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配談老百姓的住房政治嗎

——駁任志強《住房是誰的政治》荒謬言論

作者按：我取這個標題，并不是要剝奪任志強說話的權利！我和任志強的觀點完全相斥，根本沒有任何共同語言，所以我不會如易憲容先生一樣，和任志強有探討不完的問題。很早之前，我就將任志強歸并到“放屁狗”的一類——因為任志強所講的每一句話，無一不是代表了一個掠奪者和強奸者自我辯護的荒謬言論！在我看來，任志強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房地產開發商群體，以及與他們狼狽為奸的腐敗官員，屬于制造中國住房政治問題的“元兇巨惡”，他們根本不配與全國人民討論什么住房政治問題。

最近流行著這樣一句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可以想象，說這句話的人，如果不是出于無關緊要的表演，就一定是一種基于國情和現狀認識的無奈之舉！至少對于我來說，不能像任志強訪問國家的平民，可以就任長期以來的辱民言論或其他行為提起訴訟，并成為有權表決其無罪或有罪的平民陪審團成員之一；任志強也還沒有如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所愿，被中國的司法部門繩之以法，剝奪相應年限的政治權利。

我不知道任志強經常參觀歐美國家，有沒有看到與華遠公司相同類型的大型開發性“皮包”公司？如果沒有，任志強憑什么如此囂張？憑借掠奪的多、強奸得多嗎？

不過，在任志強還能自由表演的情景下，有機會和其進行一場公平的、你死我活的理論決斗，為廣大公眾奉獻一個針鋒相對的思想交鋒演繹，本身也是一件有著現實意義和社會意義的事情。

這是我寫作本文的初衷。

任志強4月4日發表題為《住房是誰的政治？》博文，矛頭直指推廣單位自建房、并將住房問題提升至政治問題的廣州市長張廣寧。此前，任志強直接或間接授意一些學者抨擊廣州市政府“制造新的不公平和腐敗”、“開歷史倒車”，希望借助平面媒體的力量，阻止單位自建房供給形式在全國城市的迅速推廣；不過來自反對陣營的強有力阻擊，讓這些由任志強精心挑選的代言人“出師未捷身先死”，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完全失去了利用價值。

損兵折將的任志強，只能硬著頭皮親自出馬了！此前任志強在與時寒冰的論戰當中雖敗退國外，但未傷筋動骨，回國不久就祭出了在新近修煉的“住房政治”超級武器，接連幾日竟然無人敢于叫陣，引起了開發商陣營的一片喝彩。一位FANS這樣給任志強留言道：

“任先生的文章觀點鮮明，論據充分，且立意高，眼光獨到。其實廣州市長前階段的幾番言論，的確讓我們這些中產階級或將要進入中產階級的人備感沮喪。國家到底由什么樣的人把持，到底懂不懂治理國家，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但我們人輕言微，不可能撼動這個國家大廈。任先生一席話如醍醐灌頂，使我們茅塞頓開，國家還有如任君等遠見卓識的人才在為之奉獻，國家幸甚。中國現在處于高速發展的重要時期，但愿政府遵守經濟規律，對歷史對人民負責，不要總希圖復辟“人大于法、人大于規律”的腐朽做法；否則，鬧出國際級笑話，徒增笑耳！”

好一個具有“遠見卓識”才能的任君！想必任志強一定對自己的新搭建的“通天陣”洋洋自得吧？哼哼！搞經濟學的，你們有幾個懂政治的？而搞政治學研究的，你們又怎能搞清楚房地產領域異常復雜的經濟關系！不過，粗粗瀏覽任志強的這篇文章，除了任過去從來寫不出的晦澀文字外，通篇充斥的是老掉牙且漏洞百出的“任氏理論”，表明任志強計其槍手目前基本處于絞盡腦汁、理屈詞窮的狀態，其觀點和邏輯根本經不起質疑和推敲。

一、政治究竟是什么？

政治的含義是什么呢？按照任志強從某教科書上引用如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又為經濟基礎服務，給予經濟的發展以巨大影響。”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任志強這樣一個掠奪者和強奸者的主要代表，竟然把以“消滅剝削、解放全人類”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與經濟關系理論，當成了自己為剝削和掠奪辯護的理論工具！任志強怎樣駕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這個武器為自己所用呢？不由得引起我的極大興趣。

眾所周知，馬克思并沒有給我們一個諸如上述陳述的經典定義。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堅持認為，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部分是密切聯系的一個整體。因此，獨立于政治學之外的經濟學研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歪曲，沒有什么實際意義。所以，馬克思從來就認為沒有什么“經濟學”，現實中只有“政治經濟學”。在這里，“政治”是社會沖突、特別是階級沖突無所不在的表現形式，并且進入一切社會關系。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的釋義，可以從四個方面去理解：（1）政治和國家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權力問題。國家作為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日益同政治緊密結合，成為統治階級維護集團利益最重要的政治工具。（2）政治與階級的關系。在階級社會，政治的主體是階級或階層，政治的實質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斗爭是階級斗爭的集中體現。（3）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的基礎是經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但政治對經濟有很強的反作用。人們在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它由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在中國的現實中，鄧小平從發展經濟的角度看待政治問題，就屬于融合經濟與政治，實現兩者高度統一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與經濟關系理論的重要貢獻。（4）政治與管理的關系。政治在內容上，表現為國家履行公共管理的任務。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方式、任務和內容。”這是就是一種管理活動。

由上可見，任志強把馬克思主義政治與經濟關系理論，當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全部內容，而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極具現實意義的“統治階級維護集團利益”、階級或階層關系、國家事務管理等，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根本不予承認，要么模棱兩可，這又豈能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政治觀，而是一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為剝削和掠奪等反人民行為辯解的荒謬理論。

誠然，政治固然是統治階級維護其集團利益最重要的工具。在《中花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這片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永遠是中國最大的政治，任何法律、法規、政策、規章都不能違背最大限度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這個原則。否則，任何人借維護人民利益之口號，行危害人民群眾利益之實際，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懲處和人民的唾棄。

二、《住房是誰的政治》文中似是而非、顛倒黑白的謬誤分析

即使是對于當前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政治任務，任志強也站在自身立場給予一個似是而非的解釋：“如果堅持將住房列為‘政治’問題，那么各級政府應首先堅持住房生活質量提高中的市場化取向，積極推動用市場經濟的方式發展住房市場化、維護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政策，而不是用住房是‘政治’的借口破壞與干預市場、破壞和扭曲市場經濟中的價值規律。另一方面則是必須承擔起住房保障制度建立的責任，而不是用住房是‘政治’的借口將政府的保障責任推給市場，應用政府的優惠政策與轉移支付做到對低收入家庭的應保盡保。”

在這里，任志強認為堅持目前已經存在嚴重“官商勾結”的住房市場化、維護已經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嚴重危害的房地產業“支柱產業”地位，是當前中國住房領域最大的政治。實際上，如果任由“任總”們發揮下去，中國的和諧就要被徹底斷送，中國的前程就要被斷送，這恰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目前的住房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強烈不滿，甚至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說它不涉及到政治，任總又在糊弄誰呢？在任何現代文明的社會，保證百姓安居樂業是每個政府的不辭之責，是政府最大的政治！

作為“政治”，任志強勾畫了他的住房市場化藍圖：“提高生活質量與財富存在方式的住房是市場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要建立了合理的市場經濟制度就可以解決供給的問題。消費則不是政府要限制的，而是由需求方自由選擇的。政府無權也不應該在財富的消費與選擇中進行行政性干預。”“市場化中的住房是一種私有財產、是家庭財富中的一部分、是有不受準入準出限制自由處置權利的財產權——物權。”

請問一下，如果提高生活質量如果無關政府職責，那么政府的存在莫非在于降低生活質量？如果對消費不加限制，如果對準入不加任何管制，那些貪婪的投資者或投機者，完全可以借助消費的名義，大肆囤積土地以求暴利。請注意，住房消費不同于你自己在家中消費水果，每多蓋一套住房，就會占用一定數量的空間、土地和建筑材料，政府豈有不規劃和管制之理？其實，即使你擁有充分的私人產權，并不意味著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間和庭院之內種植鴉片、操練軍隊，產權不過是受法律約束下的一組權利而已。

按照任志強的解釋，政府不應對現有的房地產市場制度作任何修訂，不得用住房是“政治”的借口干預市場，而應承擔由于壟斷市場轄的房地產市場投機導致的一些人買不起房、住不起房的住房保障責任，做到與房地產開發商主導的市場“井水不犯河水”的互補格局。

煞有介事地，任志強指責地方政府的一些“不當之舉”，人為抬高了中低收入人群對住房需求的胃口：“在住房問題上，由于政府官員的觀念混亂，造成了社會低收入家庭在要求不是僅僅擁有一張政府保證居住權利的床而是大大提高了標準要擁有完全產權的一套商品房。這也許在任何一個經濟發達國家中都無法完成的保障，在發展中的中國更是天方夜譚了。”

在這里，任志強顯然混淆了“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概念。一字之差，卻有著天壤之別。在現有的個人收入分配格局下，“中低收入”家庭實際上代表了絕大多數城鎮家庭。解決他們的住房難道要靠政府“廉租屋”提供任志強所說的“一張政府保證居住權利的床”？要知道，這樣不僅政府將被大量而繁雜的住房管理事務拖垮，還扼殺了普通老百姓自我管理家庭財產的積極性和樂趣。所以，能提供住房所有權的為什么要由政府承擔租賃事物？盡管一些人收入偏低，但是按照經濟適用房每平方米2000元的價格，90平方米的一套住房不過18萬元的價格，在銀行消費信貸的支持下，我相信即使是貧困的家庭，也完全有可能擁有一套夢寐以求的住房。

任志強還警告道：“不加分析的將住房統稱為‘政治’問題則是政府思路的混亂、財產權利的混亂和市場經濟與保障體系的混亂，這必然會造成社會觀念與價值觀念的混亂，造成保障與消費之間的混亂。”“居住權利的保障不是用政府的權利對市場化商品進行財富的分配，不是要給低收入家庭分配商品房財富，而是根據政府的財力和經濟的基礎提供有限制性條件的居住保障。”

這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赤裸裸的險惡用心——掠奪成性的房地產市場制度是中國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不容懷疑和否定；市場有自身運行的規則和規律，房價暴漲是市場運行的自然結果；政府和公眾應當接受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各種結果，通過在市場之外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消除社會的各種矛盾。

不過，任志強的這個解釋有明顯的邏輯錯漏，即忽略了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重復覆蓋性：設若市場化的土地面積占到了可用土地的90%，則剩余10%的政府保障用地無論如何不能解決絕大多數人被市場排斥出來的社會公眾的住房需要。設若政府保障用地占到可用土地的90%，而市場化用地只占10%，則絕大多數人的住房問題在理論上可以解決。不過考慮到政府財力和精力的局限性，政府組織和動員民間自主開發建設住房可能是最經濟的，這樣可以將大量房產管理的工作交給民間和市場解決，而只要為收入極低的少數窮人建設廉租房即可。考慮到上述10%土地當中官商勾結、為害百姓及房地產投機盛行等種種弊端，政府在這些土地上推行民間合作開發模式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這樣將使官商勾結的“偽市場化”徹底走向以公眾個人合作開發、比個人開發價廉物美的建筑企業規模化商業開發、房地產投資基金經營租賃、政府住房福利制度并存的健康住房模式，這也是歐美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解決住房問題的共同成功經驗。

由上可見，任志強的主張不過是維護其掠奪者地位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蠱惑之言，是典型的為剝削者服務、與廣大人民群眾為敵的荒謬言論，對當前解決中國房地產問題，只能增加混亂而毫無建設性。

三、中國當前社會各階級和階層的分析

為什么任志強的言行不屬于純粹的理論探討，而是表現為不同利益群體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從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的關系和矛盾分析做起。

中國當前是否存在階級和階層？存在什么樣的階級和階層？是研究和解決中國政治必須首先要澄清的問題。近來一些經濟政治理論之所以缺乏說服力，主要就在于否認現階段實際上已經嚴重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和階層。因此，要分析中國的政治，不可不注意當前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為謀求自身利益，而展開的階級與階級、階層與階層、社會集團與社會集團之間的斗爭和博弈。這些斗爭有些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需要通過斗爭或重大變革的推進加以解決；有些則是非對抗性的，可以通過協調加以解決的。

以下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政治的態度，作一個大致的分析。

（一）官員階層

目前中國官員階層數量龐大、類型眾多。官員階層不僅存在于黨、政、軍、司法各級機關，而且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國家商業銀行、大型國有企業等單位，官員階層也大量存在，他們是國家控制資源的重要決策、支配和使用者。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政治體制進行了局部改革，用法制手段逐步取代了民主手段。“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人民直接民主的方式，被當成法制的破壞因素予以禁止；集會、游行等民主方式，完全被限制在政治審批的范圍之內。由此，建國以后備受人民運動折磨的中國的官員階層，得到了一個近30年的“休養生息”的黃金階段。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央政府借助計劃調控手段，收回了不少原來由市場調節的領域的審批權——土地、金融、稅收、國有企業、計劃配額、市場準入審批，為官員階層帶來了巨大的權利和光環，也為他們中的一批敗類通過官商勾結獲取非法財富創造了條件。目前，中國不少高官已經成為暴富階層，在國內外擁有大量存款、股票和房產，出手闊綽，這可以從層出不窮、動輒上億元的貪腐大案當中得到驗證。

中國目前是一個極端的“官本位”的社會，官員階層在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也成為社會上許多人終生追求的目標。一批官員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但實際上已經完全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成了純粹的個人物質財富的追逐者。他們通過日益奢華的辦公裝飾和戒備森嚴的安全保衛制度，將自己普通群眾遠遠隔開了；他們只信仰金錢和權力，通過巧取豪奪、官商勾結，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滿足其行賄升官、“高消費” 和福祿子孫的需要；他們政權奪勢、相互傾軋，但在整體上則是共同的利益集團，他們官官相護、盤根錯節，逐步成了一個共同對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物鏈”。

當然，中國官員當中也不乏一些擁有堅定信仰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惟名利、不畏權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的精華和中國目前和今后時期的希望所在，是我們必須依靠的黨的政治核心。

（二）富豪階層

中國的富豪階層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出身官員等尊貴階層的下一代。他們利用家庭特殊的權勢和盤根錯節的政治關系，主要從事普通人根本不能染指的倒賣由政府控制的各類資源，如行政批文、土地、信貸、配額、稅收減免政策；在競爭性市場領域，他們動用權力掐斷經濟資源、封殺競爭對手。20世紀80-90年代，這些人多從事生產資料“官倒”活動；進入本世紀以來，在各地日趨火爆的房地產開發活動中，活躍著大量的有身份、有背景的“太子黨”老板。

第二類是出身草根，但通過攀附權貴、不法經營和殘酷壓榨工人而暴富的階層。這些人目前占據了中國富豪排行榜的絕大多數。這些人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文化水平低、官員家族關系深厚、不少人有涉黑背景，普遍存在著不法斂財的“原罪”和對財產安全性的深深恐懼。他們借助官商勾結巧取豪奪、獨霸一方，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若無物，窮奢極欲、生活腐爛，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具有嚴重危害性的一個群體。雖然這些人也有捐助社會的慈善之舉，但其實質是掠取名望和人際關系的目的，沒有什么社會意義。

人們可能奇怪，為什么那些出身優越的“太子黨”反倒輸給出身草根的“土包子”呢？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太子黨”優越的出身使其多為好逸惡勞、不學無術之輩，在經商和企業管理上缺乏基本的能力和韌性，真正具有商業精英才能的，實在少之又少；二是更多的 “太子黨”為避免樹大招風，往往通過扶植傀儡草根代行職權，而自己隱身后面進行實質性操作。

第三類是從事高科技行業的科技開發人員或商業管理精英。他們通過對新經濟商業模式創新，依靠中國龐大的、高速成長的市場支持，利用風險資本投入和海外外上市的機會，獲取億萬身價——這些人是目前中國少有的以合法手段獲得暴富的階層。

第四類是活躍于文體藝術界的明星階層。文體明星俗稱藝人，解放前主要混跡于江湖和達官貴人之間，盡管可能收入不菲，但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解放后藝人被納入人民群眾的一個部分，和普通群眾一樣通過藝術勞動獲得社會平均收入，享受了過去從沒有過的社會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文化產業市場化的推進，藝人成了現代商業競爭最有力的代言人，吸引了眾多新人和港臺藝人的不斷加入，獲得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經濟落后的中國大陸藝人為什么收入比經濟發達的臺灣、香港地區還要高，我看主要是由于缺乏基本斗爭權利的工人、農民收入偏低，使大部分國民收入流入由官員支配的財政國庫，以及由各類企業支配的管理費用和利潤項目。由此，以明星參與的各類由政府買單的豪華社會公益活動，以及為企業代言日益巨大的產品營銷活動，成了中國藝人日金斗金、躋身新暴富階層的獨特外部環境。

不過，中國藝人屢為娛記曝光丑聞的事情說明，他們的社會地位還遠遠不能和高官相比；作為商業造星運動的短期“溫室”效應的結果，多數藝人明星文化素質偏低、社會責任心差，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較差。

（三）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層）

小資產階級是指依靠出賣知識、技術、管理等復雜勞動，從而獲得較高家庭收入和社會地位和的一個中產階層，包括大學教授、科研人員、醫生、律師、會計師、機關公務員（非官員）、媒體記者、小業主和個體工商戶、企業管理人員等。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知識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承認，曾經出現過“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賣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能力倒掛局面。不過這種局面現在已經得到了徹底的改觀：目前一名大學教授一天的演講費，可以抵得上當地工人平均月工資的3-10倍。

小資產階層擁有全社會水平最高的知識文化，是社會知識的創造者，公共文化的引領者。和明星藝人一樣，小資產階層作為工人、農民收入偏低的國民收入分配的受益者，享受了來自政府財政支出、企業管理費用和利潤分配等帶來的種種好處。因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主張安于現狀、反對變革，希望借路徑依賴，獲取更多的社會利益；當然他們當中也不乏清醒的人士，希望通過自身的吶喊推動中國社會發展和結構變革。

總體來看，小資產階級無疑是中國目前聲音最多元化的一個階層。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除了極個別的甘為走狗的極少數人，小資產階級總體看是官商勾結和房地產暴富的反對者，并有可能通過“改良”局面有所作為。

（四）工人和農民階層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不過這種局面在改革開放之后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除了大量從工農階層分化出來的官員階層、富豪階層和小資產階級之外，工人階層主要由下崗工人、失業工人、妓女、人力車夫、出租車司機、城鎮街頭小販和廣泛分布于工商企業的低工資體力勞動者等構成。近年來，農民工人開始大量流入城市，成了介于工人和農民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不過總體來看，農民工總體上還是要歸類到農民階層。盡管他們被很多城市統計到城市常住人口當中，但多數臨時寄居在工棚、地下室或稱中村的民房當中，根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屬于中國現代城市地位最低下、收入最低的一個群體。

農村是中國最落后的一個部落。1984年之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成了改革重點，農村改革逐步被邊緣化，農民實際純收入不增反降。而且，教育產業化導致的亂收費、農村醫療條件的嚴重缺失和城市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使農民處于非常弱勢和貧困的狀態，很多人的病之后為了節省支出，情愿等死！他們與城市官員和富豪階層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兩個極端。 

隨著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不斷擴張，以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為主的城市運營主體，開始把農民集體和城鎮居民的土地作為掠奪對象，導致大量失地農民被迫涌向城市；而城市長期以來保持不變的低工資，甚至不能覆蓋用于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生活費用，農民打工處于極不穩定的快速流動狀態。

在歐美國家，勞動者工資占到了國民收入的50%以上。而在中國，而工人和農民根本沒有權利組建自己的組織，更沒有權利實施罷工，他們只能接受資本所有者提供給他們的無限微薄的工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政策更多地維護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地方政府明顯地親近資本所有者而疏遠基層勞動者，導致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被企業主和政府稅收拿走，工人農民階層處于絕對貧困化的生活狀態。

可以看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奉獻最多、而得到最少的階層，他們是最迫切希望改變現狀的人，是中國社會變革的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支持者。

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和階層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國當前的政治問題，也有助于我們分析任志強的理論觀點及其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任志強自己屬于哪個階層、哪個類型的呢？任志強本人和全國人民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中國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當前政治當中存在著由官員階層和富豪階層控制下的、越來越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趨勢和隱患。改變這種現狀，是全體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當前面臨的最緊迫的政治任務。

四、中國當前最大的政治是消滅房地產特殊利益集團和一切不平等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不同時期的政治任務各有側重，但指向只有一個，那就是最大限度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中國目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臨的最大矛盾，就是來自官商勾結的房地產特殊利益集團給人民群眾制造的大規模生命財產劫掠。可笑的是，這些貪官和“企業家”們，頭上都還頂著一個“共產黨員”的紅帽子，這真是當前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恥辱！要知道，共產黨講究的是對人民群眾的無私奉獻，而一個掠奪成性、殘害百姓的損人利己者，他們身上何曾有共產黨人的一絲味道？而他們在特殊利益集團的解釋下，掠奪被當成了“制度創新”、剝削被說成了“企業家報酬”，欺壓百姓被當成了“魄力”，不一而足。

是什么讓掠奪者和強奸者如此張狂？在他們殘害百姓之后，還要標榜自己是多么“投入”和“大汗淋漓”！他們的掠奪和強奸的“勞動”是多么辛苦，多么的光榮！答案是現有特殊利益集團借市場化，制定的有利于財富轉移和掠奪的法律和政策，讓掠奪者和強奸者做到了“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例如，我們敬愛的強奸犯任總，就因為1984年以來主持或參與了近50個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工作，拆毀了一處又一處民房，戰功卓著，從而當選西城區人大代表、北京市勞動模范，并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目前擔任了北京市政協委員——活脫脫一個有錢又有勢的代表人物！

任總的事業稱得上神圣的“支柱產業”嗎？還是要我們從中國房地產制度的設計開始分析。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關于建筑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提出建筑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住房改革的構想，這沉得上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以下是鄧小平談話的全部內容：

“從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看，建筑業是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過去我們很不重視建筑業，只把它看成是消費領域的問題。建設起來的住宅，當然是為人民生活服務的。但是這種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門，也是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的重要生產部門。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建筑業是賠錢的，是可以為國家增加收入、增加積累的一個重要生產部門。要不然，就不能說明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當作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所以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建筑業放在重要地位。與此相聯系，建筑業發展起來，就可以解決大量人口就業問題，就可以多蓋房，更好地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隨著建筑業的發展，就帶動了建材工業的發展。

要考慮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可以購買房子，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家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們就不買房子了。繁華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和不方便地區的房子，城區和郊區的房子，租金應該有所不同。將來房租提高了，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這些政策要聯系起來考慮。建房還可以鼓勵公私合營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辦法。農村蓋房要有新設計，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發展樓房。平房改樓房，能節約耕地。蓋什么樣的樓房，要適合不同地區、不同居民的需要。”

可以看出，在鄧小平的藍圖中，建筑業應當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原因在于建筑業在滿足人民需求和帶動建材工業發展方面的關聯帶動作用。可惜，建筑業的這個地位如今被“房地產開發業”摘桃了！對于建房問題，鄧小平一貫主張城鎮居民自己建房，或公私合營，或民建公助，誰也沒有想到，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居民建房和單位建房就在中國城鎮幾乎絕跡了，代之以追逐暴利的“房地產開發商”的統一開發和統一銷售。

鄧小平的講話發表以后，由于認識水平的重大局限，時擔任國家建委主管領導肖桐提出通過試辦開發公司從規劃設計開始成套建房賣方的主張。肖桐還提出一個公式：“房地產=建筑+金融”。肖桐與財政部副部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武博山于1980年11月5日達成協議，決定由建工總局出人、建設銀行出錢，共同組建中國房屋建設開發公司。組建方案明確提出：“成立開發公司的目的，是為了推行房屋建設的社會化和商品化，公司的主要任務是用經濟辦法經營房地產，包括辦理購置土地手續，組織小區建設規劃和建筑設計，發包建設項目并和施工單位簽訂合同，進行房屋出售和出租，同時為各類房屋特別是住宅建筑設計的示范提供條件。”組建方案報經國務院批準之后，我國第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于1981年1月正式成立，此后許多省市紛紛組建了自己的開發公司。

后來房地產業也開始搞經濟改革，大量國有房地產開發公司私有化和私有公司的不斷進入，使房地產開發逐步變成了一個完全以盈利為目標的商業行業。這些完全不把社會責任放在眼里的私人企業卻承接了原來國有房地產開發公司所擁有的政府權利：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房地產開發信貸和期房預售等政策支持。在1998年以前，由于各個單位自主建房還是城市住房供給的主體，房地產開發商面對如此的對手，不得不把商品房銷售價格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多數房地產商的第一桶金來自低價甚至免費獲得土地上，對城市公眾的掠奪還處在一個初級水平。

房地產業的拐點出現在1998年7月，我國住房制度改革把公眾基本上了貨幣分房市場，政府開始限制單位自主建房，房地產開發商成了住房市場的最主要提供者。面臨被釋放的住房需求，自主定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房地產開發業開始成為我國有史以來最賺錢的行當。于是，各行各業、有一定背景的人紛紛投入這個領域。到2004年底我國房地產開發和經營法人企業就已經達到了5.9萬家，已經形成一個由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整體性獲得數額巨大超額利潤的經濟利益集團。由于征用土地、拆遷安置涉及大量城鄉群體，房屋建設也需要大量銀行貸款，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房地產開發商過程中整合了各種腐敗關系，成為損害社會公眾利益最深、官商勾結最嚴重的領域，對社會的作用基本上被各種負面影響所覆蓋。

一個基本上不具備生產和服務功能的行業，憑借政府賦予的對城市房屋開發的壟斷地位，居然獲得了比包括建筑業在內的整個產業鏈高得多的利潤，實在是令人吃驚！事實證明，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已經蛻變為以“剪徑”為主業的高危行業。雖然我們經常聽到，一些開發商標榜自己的房子比之過去好得多了，但這完全是居民收入提高、建筑技術發展的結果，與所謂的“出資者”沒有多大關系；而以上繳稅收多炫耀的商人實際上非常可恥，不僅房地產開發商偷稅漏稅的事例十分普遍，而且像這種以掠奪財富為主要“功績”的行業上繳的稅越多，說明他們對社會的掠奪就越深重！

因此，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最大政治就是取消具有中國特色的房地產開發商，取消房地產開發支柱產業地位，取消《土地管理法》、《房地產管理法》和《拆遷管理條例》當中有關扶持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一些條款，取消房屋預售制度，使房地產開發企業回歸到自然人和社會企業的地位。要徹底放開自然人和社會企業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各種限制，鼓勵自主建房、合作建房和單位建房，對這些直接解決民生問題的開發活動實施稅收減免、成立住宅合作銀行、金融帖息等扶植政策。鼓勵建筑企業從事土地購買、規劃設計、建筑施工、房屋經營、房地產金融等綜合房地產業務，使建筑企業成為房地產開發的主流企業。允許各類投資基金、投資公司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通過各項稅收政策將其規范到房地產租賃經營領域。要嚴格限制各類房地產投機活動，對于各類房地產企業、多套住房持有者，按照工商企業方式進行管理，正確區分住房消費和住房投資。

相信通過上述措施的綜合實施，房地產開發商這樣的不勞動的暴利行業將在中國不復存在。現有的房地產開發商必然會向規劃設計、建筑施工、建筑管理顧問、房地產中介、房地產投資、資產管理等以勞動為基礎的物質生產領域轉移，找到自己的最終歸宿。

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們的任總會在什么地方“住房”呢？我特別好奇，也特別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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