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忠（上海）
日前，吳敬璉先生在《中國改革》雜志上發表了“中國發展新階段面臨的若干重大問題”一文。吳先生在文中所反對的觀點及其自己提出的觀點是否合理，并非本文的討論范圍。本文將以吳先生的文章為例，著重探討中國知識分子在公共辯論中經常出現的一些不良心態。
吳敬璉先生在文章中指出，“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黨政領導一再重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和發揮專業人員積極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經確定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確方針，但．．．傳統路線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義情緒蒙蔽‘弱勢群體’，挑撥他們與中等階層之間的關系．．．這種宣傳鼓動，已經造成部分社會關系（例如醫患關系）的緊張狀態．．．必須鄭重對待”。
吳先生在本文中暴露的不良傾向之一是，不去認真質疑辯論對手觀點的合理性，而是強烈質疑對手的動機。一個動機不純的人，其觀點當然用不著認真對待。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在公共辯論中都喜歡將質疑他人動機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這些人似乎不明白，動機完全存在于人的內心，他人往往難以知曉。將自己觀點的合理性以及辯論的說服力，寄托在對他人動機的無端揣測上，恰恰是一種心虛和理虧的表現。
吳敬璉先生另一個更為可怕的傾向是，將辯論對手置于強權的對立面，并希望通過與權勢的結盟為自己的觀點增添影響力。在前面的引文中，吳先生首先肯定黨政領導的方針正確，然后把辯論對手視為“正確方針”的挑戰者，并極力夸大辯論對手所持觀點的不利影響。吳先生甚至認為，諸如醫患關系等社會關系的緊張，其原因就是一些人的宣稱鼓動。吳先生的這一指控無疑需要極強的想象力，而其“必須鄭重對待”的提議更是殺機暗藏。
無獨有偶，古建專家王世仁先生在其作為評估專家身份的正當性受到質疑時，不是展示證據來駁斥他人的質疑，而是指控他人是“別有用心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別有用心”。王先生還指控他人“一定是有來頭、有背景的，肯定不是一個人，是一個集團，一個懷有政治目的的集團”。王先生認為這些人“是在污蔑共產黨、污蔑政府”，并建議“應該讓安全部門去調查”。
實際上，如果王世仁先生主張“北京的舊房子還拆得不夠”，的確是因為“不愿意看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并有證據證明他人的指責毫無根據，他完全可以在民事法庭提起訴訟讓毀謗者承擔法律責任，從而捍衛自己的名譽。
但不幸的是，王世仁先生既沒有直面他人的質疑，更沒有展示任何證據，證明自己在評估對象中并無利害關系。王先生除了質疑他人的動機外，還利用讓人嘆為觀止的想象力，將人們對他作為專家公正性的質疑轉化為對“共產黨和政府”的誣蔑。一個人把自己和“黨和政府”等同起來，誰還敢指責他呢？
其實，王世仁先生的上述指控，正是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尚未完全擺脫的“家奴心態”最淋漓盡致的表現。帶著這種“家奴心態”進入公共辯論的人，往往不去認真論證對手觀點的錯誤，而是對他人的辯論動機進行無端的指控，并將辨論對手置于強權的對立面。他們從來就不會捫心自問：自己的觀點怎么可能會如此正確，以致必須依靠強權才能獲得影響力？
作者任教于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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