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寫過，魯迅先生很早就獲得了表達上的自覺。這種自覺其實不僅僅是語言上的，還有對象上的。在他的時代，先生未曾涉及的方面少之又少。當年在上海灘，魯迅先生是比較愛看電影的，翻檢先生這個時期的日記，當可強化這一印象。

　　自然，先生也就有關于電影的論說。關于外國電影之所表現，先生有三點簡明的總結：“洋俠客的勇敢”、“野蠻人的陋劣”、“洋小姐的曲線美”。這三點中，末一點又有不斷的擴展：“幾條腿不夠了，于是又一大叢;又不夠了，于是赤條條”。

　　這是寫于整整八十年前的總結，如此漫長的時間里，電影技術的進步可謂日新月異，但是內容呢?以“好萊塢”為標簽的外國電影，卻仍始終在在這三點中打轉轉。

　　我是一位對新中國的舊電影有著“懷舊”情結的人，據我了解，有此情結的還大有人在。至于為什么會懷舊，那原因恐怕不能完全統一吧。在我，令人著迷的是那些電影的剛健質樸，陽光，人民史觀。而那些對于這種懷舊深惡痛絕的人們，嘮嘮叨叨的說詞中，歸結起來不過是：沒有小資情調(或者說不濃)，不講所謂一般的人性，反映的多是“烏合之眾”。

　　新時期講的是新，講的是接軌，看齊，電影市場也不例外。那結果就是“國產電影”成為“外國電影”的附屬。張藝謀超生事件在媒體上消停不久，以電影《歸來》而強勢高調歸來，對這部電影，評論很多，依據魯迅先生的三點論，也就是反映“野蠻人的陋劣”這一類而已。不過，那些吹捧與自吹，卻是在刻意回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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