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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體制的炎黃春秋為何要死抱體制大腿?

文宇 · 2015-06-07 · 來源:烏有之鄉
《炎黃春秋》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炎黃春秋》雜志近年來一直高舉憲政大旗,以所謂反體制斗士自居,如今卻要緊緊抱住體制大腿不放。自己是封建余孽,就想臆想別人都是封建余孽。

  今天早上,“炎黃春秋”雜志社的新浪微博以所謂“轉帖”的形式,回應社科院學者龔云對《炎黃春秋》的批評:

  @炎黃春秋編輯部:轉貼:牧爺【評龔云“起底《炎黃春秋》”】:龔云為什么強調2002年以來?因為2001年習仲勛同志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所以不敢說2002年之前也攻擊共產黨。但這不也暗示習仲勛同志題詞是雜志...文字版>> O網頁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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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貼作者——牧爺,也就是活躍于凱迪網的“鼎鼎大名”的右派寫手“牧野征夫”,早已有網友扒皮揭露其真身:牧野征夫,原名趙勤軒,軍科院研究員,多年來在網上發帖,惡意攻擊多家紅色網站及多位愛國學者。百度搜索其筆名及真名,有大量揭露貼,如《【中華雜談】趙勤軒惡毒攻擊糟蹋中國人民解放軍!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21/68/98/7_1.html》,《向軍事科學院的趙勤軒說幾句話http://oisum.com/Article/zatan/2014/05/320309.html》。如此人物,竟能棲身全軍軍事科學研究的中心,真是令人費解。截至目前,軍事科學院方面并未出面澄清網友揭露是否真實,牧野征夫是否就是這個趙勤軒。

  在反共、反毛問題上,牧野征夫的觀點與《炎黃春秋》雜志并無二致,去年以來,有關部門加強打擊錯誤意識形態的傳播,《炎黃春秋》首當其沖,牧野征夫多次撰文為《炎黃春秋》辯護,如《評洪黃起訴梅郭案及被告辯護詞》,《烏有之鄉PK炎黃春秋——烏鴉落在豬身上》,《評左派在起訴梅、郭案中干涉司法》等。這次,軍刊發文“起底”,牧野征夫再度出來為《炎黃春秋》保駕,牧爺頭天傍晚發帖,炎黃春秋編輯部第二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進行轉帖。

  龔云在起底一文中并未詳盡論述《炎黃春秋》2002年前后轉變的原因,只是指出了這個問題,牧野征夫及《炎黃春秋》便要對龔云大加討伐。龔云的文章正如牧野征夫所言,是對2012年舊文的整理,其中吸收了北斗深度智庫研究員田昇文章《<炎黃春秋>02年質變:習仲勛01年題詞難成“丹書鐵券”》的主要觀點。田昇文章對《炎黃春秋》2002年前后的轉型做了詳盡論述,是對《炎黃春秋》雜志前執行主編洪振快與郭松民對薄公堂時,拿習仲勛2001年題詞當護身符的有力駁斥。可笑的是,《炎黃春秋》雜志近年來一直高舉憲政大旗,以所謂反體制斗士自居,如今卻要緊緊抱住體制大腿不放。他們屢屢攻擊所謂“中國政治權力腐敗”,卻又屢屢主動進行“政治行賄”——臆測拿領導人父親的題詞就可以給自己當免死金牌;自己是封建余孽,就想臆想別人都是封建余孽。田昇的文章并沒有進一步分析炎黃春秋在2002年選擇轉型的時代背景,簡而言之,當時的情況——資本家入黨、左派雜志被封,《炎黃春秋》這群胡趙走資派余孽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于是又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政治投機,大肆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大搞歷史虛無主義丑化、弱化、直指取消黨的領導。如今,風向有變,又要投身“黨的懷抱”。

  以下是田昇文章原文,牧野征夫常年攻擊烏有之鄉等紅色網站,對這些網站應該是非常熟悉,不可能沒看到這篇在首頁上掛了很長時間的文章,牧野征夫和《炎黃春秋》雜志為何不回應這篇文章,卻死死咬住龔云不放,這正是黔驢技窮的表現。

 

  《炎黃春秋》02年質變:習仲勛01年題詞難成“丹書鐵券”

   來源:北斗深度智庫微信公眾號  作者:田昇

  一、《炎黃春秋》的前十年:一個中間偏左的陣地

  1、雜志主辦方:一個中偏左的研究會

  2、1991-2001雜志活動:偏左人士重點參與

  3、1991-2001雜志發文:許多正面評價毛、為毛辟謠文章

  4、1991-2001雜志作者:許多偏左人士

  二、《炎黃春秋》在2002:變質的開端

  1、開始突破《歷史決議》,抹黑毛澤東,搞歷史虛無主義

  2、辦刊立場發生轉變:為政改而歷史虛無

  3、人事變化:任仲夷出任顧問

  三、習仲勛同志對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前言

 

  近日,《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洪振快起訴郭松民、梅新育。根據旁聽庭審的網民透露,當郭松民批評《炎黃春秋》是搞歷史虛無主義大本營時,對方律師拿出習仲勛的批示:“《炎黃春秋》辦得不錯”來做回應。這種舉動被網友反問稱:這是丹書鐵券嗎?你們不是反封建余孽嗎?近年來,每當相關部門要對《炎黃春秋》進行關閉處理時,杜導正屢次將習仲勛題詞拿出來當擋箭牌;當《炎黃春秋》遭到輿論譴責、批判之時,一些力挺《炎黃春秋》的右翼學者也將習仲勛同志的題詞高高掛出。事實上,習仲勛所肯定的《炎黃春秋》,并不是今日的《炎黃春秋》。

  《炎黃春秋》創辦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間偏左的雜志。其主辦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為薄一波,第一任會長是周谷城,第二任會長是程思遠,這些人對毛澤東同志都有著極高的評價。左翼著名陣地《中流》主編魏巍是則副會長之一,著名左翼人士李運昌、李力安是重要顧問之一。

  我國80年代的學界、思想界,均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嚴重影響和侵蝕。然而,《炎黃春秋》雜志在90年代辦刊時,卻幾乎沒有表現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從1991年到2001年,《炎黃春秋》發表了許多正面評價毛澤東、為毛澤東辟謠的文章,團結了諸如薄一波、李德生、陰法唐、水靜、莫文驊、鄭天翔、伍修權、喻權域、周谷城、馬仲揚、王朝柱、張素華等一批熱愛毛澤東、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士為其撰稿。在這十年里,《炎黃春秋》發表的文章整體上堅持馬列主義,堅持1981年《歷史決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鳳毛麟角。

  值得注意的是,魏巍、李力安、喻權域是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等諸多左翼媒體的重要支持者。可見,《炎黃春秋》此時表現出來的立場中間偏左,受到一些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志的歡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01年2月25日,習仲勛同志為《炎黃春秋》題詞稱:“炎黃春秋 辦得不錯”。同年,張愛萍同志也稱贊《炎黃春秋》說:“我很喜歡看《炎黃春秋》,《炎黃春秋》辦得不錯,希望《炎黃春秋》越辦越好。”張愛萍同志是南街村的積極宣傳者。有知情者向北斗深度智庫(bdsdzk)透露:“《炎黃春秋》2000年之前確實辦得不錯,杜導正多次參加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的活動,鄭天翔、楊沫等不少熱愛毛主席的老人都曾和他歡晤,杜甚至一度比較左。”

  但是,從2002年開始,《炎黃春秋》發生了變質。該雜志開始試圖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動的方向是: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落實憲政,為胡趙翻案,批判鄧小平不進行胡趙政改,重點參照歐美政治制度。作為這個立場變質的直接反應,2002年該雜志就連續發表了一批抹黑毛澤東、突破歷史決議底線、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此后,《炎黃春秋》上刊登的呼吁憲政改革、美化西方制度、丑化共產黨歷史、攻擊抹黑毛澤東的文章越來越多。這顯然與習仲勛同志本人的一貫立場和認識完全對立。習仲勛同志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未來只能屬于社會主義,不能屬于資本主義”。

  《炎黃春秋》之所以會在2002年變質,有幾種可能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杜導正等人的思想到2002年前后才變得很右;第二種情況則是杜導正等人思想本來就很右,但是對雜志的主導力不夠,受到薄一波、魏巍等人的限制,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韜光養晦;第三種情況是杜導正思想很右,在雜志內部的權力也很大,但為了擴大雜志影響,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包容性的平臺,從而欺騙了很多中間或左翼的群體。

  無論如何,2002年以后,既然《炎黃春秋》自己選擇了變質,拋棄了《炎黃春秋》前十年的辦刊宗旨,那就應當將習仲勛同志的題詞一并撤掉。否則,有網友認為,繼續將熱愛毛主席、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的習仲勛同志的題詞掛在變質后為推動憲政改革搞歷史虛無主義的《炎黃春秋》的辦公室內,實在是對習仲勛同志的羞辱。90年代的《炎黃春秋》應當肯定,2002年之后的變質了的《炎黃春秋》,多次發文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和憲法,相關部門應當依照四項基本原則、依照憲法予以處理。

  下文做詳細分析。

  

 

 

  一、《炎黃春秋》的前十年:一個中間偏左的陣地

 

  1、雜志主辦方:一個中偏左的研究會

 

  《炎黃春秋》的前身是《中華英烈》,由溫濟澤創辦。1989年下半年,刊物進行整頓,《中華英烈》找不到掛靠單位。1990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開始籌備,需要辦一份會刊,《中華英烈》就掛靠到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旗下,刊物更名為《炎黃春秋》。

  1991年5月10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薄一波、李政道任名譽會長,周谷城任會長,蕭克任執行會長,著名左翼陣地《中流》主編魏巍是副會長之一。1998年6月7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名譽會長為薄一波、李政道、楊振寧,推選蕭克為第一會長,費孝通、程思遠為會長。魏巍、金沖及是副會長之一。

  從人事構成上看,在《炎黃春秋》的前十年中,其主辦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由熱愛毛澤東同志、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偏左人士維持。

  (1)兩任名譽會長薄一波

  薄一波,國務院原副總理,連續擔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曾為前十年的《炎黃春秋》撰文,對毛澤東同志有深厚的感情。198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在韶山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在中國,毛主席不僅僅教育了咱們這一代人,其中當然包括我在內,對后一代、后幾代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今后仍然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留言簿上,他寫道:“永遠按照你所詮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進。”寫完,他說:“我只想說這個。”

  薄一波還堅定地認為,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我想,一個人的一生,如果能為人民辦成一件大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卻起碼辦成了足以影響中國或世界歷史進程的兩件大事,他的偉大就可想而知了。是的,毛澤東同志的晚年,的確犯了嚴重的錯誤,但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不是完人,卻是一代偉人,他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

  (2)第一任會長周谷城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第一任會長周谷城,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為前十年的《炎黃春秋》撰稿。

  周谷城對毛澤東評價很高,“主席很謙遜。我們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們在一起一樣,一點兒感不到有什么特別,一點兒感不到有什么拘謹。”、“主席很好學。他念了一本書又一本書。但是,主席的念書,并不是為了念書而念書,主席的念書是為了中國的革命,是為了中國六萬萬勞動人民。主席說:‘工業比較好搞,農業比較難搞。’因此, 主席為了中國的五萬萬農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學又一本土壤學。 主席年歲這么大了,每天還要念兩個小時的英文。主席因為好學,當然也就博學。他是中國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他還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出色的歷史學家。他講起歷史來,古今中外,頭頭是道, 連我這個所謂全國聞名的歷史學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認輸。”

  他的兒子周駿羽說:“他自始至終都認為毛主席是偉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這輩子毛主席能夠把他當做朋友,他覺得蠻光榮、蠻驕傲、蠻自豪。他認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從一個世界級領袖人物來看,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偉大來比擬。”

  (3)第二任會長程思遠

  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第二任會長程思遠,政治活動家。青年時代投筆從戎。逐步成為桂系的核心人物。他捭闔縱橫于蔣介石、李宗仁之間,參與籌劃了反蔣、助李宗仁競選“副總統”、逼蔣下野、與共產黨和談等重大歷史事件。曾為前十年的《炎黃春秋》撰文。

  程思遠著有《我的回憶》一書,回憶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國民黨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有趣的是,2009年,《炎黃春秋》特約編委楊天石竟然認為程思遠的回憶錯了,楊試圖證明《論持久戰》的觀點首先出自國民黨,以借此抹黑、貶損毛澤東。

  2、1991-2001雜志活動:偏左人士重點參與

 

  1991-2001年,《炎黃春秋》所主辦、協辦并報道的活動中,大多有著名左翼人士出席,并作為活動的重要頭面人物。這里僅舉兩例:

  1992年第4期,《炎黃春秋》報道了該雜志主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0周年研討會,其中,重點報道了伍修權同志的發言:“伍修權同志深情回憶了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成長道路,表達了一個跟隨毛澤東革命幾十年的老兵的心情和感想,贊揚《講話》精神鼓舞、教育、啟發人民繼承、發言了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傳統。”

  伍修權,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同志對毛澤東的熱愛,可以從他的《回顧革命史,難忘毛澤東》(收錄于《緬懷毛澤東》一書)一文中看出。該文寫道:“中國革命中的我們這一代人,一生的活動幾乎都與毛澤東緊密相連著。我們的成就和失誤,許多都是執行他的指示的結果;同樣,他的功勛和遺憾,其中不少也有我們的份。他去世以后,國內外常有人貶低、攻擊或否定他,我對此是不能贊同的。因為我們跟毛澤東干了半個世紀,否定他不僅否定了我們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們一生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

  1998年1月16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在京顧問、理事、會員新春聯誼會,在文津俱樂部舉行,《炎黃春秋》1998年第3期報道。出席會議的重點報道了顧問李運昌、李力安等人。

  李運昌,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交通部常務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專職),國務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1年,李運昌與鄭天翔一起上書中央,建議中央慎重對待私營企業主。文中寫道:“如果讓私營企業主入了黨,這些人不僅在組織上破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也必然在思想上、政治上用他們那一套資產階級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影響和改造我們黨,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會篡奪黨的領導權。現在,有些地方,資產階級分子已經進入黨內,有些占據了領導崗位,有的地方的黨組織已經變質,發生了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事情。在這些地方,普通的工農群眾已感到寒心,開始疏遠黨。如果中央不強調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反而放開口子,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必然會引起黨的某些肌體更嚴重的變質。”

  李力安,原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向往毛澤東》(由毛澤東旗幟網組織出版)叢書總顧問、原中顧委秘書長。在《向往毛澤東》座談會上,李力安同志在發言中回顧了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立下的豐功偉績,回憶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歷程,強調了毛澤東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說,做一個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都要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有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李老說,使他自己受益終生的是毛主席的《矛盾論》,在工作中、生活中碰到矛盾需要解決,按照《矛盾論》中的教導,就能夠克服困難、取得勝利。李力安同志最后強調說,為了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是不可替代的。

  3、1991-2001雜志發文:許多正面評價毛、為毛辟謠文章

 

  從1991年到2001年,《炎黃春秋》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大多為歷史研究類文章,其中,關于毛澤東同志的文章大多符合1981年《歷史決議》的評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刊發了許多為毛澤東同志辟謠的文章。北斗深度智庫(bdsdzk)通過梳理,現僅舉例如下:

  如:1993年第3期,發表舒云《毛澤東和他的警衛》,該文稱:“按說,新中國的警衛力量無論從人力還是物力上都是薄弱的。但是建國以來,沒有發生過一次大的暗殺事件,連美國也連連夸獎中國的警衛創造了世界奇跡。”

  1993年第12期,發表王凡、劉東平《瀟灑莫如毛澤東—林克談毛澤東印象》,該文稱:“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從此一領域到彼一領域,毛澤東自由跨越,相互映證,以豐富自己的理論,以資鑒偉大的事業,并感染著與他接觸的每一個人。”;

  1994年第1期,發表劉棨林《一個貼身衛士眼中的毛澤東》一文,記載了毛澤東的平等待人、關心同志、盡公不顧私等生活細節。

  1994年第2期,發表徐焰(現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來稿《“毛澤東熱”中的文壇造假風》,文章為毛澤東辯護,替毛澤東打假,文章稱:“在近年來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如同產品成為名牌即有假冒,借‘領袖熱’謀利并不惜造假的現象也在文壇出現。有的人憑想象編造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活動和言論,并迎合人們的獵奇心理,專門杜撰‘決策內幕’和生活‘揭秘’。這些歷史贗品,再經某些小報和‘剪刀作者’、‘復印機作者’以訛傳訛,更是謬種廣布。”

  1994年第12期,發表穆欣《毛澤東詩詞手跡摻假了嗎?》一文,專門為毛澤東詩詞手跡辟謠。

  ……

  一直到2000年、2001年,發布的關于毛澤東的文章大多符合《歷史決議》。

  如2000年第12期,封面文章是柯華老同志的《我參加“一二·九”運動的經歷》,不單記載了筆者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經歷,還多處記載并表達了筆者對毛主席的深刻印象和正面評價:“毛主席的話多么親切,真是誨人不倦啊”、“特別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和林老的談話以及延安各界真情待人,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民主活躍,生動活潑,歌聲四起的充滿活力的氣氛在進步同學中,甚至有時在公開場合廣為宣傳。”

  2001年第3期,發表曹慕堯《聆聽毛澤東在延安的五次講話》,該文寫到:“毛澤東的歡迎詞和陳云的講話,時間都非常短,卻使我受益匪淺。“喜從天降”這個富有詩意的新鮮標題,極其形象化地表達了當時當地的情景,使我終生難忘。”

  第3期,發表王永欽文章《“四人幫”組閣與毛周長沙決策》,該文寫到:“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作出的‘長沙決策’,打碎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的美夢,對中國未來形勢的穩定發展以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其意義是深遠的。”

  第4期,發表《毛澤東“引兵井岡”考》,該文稱:“迎著十月的秋風,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毛澤東領導這支寶貴的工農武裝和方圓諸縣的民眾,堅持戰斗在這塊湘贛邊界的土地上。”

  第6期,發表姜平《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民主主張與實踐》、第5期庹平的《古田會議前的朱德、毛澤東》,均對毛澤東同志有十分正面的評價。

  第11期,發表劉青霞、白炳書《郭洪濤回憶三迎毛澤東》,該文稱:“郭老回憶說:3月25日上午,我懷著興奮的心情,隨列車到達高碑店站不久,中央領導同志乘坐的汽車就來到高碑店,我見到的毛主席還是當年在延安見到的那樣,自信、瀟灑。”

  4、1991-2001雜志作者:許多偏左人士

 

  1991年-2001年,為《炎黃春秋》撰寫稿件的許多人為熱愛毛澤東同志、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左翼人士。北斗深度智庫(bdsdzk)通過梳理,現僅舉例如下:

  李德生,曾在1993年第11期《炎黃春秋》上發表了《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一文。李德生,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對毛主席十分熱愛,2004年,“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11周年暨《真實的毛澤東》一書座談會”在京舉行,李德生同其他熱愛毛主席的老同志鄭天翔、魏巍等一同出席。

  陰法唐,曾在1992年第3期《炎黃春秋》上發表了《鄧小平與和平解放西藏》一文。著名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家。鄧力群曾經這樣回憶過陰法唐:“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喻權域,曾為《炎黃春秋》撰寫過多篇稿件。喻權域,原《真理的追求》主編之一,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高級編輯,原《人民日報》社編委兼總編室主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原秘書長,著名左翼人士,著名左翼網站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站支持者。

  2007年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喻權域作為第一提案人,向大會提交了《反漢奸法》提案,要求全國人大制定《反漢奸法》,依法制裁甚囂塵上的漢奸言行。

  喻權域在抵制國企私有化、揭批新西山會議和揭批民主社會主義謬論的斗爭中,他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鄭天翔。在《炎黃春秋》1997年第9期上發表過《在首都建設規劃上敢于堅持不同意見的陳干》一文。鄭天翔是中國政法戰線的杰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著名左翼人士。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4周年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6周年,寫《論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一文,文章寫道:“共產黨員不論在任何形勢下,思想上必須‘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否則,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先進性。否則,人民的政權就會變質,黨也會變質。”

  2003年,鄭天翔與魏巍、鄧力群、喻權域等八位同志上書中央,建議在全國各地隆重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

  莫文驊,曾為《炎黃春秋》撰寫過多篇稿件。莫文驊,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為紀念毛澤東一百年誕辰寫下《永不磨滅的懷念》,稱當下“更須毛澤東思想來指導”:

  “1993年12月26日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周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這個跟隨他工作、戰斗、生活了大半輩子,并有幸直接接受過他的工作領導,聆聽過他的教導的人,更是心情激動,倍增懷念!”

  “現在,世界風云變幻,許多社會主義國家解體,而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更須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要永遠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進行到底。我生活在這個世紀,能參加復雜多變的非常艱苦危難的斗爭,而又在毛主席領導下爭取勝利,是幸福的;在我有生之晚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周年是我的幸福。謹把一些經歷和體會真實地寫出來,作為幸福的回憶和由衷的懷念!”

  水靜,楊尚奎夫人,水靜從1992年起就為《炎黃春秋》撰寫過多篇稿件。水靜是一個十分熱愛毛主席的人,她在回憶毛主席的文章中寫道:

  【主席從不在交談對象面前顯現偉大,他是以一個普通老者的形象與人交往。或者說,主席總是讓你分享他的偉大,總是力圖讓你覺得自己是一個與他平等相處的人,他對人尊重,待人平等。

  我的榮幸就在于,我認識了一個感情豐富、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的毛澤東。這不僅絲毫不影響他的偉大,反而更使我感到他的偉大!】

  陳敦德,曾在1993年第8期上發表《北戴河:毛澤東急召葉飛上將密談》一文。陳敦德,著名作家,電影編劇,對毛澤東十分熱愛,2009年中青新聞網報道了陳敦德對毛澤東的“五個肯定”:【“五個肯定”是陳老從80年代開始研究毛澤東之后的轉變。“毛澤東的功勛是不可埋沒的”,陳老字正腔圓地說。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帶領中國人民使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帶領中國人民制造原子彈、帶領中國人民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帶領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主席這五大功勛便是陳敦德先生對毛主席的“五大肯定”。“這五大功勛是不可埋沒的,與我年輕時候對毛澤東的四個質疑相比,孰輕孰重,想必每個人都會得出相同的答案。”陳老語氣中透露著一種無可辯駁的堅定。在陳老看來,毛澤東的功勛對于中國有著不可否認的巨大影響,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又何嘗不能被原諒。】

  馬仲揚,曾為《炎黃春秋》撰寫過多篇稿件。馬仲揚,原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積極抵制胡趙資產階級自由化,強調西方國家對我國和平演變的危險性。

  1987年4月6日到12日在中宣部的支持下,《紅旗》雜志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判》三家報刊在河北省涿州召開了120多人參加的一個“組稿會議”。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在會上號召大家拿起筆來,攜起手來,迎接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挑戰。《紅旗》雜志總編熊復在講話中首先表示,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強大聲勢感到極大的鼓舞。要求理論和文藝兩條戰線的馬克思主義者聯合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老作家劉白羽闡述從1979年3月到1987年春天共有五個回合的斗爭。馬仲揚強調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危險性。

  賀茂之曾為《炎黃春秋》撰寫多篇稿件。賀茂之,筆名東方鶴。曾任空軍裝備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少將軍銜。兩次榮立三等功。著有長篇傳記《張愛萍傳》(上、下),在著作中宣傳南街村:

  “張老對南街村特別有感情。視察南街村回京后,他就滿懷熱情地宣傳、推介南街村;凡是有人去拜訪,他就極力建議他們到南街村看看;凡是看到南街村有新變化、有新舉措,他就寫信或打電話表示祝賀。張老對中國大地上綻放的這株‘豫南花’情有獨鐘啊!”這是張愛萍的秘書,當年陪同老將軍視察南街的賀茂之少將后來重訪南街村時講的話。

  當然,在1991-2001年期間,為《炎黃春秋》撰稿的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士,遠遠不止上述這些人物,如汪東興、張玉鳳、張素華、王朝柱、榮維木、喬還田、歐陽毅、陳干群、穆欣、黃濟人、楊肇林等人,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

  二、《炎黃春秋》在2002:變質的開端

 

  1、開始突破《歷史決議》,抹黑毛澤東,搞歷史虛無主義

 

  上一節提到,《炎黃春秋》從1991年起,一直到2001年,其文章整體上符合1981年的《歷史決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但是,從2002年起,這一切發生了質的變化。

  2002年第5期,《炎黃春秋》發表鐘沛璋《魯迅假若活在1957年》一文,未經考證就引用周海嬰的關于“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記載,達到丑化、抹黑毛澤東的目的。

  第6期,發表鐘沛璋《毛澤東黃炎培“窯洞對”隨想》,該文突破了《歷史決議》的底線,對毛澤東及共產黨在建國后的成績做了全盤否定,包括否定三大改造,該文稱:“當時我國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寫信給毛澤東,對過早提出工商業改造表示很不理解,但是毛沒有聽取這樣善意的批評。”“建國后幾十年的實踐表明,民主建設任務步履維艱,專政職能的實施則出現了重大失誤。階級斗爭擴大化,混淆了敵我矛盾,‘文化大革命’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直至提出包括上層建筑領域實行全面專政。”

  第6期,發表汪澍白《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創見與失誤》一文,突破《歷史決議》底線,給三大改造扣上“左”的帽子,進行了全盤否定:“毛澤東于此時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并向劉少奇作出了尖銳批評,主要是套用了他并不十分稔熟的蘇聯模式,卻完全背離了他與黨中央長期以來精心建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但毛的話卻是不容違抗的向‘左’轉的號令。”

  第7期,發表吳小龍《毛澤東與少年中國學會》,此文攻擊抹黑毛澤東,暗示50年代以后,毛澤東將留在國內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友全部整死。

  第10期,發表李一蠡《從民粹主義想到的》一文,攻擊毛澤東為民粹主義,并認為毛澤東的民粹主義錯誤早在1951年就存在。

  2002年第12期,發表黃宗英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造謠稱魯迅如果活著毛澤東會整他。這篇文章中關于毛澤東談魯迅的這段話純粹是孤證,根本不能夠作為嚴謹的史實使用。《炎黃春秋》此時為了達到丑化毛澤東同志的目的,在刊物上高規格地發表了這篇極不嚴肅的文章。

  由上可以看出,從2002年起,《炎黃春秋》開始集中發文抹黑攻擊毛澤東同志,搞起了歷史虛無主義,并突破1981年的《歷史決議》底線,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建國后的成績開始予以全盤否定。

  2、辦刊立場發生轉變:為政改而虛無歷史

 

  《炎黃春秋》為什么從2002年起開始變質?搞起了歷史虛無主義?

  北斗深度智庫(bdsdzk)在梳理《炎黃春秋》歷年的文章時發現,該雜志的辦刊宗旨在2002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2年以后,該雜志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為旨歸,并且,該雜志已經預設好了政改的方向和立場: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落實憲政,為胡趙翻案,批判鄧小平不進行胡趙政改,重點參照歐美政治制度。確立了這個立場和方向之后,《炎黃春秋》必須集中火力批判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毛澤東,所以,該雜志搞起了歷史虛無主義。與2002年以前的辦刊風格截然相反。

  我們可以從2001年到2003年的新年致辭中發現《炎黃春秋》辦刊宗旨的變化。

  2001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封面文章中,除了一篇幾位學者對《炎黃春秋》的建言之外,均為歷史題材的文章。當年,《炎黃春秋》編輯部的新年獻詞中,對該雜志的定位也主要在歷史層面上進行表述:“本刊以主要篇幅評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以期讀者從中得到某些歷史知識和教益。”[1]

 

  

  2002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封面文章中,依舊均為歷史題材類文章。翻看當年《炎黃春秋》編輯部的新年獻詞可以發現,通篇都在討論有關“歷史研究”的話題。[2]

  

  到了2003年,情況發生了改變。2003年第1期的封面文章頭條,赫然推薦了李銳的《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該文明確要求廢除“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憲政”。在2003年《炎黃春秋》編輯部的新年寄語中,一反之前只談歷史不談政治的習慣,開篇就是“一個多月前,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在開頭和結尾處,響亮地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號召。這是符合世界潮流,順應人民意愿的主張,本刊編輯部熱誠擁護。”

  在2003年的這篇《新年寄語》中,《炎黃春秋》編輯部還披露了該雜志在2002年就在做變質工作:“在過去的一年里,本刊介紹了各類政治體制運行的歷史經驗,民主的和專制的,中國的和西方的,成功的和失敗的,近當代的和古代的。”[3]

 

  

  也就是說,在2002年,《炎黃春秋》就開始做一些“變質”的嘗試。這個變質,可以集中體現在2002年第4期該雜志社社長杜導正的一篇文章中。2002年第4期,《炎黃春秋》刊登杜導正文章《獨立思考在晚年--歐遠方逝世周年祭》,借助對歐遠方逝世周年的紀念,表達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等意見,并希望“步子邁大些”。問題是,政改的方向是什么?杜導正在文中唯獨重點并正面地談及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制衡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文中,杜導正不惜筆墨地贊許了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但一提到鄧小平的政治思想(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核心),杜導正就完全不予評價,只是說“有些意見”,這與杜導正大力肯定歐美政治制度形成鮮明對比。[4]

  這個變質,也可以反映在上面所列舉的2002年《炎黃春秋》刊發的多篇抹黑攻擊毛澤東、突破《歷史決議》底線、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因為預設了歷史研究的政治立場,所以就一定會導致在歷史研究中選擇性使用材料甚至偽造材料,搞歷史虛無主義,從而得出與自己的政治立場相契合的結論。從2002年至今的《炎黃春秋》的大多數文章都是例證。

  不過,即便是在2002年,《炎黃春秋》的這種“變質”也沒有被大多數人所知覺。《真理的追求》主編、著名左翼學者喻權域依舊在2002年第3期的《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為紅軍辟謠的文章。[5]

  2003年,《炎黃春秋》確立推動民主憲政改革的這個宗旨之后,再也不曾動搖。2004年的新年獻詞中,《炎黃春秋》稱將對民主政治“鍥而不舍地追隨到底”。2005年的新年獻詞中,《炎黃春秋》稱,新一年的辦刊思路就是“兢兢業業地去完成(民主化)這一使命”……

  3、人事變化:任仲夷出任顧問

 

  2003年對《炎黃春秋》來講,還有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任仲夷出任該雜志顧問。這個人事變化對該雜志起到了相當不好的影響。

  一直與任仲夷關系密切的李銳這樣介紹任仲夷:“他是堅決贊成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同步進行的……經常發表意見,不管是六si事件也好,趙ziyang的問題也好,他都是站在一個講公道話的立場。而且他非常勇敢贊成三權分立。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南方有極大的影響。”

  杜導正的女兒杜明明于2007年在香港《明報月刊》七月刊發表《改革先鋒:任仲夷》一文記載:“任老和爸爸的觀點極為接近,……任老在《炎黃春秋》發表的文章,爸爸都是親自編輯的。爸爸尊敬他、愛戴他,彼此并不相見恨晚,……2004年7月,任仲夷寫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他在長途電話里對爸爸說:‘這是專門給你們《炎黃春秋》寫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遺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動,全文發表。’”

  《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一文發表在《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文中極力鼓吹趙ziyang,不斷強調趙ziyang的“功不可沒”,“抹殺不了”:“胡耀邦、趙ziyang也功不可沒,提廣東改革開放,不能不提他們。這是歷史,歷史是誰也抹殺不了的。”同時,為了替趙ziyang翻案,任仲夷明確指責鄧小平不搞胡趙政治改革的錯誤,任仲夷稱,“鄧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

  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該雜志從2002年變質之后的一篇指導性文章。

  此后,李銳也加入《炎黃春秋》的顧問組,并公開要求批評鄧小平。2009年4月15日,李銳在《蘋guo日報》發表《紀念胡耀邦》一文,稱:“后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晚年錯誤做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有網民評論認為,李銳的這個“歷史決議”,當然不是為了糾正改革開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徹底否定鄧小平同志的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資本主義改革方向。

  李銳在《懷念同趙ziyang的交往》中稱趙ziyang是他們的“榜樣”,號召“大家努力完成”趙ziyang的“遺志”。這個大家,顯然首先包括《炎黃春秋》。

  李銳的原話為:“趙ziyang去世一周年了,他沒有完成的遺志:推動中國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現代化的軌道,還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說明,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僅腐敗叢生,種種危機將繼續發展,國家前途仍令人擔憂。趙ziyang曾為我們做出榜樣。”

  《炎黃春秋》也不斷發文為趙ziyang正名,批評鄧小平對胡趙的處理,批評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不足。

  2010年第6期,《炎黃春秋》刊登該社社長杜導正《扭秧歌也是前進》一文,認為胡耀邦、趙ziyang“接近群眾傾聽訴求,遏制貪官,緩解貧富懸殊”,學者奚兆永認為,這是在暗示胡趙路線為改革的進步方向,試探中央,試圖為胡趙翻案。

  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刊登《胡耀邦和我談下臺前后》,認為“耀邦同志的純真與赤誠,實在是可敬、可愛、可嘆!”,并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該文稱,“當時流傳這么幾句話:胡耀邦的良心,趙ziyang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處理”,“人民和歷史都不能容忍違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發生。”

  三、習仲勛同志對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習仲勛(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祖籍河南省鄧州市,生于陜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建國以來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 。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1979年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1980年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毛澤東思想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 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參觀韶山后寫道:“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摘自《中華魂》2003年第12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韶山感言寄語》

 

  

 

  習仲勛副委員長生前為韶山題詞: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必須樹立起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念

 

  【中央提出第一抓經濟建設,第二抓思想建設。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的,這是一個原則。過去在困難條件下要思想先行,現在條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不僅沒有過時,現在、今后仍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摘自《習仲勛在1981年新華社五十周年慶祝會講話》

  【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青年們必須樹立起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念,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樣才能象我們的英勇前驅者們一樣,以敏銳的目光洞察和對待歷史發展、社會變革以及人生歷程中的種種問題,才能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真正成為新中國的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光榮建設者。】——摘自《習仲勛在五四運動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84年5月4日》

  恢復和發揚毛主席親手培育的延安精神

 

  【今天,在進行新的長征中,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大力恢復和發揚毛主席親手培育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風】——摘自《習仲勛: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回憶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1978•12》

  未來只能屬于社會主義,不能屬于資本主義

 

  【任何背離歷史潮流的“個人設計”、“個人奮斗”,終歸會落空、會失敗。青年們決不能求助于幻想,不能指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恩賜,他們每個國家內部都有大量不可克服的困難,我們要努力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和某些管理經驗,但是我們切不可認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還能給我們任何出路。未來只能屬于社會主義,不能屬于資本主義。】--摘自《習仲勛在五四運動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84年5月4日》

  毛時代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輝煌勝利,集體體制和環節需改革,改革不能草率從事

  【建國三十五年來,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現行的一些具體體制和辦法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還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決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過改革的方式加以解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一項經常性的任務。】--摘自《習仲勛在五四運動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984年5月4日》

  【改革需要多方論證,有計劃、有領導地、積極而又穩妥地進行,決不能草率從事。】--摘自《習仲勛同志在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先進團支部代表會上的講話    1981年11月23日》

  恢復和發揚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會風尚

 

  【我國青年歷來有崇仰革命英雄,爭當先進人物的傳統美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曾經是普遍的人人贊頌的社會風尚。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這種良好的社會風尚,使先進人物在祖國的燦爛陽光下茁壯成長。】--摘自《習仲勛同志在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先進團支部代表會上的講話 1981年11月23日》

  注釋:

  [1](http://www.yhcqw.com/html/tg/2008/327/0832711150K1A40267255BE27A59EF0HC.html)

  [2](http://www.yhcqw.com/html/tg/2008/49/084910654I9KE154379112129BJ3G6C8.html)

  [3]http://www.yhcqw.com/html/bdc/2008/411/08411154432C1JB381759F7E1EHH662DG5.html

  [4]http://www.yhcqw.com/html/hyp/2008/49/084916756GI78I6177888481FC32F1A4.html

  [5]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8/49/084914242151K5B596J536H5K92D8D7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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