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委實不敢茍同。
首先，我們看看毛澤東是否“消滅真正有骨氣的有血性的知識分子”。
關于毛澤東知識分子觀的論述已經很多了，肯定的、否定的、辨證認識的觀點都有，各方都搜集了大量素材，進行了詳盡的論證。這樣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各位可以自行在網上百度之，比較之，鑒別之。我們在這里只討論毛澤東是否要“消滅真正有骨氣的有血性的知識分子”這個觀點。
只要是對國史略知一二的就知道，提起“真正有骨氣的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非梁漱溟莫屬了。
１、梁漱溟是建國后少有的敢于和毛澤東當面頂撞、對抗的知識分子，他反對“朝鮮戰爭”、反對“總路線”、反對“文革”……，而且是當面和毛澤東爭執，以至于一次和毛的沖突被寫入《毛選》五卷（公然敢于和毛澤東唱對臺戲的知識分子恐怕無出其右了吧）；
２、梁漱溟作為“國家級”的批判對象，全黨全軍共批判之，這個規格應當是可以的吧；
３、梁漱溟作為一個堅持原則，毫不妥協，甚至有點倔強和迂腐的知識分子，是絕不會說違心話、奉承話，更不會說假話的。至于春秋筆法，更非梁漱溟所看得上的。（1974年9月23日，歷時半年多對梁漱溟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問何感想，梁漱溟回答：“三軍可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那么，梁漱溟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1976年，梁漱溟回憶起同毛澤東的沖突時說：“幾十年過去了，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澤東）很為難。現在看，毛澤東是對的。特別是在對待我個人的問題上，毛澤東襟懷大度、心胸豁達，關心我這樣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中國各民主黨派真誠的朋友”
不知道這位網友如何看梁漱溟這段話？
事實上，不單是對梁漱溟，對于其他右派，毛澤東也從未授意、暗示或者縱容對于他們進行肉體上的折磨與摧殘。相反，毛澤東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明確指出：“對右派的批判必須嚴肅、深刻、全面，處理要比較寬大。寬大無邊當然不好，但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后來被總結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統戰部會同宣傳部、組織部一起研究，選擇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為“標兵”，擬訂了《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以作“樣板”，供各地處理“右派分子”參照。在這96人之中，絕大部分僅僅是撤職、行政降級（一般降4、5級）。
其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章乃器等排名在前的“四大右派”處理結果是：
頭號右派章伯鈞，撤去交通部長的職務，工資從行政3級（月薪517元）降為7級（副部長級待遇，月薪322元）。維持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原住房四合院不動，保留轎車和司機。
羅隆基，撤去森林工業部長的職務，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9級（月薪253元）。仍住乃茲府公館，但只算司局級待遇，沒有專用轎車和司機了。仍保留有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
儲安平，工資被取消，由九三學社機關每月發給生活費100元，下放到西山農場。
章乃器，被撤去糧食部長的職務，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10級（月薪218.5元），保留有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全國全民所有制職工年工資水平僅為５５０元。
勿庸諱言。反右運動的確使一大批基層知識分子被趕出書齋，“下放”農村、工廠而過上了普通工人、農民的生活（稱之為“住牛棚”），還有一部分受到了錯誤的對待和處理。但是，絕大多數還是按照“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政策對待的。
某些網友聲稱，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大量自殺、被殺”，恕在下無知，對于毛時代自殺、被殺的知識分子數量目前尚不清楚，因此，不知道這些網友的結論從何而來。
我所知道的一個數據是：2007年初，“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發布的《我國自殺狀況及其對策》報告顯示：在中國，每年有 ２８.７萬人死于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而整個反右運動中，全國定性為右派的一共多少人呢？——５５萬人。（其實反右擴大化，毛的對立面--官僚集團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所知道的另一個數據是：整個“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叛處死刑的有10402人（這其中就包括張志新、遇羅克等所謂的“錯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處死刑23921人。10402人是什么概念呢？現在每年東莞死的打工者就不止這個數，現在中國每年死在汽車下的人就有14萬，深圳市寶安區每天就有6人被車壓死，也就是說，那個時代10年真正屬于政治的冤魂還不夠今天中國有車一族每個月欠下的冤魂多。
所以，我以為在反右運動中“自殺、被殺”的人數并非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夸張和可怕。但是，對于在溫室里長大的知識分子而言，一旦生存環境降低到普通老百姓水準，風花雪月不復之時，他們便如墜深淵，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所帶來的痛苦要遠遠大于肉體上的磨難，這樣才使的他們對那段歷史有著刻骨銘心的痛苦回憶，才會有那么多當代充滿人性關懷的“精英”們的控訴、抱怨、叫屈。
在那些所謂代表人權、代表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們眼里，知識分子情感上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而對于死于安全生產事故的工人、被壓榨到最后一滴血汗的民工、居無定所的流浪無業者們來說，他們的死活不過是飯后談資，寫幾篇文章，發幾聲感慨而已，何嘗有過感同身受的情感？實際上，他們心目中并沒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他們永遠認為所謂的知識分子要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要高貴，他們的痛苦才是痛苦。而普通大眾因為沒有話語權，只有默默的忍受。
其次，說說毛澤東時代是不是就是“大量繁殖人口”，是不是“錯批1人，多增3億”
“錯批1人，多增3億”的說法最早源自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此后，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中國人口增長如此迅猛，原因是50年代馬寅初的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沒有被采納，反而被批判所致。
但是，事實真的就是如此簡單嗎？倘若我們能全面了解一下50年代末期對馬寅初的批判情況，就知道，當時對“新人口論”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其所謂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傾向，而不是否定對人口增長必須實施控制的結論。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倡計劃生育的馬寅初先生自己就生了8個孩子。
那么，是不是毛澤東對于人口就是放任自流，甚至鼓勵生育嗎？
實事求是的說，毛澤東時代對于人口的控制遠不如８０年代后那么嚴格。這和毛澤東對于國際形勢的分析研判有一定的關系。建國后，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并不樂觀，朝鮮戰爭爆發后，普遍認為世界大戰一觸即發，而中蘇關系破裂后，雙方陳兵百萬……，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大戰，毛澤東所信奉的人民戰爭觀點肯對會對其人口的認識產生一定影響。
與此同時，毛時代從建國到1978年，醫院、衛生院的數量增加了18倍，醫生從42.5萬增加到103萬，醫院、衛生院床位數（萬張）從16.0增加到185.6。人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65歲。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7。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人口壓力。
但是，能否由此說毛澤東時代就是“大量繁殖人口”嗎？
早在1920年，毛澤東就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結局必至于人滿為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8頁），這說明，毛澤東對于人口問題并非一無所知的。建國后，中央政府更是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控制人口：
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條件和醫療衛生狀況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長迅速，到1955年全國人口已超過6億。這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1956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體現，“生育方面加以適當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1頁、495頁）
1962年，國務院成立了毛澤東在1957年曾設想的機構——計劃生育辦公室。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中說，國家對計劃生育給一定投資，出些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
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周恩來提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還搞什么國家計劃？”（參見1982年6月2日《人民日報》）
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
1974年底，已屆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凈增人口從1971年的1950多萬減少到1100萬，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揭開了我國人口工作新的一頁（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談計劃生育[50－70年代]》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說毛澤東時代“大量繁殖”人口，這個結論是不是武斷了？
再次，是不是毛時代“發展近30年，76年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及56年和36年（全面抗日前）”
我不知道這位網友的結論從何而來。但是，這點同季羨林倒不謀而合，季在1980年代就深情地回憶起他在民國初年的月薪可以購買多數豬肉多少小米，在《往事并不如風》中也反復提到當初生活如何優越云云。
其實，這一點也是反毛者一直所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在他們眼中，只看到毛時代的貧窮落后，卻看不到當時的物質基礎是什么？只看到改革開放后的物質發達，卻看不到毛時代在科技、精神、道德、國防、外交等等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在他們眼中，似乎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在一窮二白（用官方語言就是“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基礎上一夜之間出現的。。
難道毛時代真的如反毛者所言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日趨貧困、掙扎在生存線上嗎？讓我們用事實說話吧——建國初期，中國基本上可以稱為一個文盲的社會，而毛時代結束時，文盲大國的帽子扔掉了，文盲率極大地降低了；在毛時代開始時，人口的死亡率極高，而毛時代結束時，人口死亡率已經降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毛時代開始時，我們自己能造的東西少的可憐，而毛時代結束時，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工業大國，有了‘兩彈一星’，能造萬噸輪、大飛機……；在毛時代開始時，普通百姓人家幾乎享受不到什么工業品，而到了毛時代結束時，手表自行車等‘四大件’進入到了千家萬戶；在毛時代開始時，農村見不到工業機械，不知道電為何物，而毛時代結束時，農用機械進入了千村萬鄉，許多地區開始家家戶戶通電等等等等。毛時代消滅了嫖娼賣淫吸毒黑社會等舊社會丑惡現象，毛時代人們不用為找不到工作而惶惶不安，毛時代人們生老病死有依靠，毛時代一批批普通勞動人民成了時代的榜樣，毛時代留下了大批文藝精品……
馬克塞爾頓曾指出：“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而在人民身體狀況方面：毛時代由于中國人均壽命、嬰幼兒死亡率等指標都有了明顯改善（人均壽命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曾被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銀行等機構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占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的最新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后于經濟發展的。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卻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
在經濟發展方面：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５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４．２，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美國。從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４年這一時期，世界銀行對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蘇聯和美國的人均年增長的百分率比較顯示中國仍然是最高的：中國是５．２，印度是１．１，巴基斯坦是１．４，孟加拉國是－０．５，蘇聯是３．８，美國是２．９。
試問，上述這些成就難道就是所謂的“誤國誤民”嗎？
不僅如此，竊以為，判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不是靠一個恩格爾系數就可以衡量出來的，除了看物質生活條件外，還應當看貧富差距（即基尼系數）、幸福指數、發展代價（資源環境保護）、治安狀況（安全感）、社會保障、道德水準（公德、官德）、國際地位（自豪感）等等綜合條件……
就這些而言，不說同３６年相比了，即便同當前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能說毛時代遜色多少？！
那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季羨林、章詒和之類“精英”對毛時代的生活水準痛心疾首呢？
讓我們來看一看《往事并不如煙》書中描述的生活吧－－章家那時住的是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每天下午喝紅茶，家中有秘書、司機、保姆、警衛多人，即使被打成右派后，每天早餐依然有牛奶、雞蛋，每月仍有三百五十元工資，但他們卻抱怨工資太低以至無法購買古董名畫。（那時普通工人的工資只有幾十元。）共和國的首位女司法部長民盟的史良一條毛巾最多用兩周，吃雞要單做成小罐，坐軟臥需丈夫周到服侍，參觀印度工廠時竟無知地用手去摸被鉆頭切削下來的鋼絲，以至燙傷。
而這群從舊中國的社會知名人士與知識分子過渡到共和國成立后的政界要人后，繼續過的是一種比今天的小資還要好上多倍的生活。他們家中有車、有警衛、有秘書，有專業廚師，動不動就去西餐廳吃牛排、喝紅酒，收藏名人名畫，還經常到國外買香水、得絲巾等紀念品給自己的干女兒。放在建國初期那百廢待興，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社會大背景下，這就是我們共和國第一代的民主黨派干部、社會精英們所過的奢華生活。
不才以為，毛澤東考慮的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當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走上歷史舞臺，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角后，“精英”們的高收入、高待遇自然要受到影響了，生活水平自然也每況愈下了。
其實，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工人、農民這些普通老百姓與知識分子“精英”之間，在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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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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