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們究竟想讓我黨我國轉向哪里？

　　——三評王長江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一文

望長城內外

　　王長江在《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下簡稱《轉變》)一文中，極力鼓吹“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謬論。此外，我們黨內外，還有一些人也在起勁地宣揚與王長江的“轉變論”類似的觀點。那么，這些人究竟想讓我黨我國轉向哪里呢?

　　筆者在一評王長江《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文章《王長江心目中的“執政黨”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黨?》中已經分析過，他們心目中的“執政黨”實際上就是象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黨那樣，通過多黨競選而上臺執政，打著代表全體民眾行使國家公權力的的幌子，實際上卻主要為資產階級等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政黨。

　　那么，王長江們為什么要讓我們黨“轉變”成這樣的黨呢?王長江在《轉變》一文中沒有明說，但他在該文中的一段話卻泄露了天機。他說：搞計劃經濟，“沒有為我黨朝這個方向探索提供動力。”“改革開放、逐步明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有了現實可能性。”發展經濟“歸根結底，還是要充分發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場的推動來實現財富的增長和國力的增強。”“盡管執政黨和政府可以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本質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它不再由執政黨和政府去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人們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自主地決定做什么。”“市場天然具有超越國界發展的特性。所以，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方面的變革，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也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對正在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及其執政黨產生重大影響。”

　　王長江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中國已經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僅要求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而且也使這種轉變“有了現實可能性”。而過去搞計劃經濟，則不可能實施這種“轉變”。

　　那么，為什么過去搞計劃經濟，就不可能實施這種“轉變”，而現在搞了市場經濟，中共就必須“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并且使這種轉變“有了現實可能性”呢?由此可以看出，王長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認為，是市場經濟對這種“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市場經濟既是這種“轉變”的主要推動力，又是這種“轉變”得以實施的基礎。

　　在這里，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可以看清王長江的真正意圖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是指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筑則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在階級社會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筑賴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現，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三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變革。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上述理論，市場經濟屬于經濟基礎，而政黨屬于上層建筑，市場經濟對政黨的性質與變革能夠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為什么過去搞計劃經濟，就不可能實施王長江所說這種“轉變”，而現在搞了市場經濟，中共就必須“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并且使這種轉變“有了現實可能性”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現在的經濟基礎變了。

　　這樣，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再看看中國社會今天的現實狀況，就使我們對王長江們為什么早不講、晚不講，偏偏要在現在鼓吹“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謬論，就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了。

　　請大家注意，這里面有三個關鍵詞：“市場經濟”，“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先說前兩個關鍵詞：“市場經濟”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逐步拋棄了計劃經濟，而全面轉向了市場經濟。客觀地說，就發展經濟而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各有其優長。計劃經濟也能有效地發展經濟，而并非像一些人說得那樣不行，否則，前蘇聯就不可能靠計劃經濟成為當時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甚至連美國都畏懼的超級大國了，中國也就不可能靠計劃經濟在建國后的前30年里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的建設成就。中國拋棄計劃經濟而轉向市場經濟，完全是領導人的政治決定，這就是“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具體表現。

　　而市場經濟從其根本的機制來說，是通過刺激和利用人的私欲來發展經濟，用王長江話來說，就是“充分發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來實現財富的增長和國力的增強”。由于市場經濟只有在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才能充分運行，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經濟從其本質上來說，屬于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也就是我國為什么要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大力倡導和扶持私有經濟(美其名曰“民營經濟”)的根本原因。

　　然而，這些年來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實踐充分證明，搞市場經濟雖然能使經濟建設得到較快的發展，但它卻有非常大的副作用：一是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環境的嚴重污染，大大惡化了生態環境;二是導致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第三，也是最可怕的，市場經濟就象“超級腐蝕劑”，嚴重侵蝕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僅黨政軍和各種社會組織的肌體被嚴重腐蝕，而且還嚴重腐蝕了人們的靈魂，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嚴重滑坡。掂量一下這些年搞市場經濟付出的這些慘痛代價，有良知的人都會感到無比的心痛，同時也深深感到：用這樣大的代價來換取經濟建設獲得較快的發展，而且大部分發展成果又都落入了少數人的口袋，這實在是太不值了！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說過：“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他還說：“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149、373頁)

　　鄧小平還說過這樣的意思，只要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那么即使我們利用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知識、經驗和經濟手段，我們國家的性質仍然還是社會主義的。

　　后來，中國有人把鄧小平的這些想法概括為“鄧小平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生產力，“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知識和經驗，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前提是國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否則，就不是“利用”資本主義，而是真正在搞資本主義了。

　　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發展生產力，適當地采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也不是絕對不行，但必須做到兩點：一是國家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二是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來防范市場經濟的弊端和副作用。可是，這些年來，各級領導只注意了第一點，而嚴重忽視了第二點，結果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后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年搞市場經濟，已經使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在，私有經濟（民營經濟）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成分，無論是雇用的工人還是創造的產值和交納的稅款，私有經濟成分都占了總數的一大半。這就是改革——“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變化。

　　現在再說第三個關鍵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搞市場經濟帶來十分嚴重的后果，特別是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只要我們黨始終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只要國家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也還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也還有可能采取措施來逐步消除這些年搞市場經濟帶來的嚴重后果(盡管難度極大)。但如果我們黨不能繼續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那么國家也就不可能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最后必然會從“利用”資本主義發展到真正實行資本主義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會完全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了。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今天，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對于國家能否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從而保持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最最關鍵的，也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然而，正是在這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而且還是在非常關鍵的問題上，王長江等人卻極力鼓吹“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謬論，他們究竟想要干什么，不是已經十分清楚了嗎?

　　原來，他們也有一個“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打著“利用”資本主義的幌子，通過搞市場經濟來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同時腐蝕我們的黨政軍和各種社會組織的肌體，腐蝕人們的靈魂；第二步，再以“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名，讓我們黨蛻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第三步，就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全面改換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從而使我國全面轉向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共黨內和黨外想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些人的如意算盤。

　　最后我們還要說：現在，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要么，繼續保持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帶領中國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么，完全蛻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在中國全面實行資本主義；要么，就是象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那樣，越來越不想革命，而只想享受執政帶來的好處，結果日益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成為特權階層，最后在風云變幻時被人民所拋棄。

　　站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一份嚴峻的試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