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糧價，實行統購統銷

楊連旭

2007-10-9

2007年迄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廣東的斷橋、廣西的民變、遼寧的鋼水和爆炸，太湖的籃藻、重慶的拆遷、山西的窯奴，……

接二連三的事件，舉世震驚、舉國聲討，封疆大吏、窮于應付、疲于應對。

單說另有兩件似乎無關卻又相關，卻也夠讓全國人民鬧心的事，俺老人家也不得不不操一番心思：

其一、肉價帶動了物價的上揚，引來城里人的恐慌和輿論的熱論，驚動了國家最高決策層；

其二、中糧集團進口的日本“越光”大米每公斤售價99元，約為國內普通大米近30倍，引發俺們村里人的不解和輿論的嘩然，國人驚呼天價！

對此，俺老人家以為，這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根本不必大驚小怪，反倒應該搶抓機遇，扭轉國民經濟的頹勢。

所以，再給胡主席和溫總理一個嚇人一跳、沒人敢用的建議，即順勢而上、深化改革：

一是、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

二是、關閉自由糧市、收編改造私商、推行公私合營、國家組織糧食調劑。

由此，一舉扭轉我國經濟的發展格局，從此走上康莊大道，以收掌控根本、綱舉目張、和諧社會之神效！

這個重大的深化改革建議，所謂的改革派一聽必定嚇個半死。至于條件反射地一跳三尺、怒聲反對、橫加指責的肯定大有人在。

                           （一）

“提升糧價20倍，實行統購統銷。這樣一來，我天朝的糧食不就全成了天價了嘛！果真如此，誰還能吃的起飯，不就變成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了嘛。這樣的建議，豈不是誤國害民的癡人說夢、天方夜譚。”

發出這樣的議論的人不是為自身利益而危言聳聽，就是官令智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一、提高糧價，農民受益，歡欣鼓舞，山呼萬歲，怎么會是民不聊生呢，更不會是官逼民反！

對此，鄧小平早就反復強調指出：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65頁）

“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7頁）

雖然現今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但是仍然占有絕對優勢。因為現有城鎮人口的統計中，有相當部分是有耕地在農村的。

20世紀50年代，為了工業化建設的原始資本積累和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積累，國家建立了統購統銷制度，形成了工農產品“剪刀差”。本來從國家1979年3月開始，以糧棉為主，提高 18種農副產品的統購價格。11月，國家提高了豬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產品、牛奶等八種主要副食品銷售價格。

1980年，國家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黃紅麻、木材、生漆、桐油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

這樣，全國農副產品價格總指數，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

與此同時，國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價格有計劃的下降了10%-15%。1979、1980年兩年國家財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長的部分基本都用于了農業，每年用于調價的開支達80-90億元。

如此所作所為，極大地縮小了工農產品“剪刀差”、激發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79年農業生產即取得了少有的大豐收，糧食產量創歷史最高紀錄。

但是，隨后開始的農村經濟改革和“市管縣”政體改革，不僅使農民恢復了小農經濟，而且使農村處在了城市的政治統治之下。在此基礎上，又開始了市場經濟改革。

由此，因為農業生產周期長、抗災能力弱，由于農民的分散經營和工業的集中壟斷，還有城市對農村的統治，導致了農民農業農村，無論是在市場上，還是在社會上，都處于弱勢和末端地位，工農產品“剪刀差”和城鄉差別隨之迅速擴大，以至于種地基本上不賺錢，遇上年景不好，還要虧本。

雖然近年來，黨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免除了農業稅、中學學費，恢復合作醫療等，但是卻因投資有限，成效不大。此時若是以國家力量，成倍提升糧價，拉平城鄉工農在市場上的地位，消除工農產品“剪刀差”，必定獲得占我國總人口大多數人的熱烈擁護和堅決支持。

其二、提高糧價，市民受損，人聲鼎沸、有氣無力，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想反也沒有那個膽。

當兵吃糧，軍糧自古都是免費供給，軍隊不會因此而反；

統購統銷，學生從來都是免費糧票、享受補貼，他們不會因此鬧事；

統購統銷，包括科技人員在內的工人階級和干部從來都是平價供應、享受補貼，他們不會有舉動；

對于低收入和無收入群體，時下國家就有特殊政策，更不會因此忍饑挨餓。

關于其他階級，他們是有承受力的。僅就國內來看，本年網上有報道：金山廊下鎮一種“金廊博士米”的定價為每公斤8元至18元，比普通大米貴了好幾倍，但春節期間每天要被訂購掉好幾千袋(每袋5公斤大米)。

金廊博士米的有關策劃人說，如今1個人1個月吃的米不過10多斤，即使是6元一斤，一個月也不過需要在大米上開銷100來元。可以說，在市民收入不斷增長，人們注重生活質量的新形勢下，樂于吃優質高價米的將大有人在。一個月100多元的開銷，說明不少市民完全吃得起品牌米。

海豐米進入上海市場后，陸續推出了“優質大米”、“有機米”、“紫血糯米”、“白糯米”、“寒優湘晴”、“保鮮免淘精制大米”等品種的小包裝米，每公斤大多在3元—5元。最初銷量有限，第一年只有200噸，但到了去年，就攀升至5萬噸，達到全市占有率第一。可以說，只要在價格上準確定位，品牌米的市場空間十分寬廣。

再從國際來看，我國現今的資產階級奢侈消費領先全球。窮鄉僻壤的莊戶人，俺老人家是既沒條件出洋過海，也沒機會接觸外人，自然也不知國外詳情。可俺表弟有出息！他學了門手藝，從俺村棄農出逃到江南某鎮，白手起家竟然也混成了個小資本家干干。

日前表弟衣錦還鄉，不無委屈的告訴俺，韓國客商來后，他擺宴相迎，每次都在5百元以上，可韓商請他不過幾十塊錢的酒席，盡管他吃不慣，韓商自己卻津津有味。

俺說道：據書中介紹，即便是西洋的資本家也是一擲千金開宴會的，只是這些人看不起我國人才接待從簡的。

他若有所思，點頭道：“有道理。不過，他們也說，像我那樣的一桌酒席，在他們國內，平時是擺不起的。”

這說明，即便是較發達國家的中小資本家，在自己國內的農副產品消費水平，還遠不如較落后中國的他們同仁呢。

這也就是說，我國中高收入階層的農副產品消費，早已屬于世界領先的奢侈消費了，必須予以抑制。

對于時下年收入在7萬以上的官僚資本和私有資本集團成員來說，提高糧價只是提高了他們的農副產品消費、也就抑制了他們在全球超前的奢侈消費的支出，并不會損害他們的基本生活必需。

所以，對提高糧價只是相對富裕了低收入的農民階級，并不會必然導致其它任何階級的絕對貧困。

也就是說，提高糧價只是減少了現今“豪門酒肉臭，礦有賣命人”的現象。

盡管如此，已經吃貫了低價糧、習慣于揮糧如土、大魚大肉、大吃大喝的城市人口來說，畢竟還是利益受損了，他們自然也就絕不會心甘情愿，必定是要怨氣沖天！這也是人之常情嘛，

由于城市人口不僅絕對集中，而起同政治集團聯系密切，尤其是一批文痞更會利用把持的輿論工具，以倒退計劃經濟、反對改革這些陳詞濫調，搖旗吶喊、煽風點火，向黨國施壓，以阻撓和破壞提高糧價。

對這一套，其實只要不理不睬，他們自然就會自生自滅。尤其是，那些文痞馬上就會開始新一輪的歌功頌德了。

因為不是俺們農村人看不起他們城里人，實在是那些市民自己從來就是不爭氣的。君不見，跟西方以城市革命為主不同，我中華從來都是農村革命，是俺們農民和軍隊、學生鋌而走險啟事，舉旗造反革命。即便是鬼子入侵，奮起反抗救國的也是軍隊、農民和學生。就說八年抗日戰爭，無論是八路，還是國軍，其中有幾個是城市人呢。

雖然近代有過上海工人起義，可也是在北伐軍兵臨城下時方才成功。到了自民國以后，也就再也沒有了。

至于除工人階級之外的城市人口，他們只會鬧事、不敢啟事。他們鬧事也很少有成功的，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成功，那還是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

尤其是奸商和文痞，本質就是唯利是圖、欺軟怕硬。要說，平日里阿諛奉承、發牢騷、放怨氣，搞陰謀、施詭計，煽陰風、點鬼火，這些人還在行，可真要是讓他們放命一搏，早就逃之夭夭了，鬼子來了他們不是順民，就是漢奸。

對他們，何懼之有啊？

所以，只要是能使我國發展走上康莊大道、實現和諧社會之舉措，就應該堅定不移地實施之，根本不必在意那些資本家集團、文痞和小市民的說三道四。

（二）

   “確實，有農村的支持，只要黨國有決心，城市人也果真無可奈何，可問題是：現在這樣的糧價，全國人民都已經習慣成自然、心安理得很是和諧了，又何必非要無事生非，惹出城市人口不高興、不和諧呢？這豈不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是為自身利益而不負責任，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一、自20世紀80年代，突出是90以來，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從國際上看，我國糧價都嚴重低于實際價值。

第一、同其它相比，我國糧價嚴重低于實際價值。

根據價值規律，價值決定價格，價格圍繞著生產價格波動。那么，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相應的時期內，農業既可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多數普通農戶即可以享受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在發達國家，農村農民農業即是如此。

問題是，在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突出是90年代以來至今，已經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賣血養家、賣命為生、賣身為奴、營養不良、貧困致病現象愈演愈烈，至于棄農經商、棄農賣力早已成為了基本國情。

這就足以證明：長期以來，我國農產品價格嚴重低于實際價值，農業根本就無法實現社會平均利潤率。

第二、同國際相比，我國糧價嚴重低于實際價值。

本年7月21日，《新華每日電訊》報道：7月19日，素有“大嘴”之稱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次民眾集會時，對日本大米獲準向中國出口贊不絕口，他說，“60公斤一袋的普通大米在日本國內的售價是1.6萬日元(約合130美元)，而在中國的售價是7.8萬日元(約合640美元)。1.6萬日元和7.8萬日元哪個更貴，我想連有阿爾茨海默氏癥(老年性癡呆)的人都知道。”麻生的本意是鼓勵日本商人繼續向國外出口大米，卻極大地傷害了這些患者和家屬的感情。

這說明，即便是普通大米的每公斤售價，日本國內也是2.17美元，是中國國內的5倍多。

其二、我國糧價長期嚴重低于實際價值導致社會失衡，誤國害民、惡果嚴重，非以高價改革之不可：

第一、農村人營養不良、城市人口營養過剩，全民健康惡化！

嚴重的“三農”問題導致農民營養不良、貧困致病、有病等死現象愈演愈烈，國家不得不開始重新恢復合作醫療。

與此同時，心腦血管病、肥胖癥這類營養過剩的“富貴病”，現今早已經成為城市人口的高發病！產生了“醫院少、看病難”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糧價嚴重低于實際價值，導致：一方面，農民低收入、只有溫飽、沒有營養；另方面農副產品普遍低價給有穩定收入的城市人群以大吃大喝的條件，公款喝、私款喝，家里吃、外面吃，天天大吃大喝，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吃垮了身體吃垮了社會。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農民就能有吃有喝、不再營養不良、貧困致病了，市民就會省吃減喝、不再營養過剩、富貴致病了，就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解決了“醫院少、看病難”的問題。

第二、糧食浪費嚴重，驚世駭俗。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本是千百年來我中華婦孺皆知的古訓。可現如今，從農村到城市，從食堂到飯店，每天扔掉的飯菜有多少、被鼠吃蟲咬的糧食有多少，不可勝數！

對此，有目共睹、每個人都深有體會。根本原因就是，糧食賤、不值錢！

試想，如若糧價高、糧食貴，還有幾人舍得如此浪費喲。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農民珍惜糧食、市民愛惜糧食，就能抑制糧食浪費、提高糧食利用率。

第三、嚴重的“三農”問題，舉世罕見。

谷賤傷農，傷農傷本。這是古今中外的規律和常識。所以，工業化國家都不僅要維護農產品價格，而且還給農業補貼。即便是落后國家，只要有地，農民生活就還能過得去。

我國現今則不然，盡管幾乎是耕者有其田，可農民卻照樣要賣血養家、賣命為生、賣身為奴、有病等死。

試想，如若普通大米的售價，我國同日本一樣，那么還會存在什么“三農”問題嗎？不會的，肯定不會的。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農民就能獲得正常國民待遇。

第四、農業基礎設施破舊，岌岌乎危哉！

中央媒體，去年報道了重慶大旱水庫干枯，今年報道了南方水災崩庫、白蟻蔓延淮河以北毀庫壩，……

所有報道反映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現今的農業基礎設施絕大多數都是興建于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50至70年代，早已年久失修、破舊不堪，一有天災人禍便不可收拾、損失慘重。

那么，為什么自20世紀80年代，突出是90以來，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破舊不堪了呢？

根本原因就是：糧價過低，經營無利，沒人投資，更沒人組織。

試想，如果農業也能如其它行業那樣獲得超額利潤，豈不就會如現今發瘋招商引資一樣，農業投資而發狂了，農業基礎設施怎么會年久失修、破舊不堪呢。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高統銷糧價20多倍，將糧食壟斷經營的超額利潤形成糧稅，就開辟了國家財政收入比鹽稅和煙稅還穩定可靠的來源，用于農業基本建設綽綽有余。

第五、城市惡性膨脹、土地嚴重退化，生態日趨惡劣！

谷賤傷農，城鄉分化，迫使精壯農民棄農入城、出賣勞力，不僅導致城市惡

性膨脹、嚴重污染、矛盾尖銳，而且農村留下老弱病殘耕種，采用化學耕作方式，大種“衛生田”，透支地力，導致土壤板結、土質退化。

谷賤傷農、驚人浪費，迫使國家極力收集糧食保障供應，迫使農民粗放經營，不斷亂砍亂伐、亂開濫墾，導致嚴重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沙塵暴自不必說，單說那舉世聞名的滾滾長江東逝水和黑油油的黑土地，專家強調：長此以往，不出30年就該分別變成為黃河水和黃土高原之第二了！

如果糧價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那么沒有足夠的工資和必須的基本保障，農民還有幾人會背井離鄉、棄農進城、出賣勞力呢。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必定促使農民回歸故里精耕細作，既減輕了城市病、減少了社會矛盾，又保護了水土和環境。什么城市膨脹、嚴重污染、房價飛漲、農工子女，交通堵塞、拖欠工資等等，自然消失。

第六、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進步，社會矛盾尖銳！

谷賤傷農，迫使農民棄農入城，形成了長期的全國性的勞力過剩、廉價甩賣。于是，不僅國內，而且全球資本，都如蒼蠅見血一般，蜂擁而上。

資本既然能最廉價購地買到優質勞力，得以最大限度地以勞動密集替代資本密集，降低資本有機構成，那么自然也就根本沒有任何采用先進科學技術的動力和必要。

資本既然拒絕先進生產力，那么就必然是以最大限度地剝削勞力和攫取資源來實現利潤最大化。這樣，所產生的就必然是經濟增長、利潤最大、外匯過度積累、科學技術退化、生產力發展滯后、生態環境毀滅、社會停滯乃至倒退的虛假繁榮。所以，1990年代以來，我國發展一反常規，盡管經濟持續增長，可資本有機構成卻難提高。

不僅如此，長期性全國性的勞力過剩這是私有資本得以資本主義最原始、乃至奴隸制的生產方式，最野蠻、最瘋狂、最殘暴敲骨吸髓般地剝削被迫棄農勞力的社會條件，形成了突出的勞資矛盾，并誘使官府屈服于資本，形成對抗性的官民矛盾和民眾的抗爭，也就必然加大社會犯罪和行政成本。

所以，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就提升了勞力商品的成本和價格。這樣：

一是、只有提高資本有機構成，采用先進技術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那些以原始方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低素質的惡性企業，自然也就自生自滅了，社會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犯罪和行政成本，也就自然隨之減少；

二是、農村由此勞力回歸、市場旺盛，“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69頁）的時代自然也就隨之到來，發展經濟再也不是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由此，流動過剩、外匯過量等等，自然隨之消失。

正因如此，提升糧價20多倍、恢復統購統銷，將一舉扭轉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從此走上康莊大道！

                          （三）

“提高糧價確實利國利民，可為什么非要20多倍呀，這不是要引發通貨膨脹嘛！不要忘記：普通大米的售價，日本國內也只是比我們高約5倍。再說發達各國已經達到了、可我國卻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的程度呢。”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是為自身利益而斤斤計較、寸步不讓，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四：

其一、日本國內包括各發達國家的國內糧價也是低于實際價值的。

據報道，據經合組織統計，各成員國的農業補貼，2001為3000 多億美元, 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占農產收入的比重達31 % , 其中, 美國年20 %左右, 歐盟35 %、日本、韓國60 %以上；2002年，僅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農業補貼就高達3000億美元，占世界各國農業補貼的80%，目前這些國家農場主的收入40%左右來自政府對農業的補貼。

日本政府每年的農業補貼總額高達4萬億日元以上，農民收入的63％來自政府的補貼。據經合組織調查顯示：早在200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補貼就達1．4％，農業產值卻只占1．1％，農業補貼超過了農業產值。　

看到了吧，無論是東洋，還是西洋，發達各國不管是出口，還是進口糧食國，也無一例外的在維護高糧價的同時，斥巨資補貼農業呢。所以，其糧價也還是大大低于實際價值。

可在我國，就連免除的農業稅也被農用工業品的漲價給抵消了。所以，糧價自然應該高于日本等國。

其二、我國糧食具有提價20多倍以上的實力。

據2007年的報道，去年，江蘇武進經濟開發區引進日本“日光”牌優質稻種，按照有機水稻生產標準，在經發區農場發展了100多畝有機水稻。

由于禁止使用了農藥、除草劑、化肥，只能使用生物有機肥料，防病治蟲也只能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方法，因此，有機水稻畝產比普通水稻低得多，只有300多公斤。

據此，有人指出：產量如此低，加之綠色有機，在健康風行的今天，日本大米的“天價”應該在情理之中。

既然如此，我們將以傳統耕作法生產的優質糧食，提價20多倍有何不可呢。

因為不難看出，所謂的什么“有機水稻生產標準”，其實就是我中華傳統的精耕細作法。這本是我國農民的拿手好戲，根本不用引進學習他人。

不僅如此，而且據報道：河南省原陽大米“黃金晴”曾于 20世紀90年代由農業部谷物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等國家權威部門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原陽大米“黃金晴”富含蛋白質、淀粉以及銅、鐵、鈣、鎂、硒等微量元素，特別是被科學家稱為“生命元素”和“天然解毒劑”的硒元素，更是國內、國外許多米含量的七八倍。

其實，我中華地大物博、地域遼闊、地形復雜、氣象萬千，農耕立國、歷史悠久、品種豐富，雖說工業品大部分還屬落后，可是諸如“黃金晴”優質農副產品卻是數不勝數，為東洋和西洋各國望塵莫及、垂涎三尺。

想當年，中日邦交一經正常化，曾參與入侵過我冀東的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即要求進口我冀東柏各莊大米、京東板栗、樂亭食鹽、開灤的煤。其迫不及待之情，毫不掩飾。

所以，我國農副產品本來就具有提價20多倍的實力。

其三、提升糧價20多倍必定改變市場格局，卻不是通漲。

不要一提通貨膨脹就膽戰心驚。惡性通漲、壞通漲固然可怕，可良性通漲、好通漲，那是求之不得的。因為通漲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和發展成果的重分，其結果有兩種，即少數人獲利、破壞生產力和多數人受益、促進生產力。

多數人受益、促進生產力的價格膨脹，那就不是通漲。如果非要說是通漲的話，那也是良性通漲，是好通漲。

提升糧價20多倍的，勞力的商品成本和售價隨之提升，社會必然升高最低工資標準。即便國家不干預資本集團也必須如此，否則他們就購買不到勞力商品，也就失去了剩余價值。由此，其它商品和勞務的成本必定加大了。

在這種條件下，資本集團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就面臨兩種選擇：

第一、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以技術裝備替代勞力商品，以先進技術裝備替代落后技術裝備。這是在升級換代社會生產力、推進科學技術發展，是應該熱烈歡迎和支持的天大好事。

第二、提升商品和勞務的售價，從市場上向消費者轉嫁，引起物價總體上漲。這就要區分不同的情況。因為馬克思曾把商品和勞務分為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的奢侈品兩類，它們在市場上的表現是各不相同的：

一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是剛性的，并不因市場價格因素而變動。

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直接決定著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條件，干系重大，一旦價格膨脹，就將導致大批普通民眾流離失所。

對此，政府自然還是要補貼的，大可不必擔心。

其實，對于諸如水、電、煤、暖、汽這類的商品和勞務，我國現今也是沒有市場化，依然是社會福利性質。

二是、奢侈品消費是彈性的，完全取決于市場價格因素而變動。

奢侈品消費屬于超前消費、出眾消費、享樂消費、浪費消費，并不影響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條件，一旦價格膨脹，反倒抑制浪費，促使社會回歸理性消費。

這對于我們這個人均資源占有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還處在民族復興發展中的大國來說，也是件天大的好事。

這樣的通漲豈不是好通漲！

三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并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相互轉化的。

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區分，從歷史的長期性看，是由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今日的奢侈品或許就是明天的必需品。

從歷史的階段性看，是由是否是基本生活必需所決定的，必需品一旦超出了基本生活必需就變成了奢侈品。

衣食住行各方面就是如此。糧食、住房和相應的水、電、煤、暖、汽之類，在社會平均水平左右，就是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反之，超過社會平均水平很多就是奢侈品。所以，對大吃大喝、多套或大面積住房的群體，就應該以市價供應；對基本吃喝、單套和小面積住房群體，就該是平價供應。

其實，提升糧價20多倍是否導致惡性通漲的關鍵還是取決于農用工業品的價格反映。

農業生產周期長、抗災能力弱的特點決定了農用工業品是剛性消耗，水、電、油、藥、肥必不可少。所以，一旦在提升糧價過程中，農用工業品的價格自動跟進，那么就必然形成了惡性通漲。

對此，國家必定施行農用工業品的價格管制，以生產價格為標準規定其市場價格。實際上，時下國家也施行的是農用生產資料專營制。

其四、按理說，我國城市早已完成了工業化，進入了奢侈消費階段，自然也就早就發展到了反哺農業的程度，至少是到了同農業平起平坐的程度了。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糧價不過是借助國家拉平了農業和工業的市場地位，消除體制因素形成的工農產品“剪刀差”，恢復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本來面目。

                          （四）

“就算你說的頭頭是道，可是恢復統購統銷就是主張倒退回計劃經濟，就是反對改革。不要忘記，如今我國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只允許中國對農業的‘黃箱’補貼占農業產值的8.5％。你主張提出提升糧價2 0多倍，恢復統購統銷，這不僅是市場經濟，而且也是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所不允許的！”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氣急敗壞，就是洋奴走狗！他們不僅不懂其四、其二，更是不懂其一：

計劃經濟是人類最古老和最先進的經濟形態！人類社會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純粹意義的完全市場經濟。

道理很簡單：人類是群居的高級動物，是形成了社會的智能動物。群居就必然有組織有紀律，社會就必須有協調有控制。有組織有紀律、有協調有控制就必然有計劃有發展，絕不允許自由泛濫！人類最初就是計劃經濟，只是在無力計劃經濟后才放任市場經濟，可也從未放棄計劃經濟，只是實施計劃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罷了。

第一、資本主義有無計劃經濟呢？

當然有啦！如果沒有，只是二傻子一般聽天由命、盲目發展，資本主義早就滅亡了。其實，即便是當今喊市場經濟最響亮的所謂市場經濟國家，也從未放棄過計劃經濟：

英國政府就曾組織鴉片貿易、發動鴉片戰爭；

德國政府就曾組織“二次工業革命”、直接干預企業；

美國政府就曾組織組織西部開發、實施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

至于各國的戰時經濟政策、日本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無不是在計劃經濟。

洋奴們最推崇美國的市場經濟，可現今的美國不僅有能源部，而且還有農業部，分別專門負責計劃能源經濟和農業經濟。

所以，還是鄧小平總結得好：“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既然如此，那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總是拿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說事呢？國家利益使然嘛。

計劃經濟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問題是：計劃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是以私有制為基礎，自然也就沒有長期“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優勢。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如武藝超群的彪形大漢鰲拜，公有制經濟就像是一班同學少年，他們要開始較力了，可鰲拜卻搖頭：你們必需先解散班集體，相互較力，然后咱們再開始分別較力。

毛澤東早在《論持久戰》就強調：“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下一大跳，這匹野牛非燒死不可。”

所以，世界列強必定要千方百計讓中國處于無組織的狀態，自然也就特別看重各自為戰、分散經營的市場經濟。正因如此，才有一幫洋奴走狗跟著鼓吹叫囂。

也正因如此，我國恢復必要的計劃經濟理直氣壯，無需看人臉色！

更何況，恢復統購統銷并不必然就是糧食專營，自然也就并不必然排斥市

場經濟！相反，我們所主張的統購統銷恰恰是要依據價值規律定價，提升被不完善的市場所壓低的糧價呢。

關于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的有關政策，其實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列強，包括日本，盡管還是由他們主導制訂的，可根本就是熱心用于限制他國，自己并不認真。針對農業協定“黃箱”政策規定的各成員國在1995—2000年間必須逐步削減的政府對農產品價格支持的政策，他們或者置若罔聞，或者變換花樣：

先看歐盟，1999年歐盟委員會通過的《歐盟2000年議程》，將歐盟農產品價格支持體系轉變為與農產品產量限制相結合的價格補助體系。規定最高補貼額：鼓勵生產高質量的產品，每個農場每年3000歐元，最多5年；按照歐盟標準進行的生產，每個農場每年1萬歐元，最多5年；每年每個牲畜單位（成牛）500歐元；另外增加對青年人進入農業的投資補貼，鼓勵青年人從事農業生產。

    再看美國，2001年11月世貿組織多哈會議上，美國承諾逐步減少農業補貼。可是2002年5月13日，布什總統就簽署了美國國會兩院通過的新農業法案，規定：在今后10年內，政府用于農業的撥款將達到1900億美元。包括：對目前享受巨額補貼的谷物和棉花種植者增加補貼；對已取消補貼的羊毛和蜂蜜等生產者重新給予補貼；對歷來基本上不予補貼的奶牛養殖者、花生種植者也開始提供補貼。法案還將用于土地保護的開支增加80％，使過去很少得到政府撥款支持的畜牧業以及水果和蔬菜生產者明顯受益。

也就是說，對待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的有關政策，美國不到半年就“變臉”,為國際社會開了個先例。

至于日本，因為除大米“過剩”外，農產品自給率很低，需要大量進口。但是，政府從來都是采取保證價格政策，支持國內農產品的高價格：

一是、實行管理價格制度，對于國計民生影響大的大米和煙草，政府直接控制價格，直接管理購銷和進口。

二是、實行調節價格制度，對甘薯、甘蔗等農產品實行最低保證價格制度，對于蠶繭、生絲實行穩定價格制度。政府規定市場價格的上、下限，當價格低于下限時，國營貿易機構進行收購；當價格高于上限時，政府就拋出。

三是、對進口農產品以提高關稅或加征國內批發價的方式來保持國內農產品售價的平穩。大米均價，盡管日本市場相當于國際市場的8倍，可進口大米的關稅卻高達490％，政府有時還加征國內批發價。如此這般，進口大米的價格優勢喪失殆盡，只能占日本市場的5％左右。

直到2000年，日本政府提出的農業政策改革，也是小幅度擴大市場的開放度，并減少對糧食的直接價格補貼，但卻在農業資源環境養護、培養農業人才、基礎設施投入、種植結構調整、鄉村建設等方面，不斷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以保持日本農業的持續發展。

所以，對待“綠箱”政策、“黃箱”政策和“藍箱”政策，我國既完全應該，又完全可能，不拘一格、靈活采用。

更何況，美國學者布朗老漢提出的“誰來養活中國”問題，已經讓全世界人都知道了糧食在中國的特殊性、對全球的特殊作用呢。
    1994年9月，美國《世界觀察》刊載了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朗博士的文章《誰來養活中國》。文章認為：隨著人口增加和消費結構的改善，中國未來的糧食需求將大幅度增加。可與此同時，由于“耕地消失”、“生產率下降”和“環境的破壞”，中國未來的糧食產量將會發生下降，到2030年將比文章寫作時減少20%。

這樣，由于中國發展迅速，擁有經濟實力，因為耕地下降到難以養活自己時，就將要在全世界范圍購糧。中國大量買糧就會造成全球糧價大漲，那些非洲國家很窮，因而會買不起糧，以致全世界饑餓的人口會更多。所以，中國威脅到世界穩定。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來源。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其實，美國早在艾奇遜之時就已經提出了糧食在中國的特殊性。對此，毛澤東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國人民以半個世紀的事實證明了不靠美國的面粉照樣生活的滋潤。但是以后呢？布朗老漢的預言也絕非無中生有，必須認真對待。

所以，我國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糧價，就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權和世界安全。

正因如此，國際組織完全應該、必須允許、并積極支持中國采取完全適合本國、且可能不同于他國的農業和糧食政策，以保障世界安全！

                         （五）

“就算是美國和世界組織接受我國提升糧價20多倍、恢復統購統銷，可問題是：國營糧食經營體系早就改革的七零八落、基層糧店幾乎早就分光賣凈了，重建的巨資從何而來呢？現在糧食自由交易，農民市民兩方便，一旦恢復統購統銷，不僅有排隊等候、衙門作風、官商脾氣，而且私有糧食企業破產，社會損失嚴重。這樣，市民、農民和私商都不滿！再說，統購統銷和戶籍管理是毛澤東時代城鄉導致二元結構、農民低收入的根源，應該徹底廢除，怎么能恢復呢。”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是為自身利益在無中生有，就是懦夫懶漢、缺碘弱智。

先說，恢復統購統銷的副作用問題。

凡事有利就有弊，關鍵是既要權衡利弊，又要趨利避害。顯然，同扭轉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從此走上康莊大道相比，所謂的排隊等候、衙門作風、官商脾氣和私人糧食企業紛紛破產不過是小弊，更何況還能趨利避害：

第一、恢復統購統銷并不必然排斥市場經濟和私商經營。

對此，前輩們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創造了前無古人的成功經驗：什么訂貨包銷、批購零銷、代購代銷，什么四馬分肥、公私合營，什么贖買定息，等等，自不必詳談。

總之，好辦法有的是，現今只需結合當前社會實際，有選擇的實行拿來主義為我所用即可。

這樣一來，反倒是書寫了一段歷史佳話，名揚青史。

第二、復統購統銷和排隊等候、衙門作風、官商脾氣并無必然的聯系。

恢復統購統銷的重點是：由國家控制糧價上下限，并委托全民國營公司壟斷糧食購銷的主渠道，關閉自由糧市。

其一、關閉自由糧市，全民國營公司壟斷糧食購銷的主渠道并不必然就是糧食購銷單渠道，也不見得還如以往那樣由政府糧食部門經營。

一是、完全可以依據市場規律組建糧食經營體系，即全民國營糧食公司是獨立法人并不隸屬政府現有糧食部門，只是壟斷糧食購銷的主渠道并不必定包攬儲運、加工等全部糧食經營；

二是、國家完全可以組建若干全民國營糧食公司，經理聘任、職工聘用，并在國家規定的糧價浮動范圍內展開經營性競爭。就如現今的電訊、銀行等一樣。

其二、復統購統銷必然要建設密布城鄉的購銷網絡。

一是、全民國營糧食公司有穩定的利潤來源，銀行貸款會找上門來的，基層糧店糧站重建投資來源，這本來就不是個問題

二是、全民國營糧食公司完全可以以統一價格和手續費，通過招標，委托糧庫、鄉村等組織代購；委托其它零售企業代銷。

這樣一來，那里還能有什么排隊等候、衙門作風、官商脾氣、私人糧食企業紛紛破產、市民、農民和私商都會不滿意呢！

再說，統購統銷和城鄉二元結構的關系問題。

俺老人家在2006年曾有《讓城里人到農村去打工！》，其中強調：城鄉二元結構制恰恰正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最為有效的政策體制。

所謂城鄉二元結構，其核心內容就是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和戶籍分農業糧、商品糧戶口。其實，這并不必然導致農產品的低價和農民的低收。因為很顯然，其中的決定因素是國家投資政策的價值取向。

以往，“一窮二白”，國家投資政策的價值取向是城市的工業化，只能由農業提供原始資本積累，由此統購統銷就必然是低價購銷，導致農業農民的低收。

現今，城市的工業化早已完成，國家投資政策的價值取向是生產力的高級化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由此統購統銷就必然是高價購銷，導致農業農民的增收。

尤其是，農業生產周期長、抗災能力弱和國計民生之基本的特點，即便是在號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農場制條件下，農民農業農村還都處于弱勢地位，尚需國家補貼和扶持，美國還專門設有農業部負責計劃；

那么，我國“大包干”制度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和“市管縣”的體制城市對農村的統治，必然導致無論是在市場上，還是在社會上，農民和農產品價格的被嚴重壓低在實際價值以下。這樣的體制決定，也只有通過國家統購統銷的高價購銷，才能將分散經營的農產品組合成統一的整體出現在市場上，實現實際價值，彌補自由市場的缺陷。

不僅如此，通過實行統購統銷、提升統購糧價到生產價格、提升統銷糧價20多倍，可以完善我國發展規劃，科學計劃糧食生產，制訂持久戰略。

“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這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間奇跡。問題是，這個來之不易的偉大成就能否持久鞏固呢？

其一、1998年，我國曾經自豪地宣布，中國不再是饑餓的國家，我們可以糧食自給了。于是，糧食轉化、退耕還草、寬敞居住等等，便應運而生了。

可是，到了2003年，我國就已經吃完了庫存糧食的70%—80%，糧食安全問題又引起了黨國的高度重視。

這說明，不僅糧多谷賤、累贅國家，而且一旦缺糧、國家就慌，我國糧食必須有持久戰略，有條不紊、持之以恒。

其二、2005年9月，全國政協舉辦21世紀論壇，請來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和美國原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時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布朗對話。

關于《誰來養活中國》，布朗強調：“像中國的情況，以前大豆能夠自給自足，十年之內就必須得進口很大一部分大豆了，很多國家都沒有預測到，但是它確實發生了。一個國家從能夠自給自足到需要進口60%的大豆，顯示了巨大的變化，如果中國開始從國際上像大豆一樣這樣需求糧食，就會影響到世界上沒有這么大的購買力的國家，這是我一個基本的觀點。”

面對中國同行們的據理力爭，據說這老漢隨后又發表文章說：“你們即使采取世界上最嚴格的保護政策，你們還是養活不了自己”。為什么？他說，你們水資源短缺，肥料的生產潛力也已經達到了極限，那你們的糧食從哪里來？他認為，中國還是養活不了自己。

其實，中國是否能養活自己就取決于能否科學計劃糧食生產，制訂持久戰略。否則豐收就得意忘形、棄之不顧，欠收就心急火燎、熱鍋螞蟻，如此一曝十寒，毫無章法，肯定養活不了自己。

其三、分糧分田分品種、分產分質分價格、形成商業優勢。

在全國范圍內，將糧食劃分為全國人口基本生活口糧、畜牧業和工業原料糧和出口換糧商業糧，分別劃定生產的基本耕地，分類制訂政策，一旦存儲超標，就如歐盟那樣實施有限度的強制休耕規劃，并獎勵自愿休耕：

一是、關于口糧的發展戰略，必須依據人口變化，兼顧質量和產量，根據以豐補歉，定死必須的耕地并明確品種、購量和價格，不得隨意調換和超幅增減。

二是、關于原料糧的發展戰略，在保證口糧地的前提下，根據畜牧業和工業的需要，明確購量和價格，不定品種。

三是、關于商業糧的發展戰略，根據各地五谷雜糧優質品種，以精耕細作培養品牌，形成我國商業糧優勢，出口國外換回普通糧食以補國內。

日本的食品自給率不足45％，卻還鼓勵大米出口，就是在調劑國內品種。我中華各地五谷雜糧優質品種，足以令世界垂涎三尺，價格愈高就愈有名氣，就愈是有人買，提升20多倍不在話下。

據報道：《原陽縣志》記載：東漢時期，原陽米是宮廷專用米，被形容為“晶瑩剔透、軟筋香甜”。原陽大米廣泛種植始自1968年，曾連續于1992、1995年獲得第一、第二屆中國農業博覽會兩屆中國農業博覽會金獎，原陽大米開始走俏全國，每年收獲后由專車運往北京，“中國第一米”的稱謂也由此叫開。

但是隨之，假充的“黃金晴”逐漸成了過江之鯽，2000年爆發的“毒米”事件，更是給“黃金晴”以沉重打擊。目前的出口價格每公斤僅4元！在國內市場，“黃金晴”的平均價格僅每公斤3．5元，有的甚至每公斤3．2元。

由此可見，我國糧食之所以無法形成商品優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國家放棄了壟斷經營，不僅不能依據市場需求培養并保護國家品牌，反倒給唯利是圖的私商造假摻毒以方便。

所以，恢復統購統銷、提升糧價20多倍，即可形成商業糧優勢，補足口糧。

20世紀70年代，一部電影《難忘的戰斗》，相信胡主席和眾人必定看過的。其中，闡述了我天朝社會的一個基本治國規律，誰掌控住糧食誰就能掌控住國家。

常言說得好：民以食為天。我天朝大國，糧食從來都是治國的根本所在。有了糧食就有民眾，沒有糧食就失去民眾。所謂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就是國家無力解決民眾的吃飯問題導致民眾鋌而走險。所以，1919年，毛主席在《湘江評論》創刊號《創刊宣言》中開宗明義指出：“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強？民眾團結力量最強。”

以毛主席的偉大、周總理的英明、陳云的精明，堅持長期的統購統銷，不僅為國家工業化和大規模水利建設積累了原始資本，而且也使犯罪分子有錢也吃不上飯，把個中國治理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如今俺主張提升糧價20多倍，恢復統購統銷這樣重大改革，雖然沒人有膽識采用，可也給此后的發展以啟示。由此，我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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