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與權力

　　——在“中國現當代大眾文化、通俗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史關系研究”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人不知道受何人委托，勉為其難，對今天這個隆重而簡樸的會議，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認為今天的會議在中國通俗文學研究史上，可能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

　　這么多年以來，我們這一代學者，都在范伯群先生的引導下，進入了通俗文學的研究領域，并且獲得了一種全景式的觀察視角。這些年，我除了具體的研究之外，也努力把視角拉高拉大，企圖像范伯群先生和嚴家炎先生那樣，全盤觀察。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研究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個勝利，以范伯群先生的《填平雅俗鴻溝》的出版為標志。我認為這個“鴻溝”已經填平了。

　　這個會議絕對具有戰略意義，會議的標題非常大氣、樸實，涵蓋了研究通俗文學以來所能涉及到的最大的外延：大眾文化以及整個現當代文學史。這正是我們這么多年研究通俗文學所追求的結果。這次會議邀請的學者不多，論文不多，但豐富性卻超出了以往的類似會議。以往的會議，基本局限于鴛鴦蝴蝶派、泛鴛鴦蝴蝶派、舊派通俗小說，今天大家討論到了網絡文學、電影等等，基本囊括了現當代文學史和大眾文化的種種類別。

　　我們還要關注下一步，要反思當下的問題。我們以前一直關注“壓迫”，通俗文學感覺一直受到新文學的壓制，研究通俗文學感覺受到研究新文學的“壓迫”，這個階段是不是已經過去了?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控訴”，但我們現在要增加新的話題。我們現在是否有一點缺乏對通俗文學和通俗文學研究自身的批判性?我以前認為通俗文學受到新文學無理的批判和壓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這個道理已經基本澄清了，已經沒人反駁這一觀點了。我本學期在北大開設“張恨水研究”的課程，我提出一個問題：當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后，我們再反思：當年新文學對通俗文學的批判，完全沒有道理嗎?這是否是一個新的學術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反駁了如茅盾、阿英等人粗暴的東西，但他們的批判里面，除了個人的學識、立場、情緒之外，有沒有一個宏大的東西?

　　所以，朱壽桐兄從整個漢語文學的視角，來討論雅俗問題，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我們談來談去，還是文學史的背后的權力問題。我這學期出版了一本我個人版的文學史，是我上課的講稿錄音整理而成，我追求講課的現場感。文學史就是權力史，當然不是簡單的政治斗爭。一個作家在文學史中占一段還是占一章，這決定于權力、體現著權力。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都有對權力反抗的本能，但往往事隔多年之后發現，當年的“反抗”，恰恰也是“認同”。已經有專業論文研究表明，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有與北洋政府的“合謀”，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金錢的贊助。所以盡管我們反抗的立場是真誠的，要堅持這種立場，但有時候要保持一份自省，不能太夸大這個立場。我很欣賞馬季兄的網絡文學研究，他的研究有一個很大的視野，里面談到國家話語的問題，這個題目很吸引我。他所提的“國家話語”，不是政府話語，是代表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中國形象的“國家話語”。

　　我們整個通俗文學研究要避免“進化論”的邏輯，似乎越來越好，這是學術研究需要反思的。我們現在不能僅僅局限于反抗過去式的權力，真正應該反抗的是對自身有威脅的實物。馬季說，既要研究“同”，也要研究“異”。我們現在仿佛看到了很多似乎個性化的東西，這是我們閱讀層面的一個效果，但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個體創作背后全部有團隊的參與打造，團隊背后還有巨大的權力存在，有的權力是以政治面貌出現，有的權力是以資本面貌出現。只要參與任何一個平臺或者某個活動的打造，就可以發現背后有或大或小的資本的運作，這樣那樣的運作無所不在。無論一部電影還是一部電視劇的制作，哪怕一個小作家的推出，大都是資本精心打造的。由于現在傳播平臺的不同，是否導致了文學在根本意義上的不同?從丁亞平老師講的當年的軟性電影，到今天馬季講的網絡文學，能否發現一些一以貫之的東西，即通俗文學與權力的關系。

　　通俗文學與權力的關系似乎比新文學與權力的關系更曖昧，因為通俗文學在表層上就回避反抗。這學期上張恨水的課，與研究生一起逐步分析張恨水的作品，研究張恨水的思想。張恨水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他為什么不敢那樣直接表述?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可能不是政府，他怕的是讀者。讀者本身也構成一種權力。陳艷的報告是非常中規中矩的學術論文，講《北洋畫報》與讀者的互動性，與網絡文學與讀者的互動很相似。更理想的網絡性是一邊寫一邊讓讀者參與，即時互動性。這種互動性影響小說創作，干預小說進程。這是認識文本的深層價值所在。我們要肯定通俗文學的認識價值，這有時候比歷史記載更能直接體現那個年代的實際狀況。看了張恨水、劉云若的小說，我們就可以了解當年真實的物價。看了《春明外史》，就可以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歷史情況。通俗文學研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陳艷的報告對天津研究很重要。現在有一批學者的天津研究做得非常好，例如張元卿他們。在通俗文學研究的帶領下，對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呈現出了像樣的規模。若只研究曹禺的南開，是無法展現天津這個城市的。一定要把通俗文學和曲藝都包括進去。我也贊同李今說的不能把什么都寫進文學史。她是從操作的層面上解釋的，我是從權力的層面上解釋的。

　　我們都主張平等，但還須直面現實，現實是一種權力關系。權力關系永遠是不平等的，變動的，靠的是博弈。各種文學力量在不同的時代都在博弈，而博弈的內在原因，要經過后來的學術研究才能知道。當時的學者是無法看清的。可以說，文學史也是博弈史，是不同文學力量之間較量的斗爭史。今天的會議可能標志著我們走出以前單純研究通俗文學的時代，走向一個從整個文學史視野能夠超越雅俗來研究通俗文學的新的時代。

　　(201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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