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應該擁有什么樣的黨員?
——六評王長江《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一文
望長城內外
王長江在《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文章(以下簡稱《轉變》)一文中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識不斷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與利益多元化相應,人們的思想也多元化了”。過去,中共一直把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執政后,知識分子和干部都被作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納入‘工人階級’的概念,以保證黨的廣泛代表性。在改革開放后社會利益分化、社會階層多元化的情況下,這種‘納入’的方式顯然難以反映社會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因此,中共必須“擴大組織開放度”,使黨“向全社會敞開大門”,讓“各個階層的精英都有進入執政黨的機會。”
我們黨應該擁有什么樣的黨員,這是事關黨的性質的重大的原則問題。王長江在《轉變》)一文中提出,中共要“向全社會敞開大門”,讓“各個階層的精英都有進入執政黨的機會”,實際上就是想改變我們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使中共變成所謂的“全民黨”和“精英黨”。他的這種想法和觀點是非常錯誤的,也是極其有害的。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共的黨員必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現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部分的一開頭就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黨章》第一章“黨員”的第二條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黨章》非常明確地向全社會和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雖然《黨章》也說中共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后面的這個“性質”(即人民和民族的先鋒隊)是以前面的“性質”(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基礎的,其基本的涵義是說,由于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最先進的階級,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由此可見,這兩句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前一個“性質”(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最根本的,是第一位的,而后一個“性質”(即人民和民族的先鋒隊)是從屬于前一個“性質”的,是第二位的。
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黨章》才又明確規定,中共的黨員必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呢?我認為,他(或她)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一是必須具有中國國籍。否則,就不是中國而是外國的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了。
二是必須與工人階級同心同德。他(或她)可以不出身于工人階級,但其思想和感情必須是工人階級的,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當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始終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
三是必須具有共產主義的覺悟。主要是要真正信仰共產主義,并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精神。
四是必須在各個方面起到先鋒模范作用。要在本職崗位上做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模范;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的模范;做遵守黨紀國法,維護黨和國家團結統一的模范;做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于同各種錯誤現象作斗爭的模范;做密切聯系群眾,發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風尚的模范;做為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英勇斗爭、不怕犧牲的模范,等等。
以上四條,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同時具備的條件。
第二,社會精英并非都能發揮“正能量”,更不等同于“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絕不是也絕不能成為“精英黨”。
什么是“精英”? 精英通常是指杰出、優秀的人物,也就是在智力、能力和性格等方面超過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比大多數人要強的那一部分人。
我們并不否認精英對于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精英對于社會的發展并不是都能發揮“正能量”和起到“正作用”的,有時甚至還能起到巨大的破壞作用。例如,德國納粹黨的領袖希特勒就是一個智力和能力非常超群的人,但他卻給包括德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另外,即使是能發揮“正能量”的社會精英,也不等同于“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例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總統,也就是美國的第三十二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個世界公認的杰出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但他信奉的是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代表的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盡管他為社會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中國共產黨并不是一概排斥社會精英,我們黨的許多黨員和領導干部,在入黨前都是社會精英,毛澤東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但是,中共要吸收入黨的社會精英,必須同時具備“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應具有的基本條件,而不是什么樣的“精英”都要。否則,只要是社會精英就都可以入黨,中共豈不成了所謂的“精英黨”?中國共產黨又不是統一戰線的組織,這種所謂的“精英黨”與“全民黨”又有什么兩樣?
王長江等人為了證明他們關于“擴大組織開放度”觀點是正確的,還舉出中共在解放前就曾經吸收過具有地主、資本家、軍閥、官僚及其子女等身份的人加入我們黨。其實,這根本就不能證明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忘了:中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非法的“匪黨”,在那個時候加入共產黨,隨時都有可能掉腦袋,這些人只有徹底與剝削階級決裂,敢于為革命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才敢參加共產黨,中共也才會吸收他們入黨。
可是今天,中共已成為執政黨,參加共產黨既沒有生命危險,也不需拋棄個人的財產,反而還能夠憑借執政黨的地位為個人撈取更多的好處,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還是老百姓說得好:過去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參加共產黨,把自己家的財產全都分給了窮人;而現在一些人參加共產黨,把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都裝進了自家的口袋,真是天壤之別呀!
在這里,我也想問問那些要主張吸收資本家參加共產黨的人:這些資本家入黨后會把自己家的財產獻給國家、分給窮人嗎?如果他們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怎么可能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英勇斗爭、不怕犧牲,獻出自己的生命呢?
由此可見,王長江提出中共要“向全社會敞開大門”,讓“各個階層的精英都有進入執政黨的機會”,實際上就是想改變我們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使中共變成所謂的“精英黨”——即打著“全民黨”招牌的資產階級政黨。我們決不能上他們的當!
第三,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挑戰,我們黨必須在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基礎上做好吸收和教育管理黨員的工作,而絕不能讓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反共產主義分子來改造黨。
這些年來,由于實行市場經濟,給我們黨吸收和教育管理黨員的工作也帶來嚴峻的挑戰:
一是社會的多元化直接導致黨員成分的多元化。過去,我們黨的黨員基本上都屬于“單位人”,不是人民公社社員和國有、集體企業的職工,就是國家機關和全民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而實行市場經濟后,農村由于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民由過去的公社社員變成了獨立的經營者;在城市,國有和集體企業成了獨立的法人主體,許多黨員成為民營和外資企業的職工,許多事業單位也市場化了,因此,個人與企事業單位之間的關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關系,個人不再受企事業單位的約束,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單位人”越來越變成了“社會人”。
特別是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后,許多黨員成了私營企業的老板和股東,以及私營和外資企業的高管等,這些人的主要經濟收入來自于資本的紅利,而非勞動所得,實際上屬于資本家階層。
二是利益的的多元化導致思想的多元化。不僅許多老黨員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信奉起“金錢萬能”、“個人利益至上”、“精英治國”、“普世價值觀”等歪理斜說,而且不少新黨員的入黨動機也很不純,他們把黨員與黨的關系看成是一種利益關系,把入黨當作是追求個人利益的一種途徑。
三是市場經濟的侵蝕導致黨員干部隊伍發生了嚴重腐敗。上至黨中央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下至小小的村干部和機關的辦事員,以權謀私,大肆貪腐,許多黨員干部隊已墮落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這些挑戰,擺在我們黨面前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不忘初心,從嚴治黨。就是以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中心任務和基本目的,一方面,要本著“寧少勿濫”的原則,嚴格把好吸收新黨員的關口,切實防止不具備“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基本條件的人進入黨內。另一方面,就是要下大力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對于那些嚴重喪失“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基本條件的黨員,特別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共產主義甚至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如李銳、賀衛方等)以及腐敗分子,必須堅決清除出黨。
第二條路就是王長江給我們黨指的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王長江指的這條路,就是要我們黨去主動適應(實際是遷就)社會多元化以及黨員成分和黨員思想多元化的變化,讓黨內外那些資產階級分子和反共產主義分子來改造黨。一方面“擴大組織開放度”,“向全社會敞開大門”,讓“各個階層的精英”都能入黨,使我們黨變成“精英黨”。 另一方面,就是要我們黨容忍各種非無產階級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黨內存在,容忍資產階級分子和反共產主義分子的存在,使我們黨逐步蛻變成“代表全民利益”的“全民黨”。
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我們黨真的走上了王長江指的這條路,那么,必將導致中共這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和社會主義的中國非亡即變的災難性后果。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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