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 是試著回答網友打擊風景點"關于毛時代，向這里的網友提一些問題"而寫出的我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原文曾經在網友文章后面的回復中發出過。現在原文發布在這里,請大家共同討論、指正。

      這位朋友,我試著回答一下你的幾個疑問，如果你認為哪里說的不清楚或不對,我們都可以互相探討。
        只要是站在人民或者說絕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而不是為了一己的私利而進行攻擊謾罵都是應該的、合理的、正當的。我贊成你這樣提出疑問互相討論的做法。
        1.平等問題
        你主要提到關于地富子女受歧視的問題，在我看來是這樣的。
        首先，在毛主席時代，地主富農分子確實是被管制或壓制的，“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因為共產黨的新中國就是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為代表的被剝削階級推翻了以占人口極少數的地富資本家為代表的剝削階級的統治而建立的，而被推翻的階級是不會甘心失敗的，是要做反抗和堅決反抗的。所以勝利的階級管制、壓制被推翻的階級是正常的、也是必須的。
        問題在于我們是站在在哪一方面的立場看這個問題，是站在絕大多數人的方面還是極少數人的方面。
        同時，那時候對于這些“地富分子”也是實行給出路政策的，毛主席早就說過“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些“地富分子”只要不是繼續進行對抗、破壞而接受改造管理，是允許其自食其力生存生活的。對于表現較好的還會給以鼓勵并且取消對其的管制、政治上不再壓制的，所以還有“摘帽地富”一說。
而對于其子女，那時劃分的政策是，土改（或者是解放）時年齡不到18歲（未成年）的不為“分子”，只是其“子女”。政治上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所以地富的子女并不是天生就要受迫害、被凌辱的。
        當然，他們要入團、入黨、提干，會比其他人的難度要大一些，困難一些，這是肯定的。
        而對于那些年齡較小，比如中學或小學或更小年齡段的地富子女來說政治上的歧視應當說幾乎是沒有的。我讀小學時少先隊的大隊長和中隊長里就有出身地富的同學，而同學之間沒有因為你是地富子女“出身不好”而另眼看待的。
        當然在個別地方可能會有歧視，那是當地領導的政策水平問題。
        在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化革命中，“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女”大多會有一種“恐懼”心理，惟恐整到自己頭上，或者當發生一些事故或不好的事件時惟恐沾連自己，這也是實際情況，因為他們屬于或相對比較接近于被推翻階級。說一句不一定恰當的話，比如張三與李四曾經發生過爭執或糾紛，一段時間后李四家被人縱火，公安部門和鄰居怎樣看待呢？肯定張三的嫌疑最大，這是人之常情。只要張三確實沒有縱火，當公安部門調查了解或鄰居詢問時講清楚就可以了，如果公安部門根據張三與李四曾經發生過爭執或糾紛而一定要認為是張三所為，那只能說當地公安部門辦案水平不高，制造了冤案。第一，不可能讓人們不具有這種看法或想法，第二，不能說政策或法律規定了這種情況下一定是張三所為。
        所以只要“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女”是“老老實實”沒有“亂說亂動”是不應當也不會被“迫害”或“凌辱”的，也是應當有進步前途的。
        2．生活幸福問題
        在毛主席的時代特別是共和國前期，生活相對來說確實比較困難一些，有很多票證。但是，之所以有票證的存在，其原因主要是國家貧困。
        新中國建國時是一無所有。中國近代多年戰亂對外割地賠款，其中，甲午戰敗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八國聯軍侵華，庚子賠款4億兩白銀等等，幾乎吸干中國的血。軍閥混戰、八年抗戰消耗了我國多少精華。三年解放戰爭，蔣介石失敗，國庫僅存的金銀儲備都轉移到了臺灣。新中國建立，“土八路”進城，可以說是“兩手攥空拳、一窮二白”，說新中國“窮的叮當響”是一點也不為過。
        而且，國民黨封鎖大陸，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制裁新中國，戰爭危機的陰云長期籠罩著剛剛有所和平安寧的祖國大地，可以說那時的新中國是“危機四伏”。
1949年，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就預言，歷代中國政府都沒能夠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共產黨政府也會被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壓垮。
        所以，就有了第一個問題：在基本生活物質并不足夠的情況下，是采取措施保證大家基本公平分配，保證基本生活必需品，使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還是自由放開，使少數有條件者、富人不僅能夠滿足生存，還可以揮霍享受，同時占人口大多數的條件不足者、窮人卻得不到基本生存保證或者凍餓而死？（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來如此，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同樣是一個立場問題。如果站在少數富人一邊，當然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有能力者多得”；而如果站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一邊，顯然不能、也不存在所謂“公平競爭”的，只能是“有飯大家吃”。而這個立場，共產黨、毛主席是早已經確定不移、并且公告于世的，那就是：“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也就是實行票證的必須。
        中國以前有一個可能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問候語“你吃過了嗎？”，說明歷史上中國長期有很多人吃不上飯，才會形成這個問候語。實行票證就不存在“吃過了嗎”，只能是“吃飽了嗎”、“吃的好嗎”？實行票證是“有飯大家吃”、“人人有飯吃”，應當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在國家有了較大發展、各種生活物質的生產有了較大的提高之后，為什么還存在票證？
答案在于：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富裕，生產生活要提高，因此首先需要積累，積累發展的資金和物質條件，而積累就要減少相應的消費和享受。
        舉一個不一定完全恰當的例子：如果一位貧困地區來的農民工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可能是只能找到一份較低檔的藍領工作），當他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后，是與其他條件較好的白領員工攀比消費享受？還是應當怎樣？
        如果這位農民工的長輩要求他，不要攀比、不要隨意消費，而應當把收入交給長輩，長輩供給他生活必要的糧油米面，剩余的錢拿來蓋房、置辦家產、準備給他娶媳婦、為他建立一個自己美滿的家庭；為他未來的孩子準備上學的學費，以便將來他的兒子有可能成為一個城市白領或金領。那么，是應當按長輩的規劃做還是先顧眼前消費享受一時而不管將來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如果這位長輩把錢拿去自己揮霍了、自己吃喝嫖賭了，那是非常令人可恨的。可是我們看到毛主席時代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呢。。。。
        農業方面，多少萬座水庫、水利設施，要知道這是農業的命脈，“水是生命之源”。開墾的荒地、建造的梯田、良種的培育。。。。。。這都是農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科學方面，從幾乎一無所有到造出了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
        工業方面，建立了多少鋼鐵廠、機械廠、化工化肥廠、紡織廠、日用品廠。。。。。。。。。。。。。等等，現在這些據說“快要化掉的冰棍”大部分都是那時候建立或打下基礎的。
        軍事上，想當初鴉片戰爭中幾千英國兵就打敗了“我大清”，開啟了近代中華民族挨打受辱之端；1900年，幾萬八國聯軍就打進了北京城，中國賠款4億兩白銀；小日本侵略中國，100多萬日本兵就橫行大半個中國達八年之久。而新中國建立后，1960年代，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就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不要和中國在陸地上交手。這位蒙哥馬利元帥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人物，他曾經在二次大戰中率領英軍打敗著名的隆美爾元帥率領的納粹德國軍隊，在世界軍界和軍事史上都有相當的地位。
        從這位元帥口中說出的這句話，可以說是我們中國人多年企望不得，而又使我們中國人自豪的一句話！而正是這位元帥的國家當初是第一個并且以后多次組織、參加侵略、掠奪我們中國的國家。有智者說，如果在英國第一次侵略我國之前，我們國家能夠使列強有這句話的認識，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將會少受多少苦難，我們的祖國將有多么大的發展和發達！可見，這是多么寶貴的認識！！！
        這都是長輩毛主席留給我們的財富，也是那位農民工辛苦勞動而某一段時期或可能一世都艱苦度日沒有高檔享受的報答！他的子孫尚在！中華民族的子孫尚在！！！
這些都需要資金、需要積累，怎樣積累？現在的所謂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靠當初對外侵略、掠奪而實現最初的積累的。而我們的新中國是不可能也不會實行對外侵略的，那怎么辦？資金和積累從那里來？只有從自身想辦法。就像上面那位農民工，長輩不會要他去打劫、去搶銀行的，只能自己儉省節約、“勤儉辦一切事業”。所以，新中國的最初積累只有最低檔的（農業）積累，所謂“牙縫里摳銀子”！
        這就是繼續實行票證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說到大饑荒時期，要知道中國歷來是一個饑荒、災荒多發、頻發國，而在舊社會饑荒、災荒中大量餓死人是常見的事。提高糧食產量、改良生存生產環境，提高抗災荒能力不是幾句話、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夠達到的。
        你說大饑荒時期你們村每人每天只有三兩的糧食還不一定足稱，可能是實情。但是要知道，1960年的大饑荒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大災荒，3年大旱！你們村里還能每人每天有三兩糧食已經不錯了，解放10年就比舊社會進步很多了。另外，那時你們村有人雞鴨魚肉大吃大喝嗎？肯定不會有的，那時是“有飯人人吃”。這也是實行票證的好處和必要性之一。
        你看一下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會明白一些事情的，那其中有一章就寫到了災荒下的中國人的悲慘情景。
        而且在那之前和之后，政府始終抓緊農業生產、糧食問題，極大地改變了生產條件，減少了災荒發生的次數和程度逐步發展，保證、解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中國人民遠離了凍餓之虐，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抗災荒的能力！。
        據報道，我國現存的大小水利設施絕大多數是毛主席時代給我們留下來的！
        3．當家作主
        新中國建立初期，村長包括鄉長都是人民選舉的，只是后來基本是任命制了。
但是選舉制或任命制本身并不能保證或說明完全民主。毛主席時代時，如果你對某領導有意見可以在組織會議、各種生活會上向他或上級領導提意見，也可以寫大字報表達觀點和看法。而現在有些所謂民主選舉你認為真能夠選出代表群眾利益的人嗎？！
        你說“在毛時代我們村據說誰要是膽敢對村長不敬那么他家當天就要斷炊”。我不知道你們村的具體情況，只能說，那時絕大多數的干部是不敢這樣做的，群眾的揭發批判和大字報就會使他畏懼收手的，上級領導對他是會撤職查辦而不會僅是“責令辭職”的。
        倒是現在報上和網上有時披漏一些，像你說的某些經過所謂“大民主”選舉的一些村，如果“誰要是膽敢對村長不敬”那么他家面臨的可能就不僅僅是斷炊的問題了。。。。。
        同時，你在第二個疑問中提到“稍有懈怠便有挨拳打腳踢的危險”，未免言過其實。毛主席早在井崗山時期就明確提出廢除軍閥作風，禁止打人罵人，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就白紙黑字地規定著，多少年來傳唱著、執行著。當然，個別地方、個別領導人員也可能會有這樣粗暴的行為，中國太大了，共產黨的干部也太多了，出現這種個別現象也不奇怪，因為任何事情都不會“絕對純”。但是，這樣做是違背共產黨的紀律的，是要受到上級批評和群眾批判的，是必須改正的。
        而現在，據報紙和網上的報道和披漏，不要說山西或一些貧困地區的黑煤窯、黑磚窯、黑。。。。，就是在珠海、深圳等地不是也經常有私企老板、外企老板對員工集體辱罵、罰跪甚至毆打嗎。
        4．自由問題
你說“據我所知當時的人們如果要出門是要當地政府開信的，要過很多手續，夸張點當時出縣界好比今日出國界”。
        首先，那時沒有身份證，“開信”是證明當事人身份合法性、正當性以及出門移動合理性的方式之一。其次不是要政府開信，而是要當事人所在單位開介紹信，如果是鄉村可能就要當事人所在的大隊或人民公社開介紹信。
        手續并不多，單位介紹信而已；而且縣界與省界是一樣的，都是國內。
另外，“開信”主要對應于聯系工作和旅店住宿的需要。如果某人不是聯系工作又不需要旅店住宿（比如投親靠友）是不需要開什么信的。
        如果是聯系業務，就是現在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到任何一間公司或工廠，大約都會要求當事人出示某種證件或證明之類的東西的，否則，保安或門衛可能都不會讓其通過。而即使這樣，僅在我們國內，一年就有多少詐騙案件發生？究其原因，沒有一個可靠的、可信的身份證明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是公務僅是私事，如現在時興的旅游、走親訪友等，在需要到旅店住宿時，也需要提供一個本人身份的可靠證明。
        這一點在一些人看來確實不夠自由，或者說部分限制了人的自由。但是要知道，在限制了“旅行者”部分自由的同時，也限制了那些盜竊、搶劫等犯罪分子及境外不友好國家、不友好團體、不友好分子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自由。
        經常說毛主席時代是“夜不閉戶”，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樣做就限制了犯罪分子的自由，消滅了他們生存的重要條件，使他們無處落腳、無處躲藏，很容易被識破、被緝獲歸案，這是社會治安良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民大眾失去了一點“自由”，但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出行時基本不用擔心盜竊、打劫；家居時沒有安全危機感，鄰里街坊其樂融融。
        看看現在，回到家中防盜門、防盜窗。。。只怕比毛主席時代的銀行的防衛還要嚴密，鄰里街坊少有來往甚至互相提防（因為互相不明底細），自由是多了還是少了？
        毛主席時代，一個平民婦女在傍晚、天黑時可以帶領幾個幼子步行數里或10幾里路返回郊外或鄉下的老家，現在有幾位平民婦女有這樣的膽量？“拐賣兒童、拐賣婦女。。。。”
現在自由了，大街上到處是“溫馨提示：公安人員提醒你注意犯罪分子的各種犯罪行為”。提示是很溫馨的，但是，自由是多了還是少了？
        這就像道路交通一樣，“各行其道，紅燈停、綠燈行，行人橫過馬路請走人行橫道”，這確實限制了每個人行走方式的一些“自由”。但是，取得的回報是行走的安全與快捷有了更大的保證。試想一下，沒有或都不遵守交通法規，行人、車輛任意行走的情況！
         “大集體的生活環境”下的自由
        首先，只要是“集體環境”就會有所約束，如同上面所述的道路交通一樣。比如，如你所說“什么時候勞動，什么時候吃飯什么時候睡覺”，只要你不是自己一人開辦、且只有自己一名員工的公司，那么，在當今世界上可能任何一間公司都規定了上班時間（勞動時間），所有員工都必須遵守，決不會允許任何員工隨意來去的。就是老板自己，如果也在這間公司工作的話，沒有特殊情況也會遵守公司規定的，這一點，老板比誰都清楚。
        “吃飯時間”是老祖宗和人體生物鐘給我們規定的“一日三餐”。而規定進餐時間同上班時間一樣，既是為了供餐的方便，也是為了就餐的統一。在任何公司都沒有理由也不允許員工上班其間隨意進餐的。
所謂“睡覺時間”應當是“休息時間”。“勞動時間”“吃飯時間”“休息時間”通常合稱“作息時間”。在所有的“集體環境”下，都有統一的“作息時間”，否則就不能稱為“集體”了。
        但是在“休息時間”，每個人是選擇“睡覺”或其他“休息”方式，是每個人的自由。然而，每個個人選擇的“自由”不能夠妨礙大多數人在正常情況下的“自由”。比如，晚間11點鐘，是大家的“睡覺時間”，某個人不能因為自己想“卡拉OK”就在住宅區放嗓高歌，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妨礙了大多數人的正常的睡眠“自由”。他正確的選擇應當是到“卡拉OK廳”去，盡情盡歡。
        現在，有時白天或深夜偶然會看到某個別人在自己家中“卡拉OK”，引起鄰居的側目，如果夜很深了，有時，保安也會客氣和禮貌地請他“適當注意，減小音量”。因為他的“卡拉OK自由”妨礙了大多數人的“休息或睡眠自由”。
        如果是英國作者笛福寫的魯賓遜在那個小島上，倒有可能是非常“自由”的，因為那時他不會影響任何人，他不僅是“絕大多數”而且是“全體一致”，因為那個島上只有他一個人（后來又增加了一個所謂的“土人--星期五”）。但是即便如此，魯賓遜先生也不會“無限自由”的。至少，這位先生絕不會“隨地大小便”，只能是在一定地點或距離他棲居的地方有一定距離的地方進行的。否則，就影響了魯先生自身的生存。同樣，任何一位主張“絕對自由”的人士都絕不會在自己的住宅內“隨地大小便”的，只能進入衛生間解決。只能為了維護自己“生存的自由”而限制自己“排泄的自由”。
        “自由”不是“隨便”！
        “方便”也不是“隨便”！
        另外一點是中國為什么“集體環境”比較多？
        這是中國國情決定了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弱國、落后的國家，也是一個不甘心落后希望努力爭取進入富裕、強盛、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因此中國的“集體環境”就要比較多，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組織起來”！。
        在國防軍事方面，如果不考慮政治思想，僅從通常的部隊裝備、訓練、火力和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單兵綜合平均作戰能力來看，抗戰其間，中國軍隊（包括所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不如日本軍隊；抗美援朝志愿軍不如美軍。但是經過我們嚴密地組織起來后有了鐵一樣的紀律，就可以抵抗、對抗甚至打敗侵略者。
如果失去了嚴密的組織之后，中國人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看看南京大屠殺吧，日軍殺害我30萬同胞，其中有多少萬是放下武器的軍人。套用國民黨一位將軍的話說“就是幾萬只羔羊，也要抵倒、撞倒幾名屠殺者吧”？！但是，不要說平民百姓就是軍人失去組織后也只能是束手待斃，特別是相對落后、弱小的國家、軍隊和民族更是如此。
        在經濟建設方面同樣如此。以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單門獨戶的個體農戶能夠與那些大農場主、大莊園主、大牧場主競爭對抗嗎？絕無可能！！！
        看看《多打了三五斗》吧，那里說的很清楚！俗話說“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中國的個體農戶在那些大。。主前連蝦米也算不上，只能算是一些浮游生物，被那些大小魚們成批地吞食掉。前一段時間喧嘩一時的“規模農業”，其主要依據之一就是小農經濟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和競爭，因此據說要實行“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其實毛主席早在70多年前就看到了這一點，并且提出了解決的根本辦法“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工業方面更清楚，國外的壟斷資本家、壟斷財團就是把他能夠涉及、控制的方面和領域組織了起來實行壟斷控制爭取最大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欠發達國家包括我們國家哪個公司、哪個行業能夠單獨與國外壟斷財團對抗、“公平競爭”？
        沒有可能的，起點就已經不公平，怎么會有“公平競爭”？
        所以為了與壟斷財團對抗或競爭，我們只能盡最大可能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舉全國之力，這樣才能縮小不公平的起點和距離，才有可能爭取我國民族自己工業的發展。否則，以中國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只能是“一盤散沙”繼續作為“東亞”病夫被歷史發展的潮流所拋棄。
        1997年的金融亞洲危機表現的很清楚，“金融大鱷”索羅斯成功地狙擊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金融貨幣，使有關國家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是，在狙擊港幣時卻鎩羽而歸。為什么？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后面站立著中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明確聲明“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以中國國家的力量戰勝索羅斯還是沒有問題的。
        因此，中國這個國家和中華民族以及一切弱小、落后、欠發達的國家和民族如果要生存、要發展、要富強就必須“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戰勝一切艱難險阻，這是幾千年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的一句話！
        總而言之，毛主席一生的主張，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毛主席一生奮斗的事業和目標，就是率領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團結起來，努力奮斗，推翻和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一個真正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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