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張 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高建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李國平 (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小說評論》雜志主編)

　　王 杰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

　　王家新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詩人)

　　核心閱讀

　　在當下的文化領域，“躲避崇高”已非個別現象，反而成了某種時尚，放縱欲望、淡漠理想、娛樂至死的風氣日漸乖張。言及崇高，不僅很難引起共鳴，甚至還會遭到嘲笑，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過去30多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了一個越來越強大又對未來充滿夢想的民族。這是一個充滿崇高精神的過程，需要產生具有崇高精神的、大氣磅礴的作品

　　崇高的內在精神和氣質，也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志”，這種“心靈”之志是我們能夠抵御“市場原則”“叢林法則”的最重要的依托

　　我們是屈從于物質生活的消解性力量，還是奮力從虛無中創造出意義?我們的寫作怎樣重新通向希望?是為了給消費時代做文化點綴，還是堅持逆流而上，以我們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詩人對其“天命”的承擔之中?

　　張江：崇高是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在過去的文學中發揮過巨大作用，成為許多作家的自覺追求，今天卻很少有人談及，甚至有些人還要刻意遠離崇高、調侃崇高、貶損崇高。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每個時代又有每個時代獨特的美學追求，這當然不錯。但是，文學的更迭演進，總的趨勢一定是向上的，不會也不應該將有價值的東西統統推翻，更不能以犧牲文學的根本為代價。面對崇高的缺失，我們當然要問，崇高真的過時了嗎?當下的文學不再需要崇高了嗎?

　　崇高面對的多種威脅

　　高建平：崇高這個范疇在西方最早來源于古羅馬時一篇假托朗吉弩斯之名的作品，用來指偉大的風格。后來，英國美學家博克將崇高與優美對立，說崇高的對象是巨大和力量。這個范疇到德國哲學家康德那里，得到深刻而全面的闡釋。康德認為，崇高是人的理性對當下有限性的超越。

　　在當代社會，美學上的崇高受到了多方面的威脅。第一種威脅是機械主義的價值觀。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原本所具有的靈韻消失了，不再具有一種使人敬畏、使人感到神奇的力量，而成為日常用品。宗白華曾深情回憶說，他在《蒙娜麗莎》前曾幸福地站了半小時，如今，逼真的復制品畫像可以成為尋常的招貼畫，這種感覺也就一去不復返了。機械復制還造成一種對機器力量的崇拜。在各種各樣的自動化的機器面前，人的獨創、靈感，生命的激情不再張揚，出現了一種法國思想家利奧塔所說的“非人”的狀態。

　　第二種威脅，是消費主義所造成的沒有深度的“華美”的盛行。在市場競爭之下，產品設計和光色運用產生了“美的世界”。正如德國美學家韋爾施所說，無所不在的華美的外觀，使世界失去了真正的美。這時，藝術所需要的，是給人以警醒。

　　第三種威脅，是形式主義美學，即精致、整齊、小巧的過分追求。固然，我們應該牢記，細節決定成敗。但無論在文學還是在各種藝術之中，過分追求細節，進而流于瑣碎，就會有失大氣。畢竟，還是要內容大于形式，要有內在的美，克服形式主義的追求。

　　在當代，對文學的崇高構成更大威脅的，是一種現代犬儒主義。原本，犬儒主義含有超越世俗的對德性的追求的意味，但后來卻演變成憤世嫉俗、放浪形骸，再進而演變成裝模作樣、裝瘋賣傻、賣弄巧智。通過瘋傻、搞笑甚至自我貶低來揭示生活的虛偽之處，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當這種寫作成為潮流，并且與消費時代相互張揚，就構成對文學精神本身的解構。犬儒主義在本質上與文學所需要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浪漫的激情相對立。通過搞笑來給讀者撓癢，畢竟是不能持久的。

　　過去30多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了一個越來越強大又對未來充滿夢想的民族。這是一個充滿崇高精神的過程，需要產生具有崇高精神的、大氣磅礴的作品。

　　面對中國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學所要做的，不是去迎合，而是要使社會警醒。這時，更加需要具有沖擊力的，能引起震撼，揭露官僚主義、奢靡腐敗以及各種社會丑惡的作品。

　　文學畢竟不是一次性消費品，不是用完就扔的紙巾。博人一笑固然好，但文學還是有著永恒性的追求，具有永久的魅力。

　　破除偽崇高不等于遺棄真崇高

　　張江：我們承認，在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崇高曾經被引向歧途。缺少人性溫度的“高大全”“假大空”一度被視為崇高的標志。這種人造的“偽崇高”嚴重敗壞了人們的胃口，對它的清算和反思符合文學發展的需要。但是，破除偽崇高不等于遺棄真崇高。歷史發展的極端之處就在于，它在清算偽崇高的同時，將真正的崇高也一并拋棄掉了。

　　李國平：崇高的精神追求與美學向度，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也是體現于歷代名家名作中的精神氣韻。由莊嚴、高尚、博大、雄渾等元素構成的崇高美，是中國歷朝歷代的文人必欲追求的，更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作為一種民族的精神氣蘊、時代的美學標識，崇高的美學血脈一直貫穿新中國的文學，是新中國文學的主旋律和主色調。

　　然而，當代文學在演進過程中，伴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復雜多變，尤其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的精神形態與生態都處在不斷的裂變中，不斷泛化，持續分化，乃至出現了樣態的混雜與形態的混沌。其中一個顯著的傾向，便是崇高遇冷，崇高缺失。在許多文學創作者和批評者那里，避談崇高，羞談崇高，似乎崇高只是一個古典的概念，只屬于過去，現在已經不合時宜了。

　　崇高的缺失，與對新時期文學精神的誤讀、曲解有關。新時期文學曾經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得時代風氣之先，為否定“文革”造神運動和“假大空”文學做出了突出貢獻。就是在破除個人迷信、反極端英雄化、反“假大空”文學的思潮中，文學開始有意消解崇高，疏離崇高。這實際上是對新時期文學精神的誤讀和曲解。破除偽崇高并不等于不提倡真崇高，相反，要大力弘揚崇高，賦予文學以深沉、剛勁、宏大的追求。新時期文學伊始，魯彥周、蔣子龍、張承志、張煒、路遙等一批作家的創作，抒寫著平凡中的崇高，謳歌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力量，他們的創作，是對偽崇高的否定，是對崇高傳統的接續。今天，應該糾正關于崇高的誤讀和曲解。

　　討論崇高的缺失，不能回避的是“躲避崇高”的思潮，它始于對王朔小說個案的討論，但卻以思潮形態流布深遠。應該承認有些對王朔創作的描述和判斷，是客觀而準確的，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是反思王朔作品不足的提法，卻又在流傳中轉換為不無曖昧的對王朔作品某種情緒和傾向的激賞和推廣。如果說，王朔的“躲避崇高”在嘲諷和調侃的層面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這種意義也多局限于消極層面。現在看來，躲避崇高這一思潮并未給中國文學帶來多少積極意義，相反，卻留下了相當多的消極影響，應該好好予以反思。

　　毋庸諱言，在當下的文學、文藝與文化領域，“躲避崇高”已非個別現象，似乎已經形成一種傾向，乃至某種時尚，放縱欲望，淡漠理想，無病呻吟，利益至上，宣揚個人意志，渲染物質主義，熱衷娛樂至死的風氣此起彼伏，日漸乖張。談論高尚，言及崇高，不僅很難引起共鳴，甚至還會遭到嘲笑，這是極其不正常的現象。

　　寫出“日常生活的崇高”

　　張江：在一般的理解中，崇高是和英雄偉人聯系在一起的。凌云壯志、沖天豪情，以非凡的氣魄和壯舉改寫歷史，這當然是崇高。但是，這只是崇高的一面。崇高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蘊含的崇高。并且，在遠離戰火硝煙的和平年代，在億萬普通人成為歷史主角的時代，這種“日常生活的崇高”已經是常態和主流。作家和藝術家應該善于在波瀾壯闊的歷史之中，從細微和平靜的褶皺處發掘崇高。

　　王杰：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句話，“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我們面前應有盡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因為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也是一個變革和發展的時代，舊的價值尺度瓦解和崩潰了，新的價值尺度和規范又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文學可以而且應該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塑造面向未來的情感模式和審美品位。

　　崇高既是一個關于風格的概念，也是一種審美形態，在社會現代化的早期階段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文化經濟時代，崇高都是人文學科和文學批評的核心概念。但是，在我看來，啟蒙主義時期的崇高和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崇高，與我們今天文學和生活中的崇高，是三個內涵上有區別和差異的概念，三者的混淆也是目前崇高問題顯得十分模糊和混亂的原因。

　　我主張用“日常生活的崇高”(特里·伊格爾頓)來概括和表達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的崇高，這既不是啟蒙主義“宏大敘事”的崇高，也不是后現代“黑暗”和“絕望”的崇高，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在承受社會的巨大壓力和歷經人生的諸多磨難時，雖然傷痕累累，卻仍然滿懷信念，善良而正直地生活著所呈現出來的那樣一種人性之光，這是一種為千千萬萬“小人物”所踐行的崇高。在魯迅、沈從文等作家的筆下我們感受到這種崇高，在賈樟柯、周曉文的電影里，在汪曾祺、莫言、畢飛宇的小說中，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我們都能感受到這種崇高，并從中得到某種感情的升華和“凈化”。

　　在哲學“碎片化”和“科學化”的時代，文學和藝術是寄托人性溫情，對現實流俗和時尚潮流進行抵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文化存在。它們以現實生活中有意義的審美經驗為基礎，在經濟全球化排山倒海的強大壓力下，奇跡般地挺直腰桿，并開出令人充滿敬意的花朵。這就是“日常生活的崇高”，它給在現實泥濘中打拼的人們以溫暖和信心。

　　早在古羅馬時代，朗吉弩斯就說過，“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這句話在我們的當代文學和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崇高的內在精神和氣質，也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志”。在物欲橫流的世界，在個體的各種欲望都可以在金錢的幫助下充分釋放的時代，這種“心靈”之志是我們能夠抵御單一的“市場原則”“叢林法則”的最重要的依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這種真正的文學充滿了敬意和感激。

　　建立中國式的崇高

　　張江：崇高是一個普遍的范疇。西方美學家首先提出這個概念，并作出了理論闡釋。其實，在中國古代，孟子就提出諸如“大”“圣”“剛”的概念，提出要養“浩然之氣”，說的就是“崇高”。從這個意義上講，崇高從來就是中國美學的一個重要范疇。

　　王家新：作為一個美學概念或范疇，“崇高”并不只為西方美學、西方悲劇藝術所特有。在中國詩歌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崇高”也始終是它的一種精神向度，而這和歷代中國詩人的命運與職責深刻相關，尤其是和一些偉大的詩人想要照亮和提升一個民族的心魂的努力有關。在這里，我首先想到屈原。屈原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文人詩人，他的詩歌一開始就達到那樣的高度和感人程度，在今天看來仍有點不可思議。他的一顆詩心，他的憂患意識，奠定了中國人最基本的情感結構。他對真理不惜任何代價的追求和決絕之心，形成了一個民族最高貴的品質和風骨。他在《離騷》和《天問》中那種偉大的想象力和追問精神，也極大地拓展和提升了我們生命的維度。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一種偉大詩歌才能提供的尺度、邊界和回聲。

　　屈原作品中貫穿的高貴品質和崇高之美，構成了中國傳統“詩言志”最可寶貴的精神內核。更為深刻感人的是，屈原以他的全部生命，甚至以他最后的投江自盡，賦予了他的崇高追求以真實性和感人性。我們知道，在《離騷》的最后，就出現過這樣的詩句：“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詩人在對現實絕望之余要前往他的烏托邦，但是他的馬卻不愿跟他一起前行了。那“蜷局顧而不行”的姿態和生命痛苦令人震撼，正是它將一首詩、將一個詩人的崇高品格推向了高潮。

　　在當下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是屈從于物質生活的消解性力量，還是奮力從虛無中創造出意義?我們的寫作怎樣重新通向希望?這些年來，人們對“后現代”的擁抱，對于原有的神話、價值和意義的消解，對于“崇高”的調侃，已使我們回到一個所謂“平面”上來。但是，當一種淺薄的時尚裹挾著我們前行的時候，我們是否已忘了應該“有所選擇”?我們為什么寫作?是為了給消費時代做一些文化點綴，還是堅持逆流而上，以我們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詩人對其“天命”的承擔之中?

　　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們有不少“流著淚迎接早霞”的詩人，他們是敢于說出“除了偉大別無選擇”的一代。但是現在，我們打開的精神維度是不是變得萎縮了?或者說，我們是不是有點混淆了蚊子的哼哼與繆斯的歌唱?

　　張江：在今天這樣一個審美多元化的時代，我們當然不希望所有的文學都是一副面孔、一種風格。但是，倡導審美多元化、風格多樣化，并不是要讓低俗取代高雅、猥瑣消損崇高。文學無論分化出多少種風格，它的核心價值依然是引領人、提升人，讓人向著宏闊、高尚、博大的精神之地進發。就此而言，崇高又不僅是一種風格概念，它更是一種精神氣韻、靈魂色彩。如此意義上說，崇高應該成為所有作家和作品的執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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