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作品應該、而且能夠培養高尚的人
——訪著名作家、國家一級編劇 陸天明
核心價值觀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只存在“什么樣的價值觀”的問題
對于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群人,乃至個人來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價值觀都是客觀存在的。價值觀是解決人追求什么、為什么活著、怎么看待世界、怎么評價自己與社會的關系的問題。不論身處何種層次,人都有顯意識或潛意識的價值判斷的標準。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價值觀尤其不可或缺。所以有人說核心價值觀有總比沒有好。這一說法不準確!因為核心價值觀肯定有,任何一個人都有價值觀,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只存在“什么樣的價值觀”的問題。因此,對核心價值觀的討論和思考就很有必要。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一直主導著人民的思想,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它的弊端日益顯現。現在爭論的焦點是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而優秀的文藝作品,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象表達和生動闡釋,能給人以思想上的啟迪和價值上的引領,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
文藝作品應該培養高尚的人,而且能夠培養高尚的人?;貞洰斈?,我們知青義無反顧地奔赴祖國的西北邊陲,要求去支援邊疆,建設偉大祖國,改變邊疆人民的窮苦面貌。
我們當時為什么會那樣義無反顧呢?這和當時受到的教育、讀得文學作品有很大關系,我們真的看了一批很好的作品,如《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年青一代》等,再比如習大大很喜歡的《怎么辦?》,我當年也特別喜歡,書里寫的是俄國一批接受了西方進步思想的貴族青年,立志推翻沙皇,打破農奴制,為俄國爭取民主。為了應付未來的殘酷斗爭,磨練意志,他們冬天不蓋厚被子,只蓋毛毯,在床單下面放鵝卵石,睡在鵝卵石上,被稱為十二月革命黨人。當時我看了很激動,認為這批青年有志氣,我們也要到祖國最需要最貧窮的地方去,改變祖國貧窮落后的面貌。
當年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經常搞哲學研究會,交流讀書心得,思考中國向何處去,討論我們應該怎樣活下去、怎么辦。我們滿腔熱血,毅然選擇報名到新疆去。當時上海第一批知青報名3萬人,批準1萬人,大家都寫了血書。我們不是作為志愿者只待幾年,而是撤消了上海戶口,在大漠深處“駐扎”一輩子!街道黨委曾兩次通知我不要去,要我留在街道當干部,我當時是可以選擇不去。
當時,為了阻止我們去報名,有家長跪在我們面前,甚至有家長給女孩剪陰陽頭。從父母角度看,上海比香港繁榮,上海家長怎么能想象子女去荒涼的大西北,在孫悟空取經的路上過一輩子呢?
我們約定火車開的時候誰也不許哭。盡管站臺上親朋好友哭成一片,我們還故作堅強,假裝笑容揮手告別。但當火車開出站臺,看不到家人的身影,告別了上海,告別了黃浦江時,車廂里面開始哭成一片,大家高唱著“再見吧媽媽,別難過 莫悲傷”這首二戰時期蘇聯青年上戰場的歌曲離開上?!,F在回想起來,都覺得那個場面很悲壯。
我當時去的是新疆兵團農七師130團11連,在那兒當農工種地,那里離團部還有5公里。當年連隊有很多北大清華北航的畢業生,雖然我們吃了很多苦,但知青的確對邊疆的發展,尤其是對教育起了很大作用。時至今日,兵團的基礎教育,也可以說比中國一般農村要強?,F在兵團的團長政委這一代,相當一部分是知青培養的。兵團真正意義上的農場高中,也是我們知青開始創辦的。
所以說,思想上的“潛移默化”對我們后來的人生軌跡產生了很大影響。好的文學作品對人、對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有很大作用。
我的文學觀念就是要參與變革、推動變革,絕不做袖手旁觀人!
我們這代人,或者說當下的幾代人,有幸以及不幸都是處于中國極度變革的時期。改革開放給社會帶來的變化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計劃經濟年代排大隊買黑白彩電到今天隨處可見液晶屏的彩電;從曾經自行車是奢侈品到今天國人可以購買私家車;從跑郵局寄信到目前電子郵件、微博、微信使人天涯咫尺。
變革,也許也會帶來一些矛盾,讓一些人無所適從。但總體來說,變革給所有人了更多的活路和活法。每個人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潛能。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要考慮:身處國家大變革,我能為變革做些什么?
這些年我在個人創造過程中,一直堅持貼近現實的理念,堅持現實題材創作。曾經在進入新時期后,我也寫過一段時間所謂的純文學作品,創作過完全以脫離社會現實為榮的作品,不考慮為誰服務的問題。因為那時候作家考慮為誰服務似乎很“低檔”。但我后來深刻反思:整個中華大地都處于激蕩的變革大潮中,為什么要躲開呢?自己也是中國的一份子,難道對于中國發生的一切不負有責任嗎?對于別人生活的好壞就不應該起點作用嗎?
我們不能左右變革,或者說操縱變革。但總有一種聲音反復回蕩在心間:面對百年不遇的歷史變革個機遇,我要對這場變革多少起點作用,推動其發展的更好。于是便轉向創作貼近現實的文學作品。如大家熟悉的反腐三部曲《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等,無不反映社會現實。所以,我的文學觀念就是要參與變革、推動變革,絕不做袖手旁觀人!這也是我所有努力寫出的作品的根本目的?,F在想起來,自己這么些年在責任心的鞭策下,所從事的創作,其實就是在踐行核心價值觀,這種踐行更多的是一種責任和使命。
文學不能回避“為誰服務”的問題
在文學界,迄今為止,關于文學立場的問題,一直都存在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學就應該更多關注自我,文學要是關注社會、關注現實、關注他人,就不是純文學。事實上,文學立場與核心價值觀是有關系的,因為文學避不開要談“為誰服務”的問題,即使不談,實際上也在“為誰”服務。比如有些人,就在為西方某種政治服務,尤其是在學術界,這很明顯。還有一種,就為自己服務。難道說為自己服務就比為勞動人民服務高尚嗎?文學就只有為自己服務才高尚,為人民服務、替弱勢群體說話就不高尚?不見得!這個問題,大家似乎都在回避,但事實上,這是不能回避的。
中國文學作品,現在難出大家、難出優秀作品,很大問題就出在文學立場上。作家心中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人民的前途命運,是難有大作問世的。反觀世界各國文學史,所有的文學大家和他們流傳至今的經典著作,除了一些詩歌,無一例外都是與國家和民族、人民的利益緊緊關聯的。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聞名世界,被譽為“再現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圖景的鴻篇巨著”。如果馬爾克斯不是反映拉丁美洲一個世紀以來風云變幻的歷史,誰會為之感動?
中國的唐詩宋詞流傳千年,是純文學,但是大詩人常有關注黎民百姓的詩句。如“詩仙”李白,生于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里既有建立不世功業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朝廷黑暗的抨擊。即便是有些詩句描寫的是花前月下,但其中也生滲透著對他人的關懷,反映著人類普遍的感情,百姓的生活的喜怒哀樂。
中國當代的文藝作品,要回應人民關切。這是我國多年來,無論是革命文學還是無產階級文學,一直堅持的優良傳統。文學絕對不能是游戲文字。作家要對得起人民賦予的責任,文學離開了人民必然會被人民所拋棄。作家如果不能代表自己的國家、人民與時代,那么他所創作的文學就會被人們所拋棄,會成為“棄婦”。在面對國家巨變的時候,我們更加要呼喚那些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和人民一起來謀求時代的進步,推動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
緊密貼近現實,一方面容易產生永恒的作品,另一方面作品也才會有生命力,才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具有的品質。我們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國夢,同樣如此。作家、藝術家應站到一線去,去表現那些努力為中國明天而奮斗的人,去表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給人性帶來變化的現實,這是當代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如不這樣,再過三五十年,在文學作品中,只看到作家個人的小哀怨,小情調,小呻吟,但卻看不到幾十年、上百年前整個中國、整個民族在怎么活著。那時候后輩們會不會質問我們:你們當年干什么了?我們只能從新聞報道、歷史著作、其他文件中看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中國的狀況,看不到前輩是在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在生活、在奮斗。那時,我們將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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