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究竟“反黨”了沒有?
——對照《黨章》看黨校教授的“7·29”講演
錢昌明
自從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7·29”講課錄音內容曝光以后,很快在網上引起巨大的反響。多數人士認為,王的講演是“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是屬于黨員“反黨”事件,感到不可思議;也有人認為,這是黨校內部“學術探討”問題,把它說成“反黨”事件,是“左派網站”故意制造的政治事件(參見牧野征夫:《從制造反黨事件看左派網站的黑幫化》),完全是別有用心!
王長江“7·29”講演,究竟是黨校內部“學術研討”,還是“左派網站”惡意“制造”的政治事件?這倒是一個應該分清、辨明的大是大非問題,絕不可含糊混淆。
黨校講課,是有嚴格規矩的。黨校的講壇是嚴肅的政治講壇,它是不允許教員隨心所欲口無遮欄地亂說一氣的。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總之,在黨校講臺、公開場合對重大政治和理論問題發表觀點和看法,應該自覺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黨中央權威,自覺維護黨校形象。我們說學術探索無禁區、黨校講課有紀律。但‘無禁區’也不是絕對的,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行,違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觀點,無論公開還是私下里,在黨校都是不允許的。這是黨的政治紀律,黨校必須模范遵守”。
事實擺在那里,王的講演根本不是內部“學術研討”;即使是黨校內部“學術研討”,根據習總講話要求:維護“四項基本原則”是我黨的“政治底線”,不容觸碰。凡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行”,無論公開還是私下,都屬“不允許”之列!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統稱“四項基本原則”。它是我國現行《憲法》、我黨現行《黨章》都明確規定的政治底線。公民的言行反對它,叫違法;黨員的言行反對它,叫反黨。這樣講,絕不是什么戴政治帽子,而是就事論事。
衡量一個黨員是不是“反黨”?唯一的準繩就是《黨章》。要確定王長江的“7·29”講演是不是屬于“反黨”言行,最終還得用《黨章》來檢驗。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現行《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改革開放以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又屬于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用習總的話說,這些都是“黨的理論”,自然反不得。
可是,王長江在講演中公然攻擊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認為它不適合中國國情:
“實際上,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到中國啦!哎,當時中國被迫開放,各種先進思想蜂擁而入,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別的思想更明顯,不比別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別的思想更顯眼,它只是一個流派,為什么,因為,如果用我今天的評價,那就一句話,因為它中看不中用。┄┄哎,你不信聽我分析一下嘛,你看馬克思主義說了半天說什么,這個大家很清楚,它說的是一個道理,就是,資本主義有一對基本矛盾,這對基本矛盾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你看,講了半天,講的這個問題吧,那好,什么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說老實話,中國有什么資本主義呀,對不對,你也就是幾個大城市,稍微能聞到一點資本主義的味兒,你還爆炸,你離爆炸還遠著呢,對吧,大家一看,哎呦真是好東西,一看中國,哎呦不管用,中看不中用”。
王又嘲諷馬克思主義是“書齋哲學”,脫離實際,認為不可能被中國“農民黨員”所接受,成為他們的信仰:
“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好了,為什么這對矛盾導致他的必然滅亡呢?你看,你得論證吧,喔唷馬克思是個哲學家,那是個思辨學家,對吧,他是個學者,于是他開始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地摳,摳完了概念然后弄成范疇,范疇之上搭建框架,框架之上再弄個體系,哎呦整個體系出來之后,就跟數學做出來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就推出來那么一套東西,巨大無比的龐大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就這套體系呀,咱們在座的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輩子你也未見得研究清楚。啊,連我們都研究不清楚,你說它拿來武裝全黨?讓大字不識的農民黨員也接受這套東西,也成為自己的信仰?”
王教授的謬論不值一駁。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被壓迫階級翻身求解放的銳利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皆準的一種普遍真理。當然各國革命者在實踐這一理論時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如果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如果它不適合中國國情,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怎么一下就“爆炸”了呢?中國革命經過28年斗爭,怎么就勝利了呢?
王攻擊列寧主義,說它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老說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那是正兒八經的、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嗎?不是,哪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呀,你那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跟你俄國什么關系啊?一點關系沒有,純粹西方的東西”。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那可就不一樣了。對吧,那邊咣當一聲炮響,這邊的革命者眼睛齊刷刷地掃過去,喲,鬧半天,這么落后的地方都能搞社會主義呀,那我們比你們沒落后多少啊,憑什么你們能搞我們不能搞啊,你看看,這就一下子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摩拳擦掌,卷胳膊擼袖子就要干,這叫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王否認中國革命的正義性與必然性,污蔑我黨進行革命,“就是破壞就是搗亂”:
中國共產黨,“我們剛建的時候絕對不是幫助老百姓怎么掌權,不是這樣,它就是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邊,跟當時掌權的斗,說老實話,你干的事就是破壞就是搗亂。干這個事的肯定不是執政黨,所以是革命黨”!(很明顯,王長江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講話的!)
一個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公然用嘲諷、調侃的語言,攻擊、污蔑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毛澤東關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否定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中介作用,這像是黨校教授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嗎?
更為惡劣的是,這位王長江惡毒地造謠,攻擊、污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他質問毛澤東:
“你搞了將近三十年,什么手段都使出來了,運動一個接著運動,結果老百姓的溫飽都沒解決,咋回事?”(請問王教授:如果前30年“百姓的溫飽都沒解決”,那么,中國的人口怎么會從1949年建國時的5億,增長到1976年時的9億的呀?人均壽命又怎會從1949年的35歲,增長到1976年的65歲的呀?難道這都是由“沒有解決溫飽”所能造成的嗎?從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時間,為什么中國人口始終徘徊在4億多之數呢?這難道是解決了“百姓溫飽問題”、“民國范兒”的成就嗎?)
王還攻擊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斗爭學說,影射他搞“獨裁”,是“暴君”:
“你別去分析它那對矛盾它怎么摩擦,最后怎么磨出火花,怎么最后變成一場大火,把資本主義燒個干干凈凈,哎呦那個過程太復雜,我跟你說,你別想這些,你就記住一條,資本主義保護私有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哎,你記住這點足夠。┄┄哎,當這種矛盾變成一個群體變成另外一個群體的矛盾的時候,它就變成了階級斗爭。好了,有階級斗爭這個平臺,后面的話還用我說嗎?我們在座的諸位呀,從中學的時候就學這套東西,哈,滾瓜爛熟,哈,倒背如流,后面就不用說了,┄┄我們果然營造了這么一套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當然是走到了極端,對吧,你看那時候是什么氛圍呀,對不對。”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的對手全打下去了,包括林彪。誰也沒敢,沒人敢跟他較量啊,對吧,叱咤風云。夠可以了吧?但是到這時候,毛澤東老人家說出話來,反倒不是那么自信了。你看怎么說?斯大林去世之后,蘇共給他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那我死后,能不能得三七開啊?我看我得不了三七開,我呀,我能得個四六開就算不錯了。弄不好四六開都沒有,五五開。哎?誰也沒敢跟他叫板哪?誰也沒敢直接跟他提出批評啊?說出話來,怎么那么沒自信哪?┄┄”
好了,夠了!如果王教授上述言論,都不是在攻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這個世界上,恐怕根本就不存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了。
質疑黨中央的“領導水平”和“反腐”斗爭
黨員必須履行《黨章》規定的應有義務。現行《黨章》第一章第三條的第二款規定:黨員必須“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這是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
人所共知,十八屆中央建立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狠抓“反腐”斗爭,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顯然,“反腐”無疑是當今黨中央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的體現。
可是,就是這個王長江,“妄議”黨中央的這一大政方針,質疑“反腐”斗爭。我們不妨看一看他是怎樣評價十八大以來的形勢與當前的“反腐”斗爭的?王打著談“黨建”之名,大談當前社會上所謂的“塔西陀陷阱”(指黨在群眾中失去“公信力”問題),他大肆“發揮”,先是質疑黨中央的“領導水平”與“執政能力”:
“我們老講我們提高黨的領導水平,老講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我們十八大提出的還是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那好,你講了那么長時間,它到底提高了沒有,走了那么長時間,它到底是不是在朝著科學化方向在前進?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由我們說了算的,我們在這兒論證半天,沒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認不認,老百姓認不認,你干了很多活,你自己可能覺得沒干多少,不就那么幾件事嗎,一二三四五,數到頭了,也就這么幾件事,干完之后,老百姓說,嘿喲,好,高!那就說明我們領導水平高啊?說明我們執政能力強啊?對吧,你做得比這事情還多,大事小事全攬在身上,結果累得自己五加二,白加黑,還夜總會,還夜里總開會,對吧,把我們很多黨員干部累得要死,壓力無比巨大,叫做壓力山大,但是,有的甚至不堪重負,自殺,你看這幾年,自殺的干部多少,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但是坐下來之后,讓老百姓評價,不怎么地,不怎么地說明你領導水平不高啊,執政能力不強啊,你看看,這不明顯嗎。老百姓信不信,哎,老百姓信不信,這就是一個公信力的問題。那我們今天,公信力到底如何,說老實話,真不敢太樂觀。如果用句學術性的語言來概括,那就可以這樣說,我們正行走在塔西陀陷阱的邊緣”。
王還攻擊是“反腐”導致黨的“公信力”下降了!
“就這反腐,那也是反腐,也是帶著問號,對吧,你看我們這些年來反腐的力度多大啊,好家伙,一下子弄出那么多貪官,總量比過去若干年總和都多,按道理說,老百姓應該很滿意,拍手稱快吧,但是,你看,說出話來,那是帶著懷疑味兒的。哎呦,你打了這么多貪官,那不就打了一群蒼蠅嗎,對吧,你也不敢打老虎啊,你看看,他嫌我們不打老虎。那行,我們就針對你的想法,我們不但打蒼蠅,我們還打老虎。結果這些年,副部級以上的高官,到現在,咣唧咣唧,打了將近二百個,那還不夠?夠可以了吧,但是老百姓怎么說,哎呦,你打了半天,那不就草根老虎,小老虎嗎?你也不敢打老虎啊。你看,他又嫌不打大老虎。對吧,那行,那我們就針對你的想法,不但打小老虎,也打大老虎。你看,大老虎,打出多少?哎,前政治局常委還不算大老虎嗎?對吧,政治局委員還不算大老虎嗎?兩個軍委副主席,那還不算大老虎?說老實話,想想都慎得慌。對吧,總書記現在出面了,現在是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出面,所以呢,一邊站一個副主席,結果全是壞蛋,這個太嚇人了,對吧。連這個都打出來了,這還不夠嗎?但是到老百姓嘴里怎么說?哎呦,大老虎后面還有老老虎呢?哎你有完沒完哪。不是有完沒完,就是一個公信力的問題。你看看,這個公信力的問題,就特別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面前。那公信力是什么,公信力就是一個黨的建設問題。”
依照王長江的邏輯,“腐敗”不是黨內客觀存在,而是黨中央“反腐”“打”出來的。這難道不是在質疑黨中央的“反腐”斗爭嗎?
說什么“壓力大”,說什么“這幾年,自殺的干部多少,越來越多,越來越多”,請問王長江:你這是在為誰叫喊呀?你又是在為誰“鳴冤叫屈”?說“老百姓評價,不怎么地,不怎么地說明你領導水平不高啊,執政能力不強啊”。請問,你這個“老百姓”是誰呀?難道普通的“老百姓”會質疑中央的“反腐”斗爭嗎?顯然,王長江這里說的所謂“這幾年來”的“壓力”也好,“干部自殺”也好,“老百姓”的質疑也好,實質上都是王長江們自己的感受吧!
污蔑學雷鋒運動,大肆宣鼓吹“私”字觀
《黨章》黨員“義務”第三款白紙黑字寫道:
“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
什么叫“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什么叫“吃苦在前”、“克己奉公”?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公”字觀。
王長江,一個黨的高層干部,號稱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黨校神圣殿堂——黨校的紅色“教授”,他不僅不愿盡一名普通黨員所都應盡的義務,而且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公然嘲諷“學雷鋒”這一群眾運動。他恬不知恥地在講演中“現身說法”,說自己寫日記就是為了給人看的,就是為了當“英雄”。妄圖以此“證明”雷鋒的事跡也是虛妄的。王在講演中講道:
“我們當時為什么要寫日記啊?你問今天的小青年,可能你們就會說,那不就是為了記錄自己的成長歷程嗎?打住,千萬別這么說,至少在當時絕對不敢這么評價的,還為了記錄自己的成長歷程,說老實話,就你這句話,別管我那日記寫得多進步,那我就夠個個人主義┄┄說得最直白一點,那就是因為雷鋒‘叔叔’寫了日記嘛,對吧。雷鋒叔叔,他是和平時期的英雄人物,對吧,我們得老老實實承認,和平時期的英雄人物,你形象再高大,也高大不過戰爭時期,沒辦法,和平時期,你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業,你又不能像黃繼光一樣去堵槍眼,那多壯烈,對不對,你也不能像董存瑞一樣舉著炸藥包,為了新中國~前進!好家伙,那形象,閃閃發光,對吧,你做的全都是特別不起眼的事情,對吧,全都是平凡的工作,所以確實是這么回事,對吧,雷鋒也一樣,但是雷鋒他寫了日記啊,對吧,哎,等到他犧牲之后,把日記一公布出來,哎呦,可了不得了,大家一看,啊,鬧半天這么平凡的工作崗位,能做出這么不平凡的業績啊!這人太偉大了,這人太高尚了,這人太純潔,這人太無私了,哎呦全國人民都感動,對吧,毛澤東那兒也跟著一感動,然后大筆一揮,向雷鋒同志學習,你看看,咱不就學上了嗎”。
“學雷鋒好不好?當然好啦,你讓大家做好人還不好?對吧,但是,再好的事情,你把他當作一個運動來搞,那說老實話,它總要變形,總要形式主義化,總要表面化,沒辦法,對吧,哎,你想想,那當時我作為一個小青年,什么事兒都不懂,你讓我學雷鋒,天天得學,怎么學啊?我想來想去就兩件事,第一,我天天上街轉悠去,為什么要轉悠啊,哎,我在街上轉悠啊,我看見萬一有人摔倒,我把他扶起來,這不就學雷鋒嗎,對吧,所以老盼著人摔倒,這一點倒是比咱們現在好,現在你摔倒了都不敢扶,當時還盼著你摔倒,你摔倒我就去扶你,這不就學雷鋒嗎,對吧。有的時候轉悠一天,也沒人摔倒,那怎么辦,沒關系啊,我撿起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你看看,這是學雷鋒,大大小小全算。好,這就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寫日記。為什么要寫日記,那當然寫了,對吧,平??赡芸粗鴽]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兒,萬一有一天哪,咱不幸犧牲了,哎被發現了,哎呦,咱不就成了英雄了嗎,對吧,你瞧瞧,就這心態,在那寫日記,你那個日記能不先進嗎?那到處都是大口號,到處都是斗私批修,真的不騙你”。
接下來,這位王大教授就大肆鼓吹資產階級的“私”字觀,大批“公”字觀,嘲諷“斗私批修”,說人性就是“自私”的。
“對吧,大家總還在思考一個問題,說哎,你不允許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你總不能連人的需求也一塊兒否定了吧,那人總是有需求的呀。你哪怕作為一個動物活著,它不也得吃喝拉撒睡,一樣不能少嗎?┄┄比如說我在這兒給大家講課,講著講著,口渴了,口渴了怎么辦,口渴了我就會把手伸向水杯子,喝一口水,潤潤嗓子,接著講,很自然吧,你們中間還有人對我有意見?你們覺得王教授不應該喝這口水?不會吧?都理解,對吧,渴了嘛你就喝口水,潤潤嗓子不就接著講就完了嘛,對吧,很自然,對吧,┄┄但是轉念一想,不行啊,不能喝啊,喝水它影響講課啊,那講課是為公,喝水是為私,那私得服從公啊,那所以你不能喝啊,你得忍著呀,對吧,但是忍長時間,人忍不住,忍不住就要伸手,伸手,伸手必被抓。什么亂七八糟的,對吧,那就自己瞎編,哪有這事,對吧,你渴了喝一口水,潤潤嗓子接著講,大家覺得很自然,對吧,所以你還得承認,人是有需求的。哎,你看啊,我們的理論就建在這個之上,我承認你有個人需求,但是我就不允許你追求個人利益”。
把具有特定政治含義的“斗私批修”,故意曲解是要消滅個人的“生存需求”,這就是王教授的高水平!按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是應該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字典里,人性就是一種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人性就是階級性。王長江難道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嗎?你這樣故意把人性降低為獸性的“說教”,難道一點不感到臉紅嗎?
王長江最后把人性“自私”論,落實到反對共產主義公有制,鼓吹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倒也確實是順理成章了!(恕對王的這段冗長的“說教”不再引述)
鼓吹共產黨“轉型”,用西方“民主政治”改造中國
《黨章》黨員“義務”第五款規定:
“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堅決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反對陽奉陰違的兩面派行為和一切陰謀詭計”。
《黨章》的第二章“黨的組織制度”第十條中也明確:
“黨是根據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是: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綜觀王長江“7。29”講演,統領其整個講演的有三句話:“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接受嚴峻考驗”;“市場經濟的新定位要求黨的理念、理論和執政方式的轉變”;“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黨的建設科學化”。王教授就是要告訴全國黨校教員:
當今的共產黨已處于“塔西陀陷阱的邊緣”,正在陷入“公信力”危機;只有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定位要求”,“轉變”“黨的理念、理論和執政方式”,自覺地完成由無產階級革命黨向資產階級民主黨的“轉型”,才能實現他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黨的建設科學化”。
說穿了,王長江所以要反對的是黨的指導思想,所以要背棄的是黨的奮斗綱領。他所以要攻擊這、攻擊那,歸根到底,就是為了鼓吹共產黨應該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主張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來改造中國。
王長江認為,“政黨是在西方產生,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什么是“民主政治”呢?
就是“天賦人權,人生而有權,主權在民。哎既然人生而有權,主權在民,人有不可剝奪的權力,那那個公權力是怎么產生的呢,就是因為人嘛,他要組成社會,社會就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權力,那怎么辦呢,于是,人們就把自己的權力交出一部分,哎,交出來的那個集合的權力就形成一個公權力,你看,這么一種解釋,你還別說,這么一種解釋,它在民眾和公權力之間就產生了一種不同的關系。一方面,公共權力來自于民,另外一方面,公共權力又施之于民。施之于民而又來自于民,你看這兩者什么關系?它是一種互動的關系。┄┄”
最后,王教授干脆宣布:“如果比較的角度說,這得實事求是的承認,西方在這方面確實比我們好”。
好了,話說到這里,筆者不再引用了。一句話,王教授所宣揚的,無非是全盤照抄西方政治學的教材就是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近代階級斗爭的產物。它集中代表某一階級、階層或集團并為維護其利益而斗爭的政治組織。政黨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又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列寧說:“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斗爭。各階級政治斗爭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
對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政黨的論述,人們還能從這位黨校教授身上,嗅到那么一丁點兒的馬克思主義氣味嗎?這難道不正是習近平同志在黨校講話中,所批判的“黨校講課時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的現實寫照嗎?
如果運用《黨章》來對照王長江“7·29”的講演,幾乎任何一位識字分子,都可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并回答出本文的命題:王長江究竟“反黨”了沒有?
但愿共產黨內不會出現任意踐踏神圣《黨章》的特殊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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