罵、捆起凍，就是在三九寒天里，把你拉到戶外去，讓你站一個晚上，然后搞車輪戰、搞肉刑，只要數字，不管證據，就這么搞。所以那時候成績搞的非常之大。但是安子文做總結的時候做了一個報告，說后來發現事情鬧大了，也鬧得不好的，就又開始搞復查跟甄別，看哪些是冤枉的，哪些本身不是貪污犯。安子文的報告里面說的，在50年代初發生的這種三反運動中間，全國的大貪污犯，就是貪污到1000萬以上的有29.2萬千人，但是經過復查和甄別以后，這個數字減少到原來的65%，就是說一半以上，基本上三分之二搞錯了，我們國家做事情從來就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我是想證明鄧小平對中國的總結是非常深刻的。鄧小平那句話“左的思想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它的根子是很深的”，我覺得我們從這些例子里面完全能夠體會到鄧小平這句話確實是經驗之談。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只舉了少部分的例子，你就能看出來在建國前后，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可以追溯后來，直到現在，所謂左的東西根植很深到底怎么回事？大家會有這么一個概念。

　　第二個問題更有趣，在中國歷史上的這種政治運動里面，其實建國以來的歷史就是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史。所以我們講建國史，不可能講太多別的東西，我講建國史，如果說要抓最重要的東西來講，抓最能說明問題的東西來講，就只能講運動史。不斷的運動，好多運動都講不過來。比方講了“三反”以后，還有“五反”，這些我都不可能講了，只是大體提一下。還有反對胡風的這些事情都是運動。

　　最有趣的是，中國這些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運動里面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傳統，就是百分比的傳統。每一次運動一定要規定這次一定要揪出來的壞人，一定要打擊的人，要作為運動對象加以處理的人，那些領導人要定一個百分比，完不成百分比就是右傾。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數字要高，但是有的太高了，影響太壞了，比這個數字高的太多，碰巧最高領導人頭腦又比較清醒的時候，他們就有一個說法，數字高了是左傾，數字低了是右傾，一定要達到一個數字。這件事里面，你們對以前的歷史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最近若干年，說這方面說的最多的就是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就是你這個單位、地區，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如果達不到你就沒完成任務，以致發生了好多特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些單位的黨委書記拼命把別人打成右派，甚至把平常的戰友、親戚、朋友或者是下屬都打成右派，最后報上去數字還是不夠，他更上一級單位就說不行，你是右傾，你沒有達到5%的比例，那怎么辦呢？把你添上去。有些人的上級單位就把他添上去，他也覺得沒辦法了，我認為只能打這么多。甚至極個別的，但絕不只是一例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最挖苦和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后數字不夠，他也不知道當右派到底有多悲慘，后面情況都不知道，他覺得作為黨委書記完成數字是最重要的，完成數字是很光榮的，右傾是很可恥的，我不能當右傾，我不能不完成上級交給我的這么一個數字。有人為了湊夠5%，把自己也算進去，最后嘗了大苦頭才后悔莫及。他當初以為我湊一個數字不是就完成任務了嘛，我這個支部書記不是當的很好嘛，5%都達到了。結果出現這么荒謬的事情。有些是自愿的，有些不是自愿的，運動本身是他整人，結果為了讓數字達標，就把自己算進去了。這件事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聽老右派回顧的時候知道有這回事，大家會感到湊數字是一個非常荒謬跟不可信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實際上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源遠流長的傳統。基本上是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的通例。

　　我跟大家舉幾個重要的政治運動，我剛才講的第一個事情，就是1949年土地改革的時候，毛澤東下了一個指標，土地改革除了土地以外，實際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劃成分，就是這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人是地主，還要做這么一件事情。毛澤東自己有一個看法，他年輕的時候在農村做了一個調查，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擴大化，是有問題的。因為在像楊奎松這種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毛澤東在江西農村做調查的時候，發現農村的地主普遍占總人口的4%-6%之間，只有一個地方毛澤東調查的時候是8%，但毛澤東可能喜歡左一點吧，革命對象要多一點。他就有一個固定的概念，農村地主應該占總人口的8%。他就取了一個上限，上限比是下限高了一倍，絕大多數是4%-6%，他就有一個斷言，說地主占總人口的8%。然后他就用這個數字來規定，現在我們要土改了，要劃成分的，8%的要定成地主，如果你定多了就是左傾，如果定少了就是右傾。我們當時的傳統對左傾是必須保護的，覺得左傾是革命熱情太過分了，好像問題不大，右傾是站在敵人的一方面。所以有的地方，在那場運動中間還突破了這個數字，有的地方定的地主人數最高已經達到27%了，這種地方可能需要糾正的，就這么一個說法。問題就出現在這種地方。

　　1947年搞土改有很多種，一種是老解放區，老解放區以前早就經過了土地改革，地主幾乎就沒有了，要有的話也是很少。可能有的地主特別支持共產黨，支持他們跟國民黨的戰爭，是我們的革命戰友，這種情況還是有。另外的叫新解放區，就是剛開過去的，那里地主可能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正規調查的話，一般新解放區地主占的比例可能是4%-6%，老解放區只占2.4%。但是對中國來說，我們在現在的生活中也會看到，數字是一個非常神圣和至高無上的東西。毛澤東定的最高8%這個數字就是一個不科學的數字，所以這種擴大化就不可避免。他不分新區跟老區，老區明明只有2.4%的地主。在那場土改里面，實際上定的是8%-10%，如果要完全這個指標的話，擴大化就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楊奎松在這本書里提出來，我們要把一個人定成剝削階級或者要把他定成地主，實際上應該看他的剝削量到底有多大，他到底占有多少土地，但是那時候完全不看這些東西，就是一定要達到8%或者10%的這個比例。這是在土地改革運動當中發生的一個事情。

　　我剛才講的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也是提出了一個殺人的比例數字，其實我覺得可能就更輕率了一點，畢竟是一個人命關天的事情。但鎮壓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下了一個指示，一般城市里面要殺人先定指標，要殺的人至少應該占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方可以達到千分之一。所以他在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里面都定了應該殺人的具體數字，而且毛澤東還批評當地官員說“殺人太少，要多殺”。那些地方殺了多少報給他了，他說殺的太少，應該多殺。

　　有的地方完不成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一這種數字，就會受到極其嚴重的批評，所以后來搞到最后就根本不管證據，不管他是不是反革命，也不管反革命罪應不應該判死刑，這些都完全不管，就濫捕濫殺，勉強湊數。而且還有個別品質不好的干部，要去貪功，要突破指標。所以最后的結果就是，整個鎮反運動總共殺了71.2萬人，達到了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二四，這個數字雖然是千分之幾，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那么大，千分之五跟千分之六那就遠遠不同，那就不知道多了多少萬人人頭落地了。

　　其實71.2萬人達到了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當時毛澤東說每一個大省殺人的比例應該是千分之零點五，最多是千分之一，結果大大超過了這個數字，這只是殺掉的人。關起來的人是129萬，被關住的人是120萬，就到了這種數字。

　　再講最后一個運動，我剛才講的是三反運動，在三反運動里面，毛澤東也是下了這種指示，就是要每一個省要按照本省的人口總數的比例來制定打腐的計劃。他非常重視這種比例數字，就是到底達到這個數字沒有。其實在這個過程中間，他自己也知道，也有干部給他匯報，一個單位，比方說我這個單位有1000個人，按照比例要打幾只大老虎，幾只中老虎，幾只小老虎，這不是個很“科學”的事情。有些單位是清水衙門，他不管財務、不管物資，不可能有貪污啊。比方一個圖書館，你要三反、五反，不能說完全沒有貪污，但他的比例至少應該少一點吧。

　　現在大家都知道，修公路、修橋的人，或者是管物資的人，應該是不一樣的。其實確定一個單位里面的貪污犯大老虎到底有多少，我覺得有一個程式，這個單位是不是跟管理金錢、物資有密切關系的。但毛澤東就不看這一點，他就只看比例。比方說華南軍區定了一個計劃，這個地區一定要揪出，比方說200只大老虎，200只小老虎，毛澤東按照比例就說不行，他就說你們揪老虎的計劃按人口數字派給你們，你們少了10倍，你們只達到了應該揪的1/10，然后他就重新做了一個規定說你們這個軍區揪大老虎、小老虎，一共要多少只，就這么說。

　　他對別人的督促都是這樣的，他對很多軍區跟部隊里面揪老虎都這么說。他有一個批示，各個軍區打老虎的預算跟打老虎的成績不如66軍，66軍揪出了很多大貪污犯。他現在下令各個單位的人，說你們必須說出讓人信服的理由，為什么你們揪的老虎就這么少，不然的話，你們的負責人就一定有問題，要么就是思想有右傾，要么就是方法不對，要么本身就是貪污犯，所以你才揪這么少，這是他的話。所以在他的要求之下，各個地方一再提高打虎的數字，把任務分配到下面的各個地區，就不斷加大這種數字。這本書里面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數字，我就不繼續說了。這是我談的另一個方面的問題。

　　這兩個方面都提到了建國歷史中間最重要的問題，第一是左傾的東西是根深蒂固的，源遠流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有這種東西。第二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做事情預先定一個人口比例的指標數字，一定要完成這個指標數字，完不成你自己就算一個，就像打右派，把你自己都算進去了。所以毛澤東跟這些大軍區的負責人說，你們軍區定的揪老虎的人怎么這么少呢？要么你是右傾的，要么你是方法不對，要么你本身就是老虎，就這么做的。

　　我現在講第三部分，因為這些東西很多，我只能抓主要的講。我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我自己很早以前就有這種體會，最近看楊奎松這本書更受到了啟發。當我們考慮我們建國的歷史，或者是考慮我們建國60周年以來共和國走過的歷程，我們幾乎所有的中國老百姓、中國的歷史學研究者都缺少了一個緯度，這就是一個國際的緯度。我光給你們這么說，你們不清楚，我待會具體講。

　　實際上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受國際大格局影響的，但是我們很少從這種角度去考慮我們的建國歷程。實際上說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后最大的國際格局就是《雅爾塔協定》。我甚至可以夸張一點，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我們之所以會走到今天，實際上是《雅爾塔協定》的一個產物。我這樣說是故意地夸張一下，刺激你們的注意，大家聽了以后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震驚的事情。但是我們實際上確實少了這么一個緯度，因為我們為了說明這個歷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輝煌業績，我們總是把我們取得的成果或者是我們達到的現狀說成是我們偉大領袖思想很高明的結果，但是實際上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的。而且更合實際地，更合情合理地講，不是因為有一個了不得的、天才的偉大領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普遍的真理結合在中國的情況，或者滿足了中國人民的要求，我掌握了真理，因此我取得了勝利。實際上一個政權失敗了，一個政治力量失敗了，我覺得中國處在一個大格局里面，在某種意義上，要承認令個人非常不愉快的事實。在近現代以來，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是由大國主宰的，包括中國革命也是它的產物。我是故意說的極端一點，但是我覺得這個令人震驚的緯度，我想講給大家聽，讓大家能夠有這么一個緯度，以后你觀察事情就很清楚了。

　　總的來說我覺得中國在建國前后發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有兩個外部的原因，這是歷史學者從來不這么研究的，中國老百姓也從來沒這樣想過的。一個是《雅爾塔協定》，另外一個就是美國跟蘇聯之間的冷戰，這就形成了一個大格局，在這個大格局下發生的很多的事情我們認為原因不在這個地方，認為我們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那么如果從大國主宰世界這種角度看待中國的歷史的話，《雅爾塔協定》為什么對中國的歷史，對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呢？是這樣的，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在歐洲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就是把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消滅以后，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日本法西斯了。亞洲，包括英美實際上在對抗日本的侵略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這里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要考慮，現在事后看，其實亞洲的問題，就是消滅日本法西斯，消滅日本的軍隊，美國自己完全可以做到，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不困難的事情。但是有兩點：第一，美國拿的情報不是特別的精確，他把日本對軍事力量的估計大大夸大了，比方日本的關東軍已經是一個空殼了，什么都沒有了，但是美國人卻想我還要派我自己的子弟兵去東北消滅100萬的關東軍，日本最精銳的部隊，這個美國人是不干的。我覺得美國人這一點——這個要看我們怎么看了，中國共產黨可能會把這個看成美國的一個弱點。我個人從人道主義角度來看，我覺得是他的一個最大的優點。美國的最高統治者，美國軍隊的統帥部門，在考慮戰爭的時候，不是考慮自己的功績，他考慮的是美國的士兵。他以為日本還有100萬關東軍，他以為攻占日本領土會做出巨大的犧牲，他不愿意美國士兵喪命，他首先考慮的是我盡量減少我自己子弟兵的犧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該怎么做？他沒有想如果我把亞洲整個拿下來以后，整個亞洲就是我的勢力了，我覺得要是換成另外的政治家肯定會這么考慮問題的：我用我的兵把整個亞洲占領了，我單獨打敗日本多好，整個亞洲就是我的范圍。結果美國人不是那么考慮的，他過分地重視自己士兵的生命了，而且他又把日本軍隊的力量估計的太大了一點，所以在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人首先考慮的就是：我要減少我的士兵，我要請求蘇聯出兵。斯大林馬上就問羅斯福；“你要我出兵，我怎么跟蘇聯人交代？你給我多少利益？不然的話我憑什么要犧牲我的士兵呢？”所以他們大國之間純粹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自己的利益就是美國士兵的生命，所以他有求于蘇聯，讓蘇聯出兵東北，蘇聯出兵東北就要提條件了，所以美國跟英國就滿足了蘇聯的條件，這種條件實際上是很不公平的。現在想起來我覺得美國跟英國用別人的利益用來滿足斯大林，他不是用自己的利益用來滿足斯大林。

　　后來他們就在雅爾塔訂了一個秘密協定，把本來是中國的外蒙古完全劃成了蘇聯的勢力范圍。蘇聯出兵東北，在東北享受特殊的權利，蘇聯修了中東鐵路，還有大量的港口，這些他都要使用。美國人不征求中國人的意見，就把這些利益——他跟蘇聯做交換的時候，他是拿別人的東西來交換的，不是拿自己的東西做交換的，就訂了這么一個協定。還有一些利益就是把日本跟蘇聯有爭議的領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日本占領的，比如說千島群島、庫頁島，還有兩個島嶼，又在秘密的條約里面有了說明。美國把別人的利益，日本的利益、蒙古的利益，尤其是中國的利益全部犧牲了，換來了蘇聯出兵，進攻東北，所以就有了一個《雅爾塔協定》。這個協定對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不利的東西，但蔣介石沒有辦法，因為他不可能自己打敗日本，他完全做不到，他忍氣吞聲地接受了這個東西。當然他也沒有完全接受，他派宋子文去談判，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斗爭，但是中國當時就是那么可憐，弱國無外交，這三大國就制定了這么一個世界格局，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整個狀況就是這樣的。但在《雅爾塔協定》里面，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訂了這么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簽訂以后，每一方都非常認真地在執行。大家都能夠看出來，不管后來冷戰的形勢多么嚴重，大國之間對這個協議也是非常嚴肅認真的。這個我們就非常吃驚，為什么會這樣呢？其實政治里面經常充滿了叛變和說話不算數的事情，但是因為《雅爾塔協定》維護了他們的利益，犧牲的不是他們本國的利益，犧牲的是其他民族的利益，維護這個協議對自己是有根本好處的。《雅爾塔協定》對這三個大國都是非常有好處的，如果你不尊重這個協定，要不遵守大家都不遵守，如果大家都說話不算數的話，受到的損失就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三大國對《雅爾塔協定》采取了嚴格執行的辦法，搞另外的政治斗爭都是在《雅爾塔協定》之外搞的，都要遵守這個東西的。知道這一點之后你才能解釋很多東西。比方說《雅爾塔協定》里邊還有別的內容，比方劃分的勢力范圍，比方西歐屬于英美，其他部分屬于蘇聯。所以就會發生這種事情，希臘的共產黨力量非常之大，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后，希臘共產黨就可以建立一個政權，但是英美不干，他們認為共產黨政權是獨裁政權，就不要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他們國家奪取政權，英國還派了軍隊去鎮壓。希臘共產黨本身軍事力量在國內是最大的，本來是可以奪取政權，但是英國的軍隊在那里，就不行。看到這樣的事情，蘇聯他作為共產黨世界的第一號領袖，他是不管的。因為《雅爾塔協定》已經說好了，這部分屬于西方。這種情況對于東方也是這樣，當蘇聯在東歐進行這種鎮壓的時候，比方說東方的像捷克斯洛伐克這種地方反法西斯的力量是很大的，這些以前都是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后來他們建立政權的時候，蘇聯要扶植自己的傀儡，就是建立什么捷克共產黨、波蘭共產黨之類的。你的反法西斯力量再大，想搞另外一種體制的話，蘇聯說不干就不干。英國和美國也遵守一個默契，蘇聯在東歐為所欲為，英美不管的，英美在西方為所欲為，就是說他們鎮壓異己力量德時候，蘇聯也是完全不管的。他們那種大國之間是嚴格遵守《雅爾塔協定》的。

　　由于他們嚴格遵守《雅爾塔協定》，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內戰的結果跟《雅爾塔協定》的內容就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當初制定《雅爾塔協定》的時候，實際上英美是基本同意中國是英美的勢力范圍，但是蘇聯在中國的東北可以享受特殊的權利，基本上就是這么一個格局，蘇聯在東北可以有特殊的權利。但是對于美國來說，這種選擇也不是獨占的，應該是門戶開放的。如果蘇聯把東北完全控制住，那也是違反《雅爾塔協定》的，就是說我允許你有特權，但是你對我的利益也要開放的。如果把中國劃成英美的范圍的話，蘇聯也承認了這一點，整個西方大國是承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承認他的權力的，而不承認另外一只軍隊，另外一個政黨，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所以雖然大家都是共產黨，但是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并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奪權的。這一點在《雅爾塔協定》簽訂以后，在斯大林那里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在抗日戰爭以后，日本人被打敗以后，把外敵打敗了以后，國共之間又開始爭天下了。蘇聯是嚴格遵守的《雅爾塔協定》，實際上是蘇聯下命令，拍電報到延安，命令毛澤東到重慶去談判的，這種談判的前提是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合法地位。

　　所以我們現在寫歷史，講到重慶談判就說我們的領袖是大智大勇的，深入虎穴去干什么事情。實際上就是斯大林叫你去，你就去了，你是小兄弟，那是大老板，沒辦法的事情。這種故事是相當多的。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以后，你看那些共產黨高級干部的回憶錄，比方說張國燾回憶錄，毛澤東高興死了，他罵蔣介石，你把我的妻子也殺了，把我的兒子也殺了，我現在要報仇的。楊虎城跟張學良抓到蔣介石以后，他馬上提出在西安公審蔣介石，把他殺掉。最后也是斯大林來的電報，他說：“張學良這個壞蛋——”因為對蘇聯人的利益來說，你們這么亂起來要怎么辦？蘇聯怕的是，我那邊打德國，我不能再打日本人了。那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蘇聯希望中國一心一意抗日，實際上你抗日等于是幫他的嘛，讓他安定一方，他不可能兩方一戰。張學良在那里搗什么亂啊，斯大林在電報里面把張學良說成是漢奸，你把自己的最高統帥抓起來，不是幫日本人的大忙嘛。共產黨那天在延安的窯洞里興高采烈的，想怎么在西安審判蔣介石，那叫做公審蔣介石，然后把他殺到。最后斯大林不斷地發電報來，說你絕對不能這么做。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現在說的什么偉大得不得了的重慶談判，全是斯大林電報解決的問題。而斯大林這么做全部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這個時候可能客觀上也對我們有好處，有的時候也是完全沒有好處的。但是他是完全根據自己的私利來決定的，一紙電報命令你去，你就得去，哪是現在電影演的那樣，我覺得簡直是荒唐。

　　所以蘇聯發電報叫毛澤東到重慶去跟蔣介石講和平統一的問題，防止內戰的問題。防止內戰確實是斯大林的既得利益，跟他有很大的關系。當然，談是沒有結果的，然后蘇聯馬上出兵東北，蘇聯軍隊一旦到了東北…政治家就是這樣，我先定了一個條約，我軍隊已經占了這個地方，蘇聯的野心可能就要擴張。這時候美國就有點后悔了，美國就覺得我們請蘇聯出兵其實有點虧。其實關東軍根本就沒有了，如果美國不要求蘇聯出兵，整個亞洲，日本、朝鮮、中國全是他的，現在把蘇聯引來——《雅爾塔協定》里面給了蘇聯那么多的好處，美國特別后悔，又不能夠違背《雅爾塔協定》，因為大家已經訂了這個條約，他們還是挺遵守的。

　　然后美國就斷定蘇聯不會只是滿足于在東北的利益，蘇聯會把對中國的野心擴展到超出東北的范圍之外，擴展到全中國，那他就可能會危機到美國的利益。然后美國有一個判斷，這種判斷不知道是誤判還是正判，美國就認為蘇聯要實現在他中國的野心。既然大家都是共產黨，他一定是要依靠共產黨的，蘇聯要大力支持中國共產黨跟蔣介石對抗，用這種方式來實現他在中國的野心，美國人是這么判斷的。美國就覺得他要幫助國民黨在內戰中間制止中國共產黨，所以他馬上改變了政策，動用他的海軍、空軍，特別空運力量把蔣介石的軍隊空運、海運到戰略要地，尤其是東北、華北這些地方，于是情況就發生了這么一個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也就判斷，美國對《雅爾塔協定》不會那么認真地遵守，認為美國在中國也是有野心的，不然他為什么派那么多的大型運輸機把蔣介石軍隊運到這些地方去呢？所以斯大林也相應地改變了戰略。既然美國支持國民黨，我就要支持共產黨，斯大林就開始轉變了策略，他命令在東北的軍隊要支持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秘密地通知中共，我們準備在東北配合你們，不然的話，蘇聯軍隊占領東北有義務，而且在初期就這么多。蘇聯是根據雅爾塔的協定，說我是占領軍，我不能把這個地盤讓給中國共產黨，他是嚴格地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所以當中國共產黨的部隊開始到東北，他想大家都是共產黨嘛，就去找蘇聯軍官商量，說你們這個地方占領了以后，我們跟國民黨打仗，蘇聯根本不干的。把這個軍隊當成土八路，跟土匪一樣的。他就認為自己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占領模式，完全不理睬這一套的。最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想依靠蘇聯占便宜，蘇軍是拒絕的。但后來斯大林態度改變了，他通知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通知了在東北的部隊，他們就提出來我們要支持你們，以后我們撤走的話，這個地方就交給你們了，所以現在你們的部隊就在我們的周圍駐起來。然后把他們繳獲的關東軍的裝備，幾十萬、上百萬的武器——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部隊來說非常精銳跟先進的武器——全部交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共產黨軍隊本來的土槍一下子就…為什么林彪的部隊那么厲害？實際上是因為他接收了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而且這些武器全部是蘇聯給中國共產黨軍隊的，而且還給中國建立空兵、坦克部隊、炮兵部隊，建立軍事基地跟軍工廠，全都是蘇聯這么做起來的。當他這么做的很厲害的時候，一個是美國要抗議。一個是蘇聯也感覺到不對勁，如果這么大張旗鼓、明目張膽支持中共的軍隊的話，英美已經表示不滿意了，英美如果表示不滿意，說蘇聯帶頭違反了《雅爾塔協定》，本來美國就對《雅爾塔協定》后悔了，萬一他不承認怎么辦呢？斯大林又開始從另外一方面考慮，如果我再這么明目張膽地做下去，英美干脆就不承認《雅爾塔協定》怎么辦呢？他認識到還是嚴格遵守《雅爾塔協定》比較好，于是他又改變了態度。

-

　　所以當時有很多很重要的，就是《建國大業》里面鼓吹的多么高明、多么英明、多么厲害的戰略戰術決策，未見得真是那么一回事，就跟這有關系。比方我們在東北最開始實行的戰略是“向南防御，向北發展”，這個戰略實際上蘇聯告訴中共中央的。為什么呢？你們把張家口、晉州這一塊地方卡住，讓蔣介石不要進來，你們向北發展，你們往齊齊哈爾這些地方發展，把整個東北拿下來，這是蘇聯提出來的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就變成我們一個非常英明的戰略戰術。因為他把日本人打敗之后，按照協定他必須要把占領軍撤走。在他準備把整個東北交給中共軍隊的時候，他提了這么一個方針，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方針。

　　但是后來斯大林又擔心，如果他這么明目張膽地干下去，英美會干脆地不承認《雅爾塔協定》，就又后悔了，他馬上改變了一個注意，就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他又告訴中共中央，這樣不行的，我們以前那一套不行的，我們的方針又發生了一個變化，我們不能把這些都交給你們。后來中共中央又有一個很英明的決策，叫做“讓開大路，占領兩廂。”他后悔了，他不干了，他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交給你們，這些東西還得國民黨來接收。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出來，這些方針的改變都是這么來的。

　　所以在這樣的時候，美國有一個特使調節中國跟美國的問題，而且是蔣介石的軍事部的，叫魏德邁。從他后來發到美國的報告里面他對當時形勢說的話，我們就看得出來，大國在支配中國政治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美國的特使魏德邁在發回美國的報告里面說，美國跟蘇聯在中國的東北、華北爭奪勢力、地位的斗爭，現在已經開始了，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美蘇兩大國的竟技場了。這種話就說得那么清楚。

　　我覺得要用這種眼光來看待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命運，這個緯度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說，美國跟蘇聯在中國的華北、東北展開競爭，實際上中國是美國跟蘇聯兩大強國的竟技場。他是這么說的，其實美國還有一個更大的考慮，雖然美國跟蘇聯在中國競爭跟爭奪，但是對于美國來說，他最根本的戰略利益是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因為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更重要一些，他把重點還是放在歐洲的。而且他不愿意冒著拼命的競爭，其實蘇聯跟美國都很害怕，雖然一方面都在做競爭，在做滲透，在中國扶植自己一方的人，但是他們還有一個考慮，就是我決不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不愿意跟蘇聯打，蘇聯也不愿意跟美國打。在這種情況下，妥協的考慮也是很多的。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美國派馬歇爾到中國來調停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軍事斗爭，希望還是維持現有的格局。至少美國不愿意引火燒身，怕我太支持自己的代理人了以后，我會跟對方背后的大老板打起來。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打不得的，他們也是知道的。但是馬歇爾的調停實際上從一開始就不會成功的，為什么呢？因為美國跟蘇聯在中國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所以當初蔣介石派他的兒子蔣經國到莫斯科去，斯大林說的話特別赤裸裸，他說只要在中國土地上還有一個美國的士兵，那么東北問題就根本解決不了，說明他跟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協的。

　　美國的這種意見表現出來很大，后來美國內部的意見又有一些變化，美國對《雅爾塔協定》感到越來越后悔，覺得我們定的協議實際上便宜了蘇聯，他們競爭的心思就更多了。后來在其他的地方，美蘇之間的競爭也特別劇烈，比方在朝鮮、在土耳其、在伊朗都有競爭。而且對斯大林來說，他最憤恨的是什么事情呢？斯大林覺得我是世界一個大國，在法西斯戰爭中，我是盟國的重要成員，我打敗了法西斯，應該有我一份。蘇聯希望在占領日本、管制日本方面有他一份，美國拒絕了。結果日本被美國獨立占據管制了。美國最后當然也沒有辦法，道理上也說不過去，大家都是反法西斯戰爭，這么大一個法西斯國家被打敗了，當然是美國把他打敗的，所以美國占領了。蘇聯應該限制性的有一份，美國只同意了他派一個顧問在那里，名義上有一點，蘇聯是不干的。蘇聯說我在一個地區有占領軍，世界上有一個強國，這才是威風。我把一個法西斯國家打敗了，我應該在那里派一個占領軍。美國拒絕了這一點，蘇聯非常惱火，認為不給他這個面子。而且這不光涉及到面子，因為俄羅斯跟日本是有這種利害沖突的，如果蘇聯有軍隊占領日本的話，他的安全性會好很多，不論是面子還是實際好處，美國單獨占領跟管制日本，實際上對蘇聯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在那種情況下，蘇聯又改變了態度，原來是慫恿中共軍隊占領東北，答應他們撤出后交出東北。后來因為他顧及跟美國的關系，又改變了態度，又對中共說我們不給你了，所以中共的策略也改變了。最后考慮到在這些地方跟美國的沖突以后，他又重新考慮，又回過頭再轉了一次彎，又告訴中國，我們完全支持中共奪取整個東北，又有了這么一個變化。在做這么一個變化的時候，他就告訴中共的軍隊你在東北應該怎么占領。當時這么折騰下來中共也有點不放心，而且打仗都是要考慮很多的。所以當初中共分三部分力量，對于東北應該是干脆明目張膽把全東北占領了呢，還是采取別的方式？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就有點猶豫了，對于占領全東北有點不那么大膽。重慶談判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也是有點猶豫，也不干。只有另外那一部分，就是在東部的陳云、林彪，他們就說要放手把東北占領了。

　　在中共內部意見不統一，猶豫躊躇之間還沒有下手的時候，蘇聯發火了，對中共中央持一種批評的態度，表示強烈的不滿。對中共這種猶豫和深思熟慮，他就說你們對美國人就那么客氣，我現在想把東北讓給你們，你們還不敢要。中共在蘇聯的這種壓力跟批評之下才下定了決心，制定戰略策略，要全部把東北控制住。

　　這里面有一個最重要的事例就是四平之戰，我們后面的歷史事件已經證明了，東北戰爭，誰拿下了東北——那是中國的工業、經濟最好的地方，也是農產品最好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決定全國的戰局。而拿下東北，當初國民黨跟共產黨有一場決戰，就發生在四平，那場戰爭就決定了誰能夠在東北立住腳。而打這場仗的時候，國共都使用了最精銳的部隊，中共方面林彪的部隊是最精銳的部隊，國民黨是孫立人的軍隊，全部美式的裝備，也是最重要的裝備。結果這一仗是中共第一次碰到全美式裝備的戰略，中國共產黨以前打仗，不論是跟日本人大，還是國民黨打，自己還是有一套非常強的戰斗力。但林彪第一次碰到孫立人的全盤美式裝備的部隊的時候，他嚇壞了，根本沒有見過那種陣勢，看后面的東西就能夠看出來，國共之間的那種裝備差別有多大。美國的一個軍配備的大口徑的大炮是1000門，中國共產黨軍隊一個軍的大炮是18門，你說這火力怎么比啊，中國最大的好像是一個軍30門。所以林彪跟國軍那種全美式裝備交手的時候，打了一場大敗仗，就是節節敗退，國民黨軍隊是大獲全勝。林彪的軍隊只能往北邊逃，最后他想我最后逃不了了，我就逃到蘇聯的軍隊去了，只能采取這個方式。

　　正在國軍乘勝追擊，可以把東北的中國共產黨主力部隊全部殲滅的時候，就是在他即將占領最北邊的城市哈爾濱的時候，在他的部隊已經打到哈爾濱城下的時候，蔣介石突然下命令的停止進攻。林彪也是非常杰出的軍事家，給了他這么一個喘息的機會，那就不得了了。最后林彪重新聚集力量，整頓部隊以后反攻，最后東北被共產黨奪下來了。共產黨奪取東北以后，全國的勝利也是指日可待的了。

　　這里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國一個很著名的文學家，白先勇，他在臺灣寫了一篇文章，因為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是國民黨當時的國防部長，而且是被蔣介石派到東北督戰的司令官。白崇禧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軍事家，白崇禧跟蔣介石說，我一鼓作氣，就差最后一步了，把共產黨軍隊最有戰斗力的部隊殲滅以后，整個東北就是我們的。整個東北是我們的，整個中國的問題就不大了。但是蔣介石就莫名其妙的，部隊打到哈爾濱城下就停止下來了，蔣介石說休整15天，這15天對林彪來說那簡直就是天賜良機，最后局面發生了全部的變化。這可能有點擴大，至少大家說天下在誰之手，就在此一戰，而且蔣介石犯這么大一個錯誤。

　　問：

　　沒有打到哈爾濱，只是打到了長春，過了長春。

　　徐友漁：

　　我說是哈爾濱城下，所謂的城下也是一個擴大的說法，還是有一段距離。沒有到瀕臨城下的地步，因為中間沒有更多的戰略要地或者大城市。白先勇寫這一篇文章就是為了抱怨蔣介石，他說蔣介石是中國歷史上的宋襄公，宋襄公用中國不好聽的話說就是“婦人之仁”，就是說你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就像婦女一樣的，有很可笑的仁慈心，打到那個地方就不打了，然后驕兵必敗，這是白先勇的解釋。白先勇還有一些別的解釋，說這實際上是因為蔣介石不信任他的父親，他做了這么一個解釋。但是從楊奎松的書和別的書里面可以看出來，當時到底發生了一個什么事情呢？當林彪的軍隊快被國民黨軍隊殲滅時，就是當他在四平打了大敗仗，國民黨正在乘勝追擊的時候，駐重慶的蘇聯外交官出來了，跟美國的外交官做了一個非正式的談話，說不能這么做，如果你們這么做的話，蘇聯就不能坐視不救。美國人對蘇聯人的這種警告非常非常在意，馬上叫馬歇爾給蔣介石施加壓力，說你必須停止進攻。我們從這些事情里面可以分析出來，實際上大國之間在中國的這種利益之爭，那種政治博弈，對中國的歷史影響還是非常非常大的。當然我不敢說他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也不愿意采取這種觀點，我并不認為共產黨跟國民黨的領袖都是蘇聯或者美國的提線木偶，是他們在背后做事情，我們只是完全聽他的。我覺得內部的原因還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事情是不能夠完全由外部力量決定的。但是在很多很多的問題上，外部力量其實比我們想象的大。

　　我現在舉的例子只是講東北戰爭，如果你看張戎寫了那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我覺得她也是從莫斯科的檔案里面看到這些東西的，她和她的丈夫合寫這書。實際上他們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生、發展，一直到最后取得勝利，跟蘇聯在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怎么成立的？蘇聯人的金錢在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前幾年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專門談這方面的歷史，叫《三個局外人的對話》，其中一個“局外人物”我都認識，最近跟劉蘇里有一個對話，發表在《SOHO小報》上面。他一開始寫這件事，就寫了一點，他說當我們談到一個國家內部很大的變化的時候，我們肯定會用這么一種觀點，比如說一談到中國革命為什么會成功我們就習慣性地說因為早期的共產主義小組。這種共產主義小組怎么在知識分子里面擴張，共產主義思想怎么滲透到公眾里面，怎么建立政權的？因為有戰無不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革命真理，然后掌握了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掌握了這個國家的政黨，然后就取得了整個革命的勝利。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子的。你看任何一場變化，一個國家哪一個政權拿到了外國的錢，拿到了外國的武器。從這種角度上看的話，實際上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在背后操作。只要看一下這兩個黨的內部組織原則，還有黃埔軍校是怎么建立，一船一船蘇聯軍火怎么來的，蘇聯是怎么培養共產黨、國民黨的軍事干部跟政治干部的，他們怎么花了大量的盧布把政治領袖養起來的，就完全可以編出另外一個故事。

　　我并不認為這另外一個故事是唯一真實的故事，但我認為我們要理解中國歷史的話，實際上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覺得這些故事合起來可能是一個更完全的故事。

來源:傳知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