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編劇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之火超出了所有人預期，這部電視劇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反腐，更在于讓我們深刻反省改開以來中國社會生態是如何演進的，這部劇是改開以來中國社會生態的全景展示，對中國當前的社會現狀沒有回避，讓大家在痛恨腐敗的同時對中國的未來前景仍然充滿著期待。

　　能夠讓《人民的名義》制作和播出本身就體現了敢于面對改開過程中出現嚴重問題的勇氣，腐敗不再是一種現象，而是一種社會生態，腐敗與反腐敗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社會生態是怎么生長成今天這種局面的?我們的各項政策是否出現了某種偏差?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所進行的這場反腐敗斗爭實質上是對改開以來出現的許多問題的糾偏，中國要重新走上正軌，要重新健康發展，要讓改開不再成為某些權貴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要讓改開成果真正惠及人民，惠及普羅大眾，惠及普通老百姓，要樹立起正確的改開觀，我們改開的目的不是為了讓某些權力擁有者進行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而是為了公平公正的分配日益增加的社會財富。

　　這部反腐大劇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反腐敗這個主題，現在我們需要反思的應該是如何讓我們的社會生態走出叢林，回到陽光下，讓所有的權力都在陽光下運行，不僅僅是被監督，更在于回歸權力和政治的本源，所有的權力都來源于人民的托付，所有的權力都應該受到人民的監督，我們的政治本源是為人民謀福利而不是為利益集團謀福利，我們的權力機器是屬于人民而不是屬于少數權貴的，應該把權力關進籠子。要還權于人民，就必須讓權力擁有者不敢恣意妄為，做到“伸手必被捉”，做到“正義不會缺席”，做到權力運行透明化，對權力擁有者的監督制度化。

　　《人民的民義》全方位揭示了中國改開以來所出現的種種重大問題，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真實展現改開以來社會生態的電視劇，盡管劇中的腐敗現象和反腐敗斗爭的情節觸目驚心，但現實社會生態卻比劇中的情節更嚴峻更殘酷，用你死我活和生死存亡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這部電視劇反映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是在一段時間里社會生態被玷污，正氣被壓制，人民被代表，利益被剝奪。劇中原省委書記、現副國級領導趙立春雖然自始至終沒有出場，但以其權力影響力構建的一個權力生態圈卻籠罩并影響著整個漢東省的政治生態，趙立春將漢東省變成了他的家天下，通過在國有企業漢東油氣集團中培植家臣劉新建來達到將國家資產據為已有的目的，僅劉新建向他家輸送的好處就達三十多億元人民幣，另外又通過月牙湖美食城項目獲得巨大利益，整個國家的財富就在他們左右手的游戲中被轉換成了他們家的私財，趙立春作為紅手套，他兒子趙瑞龍作為白手套，加上趙立春的前秘書、干兒子、漢東油氣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劉新建，以及具有黑社會性質、黑白兩道身份的程度，還有被他們拉下水的現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共同構成了一個權力生態圈，金錢、美色、權力交替上場，人民變成了那些在低矮的信訪窗口既不能站又不能坐還不能蹲的人們，變成了大風廠被剝奪了股權只能從窗子爬進廠房偷偷工作的工人，而整個權力機器都有他們的保護傘，從趙立春開始，到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從省公安廳廳長到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到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到區公安分局局長，當這些人形成一股腐敗勢力的時候，這個地區的社會生態還能清白嗎?這樣還能為人民服務嗎?

　　二是權力與奸商勾結，國家和人民利益被公開鯨吞。一方面是趙瑞龍這個官二代與其父趙立春所代表的權貴，另一方面是高小琴與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省公安廳廳長祁同偉、省高法副院長陳清泉、京州市檢察院檢察長肖鋼玉構成了另一條政商關系主線，他們將大風廠十多億資產通過非法手段變成了山水集團的資產，不僅鯨吞了國有資產，而且鯨吞了大風廠職工的股權，種種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情狀既超越了國家法律、還逾過了政治規矩，更突破了道德底線，官商勾結劫掠國家和人民已經不是一般的腐敗，而是要將整個改開成果據為己有，變成他們的私產，而人民卻在重新淪為無產者，成為改開的犧牲者。

　　再次，在這場社會變質、政治變異、財富變姓的過程中，一些家庭關系的變態令人震驚。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曾經是一個受學生尊敬的大學法學教授，但進入權力場之后，經不起女色誘惑，拋棄了同是大學教授、明史專家的吳惠芬，而與一個被精心包裝的農家女高小鳳談起了什么明史，這簡直成了一個喻言，更可悲的還不是高育良的虛偽，而是吳惠芬的悲劇，她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謂的自尊而與早已離婚的高育良住在一起，而且成了高育良種種惡行的幫手，高育良從大學講臺的出走，高育良和吳惠芬知識分子人格的淪喪，體現了這個社會的淪落已經不是官員腐敗那么簡單，而是對知識分子人格與尊嚴的毀滅，在一個社會中，當一個知識分子一群知識分子甚至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墮落的時候，也就是這個社會變得絕望的時候。還有祁同偉的妻子梁璐同樣是一個大學教師，最后也成了權力場中的犧牲品，他與祁同偉之間驚艷的愛情故事不過是一場權力置換的結果，他們的愛情乃至他們的靈魂都在祁同偉那驚天一跪中死亡了，他們雖然維持著婚姻，其實那不過是相互需要的欺騙。還有高育良和高小鳳之間的虛幻婚姻，祁同偉與高小琴之間充滿著利用與被利用的非法婚姻，都讓我們發出一聲聲嘆息。這里無論是婚姻還是愛情都充滿了虛偽，充滿了金錢，都籠罩著權力的陰影，在可怕的金錢和權力輻射場中，愛情和婚姻都變成了可憐的犧牲品。

　　四是權力的商業化與財富的政治化導致整個社會階層分化和固化。大家都在問《人民的名義》中誰是真正的人民?人民是否還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盡管這部劇中有許多像陳巖石、易學習和侯亮平這樣充滿正能量的人物，但也不能不說這部劇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前些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政治生態的惡化導致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固化，社會底層的人們越來越難以進入上一個階層，這種社會階層之間進出通道的阻塞必然引起整個社會的不滿，一個是對財富分配不公的不滿，一個是對中下層社會晉升通道不暢的不滿。如果一個處于社會中下層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與處于社會中上層家庭的人不能處于平等的競爭位置，那么遲早會產生重大的社會矛盾，當趙立春、趙瑞龍父子這樣的權力家庭可以膽大妄為、肆意橫行、無所顧忌、不受懲罰的時候，遭殃的必然是老百姓，這可能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老百姓永遠無法改變他們的身份，社會分層被法律化，被習俗化，有錢有權者永遠是有錢有權者，永遠是社會的享受者，社會底層的普通人永遠沒錢沒權沒有社會地位，永遠是社會的犧牲者，這才是最可怕的，因為這會導致他們看不到希望，絕望往往是形成社會不穩定的導火索，不怕沒有權，也不怕沒有錢，而怕社會不向大家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當我們通過改開而將一部分人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分配模式固化的時候，當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失去改變命運機會的時候，就有點像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所描寫的場景，結果像祁同偉這種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就會出賣自己的愛情而去與梁璐父親的權力聯姻，當他們擁有權力和財富時因為害怕失去權力和財富而變得更加瘋狂，像王文革這樣失去股權的大風廠職工因為再也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所以只能鋌而走險。我們應該形成這樣一種制度和環境，即通過勞動能夠致富能夠改變命運，而現實卻告訴我們，資本和權力更容易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這就把社會和人性引向了歧途。

　　五是一個社會除了權力和財富，還應該有更多美好的東西。《人民的名義》所描寫的社會現象具有某種典型性。在劇中，像高育良這種曾經被學生視為偶像的法學教授一旦觸及權力、金錢和美色，就會變得無比的骯臟，就會現出丑惡的靈魂。像祁同偉這樣的農家子弟也會為了權力和財富而甘冒風險。其實我們這個社會應有更美好的東西，幸福不僅僅來自于權力和財富，這是我們需要樹立的人生觀，當一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后，他應該從更多的人生追求中獲得幸福而不僅僅是權力和金錢，知識、學養、創造和讀書及更豐富的娛樂都可以帶來幸福，劇中有一個場景會讓我們印象深刻，那就是高育良反復地去挖他院子里的那塊地，當他深陷官場的染缸而不能獲得快樂的時候，挖地或許就是他的幸福，既如此，我們何不一開始就去挖地呢?對高育良來說，或許一輩子都當他的法學教授是最幸福最受人尊敬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他偏偏離開了講臺，走進了政治圈，于是一切都改變了，因為環境的變化導致了他的幸福觀和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最后只能在大獄中度過余生。還有趙立春，如果當初把當官當作一種責任而不僅僅是權力，那么他的結局可能會完全不同，可結果是他擁抱了誘惑，擁抱了貪婪，擁抱了邪惡，擁抱了無恥，最后他被判了無期而他兒子被判了死刑，他們獲得了幸福嗎?當貪婪燃燒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最后必然點燃自己，因此我們應該把權力當作一種責任來敬畏，把財富當作一種陷阱來防范。幸福絕不僅僅是權力和財富本身，可現實卻鼓勵大家無限的追求權力和財富，這必然導致這些人靈魂的崩潰，既沒有幸福也沒有享受，而只有過度的欲望，最后被欲望之火貪婪之火焚身，祁同偉就走向了這一步，為什么會有人同情祁同偉?就因為祁同偉從一個緝毒英雄變成了一個殘害社會的幫兇，他好不容易從社會底層爬到了社會中層，最終還是倒下了，這的確是一個社會悲劇，但假如他通過正當途徑和手段獲得權力和晉升，哪怕不當副省長，甚至不當公安廳長，他或許可以獲得更多的幸福，可他一開始就走向了不歸路，他采取的方式是與權力聯姻以便更快地獲得進入權力中心的通行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祁同偉的結局既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因素，任何獲得都是需要付出的，他付出了愛情，也付出了生命，卻沒有換來幸福，這不能不讓人唏噓，其實那個一直生活在孤鷹嶺上當年救了他生命的那個老人，或許才是幸福的，而那個心中一直留著“我在馬路邊撿了一分錢”兒歌的祁同偉或許才是幸福的。

　　《人民的名義》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打破權力場的怪圈，怎樣才能將權力裝進籠子里，讓所有身在權力場中的官員敬畏權力，甚至要敬畏財富，僅僅靠劇中所提出的同級監督恐怕難以奏效，我想通過還權于民，讓權力受到全民全社會監督，而不是還權于官的方式，或許可以讓更多人不再貪念權力，要讓權力不再能帶來財富，而只有責任與風險，那么就不會有人那么貪戀權力，就不會有人再去鋌而走險地用權力去交換財富和美色，當然人們對權力和財富的貪戀不會停止，既便像韓國一任又一任總統都因為貪腐而進了監獄，仍會有人前仆后繼，但如果一味容忍官場的叢林化，那么會有更多像趙立春父子這樣的人，像祁同偉和高育良這樣的人鋌而走險，倒在權力和財富的魔杖之下。

　　《人民的名義》進入了大結局，劇中人物各自有了自己的命運歸宿，但對社會來說，社會不公仍然存在，貧富差距仍在加大，在資本與勞動的對比中，資本更容易獲取財富并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而勞動卻越來越變得廉價，如果社會一直鼓勵資本光榮而勞動卑賤的價值觀，那么這個社會是不會變得更美好的，社會的叢林化會依舊。

　　要改變社會靠權力，靠父輩的權力和財產獲得社會地位的觀念，要鼓勵大家通過勞動和奮斗去改變命運，要敬畏權力和財富，不僅要對自己負起責任，而且要對社會和國家負起責任，這樣才會活得有幸福感、使命感、光榮感，人生不在于你活得有沒有權，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富豪，而在于你活得有沒有尊嚴和幸福。

　　但愿趙立春、高育良、祁同偉、劉新建、陳清泉、肖鋼玉這一茬貪官被割之后，不要再長出一茬貪官，否則這么一茬一茬地割下去，就會陷入歷史的周期率。因此，將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建設，官員財產申報，讓老百姓有獲得感，讓社會財富分配更能體現公平和公正，或許才是反腐敗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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