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義》中，人氣最高的肯定是達康書記，而最招人討厭的毫無疑問是鄭西坡的兒子鄭勝利。一些在網上看的人，看到鄭勝利出現，都會快進，迅速跳過去。

　　鄭西坡顯然是老一輩的工人，在大風廠工人中威信很高，有很多徒弟。而且，在改制之后，他作為工會主席，是員工持股會的代表。所以，他在老板蔡成功和大風廠工人劍拔弩張的對峙中，總是要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方面勸工人不要恨蔡成功，蔡成功也是受害者，一方面又勸蔡成功要進口解決問題，不要擴大事態。

　　他不僅是大風廠的工會主席，是工人和老板之間的溝通橋梁，同時，他還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覺悟。也可以說，有點主人翁精神。他覺得黨和政府還是靠得住的，工人要相信黨和政府，他們的問題總歸是能得到解決的。所以，在工人和政府的緊張對峙中，他趕緊跑去勸解，讓工人不要激動，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但是，他千方百計為蔡成功說好話，沒想到，結果卻是蔡成功真的欺騙了工人，背著工人把工人的股權也抵押出去了。他勸工人不要為難政府，政府一定會為工人解決問題，結果是市委書記一度想趁機拆掉大風廠，后來答應的異地重建，卻被區長孫連城推三阻四，光顧著仰望星空，就是不肯給工人批地，也無意想辦法給工人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鄭西坡實際上辜負了工人對他的信任，無論是老板蔡成功，還是政府，都只是利用他在工人中的威信，來安撫工人，避免發生激烈對峙，讓事情陷入僵局。而他無論主觀上如何想，客觀上都確實出賣了工人的利益。

　　有趣的是，無論在劇中還是在網上流傳的劇本、小說中，鄭西坡對此都沒有表現出絲毫反思，對工人也并無半點愧疚。就是在拿到補償款后籌辦新大風廠，劇中也顯得是他高風亮節，而不是為了自己此前對工人的虧欠。

　　這種情況其實并不少見。在1990年代到2004年的國企私有化改革狂潮中，這種情況很多。政府匆匆忙忙推動私有化，一周了之，私人老板進入國企目的明確，多數是為了要國企的地皮來搞商業開發，并不是真心要讓企業起死回生。

　　那些被改革的快車甩出去的國企工人，就成了改革的失敗者，原來的國企領導很多人搖身一變成了私企老板，或者是高管，或者被調到其它部門，而留下了安撫工人的，則是在工人中比較有威信的工會主席，有些企業還給他們安排了一些掛名的高管職務，以免他們干擾改革的進程。甚至有些企業在被私人老板挖空卷款跑路之后，政府安排工會主席當總經理、董事長，其實并不負責生產，就是協助政府維穩，尤其是如果工人上訪，政府相關部門就讓他們去接回來。

　　和今天國企經常是中層甚至高層干部兼任工會主席不同，在私有化之前的工會主席，多數本身也是老工人，在工人中間微信比較高，首先是一個工人，能夠代表工人。在那個狂風驟雨的改革時期，工人不愿意信任政府，不愿意信任國企領導，原意相信工會主席，但這些工會主席無論主觀上如何，客觀上都在扮演著出賣工人利益的角色，成了工賊。有些人甚至是被老板收買，成為私人老板的走狗。

　　但仍然有些老工人出身的工會主席沒有被收買，他們堅持和工人站在一起，或被動或主動，最后和工人一起，成為改革的利益受損群體。

　　十多年前，曾有一部引起轟動的小說，《那兒》，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老國企工人，在私有化之后發現自己被別人利用，出賣了工人利益，良心過不去，想了很多辦法補救，都沒有成功，最后自殺了。而且，自殺的方式很特別，自己站在一個重型機械下面，開動機器，把自己變成了齏粉。

　　鄭西坡并沒有這個感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絲毫愧疚。無論在劇中還是在劇本、小說里，他其實都算是城市中產階級，有房子，兒子雖然不成器，但也能自己混口飯吃。他顯然還不是社會底層，相比于被他所代表的那些工人，說他是城市中產階級其實也不為過。

　　鄭西坡是共產黨員，在工人面前，他要維護黨和政府的形象，這沒問題，問題是，他也是工人，還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但他這方面的自覺顯然是不足的。至少，他沒有意識到，無論是蔡成功還是政府，都已經站在大風廠工人利益的對立面。這時候，他仍然秉持著老好人的想法，覺得蔡成功不會欺騙工人，黨和政府不會不管工人，這種毫無敵情意識、斗爭意識、缺乏斗爭警惕性的人，成為工人代表，多少也反映了這些年來工人的整體政治意識的退化。

　　馬克思早說過，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共和國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顯然缺乏這個自覺。只是很簡單的物質刺激，提高工資，就讓工人乖乖的放棄了一切斗爭意識，對其它社會階層、群體的生死毫不關心，甚至隔壁廠的工人在為生存而斗爭，這個廠還沒下崗失業的工人也可以端著茶杯看熱鬧。一直要到自己也面臨下崗失業了，才想起來要斗爭，但這時候為時已晚，結局早已注定。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工人階級雖然成為國企改革的失意者，但在隨后的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大多數人還是得到了利益補償。早年國家分配的住房，通過房改，都變成了私有產權。而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這些老工人社區多數都被拆遷，他們也從而變成了高速城市化的獲益者。

　　但這種獲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代價就是，鄭西坡的孩子鄭勝利，已經失去了成為侯亮平、陳海的機會，只能頂著一個殺馬特發型，在法律邊緣游走，成為城市非主流人群。劇中對鄭勝利的結局安排得還算好，但實際上，更多城市下崗失業家庭的孩子要么逐步淪為社會底層，要么成為鄭勝利這樣的流氓無產階級。

　　在北京國安和上海申花的球迷中，充斥著大量的鄭勝利。他們出身工人家庭，被改革的大潮甩下列車，但在外來人口面前，他們仍然保持著殘存的優越感，與其說他們是對自己的球隊忠誠，不如說是他們和自己的城市僅有的共同記憶，也只有球隊了。在現實中，他們從內環被拆遷到外環外，雖然分到了好幾套拆遷房，可以迅速變現，成為城市化的獲益者，甚至是寄生食利階層，但他們父母輩工人階級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早已經蛻變成了對外地人的仇恨。

　　鄭西坡身上工人的自覺與共產黨員的自覺分裂之后，仍然認為政府是人民政府，而他的兒子鄭勝利并沒有這種自覺，他嘴里每次說到人民政府，都是對鄭西坡的諷刺和調侃，因為，對鄭勝利來說，政府從來只是政府，界限是清晰的。

　　鄭西坡可以和陳巖石做朋友，但不可能和沙瑞金、李達康做朋友，是因為陳巖石代表的是鄭西坡還是主人翁的那個時代，而在這個沙瑞金、李達康的時代，他只是老百姓而已。對沙瑞金、李達康來說，鄭西坡無論是不是共產黨員，都不是同志，而是老百姓。

　　就像鄭勝利雖然并不喜歡張寶寶，反而對代表政府的林華華很有興趣，但他也知道林華華是他高攀不上的，他注定只能娶張寶寶。因為，鄭勝利和林華華之間相隔的不僅是政府的權力，更是階級。林華華不僅是公務員，也是拿到了中產階級門票的人，而鄭勝利在林華華眼里，只是流氓無產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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