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說與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種種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例如，他們炮制‘天才論’，捏造文藝、教育等各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偽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變成走資派的‘規律’，胡謅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虛構儒法斗爭繼續到現在的無稽之談，等等。所有這些，都曾經被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謂‘理論’，誰反對，就會被扣上反對馬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但是，這些五花八門的謬論，根本經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它們連同‘四人幫’另立的‘真理標準’，一個個都像肥皂泡那樣很快破滅了。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我是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據我所知，文中所批判的那些東西，基本都不是“四人幫”的。“天才論”是林彪、陳伯達他們講的，其他的則是毛澤東提出的問題，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據；其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是歪曲了原話。
大家知道，“天才論”一出來便受到毛澤東的批判，引發了廬山會議上的那場斗爭。那曾被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實行“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家也知道，那時派別林立，各種觀點斗得很厲害。那曾有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
許多人講文化大革命大搞迷信毛澤東個人，參加過那場革命的人就知道，《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如何艱難地通過的，知道“二月鎮反”，知道“武漢事件”，知道不僅是“保守派”，就是“造反派”，也常常不聽毛澤東的話，就更不要說“四人幫”的話被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了。
其實作者很了解這些事情，他們的矛頭實際是對準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最終是對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但是不公開講，策略地拿“四人幫”做“靶子”，把許多東西都加到“四人幫”身上。這種指東說西，成了一個時期的常態。張維迎稱之為“打左燈向右轉”，有文章就說“中國改革的目標或目的地，是一步、一步提出來的。在高層領導人的頭腦中是清楚的，比如往‘東’走，以‘天津’為目的地，但一開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縣’，當到了‘通縣’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天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爭論。”
我們看到，文章對于所謂“四人幫”的謬論，除了“炮制”、“捏造”、“偽造”、“胡謅”、“虛構”等字眼外，并無實質性的批判，沒有用實踐標準來檢驗其真偽。
我這里不評價文化大革命，只是從上述問題，感覺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言不由衷，言之無據，說與做相矛盾。
我不幸無緣親身經歷那場“真理標準大討論”，只是因為一些網友質疑毛澤東講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又適逢新華網搞了“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特別專題”，所以補了這堂課，寫了幾篇文章，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引用大量的馬、恩、列、毛的語錄，打的是一場“語錄戰”；這場“語錄戰”的矛頭，公開是指向林彪、“四人幫”，半公開是指向華國鋒，而最終指向的是毛澤東，是用馬恩列毛的詞句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是針鋒相對，進行了“語錄戰”，基本上用的是馬、恩、列、毛的語錄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作者的話，查原著，辯真偽。我的看法，有理有據。十分希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作者、編輯者、吹捧者，能夠站出來反駁我，證明這篇文章的真理性，把真理標準的討論進行下去。
遺憾的是，新華網雖然大張旗鼓的地開辟了“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特別專題”，發表的文章很多，但都是一面之詞，而我的文章，《“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正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不是文章，而是討論”——“實際上這個事情就是一場政治斗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唯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實踐標準 實踐 真理》，一篇也不發表。
難道所謂“思想解放”是這樣的，只能解放官家思想，不能解放民眾的思想？
難道所謂“真理標準大討論”不適用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只能說它的是，不能說它的非？
難道“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竟忘記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寫的“事實雄辯地說明，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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