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敬璉厲以寧解讀改革30年得失》的不同感受

文/汪華斌

對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吳敬璉先生，中國沒有誰敢評說他們；因為他們是中國的改革理論旗手，平常多少人在等待他們的‘金口玉言’；而我們老百姓就是真的有‘治國安民’之良策，也不會有人對你看一眼的；我寫出的改革文章在國外都發表了，可依然也沒有人對我過問一下；所以我們的合理化建議無人問，而他們那里整天是有人圍繞著等‘建議’。因此他們才能評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成敗與得失，并且為我們的未來畫龍點睛出‘美好的未來’。

然而可惜的是，他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代表窮人’；可從不知道‘生活艱辛’的人能代表‘窮人’嗎？因為改革，必然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缺損者；他們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就不能代表利益缺損者；看我們那六千多萬的下崗人員和幾億農民工，這些人才是改革的利益缺損者。如果說‘既得利益者能夠代表利益缺損者’，恐怕這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我當然也是改革的利益缺損者，所以對他們的解讀談自己的感受而已。

是啊！中國改革造成社會的洗牌，既得利益與利益缺損呈兩極分化；于是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從國家的層面來說，當前最要緊的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對人民關心的教育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這些問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而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當前最亟待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他認為‘所謂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那些不該管的事情盡快退出來，不要為了自己那一點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權利或者等等來妨礙這個大局’。

我們不能說他們說的錯，但我們社會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保障機制能夠解決的嗎；同樣政府的自身改革，好像對兩極分化也沒有任何作用吧。我們是共產黨的國家，我們為什么先不優先解決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而用‘杯水車薪’和‘南轅北轍’的主題來沖突社會矛盾呢。是我們自己糊涂，還是這些明白人故意裝糊涂。

我們這代人都是從改革中走來的，任何階段我們都有體會；由于不是考古，所以我們不迷信這些權威。吳敬璉說：“我認為最成功的改革是這么三次，第一就是1984年；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的目標；第二個就是1994年，根據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決定；第三就是根據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會，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結果我們的經濟很快就起來了”。而厲以寧說：“第一個是農村的家庭承包制，它通過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來促進農民的生產；第二個是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但中國的股份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終于取得了成就；第三個民營經濟的興起。這就是中國在前三十年改革開放中，我認為最值得提出的三件事情”。

從這方面講，我們不好評說吳敬璉的大理論階段；倒是的確對厲以寧的三個階段有自己的認識。首先農村的家庭承包制，的確為農民帶來了五年左右的溫飽；然而隨著改革的進行，各項生活成本上升；種田實在無法維持生存。最大的問題還不是醫療保障，而是子女的學費承受不了；于是外出打工，成了中國農民的唯一選擇。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外出打工與種田并不能同時兼顧；結果我們分田到戶的農民成了專職的農民工，而分到手的田卻在荒蕪。現在雖然國家對農業在加大投入，而根本無法改變農民工這一事實。

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好像就是下崗與國有資產流失的同義詞；可憐了我們那六千多萬下崗人員，他們成了從‘坐飛機到掉進大海’的人；請我們的學者們看看清楚，這掉進大海的六千多萬人；有幾個又登上了飛機，除了消亡剩下的還在大海上苦苦掙扎。所以老百姓說，‘國有企業改革最大的亮點，是培養出了收入與國際接軌的領導人’；是啊！我們社會的兩極分化，實際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結果。

民營經濟的興起，實際是臺胞企業的龍頭效應；這些看中大陸廉價勞動力的企業，的確在大陸成功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的確繁榮了經濟；但更大的卻是在刻薄我們的勞動力。所以民營企業里，絕大部分竟然是農民工為主體；就連我們改革后的國有企業，也把農民工作為降低成本的途徑。此外我們同樣看到，很多民營企業；實際是‘官本位’的轉換，通過它把‘權力’轉換成私人的利益；而我們利益缺損者，依然在愈來愈艱辛的社會上求生存。

當然，如果說改革是為‘少數人’謀利的；那么我們的改革的確造就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果與我們黨的宗旨相比，改革應該是有很大的缺陷；因為多數人并沒有富起來，反而使一部分人赤貧下去；這就是既得利益者與利益缺損者的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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